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循環大透視

外循環，是通過參與全球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循環，實現國內經濟增長。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舊的國際秩序正在松動，過去的世界格局也在轉型，而新秩序和新格局目前尚未形成。面對此番“大變局”，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改革開放40年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一個經濟體的發展不但要考慮內部環境，更要放眼國際環境。只有謀取全球化的紅利，與全球商品、勞務以及要素市場進行交換交易，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發展。

改革開放之前（1949-1978年），我國對外經濟交往，主要是在與蘇聯之間展開，并沒有加入到國際經濟大循環中去。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抓住了歷史機遇，搭上了經濟全球化這班車。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重要決定。改革國內體制的各種弊端，積極參加國際分工，以融人世界經濟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在過去的40多年里，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發展道路。

自此，我國逐步融入到國際大循環中去，這一決策的載體就是經濟特區的設立。

中國的經濟特區出現于全球化的時代。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準國務院提出的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建立經濟特區。在幾大沿海地區建立的經濟特區，通過提供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各種政策支持，在一個特定的空間里，把外國與本國的各種經濟行為主體與生產要素高度緊密地聚集起來。由此，經濟特區的建立，拉開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大幕。

1983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了《加快建設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決定對海南島也實行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1988年4月，在第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通過了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經濟特區兩項決定，海南島成為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

隨著經濟特區的成立，國內的勞動力和企業在經濟特區與跨國公司的資本、技術以及營銷渠道不斷結合，中國開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不僅變成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生產的重要節點，而且最終成長為“世界工廠”。

創辦經濟特區是我國對外開放邁出的第一步，那開放沿海港口城市就算是第二步。

1984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決定全部開放中國沿海港口城市，從北到南，包括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共14個大中港口城市。

1987年，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向中央提出《關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該構想很快引發中央決策者的重視，并促成了“沿海發展戰略的提出”。

198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組織實施中國地區發展戰略的決定。同年3月中旬，第十三屆二中全會召開，討論了實施“沿海發展戰略”的有關問題。利用我國充裕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與國際資本和技術嫁接，發展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源和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

1990年4月，在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提議下，黨中央、國務院正式公布了開發開放浦東的重大決策，要把浦東建設成為“世紀現代化上海的象征”，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貿易、經濟中心。

沿海開放城市，是國內經濟連通世界經濟的“橋頭堡”，是對外開展經濟貿易活動和對內進行經濟協作兩個輻射扇面的交點，它直接影響全國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

對外開放的第三步就是建立沿海經濟開放區。

1985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了《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紀要》，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區，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并指出這是我國實施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布局。

1988年初，中央又決定將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全部對外開放，同已經開放的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等連成一片，形成環渤海開放區。中央還提出在這些經濟開放區形成貿工

農一體化的生產結構。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中國經濟更快融人世界經濟秩序，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國際大循環構想下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對外開放的第四步是開放沿江及內陸和沿邊城市。

進入90年代以后，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內陸和沿邊城市延伸。1992年6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開放長江沿岸的蕪湖、九江、岳陽、武漢和重慶5個城市。沿江開放對于帶動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對于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形成，起了巨大地推動作用。

不久，黨中央、國務院又批準了合肥、南昌、長沙、成都、鄭州、太原、西安、蘭州、銀川、西寧、烏魯木齊、貴陽、昆明、南寧、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共17個省會為內陸開放城市。

同時，我國還逐步開放內陸邊境的沿邊城市，從東北、西北到西南地區，有黑河、綏芬河、琿春、滿洲里、二連浩特、伊寧、博樂、塔城、普蘭、樟木、瑞麗、畹町、河口、憑祥、東興等。沿江及內陸和沿邊城市的開放，是我國對外開放邁出的第四步。

到1993年，經過多年的對外開放的實踐，不斷總結經驗和完善政策，我國的對外開放由南到北、由東到西，層層推進，基本上形成了“經濟特區

沿海開放城市

沿海經濟開放區

沿江和內陸開放城市

沿邊開放城市”這樣一個寬領域、多層次、有重點、點線面結合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

