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義組配的構建理據

王紅生（寶雞文理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陜西寶雞721013）

人們普遍認為，“偏義復詞”的所指只跟構成它的兩個實義成分中的一個有關，而另一個成分不參與語義表達。本文擬在前賢研究基礎上討論“偏義復詞”三個問題：第一，“偏義復詞”能否算“詞”或“復詞”？本文不認為“偏義復詞”是“詞”，而是特殊的句法結構，故多稱“偏義組配”。第二，偏義組配潛存的主要特點。這是談論偏義組配其他問題的基礎。第三，古漢人構建偏義組配的理據。這是本文論述的主要目的。

一、偏義組配是特殊的句法結構

“詞”是從言語鏈上切分下來的抽象且概括的語言單位。對缺乏形態變化的漢語來說，判斷由兩個以上的實義成分組成的是詞還是短語并非易事，而單音節詞居主流的古漢語尤其如此。構成“偏義復詞”的兩個實義成分在古漢語中都能獨立成詞，它們組配成的“偏義復詞”是詞還是短語就不好確定。另外，“偏義復詞”有依賴上下文的特征，沒有特定上下文的幫助，也不會出現所謂“偏義”。例如：

（1）a.禮者，謹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荀子·禮論》）

b.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2）a.一曰三農，生九谷；二曰園圃，毓草木。（《周禮·天官·冢宰》）

b.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墨子·非攻》）

（3）a.又游士十八人，奉之以車馬衣裘。（《管子·小匡》）

b.大夫不得造車馬。（《禮記·玉藻》）

以上各例的a、b句下劃線形式都一樣。其中構成a句下劃線的實義成分都跟文意有關，拆分下來都可獨立成詞，因此很難斷定這些實義成分的組配是“詞”或“復詞”，應承認這些組配都是短語。特別有利說明這種性質的是（1a）。（1a）前面先說組配“生死”，后面分別說明“生”“死”如何，這說明“生死”是短語而非復詞。（2a）雖不及（1a）有啟發，也不難得出我們的結論，理由是（2a）的“園”本指種樹的園子，“圃”本指種菜的地方，它們分別跟后文的“木”“草”對應，若把“草木”當成短語，也該認為“園圃”是短語。（3a）中的“車馬”也應分析為短語而不是詞，因為“車”“馬”都是“奉之”的對象，并且二者都能獨立成詞。從句法結構分析，a句下劃線的組配都是并列短語。

b句提供的上下文使人們常把其中下劃線形式看作“偏義復詞”，如認為（1b）-（3b）中的“生死”“園圃”“車馬”的所指分別“偏”在“死”“園”“車”這些成分上。這主要是從讀者角度給出的解釋，因為讀者主要關注組配中哪個成分跟書面語意有關。若從寫者角度分析就有兩方面考慮：其一，從語法形式說，寫者構建a、b句的下劃線組配一樣，都試求選用古漢語已有的兩個實義成分組配成短語結構，沒足夠證據表明b句的下劃線組配是“詞”或“復詞”。只是b句下劃線組配中兩個成分的表義功能或角色不同，這種組配雖不能算并列結構，卻是寫者構造的另類句法結構。從共時態說，a、b句下劃線組配所代表的句法結構在古漢語中并存，它們應代表兩種不同的語法價值。為穩妥起見，本文把b句中下劃線的組配稱作“偏義組配”。其二，從表達內容說，b句中的偏義組配的所指雖然主要跟其中一個成分相關，但不能認為另一個成分是羨余成分，要不然按語言的經濟原則，這個成分完全可以省去不說。寫者之所以在偏義組配的主要表義成分外添加個看起來多余的表義成分，這肯定有表達上的緣故。我們應遵循形式和內容相結合的原則，切實分析寫者使用兩個實義成分構建偏義組配的認知理據。

杜純梓認為，古漢語中偏指的雙音組合是短語而非復合詞，并且這種偏指是特殊的語用現象，而不是抽象的構詞規則，“從嚴格科學的意義說，漢語語法體系中并不存在詞匯層面上的偏義復詞”。[1]這些基本觀點可以接受。偏義組配雖不是構詞層面的“復詞”，卻是句法層面的特殊短語。句法跟語用有關，前者是從后者抽象出來的語法規則，偏義組配也是從古漢人對漢語的使用中抽象出的規則。在語用框架中，口語涉及說者和聽者，書面語涉及寫者和讀者。對相同的話語或書面語，人們可從說寫者和聽讀者兩個方面來理解。古漢語是以書面語形式表現的語言。人們之所以認為這種書面語有些“復詞”“偏義”，這主要是從讀者角度并為訓釋文獻語意而給出的解釋。這種分析不夠全面，還需顧及寫者這個重要角度。說寫者說話或寫作是復雜的活動，其中總有智力或認知因素的參入，而話語或書面語是人類智力或認知活動的產物。從寫者角度分析偏義組配，就是要分析寫者在語用框架中構建偏義組配的目的或用意，以及寫者據自己的體驗和心智構建偏義組配的理據，這樣才能解釋古漢語中緣何會產生偏義組配這種句法結構。

