漢景帝對抗竇太后的策略
——以 “傳位梁王” 事件為中心

鄭運超

（河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關于漢景帝 “傳位梁王” 事件的研究，多從竇太后溺愛幼子梁王劉武、 漢景帝的隨意許諾等角度出發。 吳小強、張銘洽的《西漢竇太后的黃老思想與趙文化》一文認為，竇太后的溺愛導致了梁王劉武的悲劇[1]（9）。 李娜在《漢梁孝王的皇帝夢及其原因探析》一文中從竇太后的視角出發， 介紹了竇太后的早年經歷， 說明了竇太后之所以立梁王為皇太弟的深層次原因是竇太后的出身、 見識和性情所形成的 “農家樂” 思想[2]（60-61）。 儲軍軍的《漢景帝傳位梁孝王事件發微》一文從西漢皇位繼承的角度出發，論述漢景帝經過種種抉擇后，最終選擇了嫡長子繼承制，放棄了梁王，對漢朝的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81-83）。 劉宇辰的《西漢景帝朝改革與漢景帝歷史地位新論》一文分析了漢景帝在 “七國之亂” 后開始處理以周亞夫為首的軍功貴族，以及削弱以梁王劉武為首的諸侯王的原因[4]（29-34）。 以上研究從親情、皇位繼承制度、政治等方面論述了漢景帝與梁王之間的關系。在 “傳位梁王” 事件的過程中，竇太后始終是和幼子梁王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以上研究并沒有將漢景帝、竇太后、梁王以及周亞夫等人有機地結合起來，綜合看待 “傳位梁王” 事件的始末極少甚或沒有研究。在整個過程中，面對竇太后和梁王劉武的攻勢，漢景帝是如何采取措施，采取何種措施，最終避免了將皇位傳于梁王。

歷朝歷代，外戚勢力都是皇權的延伸。 在西漢，一方面，“外戚集團是加強君主專制統治的重要實力”[5]（44），例如漢高祖時期，呂后幫助漢高祖劉邦誅滅了諸如韓信、彭越等異姓王；另一方面，外戚勢力的成長過于迅速，也會威脅到皇權，例如漢惠帝劉盈即位后，其母呂雉把持著朝政不放手，大肆誅殺劉姓宗室，如：趙王劉如意 “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6]（397）；后來的趙王劉友被呂后 “幽死于邸”[7]（99）。 同時，呂后還分封呂氏家族的子弟為王侯——“乃立兄子呂臺、產、祿、臺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7]（95）。 公元前180 年，諸呂之亂雖然被陳平、周勃等一干老臣平定，然而，從高祖時期呂氏一族勢力的強大就能看出， 西漢的政治環境從一開始就是十分適合外戚生長的。 經過文景兩代幾十年的發展， 以竇太后為代表的新一代外戚發展起來。

一、關于竇太后其人

竇太后其人出身寒苦，據史書記載，竇太后是清河郡觀津縣人。早年竇太后的父親墜河而死，其弟竇廣國幼年時期，就和竇太后分離，四五歲時 “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8]（1973）。 后姐弟兩人歷經種種磨難，才最終團聚。 在成為漢文帝的皇后之后，竇太后也并非受到文帝的全部寵愛，當然，作為封建帝王，這也是不可能的。特別是竇太后失明后，這種情況更為嚴重，“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毋子”[8]（1974）。竇太后早年父母雙亡，幼弟遭人拐賣，嫁給漢文帝后，處在深宮中得病失明，又失去了漢文帝的寵愛。這些遭遇，使得竇太后格外看重自己的家人，對于家人的愛護，在她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史料中其對家人的看重記載頗多。 對其早就去世的父母，竇太后 “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8]（1973）。對自己的兄弟，竇太后 “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8]（1974）。 對于自己的幼子梁王劉武，竇太后 “愛之，賞賜不可勝道”[8]（2083）。 對于自己的女兒館陶公主，竇太后 “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8]（1975）。早年的經歷使得竇太后形成了一種尤其重視家人的性格， 這是其支持梁王劉武承繼帝位的思想來源。