正是通過深度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國經濟得以擴大出口，帶動了經濟增長，并且實現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這種對外開放的過程，為中國國內的改革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我國加入國際大循環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隨后，我國加快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參與國際分工實現產業升級，逐步成長為“世界工廠”，并在2011年躍居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

大輅椎輪，一家家國有企業也在歷史的變遷中不斷發展壯大。華潤集團、保利集團、中信集團……作為國內最早一批的對外開放企業，如今已成為世界經濟舞臺上的一顆顆閃耀明星，中國對外交往的一張張名片。

華潤集團是一家在香港注冊和運營的多元化控股企業集團。從1952年起，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華潤一直是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在港澳及東南亞的總代理，成為新中國與世界貿易溝通的第一道橋梁。在長達30年作為總代理的日子里，華潤堅實地履行了歷史所賦予的職責，保證香港市場供應，協助內地制訂對港及海外出口計劃和擴大出口，銜接貨源并建立銷售網絡。同時，華潤廣泛與世界各國加強貿易聯系，進口內地所需商品，賺取外匯，為計劃經濟年代的中國外貿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中信集團公司的前身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成立初期曾被鄧小平同志贊譽為中國在對外開放中的一個窗口。成立以來，中信集團充分發揮經濟改革試點和對外開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諸多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地探索與創新，成功開辟出一條通過吸收和運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創新發展之路。

如今，中信集團已發展成為一家國有大型綜合性跨國企業集團，業務涉及金融、資源能源、制造、工程承包、房地產和其他領域。今年，中信集團在《財富》雜志“世界500強”中位居第126位。

人類命運共同體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敞越大，開放的經濟體制逐步健全，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外匯儲備穩居世界前列。從北京APEC到杭州G20峰會，從達沃斯論壇到廈門金磚會議，更多的中國理念、中國方案正在得到世界的廣泛認同。

黨的十八大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并且逐漸為國際社會所認同，成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國際新秩序的共同價值規范。

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表述為合作共贏。

2013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家關系學院的演講中，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此后，習近平又在不同場合數十次提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并賦予豐富的內涵，得到了國際上的廣泛認可。2017年2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寫入聯合國決議。

此后，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建立亞投行等，我國的全球合作理念與實踐不斷豐富。

2013年9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重大倡議。

2013年10月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倡議。

以2013年金秋為起點，“一帶一路”建設，作為承載時代使命的世紀工程，掀開了世界發展進程的新一頁。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不僅能夠發展中國，而且可以惠及世界，加強沿線國家人文交流。用經濟紐帶將沿線國家緊密聯系起來，不僅能夠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而且能夠帶動周邊國家的共同發展，促進鄰里國家問經濟的共同繁榮，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我國企業海外承包工程項目突破3000個。2015年，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相關的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同比增長18.2%。2015年，我國承接“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服務外包合同金額178.3億美元，執行金額121.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42.6%和23.45%。

2016年6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實現進出口貿易總額170億美元。

2019年3月23日，中意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

國有企業作為我國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市場主體，在共建“一帶一路”中承擔著重要責任和使命。

2013年至今，為響應“一帶一路”倡議，國有企業頻繁地“走出去”，深入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不斷拓展新的海外業務、提升國際化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在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資源開發、國際產能合作等領域，國有企業承擔了一大批具有示范性和帶動性的重大項目和標志性工程。

國有企業在基礎設施建設相關領域具有豐富的建設運營經驗，在推動相關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大有可為。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擁有完整的電力建設產業鏈，致力于服務全球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近年來積極參與中老鐵路、雅萬高鐵等一批重點項目建設，為促進相關國家互聯互通做出了積極貢獻。