二、偏義組配的類型及特點

偏義組配由并置兩個語法同類的實義成分構成。未搞清這兩成分在組配中扮演的角色前，可分別稱它們為“主義成分”“從義成分”，前者是所謂“偏義”部分，它承擔表達偏義組配主要內容的責任，后者是所謂非“偏義”部分，它跟偏義組配的內容關系尚不明顯，可初步認為是輔助主義成分的表達。據主、從義成分的語義關系，偏正組配可分為P1、P2、P3三種基本類型：

P1：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相關。這是說，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存在某種穩定的關聯，二者可以共現并互相依存。例如：

（4）潤之以風雨。（《易·系辭上》）

（5）耳目不明。（《后漢書·楊厚傳》）

（6）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史記·匈奴列傳》）

這幾例中下劃線的都是偏義組配，其主義成分分別是“雨”“目”“月”，從義成分分別是“風”“耳”“星”。各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都相關，它們間存在著某種穩定的關聯。比如，（4）中的“風”和“雨”相關，因為下雨往往伴著刮風，（5）中的“耳”“目”相關，它們都是人的感覺器官，（6）中的“星”“月”也相關，它們是能同時出現在夜空中的天象。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相關，人們說到此就能想到彼，而把相關事物聯系起來。

P2：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相類或相似。這是說，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據此可把這兩種成分歸入同類中。例如：

（7）江漢朝宗于海。（《尚書·禹貢》）

（8）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列子·楊朱》）

（9）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左傳·襄公三年》）

以上各例中下劃線的偏義組配的主義成分分別是“江”“堯”“文”，從義成分分別是“漢”“舜”“襄”。這種組配的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都有相同或相似特征。比如，（7）中的“江”“漢”都是河流，（8）中的“堯”“舜”都是傳說的圣君，（9）中的“文”“襄”都是晉國君主。據這些相同或相似特征，各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能歸入同類中。另外，同類中的事物在關系上還有遠、近之別。若細察P2類偏義組配，其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往往關系鄰近。比如，（7）中的“漢”（漢水）是“江”（長江）的支流，“漢”“江”在空間地理上有鄰近關系，（8）中的“堯”“舜”是時代上靠近的圣君，（9）中的“文”“襄”是時間上接近的晉國國君。

P3：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相反或相對。這種偏義組配在古漢語中最為常見。例如：

（10）吉兇與民同患。（《周易·系辭上》）

（11）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戰國策·魏策》）

（12）擅兵而別，多他利害。（《史記·吳王濞傳》）

（13）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以上各下劃線的都是偏義組配，其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相反或相對，依次如“吉:兇”“休：祲”“利：害”“公：姥”等，各對成分中前者是從義成分，后者是主義成分。這種偏義組配有兩個重要特點：其一，相反或相對的主、從義成分互為前提、相互依存。比如，（10）的“吉兇”中有“吉”才談得上有“兇”，有“兇”也意味著有“吉”。相反或相對的主、從義成分由于互為前提、相互依存，提及此也能讓人聯想到彼，因而也能看成在人們心理中具有鄰近關聯。其二，就多數情況論，由相反或相對成分構成的偏義組配，其主、從義成分各自傾向具備某些相似特征。比如，（10）-（12）中偏義組配的主義成分“兇”“祲”（兇兆）“害”都是人們不希望出現、令人不快的負面事物或事情，而從義成分“吉”“休”（吉兆）“利”都是人們希望出現、令人愉悅的正面事物或事情。（13）的主義成分“姥”在封建男權社會中比從義成分“公”的社會地位低，如果將社會地位低和高的特征分別看成負面和正面特征，此例跟（10）-（12）的偏義組配一樣，其主義成分也表示負面特征，從義成分也表示正面特征。這是個頗有意思的現象。

這三種偏義組配雖各有特點，但也有某些共同特征。這些共同特征主要有：第一，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間的關系都很密切，無論相關、相似還是相反或相對，人們在心理上都容易把它們聯系在一起；第二，寫者構建偏義組配的用意并不止讓主義成分去承載內容，還有意讓與主義成分存在緊密關聯的從義成分參與到結構的構建中，讓從義成分也起到某種作用。這些共同特征決定了古漢人構建偏義組配有據可循。

三、偏義組配的構建理據

偏義組配的構建理據可從兩個緊密相連的方面解釋說明：首先是主、從義成分組配為偏義整體有完形原則的理論依據；其次是偏義組配中主、從義成分各自扮演的語義角色是客觀世界已然存在的“背景/主體”分離原則投射到語言中的結果。

完形心理學認為，不同物體被人感知為整體遵循幾項原則，[2]其中“鄰近原則”“相似原則”“連續原則”有利我們理解主、從義成分緣何容易組配為整體?！班徑瓌t”是說個體成分間的距離小就容易被感知為有某種聯系，“相似原則”是說相似的個體成分往往會為人感知為同一個片段，“連續原則”是說個體成分間沒有斷點則會被感知為整體。本文依次用A、B、C 代表這三項原則。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間沒被別的成分隔斷，因此符合C 原則，這無需贅述。這里主要說明上述三種偏義組配的構造成分在A、B 兩項原則上的體現。

