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會破產嗎關于主權債務的思考

◎ 文 杰羅姆 · 魯斯 黃名劍 張文婷譯

過去10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重新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辯論，點燃了有關金融力量的長期爭論，以及全球化世界中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令人擔憂的關系。其中更加引人注目的議題是，過去40多年間，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深刻變革如何賦予私人和官方債權人前所未有的結構性權力，使他們能夠在危機時期實施緊縮措施，并強制借款人不間斷地還本付息。當代國際危機管理模式又是如何給民主帶來了破壞性以及對社會公正產生深遠影響。

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幾十年來一直困擾著經濟學家：為什么各國在金融壓力和力量下艱難度日，但苦苦掙扎的借款人為什么不違約。盡管大量資金和財富從貧窮國家向富裕國家和投資者轉移，為什么前者仍然繼續借貸？為什么這么多負債累累的國家，即使在財政極其困難的時期也繼續償還外債？

主權債務危機是國際收支危機？

主權債務，指一國以自己的主權為擔保向外（不管是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向世界銀行，還是向其他國家）借來的債務。歷史上出現比較有影響的主權債務違約案例有：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阿根廷主權債務違約事件，2009年11月發生的迪拜主權債務違約事件。

近日，歐洲央行稱，歐元區企業脆弱性已上升至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最嚴重時期的水平，但仍低于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水平。歐元區企業面臨的懸而未決的問題是銷售額下降，實際和預期盈利能力下降，杠桿和負債增加。政府貸款擔保和暫緩破產阻止了大規模違約潮，但如果這些措施過早取消或銀行放貸條件收緊，可能會有相當數量的企業被迫申請破產。

始于希臘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自2010年起使得整個歐盟都受到困擾。盡管希臘并非危機主角，但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評級公司都下調了希臘主權評級。有關專家分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本質上是國際收支危機，意大利、希臘等南歐國家外債欠得太多還不上，導致國內國債出現了問題。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以主權債務危機的形式出現——起源于國家信用，即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其固然存在歷史、體制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原因是這些國家的經濟失去了“生產性”。

希臘的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居民消費，導致經濟下滑，貨幣高估使得出口始終較差，而沒有靈活的貨幣政策，政府不得不依靠投資和消費拉動經濟，赤字不斷累積。赤字與出口下滑的惡性循環最終使得希臘的主權信用風險逐步積累，并在經濟危機中完全暴露出來。就歐盟而言，面臨著科技水平很難短期內提升和幣值要保持穩定的雙重挑戰。

雖然我們普遍認為，債務國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履行其對外義務，但歷史經驗與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自然狀態的認知不符。事實上，在戰前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主權債務違約現象非常普遍。在遇到重大危機時，這是不可避免的。

重債國家不會暫停償還外債？

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幾乎所有的歐洲和拉丁美洲債務國都暫停償還外債。今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種宣布單方面暫停償還債務的情況極為罕見：雖然在2010—2015年，當時歐元區危機達到戲劇性高潮，但處于違約狀態的世界公共債務總占比卻降至0.2%的歷史低點。如何解釋大蕭條之后，如此高的債務人履約程度？

這個問題本身并不新鮮。事實上，經濟學家早就認識到國際貸款核心的一個根本性的悖論。由于外債利息的支付實際上構成了債務人向債權人的財富轉移，一個陷入困境的將其大部分稅收用于償還外債而不是吸引新的貸款的債務人，就有了暫停償債的內在動機。如果沒有一個世界性政府或大國能夠訴諸軍事行動來強制債務國履行跨境債務合同，就會認為主權債務違約的現象會比現實情況更為普遍。

事實上，如果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中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那么一個利己主義的政府應該在全盤否定債務之前，嘗試盡可能多地積累外國債務。由于理性債權人會相應地拒絕向機會主義債務人提供更多的信貸，結果將會是全球資本市場的瓦解——這意味著不應該有外債這種東西。