二、漢景帝對抗竇太后的措施

（一）分化竇氏家族

漢景帝劉啟是漢文帝劉恒的嫡長子， 為竇太后所生，公元前180 年被立為太子，公元前157 年承繼帝位。漢景帝即位初，就 “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群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6]（439）輕徭薄賦，與匈奴和親，漢景帝表現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風采。 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漢景帝都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來解決。關于漢景帝傳位于其弟梁王事件的開端時間是公元前154 年， 在漢景帝一家人的宴會上，“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后傳梁王’”[9]（2839）。 漢景帝之所以說出這樣一句話， 與帝位的繼承制度和當時的形勢有關。首先，漢景帝的父親漢文帝是以外地藩王的身份入京承繼帝位的。 梁王劉武作為外地藩王，按照傳統，也應該是有資格的。其次，當時關東諸侯國林立，漢景帝勢必要拉攏一部分諸侯王，才能防止叛亂發生后，自己不至于被完全孤立，而劉武作為漢景帝的親弟弟，自然是其首先要拉攏的對象。無論如何，在場的竇太后和梁王聽到這句話后，都十分高興。 竇太后的侄子魏其侯竇嬰則表示了反對：“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盵9]（2839）對此呂思勉先生認為，竇嬰 “乃特以折竇太后耳。 謂有天下者必家，家必傳子，固非漢世儒者意也”[10]（605）。 由此可見，“家必傳子” 是竇嬰十分堅定的政治主張。 后竇太后因為此事 “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9]（2839）。 由此可見竇太后此時的權力之盛。 同時，竇嬰的表現也進入了漢景帝的視野，竇太后與竇嬰兩人政見的不合正是漢景帝可以利用的一個矛盾點。 公元前153 年，劉榮被立為太子，因是栗姬的兒子，故史稱栗太子。竇嬰被漢景帝起用，“使魏其侯為太子傅”[9]（2840）。竇嬰本是竇家人，現為太子太傅，這就在無形之中，分化了竇氏家族，這正是漢景帝劉啟對抗竇太后的一種措施， 假如竇太后想要再次提議立梁王劉武為皇太弟，勢必是要通過竇嬰這一道屏障。事實上，事情的后續發展確是如此，后栗太子被廢，作為太子太傅的竇嬰就表示了堅決的反對。 不過當時的情景已經是另外一種狀況， 具體情況在下文會有相關論述。

（二）利用吳楚叛軍削弱梁王勢力

西漢文景時期， 中央與藩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據史書記載，漢初地方的諸侯國 “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11]（394）。漢初中央所占有的郡只有 “三河、東郡、潁川、南陽。 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11]（394）。 這十五郡中，還有公主列侯的食邑，漢廷中央實際控制的土地更少。呂思勉先生曾說：“至文、景之時，功臣外戚之患皆除，而同姓諸王，轉為治安之梗也。 ”[10]（78）翦伯贊先生也有言：“自惠帝、呂后，歷文、景之世，迄于武帝初年，都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斗爭的時代。 ”[12]（297）這說明，漢景帝時期，中央與地方諸侯的矛盾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 梁王劉武作為地方諸侯的代表之一，也是不可違逆歷史大勢的，這也是漢景帝削弱梁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近代的諸多學者對相關方面的研究也說明劉武的梁國是一個實力十分強悍的諸侯國。劉洪生的《西漢諸侯國梁國芻議》認為，漢景帝時期， 梁國在梁王劉武的經營下已經達到最強盛時期[13]（13-15）。 李玉潔在《西漢時期的梁國、梁王考》一文中說明了梁國在西漢時期軍事位置上的重要性[14]（199-200）。 程有為的《西漢梁國史初探》一文從王系、疆土、都城、政治、經濟、文化六個方面考察了梁國的歷史發展過程[15]（71-78）。 薛瑞澤在《漢代梁國的社會文化風貌》一文中認為，梁國在西漢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梁國的經濟 、社會文化豐富多彩 ，農業經濟 、商業經濟給王國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6]（13）。 以上研究從經濟、政治、文化、軍事方面論證了梁國在西漢時期的重要性。 由此也能說明，漢景帝時期，梁王劉武具有足夠的資本和漢景帝抗衡， 再加上其母竇太后的支持，爭取帝位對于梁王劉武來說，是十分有希望的。