前人解釋P1類偏義組配常說“因此以及彼”，用完形原則解釋是說，這類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符合“鄰近原則”，即這兩種成分的語義所指相關，提及此會使人想到彼，二者存在空間或心理上的鄰近關聯，因而容易把它們認作個整體。前人論及P2類偏義組配常說“連類而及”，用完形原則解釋是說，相類或相似的主、從義成分符合“相似原則”，它們由于具備相同或相似特征可歸入同類或同范疇中，人們易將它們當成整體看待。不僅如此，如上文所述，P2類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還存在“空間”“時代”“時間”等鄰近關聯，這說明P2類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還遵循“鄰近原則”。

P3類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雖相反或相對，但互為前提、相互依存，因而在關系上也算鄰近。其次，相反或相對的成分不只有對立特征，還有共同特征，共同特征使相反或相對的成分隸屬同一論域。比如，“男人”“女人”在“性別”特征上對立，但還有“人”“成年”等共同特征，這些共同特征使二者隸屬同一論域。相反或相對的主、從義成分由于具有共同特征，它們也能歸入同類或同范疇中，因此符合“相似原則”。另外，P3類偏義組配中相反或相對的主、從義成分所歸的類或范疇更符合原型范疇的特征。認知語言學認為事物范疇化所成的更多是原型范疇，其范疇成員有典型、非典型之別，人們是從典型認識非典型的。[3]P3類偏義組配的主、從義成分也體現了這種典型和非典型之別。上文已述，P3類偏義組配的從義成分的語義所指多是帶正面特征的事物或事情，主義成分的語義所指多是說帶負面特征的事物或事情，帶正面特征的從義成分可看成范疇的典型成分，帶負面特征的主義成分可看成范疇的非典型成分，我們是從正面特征去認識負面特征的。

人類構建語言的句法結構不僅像其他認知域的物體將不同部分合成為整體，也確立了這些部分在整體中的關系及各自承擔的角色。認知科學研究表明，當人們觀察處在特定環境中的某物體時，會把這種物體作為從背景中凸顯出來的主體看待。主體在認知上具有突出或凸顯的特征，而背景的主要功能是作為定位的參照點。[2](189)人類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事物或事件整體可別離出像“主體”“背景”這些不同構造部分，也會把這種部分投射到語言中用以構建句法結構，讓不同句法部分承擔主體和背景這些角色。偏義組配也基于這種構建模式。具體說，古漢人將一個主體成分和一個背景成分整合成偏義組配，這種主體成分是本文說的主義成分，而背景成分是本文說的從義成分。

前賢已深入透析過偏義組配的構造成分所承擔的角色。比如，王力等認為“偏義復詞”中“一個詞素的本來意義成為這個復音詞的意義，另一個詞素只是作為陪襯”。[4]“陪襯”的作用是為突出主要事物，因此陪襯要素構成認知背景，而被陪襯事物則是認知主體。偏義組配的主體成分是被凸顯的表義對象，背景成分是作為認知參照點來凸顯主體成分的。上文所述的三種偏義組配中，P1類偏義組配是用個相關事物作為背景來凸顯主體成分，這跟“紅花還要綠葉襯”的道理一致。P2類偏義組配是用個相似事物作為背景來凸顯主體成分?！拔镆灶惥邸薄耙灶愊鄰摹奔仁撬季S方式，也是認知方式，人們可在同類事物中選取一種相似物當成背景或參照點來認識另一種被凸顯的相似物。比如，（8）中“堯舜”的表義主體是“堯”，寫者之所以還在其后加個“舜”，是因為“堯”“舜”有相似特征，“舜”既是圣君，以此為參照點可推及主體“堯”也是圣君。P3類偏義組配為凸顯表義主體而用個相反或相對的成分作為背景成分，這跟辭格“映襯”的原理相通?！坝骋r”的特點是“揭出互相反對的事物來相映相襯”，作用是“將相反的兩件事物彼此相形，使所說的一面分外鮮明，或所說的兩面交相映發”。[5]P3類偏義組配用相反或相對的成分來“相襯”，目的也是“使所說的一面分外鮮明”。我們可據整體中“主體/背景”的分離原則對偏義組配中主、從義成分各自承擔的語義角色給以解釋。

偏義組配在漢語后來的演變中逐漸淡出歷史舞臺，其消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漢語總的特點是每個“字”往往“關聯著一個概念”，經?！笆怯幸饬x的”。[6]可是，偏義組配的背景成分不顯示其本來意義，這不符合漢人對自己語言的固有印象，漢人傾向讓各種實義成分在組配中顯示其意義。其二，語法結構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體，形式的價值在于表現內容，而區別形式的主要價值在標示不同內容。[7]古漢語的偏義組配和并列短語的形式一致，用相同形式表示兩種對立價值，容易混淆這兩種語法價值。語言機制會調適這種情況，要么用同樣形式只表示其中一種價值，而讓另一種價值消亡，要么用區別形式來顯示對立價值。漢語演變的結果是讓并列短語獨用曾跟偏義組配共享的語法形式，而讓偏義組配最終退出交際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