顯然，事實并非如此。盡管最近幾十年里國際金融危機的頻率和強度均有所增長，但未償還的主權債務總額實際上已飆升至創紀錄的60萬億美元，占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的80%以上。雖然這種增長在一些地區更為明顯，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在過去20年中降低了其債務與GDP的比率，但全球上升的趨勢仍然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各國政府如何能夠承受如此巨大的主權債務負擔，以及它們為什么愿意在危機期間繼續履行其對外義務。

如果我們考慮主權債務再分配的深遠影響，關于主權債務償還的難題就會更加復雜。由于全球金融迅速擴張和對全額償還債務的普遍堅持，最近幾十年出現了大量不間斷的資本“上游”流動：從全球外圍的公眾手中流向發達資本主義核心的私人手里。

自1982年以來，發展中國家最終向歐洲和北美洲的債權人轉移了約4.2萬億美元的利息，遠遠超過這些國家在同一時期獲得的官方部門發展援助。與此同時，為了向投資者保證其日益增長的債務負擔將得到充分償還，歐洲各國政府在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在推行極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并迫使陷入困境的外圍債務人——尤其是希臘——推行痛苦的結構調整計劃，這讓人想起以前強加于全球南方的那些計劃。在這兩種情況下，激進的緊縮政策導致社會不滿情緒加劇，政治不穩定性加劇。

鑒于最近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和反體制叛亂動搖了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毫不夸張地說，主權債務償還問題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典型的和最具爭議的政治問題之一。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重債國家不會更頻繁地暫停償還外債？是什么促使它們為反復出現的國際危機承擔全部調整負擔，給自己的經濟造成巨大的損害，給自己的人民帶來難以言喻的痛苦，而使債權人毫發無損？為什么不違約？

國家真的不會破產？

通過對主權債務的政治經濟學和國際危機管理進行廣泛的歷史比較調查：從現代歐洲早期興起的公共債務，到19世紀末的高度帝國主義及炮艦外交時代，再到大蕭條時期導致國際資本市場崩潰的主權違約潮，一直到新自由主義時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以及歐元區最近的動蕩——終結于2015年激進左翼聯盟短命的反緊縮實驗的戲劇性失敗。

通過深入研究當代國際政府財政的3次主權債務危機案例——墨西哥20世紀80年代失去的10年，阿根廷2001年創紀錄的債務違約，以及希臘持續的債務危機發現，人們對近期的全球資本主義變革和全球金融架構中根深蒂固的債務履約執行機制有了新的認識，也解釋了為什么債臺高筑的國家通常會履行其義務，為什么它們有時會選擇藐視外國債權人，并且對債務進行違約。

筆者發現，主權債務危機明顯加劇了關于稀缺公共資源的分配沖突，通常會暴露出潛在的權力變動。在正常時期，這種權力變動在表面之下悄無聲息地發揮作用。

過去40多年來，金融結構性權力的大幅增強，圍繞私人和官方債權人拒絕向所有國家、企業和家庭提供再生產所依賴的短期信貸額度的能力，推動了遠離單邊違約的整體趨勢。

對于全球金融，特別是對主權債務的誤解，即所有政府債務本質上都是一種“無風險”投資。重債國家總是會（而且永遠應該）全額償還它們的外債——或者，正如花旗銀行前董事長沃爾特·瑞斯頓在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前夕所說的那樣，“國家不會破產”。

雖然在今天歐元區的背景下，瑞斯頓的說法可能是正確的，因為希臘名義上的左翼政府甚至在堅持償還一筆實質上無法償還的債務，但是當我們把事情放在一個更長時期的視角上來看時，該說法就不一定成立了。

事實上，在政府借貸的歷史記錄中到處是債務違約的例子，并且在危機時期，單方面暫停償債的選項長期以來在重債國家的政策工具包中占據重要位置。因此，關鍵問題是為什么在當代新自由主義時代（1980年至今），這個選項不再被認真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