漢文帝時期，賈誼曾上書《治安策》，提出了 “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的措施。 漢文帝接受此建議，于公元前164 年，“立齊悼惠王子六人、 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7]（127）。 與此同時，為了應對來自吳楚地方諸侯的壓力，漢文帝又接受賈誼的建議，將自己的兒子淮南王劉武徙為梁王，“其明年， 徙淮陽王武為梁王”[8]（2082）。 公元前154 年，吳王劉濞聯合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辟光、淄川王劉賢、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等劉姓宗室諸侯王，以 “清君側，誅晁錯” 之名發動叛亂。梁王劉武的藩國正處于戰線的前段， 梁國與吳楚聯軍的廝殺十分激烈，“吳楚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8]（2082）。同年，漢景帝派太尉周亞夫出兵平叛，“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8]（2076）。 周亞夫堅守昌邑，劉武數次催促其出兵，周亞夫總是不為所動，“梁上書言景帝， 景帝使使詔救梁。 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8]（2076）。事實上，漢景帝和周亞夫這對君臣應該已經達成了某種默契，按照史書的記載，漢景帝是事先就了解周亞夫的用兵策略的， 因為出兵之前，周亞夫曾 “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愿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显S之”[8]（2076）。從這條史料中，可以看出，周亞夫的用兵策略是 “以梁委之，絕其食道”。 在平定吳楚 “七國之亂” 的過程中，周亞夫確實是采用了絕叛軍糧道的軍事策略。 從 “上許之” 一句也能看出，漢景帝對于周亞夫的軍事行動是十分清楚的。 因此，雖然周亞夫在此過程中，數次違背漢景帝的旨意，然而平定 “七國之亂” 后，漢景帝也并未秋后算賬，并任命其為丞相。后周亞夫被漢景帝誅殺， 應是皇權與相權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所造成的結果。 秦進才在《周亞夫與栗太子之廢新探》中認為周亞夫的死和固爭廢栗太子沒有直接關系， 主要原因是周亞夫多次違背漢景帝的意愿， 由此漢景帝為了太子劉徹的上位掃清障礙， 因政治原因誅殺了他[17]（9-11）。 郝建平的《略論周亞夫》一文也認為周亞夫的死是皇權和相權矛盾斗爭的結果， 梁王劉武在其中只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8]（70-71）。 這些研究都說明， 周亞夫的死亡最為重要的原因是皇權和相權斗爭的結果，就算沒有梁王劉武的推波助瀾，周亞夫的死也是在所難免的事情。

公元前153 年3 月，“七國之亂” 被平定。從這場戰爭中可以看出梁王劉武的重要性，“吳楚破， 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8]（2082）。 同時，鑒于前期周亞夫和劉啟的默契，此時的劉武雖然戰功卓絕，可是梁國的實力業已被嚴重削弱。梁國實力的削弱，代表著支持劉武的竇太后也失去了一部分籌碼。 公元前153年4 月，趁著梁王還未恢復，漢景帝立劉榮為太子，竇嬰為太子太傅，以鞏固太子之位。這就是劉啟對抗竇太后的第二條措施，利用叛軍削弱劉武的實力，令竇太后失去一部分支持劉武上位的籌碼。 按照田余慶先生的說法，“七國之亂， 是地方割據和中央集權之間矛盾斗爭的決裂”[19]（21）。 那么，漢景帝與其弟梁王劉武的矛盾也會隨著七國之亂的平定而愈演愈烈。

（三）利用新興的外戚對抗竇太后

公元前157 年， 漢景帝劉啟繼位后，“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7]（137）。 此時漢景帝的祖母薄太皇太后尚在，竇太后的勢力還被壓制，一個明顯的證明就是此時漢景帝的皇后是薄氏家族之人。 公元前155 年，薄太皇太后去世，外戚勢力出現了部分空白，竇太后要求增加相應的話語權。 不久，漢景帝就將薄皇后廢黜， 薄皇后被廢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多年無子，“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20]（3945）。 另外一方面，就是薄太皇太后去世后，漢景帝需要扶持一個強大的皇后家族來對抗來自竇太后的壓力。 公元前153 年，漢景帝立劉榮為太子，因其母為栗姬，人稱栗太子，只是當館陶公主劉嫖向栗姬提出想要把女兒陳阿嬌許配給劉榮時遭到拒絕，栗姬表現出了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而漢景帝肯定注意到了這一點，在當時局勢不甚明朗的條件下，栗姬又派人向漢景帝要求封其為皇后。 這樣的一個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外戚肯定是無法承擔來自竇太后的壓力的。

公元前150 年，栗太子被廢。 此時，館陶公主劉嫖已經把女兒陳阿嬌許配了王娡的兒子膠東王劉徹。 漢景帝的動作很快，在栗太子被廢除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50 年， 劉徹被立為太子。 在這一點上，漢景帝成功抵擋住了來自竇太后的壓力。 首先，館陶公主劉嫖是漢景帝的姐姐，也是竇太后的女兒，現在館陶公主把女兒陳阿嬌嫁給了太子劉徹， 也就是說，漢景帝和館陶公主劉嫖達成了政治上的聯姻，用館陶公主可以來牽制母親竇太后。其次，太子劉徹的母親王娡在此過程中，表現出了政治上的成熟，答應館陶公主把女兒陳阿嬌嫁給劉徹就是一個明證。事實證明，漢景帝是正確的，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大興儒術，開始了 “建元新政”，后在竇太后的阻撓下，新政流產。 與此同時，劉徹的皇帝之位也岌岌可危，當時的淮南王劉安已經有入主長安，等待漢武帝被廢，承繼帝位的準備。 關鍵時刻，是他的母親王娡出面給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 婦人性易悅耳，宜深慎之！ ’”[21]（559）總之，漢武帝劉徹的上位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館陶公主劉嫖，一是皇后王娡，而漢景帝之所以這么做的原因，就是要用一個強大的外戚勢力與竇太后相抗衡，以免重蹈呂氏之禍。

（四）利用朝臣對抗竇太后

公元前150 年，栗太子被廢，太子之位的空缺使得竇太后重新開始謀劃梁王成為皇位繼承者，“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后嗣”[8]（2084）。 此時的梁王劉武聽聞太子被廢，也來到了長安。 “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8]（2091）。 梁王劉武來到長安的目的，漢景帝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其兌現當初 “千秋之后傳梁王” 的諾言。 在漢景帝劉啟、竇太后、梁王劉武見面的宴會上， 竇太后先發制人， 提出要立劉武為皇太弟的主張：“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 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 ’”[8]（2091）在此等危急的情形下，漢景帝只得求助于朝臣，朝臣的代表就是袁盎等通經術者：“罷酒出， 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8]（2091）以袁盎為代表的這些通經術者，十分明白漢景帝的意圖，就在宴會上，論述了 “殷道親親” 與 “周道尊尊” 的不同，緊接著，指出 “殷道親親” 的弊端以及 “周道尊尊” 的益處，這明顯是袁盎等人秉承漢景帝旨意來對抗竇太后， 以防止梁王劉武成為皇帝繼承人。

竇太后雖然還是想立梁王為皇太弟， 奈何由于袁盎等人的阻止，只好作罷，“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8]（2092）。 在此過程中，以袁盎為代表的朝臣成功頂住了來自竇太后的壓力。之后，袁盎等人雖然遭到了梁王劉武的報復而死。 可漢景帝以袁盎等人的死為契機，給梁王劉武扣了個 “謀反” 的罪名，梁王劉武經此一難，躲在封國里不再出來。 關鍵時刻，還是梁國的內史韓安國來到了長安， 對劉啟表示了劉武的忠心，“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后得釋”[8]（2085）。 這件事對劉武的打擊非常之大，后親自來到長安謝罪。竇太后也因此不再提 “立梁王劉武為皇太弟” 這件事。 漢景帝這條措施，是利用朝臣來對抗自己的母親竇太后。

綜合以上，自薄太皇太后去世之后，外戚的權力出現了真空， 竇太后自覺或不自覺地彌補了這一權力真空，政治上，她的話語權增加，多次干預皇位繼承人的人選，想要立其幼子梁王劉武為接班人。面對這樣一難題，漢景帝劉啟采取分化竇氏家族、利用吳楚叛軍削弱梁王劉武的勢力、 利用新興的外戚對抗竇太后、利用朝臣對抗竇太后等措施，成功抵擋了來自竇太后的壓力。 這也就說明了，在西漢，外戚勢力是非常龐大的，一直在干預著朝政。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 漢景帝的這些措施令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上了歷史舞臺，這一點意義非常重要。在 “傳位梁王” 事件中，漢景帝運用了漢廷幾乎所有的勢力，包括諸侯王、朝臣、外戚來對抗竇太后。

那么，竇太后干預皇位繼承人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從歷史傳統來看，在西漢，外戚干政是合法的，呂思勉先生曾有如下論斷：“內任外戚，外封宗室，此漢初之治法也。 ”[10]（63）這是條件，也是竇太后干預皇位繼承人的一個原因。 第二，西漢王朝以 “孝” 治天下，漢文帝對其母薄太后 “親嘗湯藥”，被后人列入“二十四孝” 之一，更是為后世的皇帝做了表率，“孝”的表現之一就是要對父母的順從。漢黃帝出于孝道，也不好直接4 年逆竇。 第三，竇太后本身的性格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是因為其早年的遭遇形成的對家人就要傾盡所有的愛護心理所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