此外，國家電網公司也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力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通過大電網的延伸和清潔能源的互聯互通，解決電力普及和能源供應保障等突出問題，得到了周邊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廣泛支持。

2015年4月20日，國家電網公司與巴基斯坦水電部簽署協議，合作建設默蒂亞里拉合爾和默蒂亞里/卡西姆港費薩拉巴德輸變電項目。這條巴基斯坦首條高壓直流輸電項目，將對巴基斯坦國內的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專家表示，合作協議的成功簽署是貫徹落實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舉措，將有力推進中巴經濟走廊能源合作。

為凝聚共識，搭建交流合作平臺，2016年國家電網公司發起成立了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這是中國在能源領域發起成立的首個國際組織，彰顯了我國在促進全球能源低碳轉型方面的責任感。

在石化領域，眾多國有企業也在全力展開國際能源合作。目前，中國石化已與沿線30多個國家在油氣勘探開發、煉油化工、油品銷售、工程施工服務、貿易、倉儲物流等領域展開全產業鏈廣泛合作，沿線朋友圈不斷擴大。

沙特作為能源大國和“一帶一路”關鍵性支點國家。中國石化與沙特的合作，不斷從油氣資源合作向高附加值、研發方向轉型。由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沙特國王薩勒曼共同出席投產啟動儀式的延布煉廠，是“一帶一路”倡議和“沙特2030年愿景”有機結合的項目。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累計超千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累計完成營業額約5000億美元。據報道，2019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62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6944份，新簽合同額1548.9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9.3%，同比增長23.1%;完成營業額978.8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56.7%，同比增長9.7%。在此過程中，既為項目所在國及第三國創造了近80萬個就業崗位，又帶動我國設備材料出口超140億美元，實現了互利共贏?！耙粠б宦贰背h帶動了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

亞洲作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補齊亞洲發展短板將會大力促進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繁榮發展。

2015年12月25日，由中國倡議成立、57國共同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正式成立，全球迎來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

亞投行不僅為亞洲的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也為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心的“一帶一路”提供了資金支持。

“一帶一路”倡議是促進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經濟合作和交流、重構地區經貿格局、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偉大戰略和頂層設計。亞投行可以發揮其金融支撐作用，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動地區經濟發展。

當今世界大變局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舊的國際秩序正在松動，過去的世界格局也在轉型，而新秩序和新格局目前尚未形成。面對此番“大變局”，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輕易選擇逃避，也沒有哪個大國可以單獨面對。

首先，隨著新興工業國家的不斷崛起，針對現代化道路出現了多樣化選擇，世界經濟的重心逐漸向非西方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發展勢頭迅猛。此外，第四次工業革命即將來臨，將會使世界生產布局產生重大調整，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有機會占領制高點。

同時，隨著新興技術不斷應用，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逐漸改變人們的生活，在人們享受便捷的同時，由于新秩序、制度及規范等尚未健全，人類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問題與挑戰。

最后，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當今世界比任何時候都要“多邊主義”，一些發達國家應對危機的方式常常是以鄰為壑，通過轉嫁危機來躲避危機，或是強迫別國吸納危機，這也導致地緣政治問題日趨緊張。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使得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

疫情的防控措施阻隔著人流、物流，經濟社會生活普遍放緩，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資金鏈出現斷裂，世界經濟和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受到襲擾。

用“蝴蝶”效應、“黑天鵝”事件、“灰犀?！卑l威，都不足以描述疫情對世界的巨大沖擊。其影響循著清晰可見的傳導路徑，從人類健康向經濟、社會、政治、安全、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各層面延展。盡管疫情還在全球肆虐，持續時間和危害程度尚不確定，但已經并將繼續給國際形勢帶來新變化，給大變局中的世界留下深深印記。

世界經濟尚未徹底驅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陰云，疫情又導致各國經濟短期停滯或半停滯。全球和區域產業鏈發生斷裂，供給端和需求端雙雙萎縮，跨國貿易和投資大幅墜落，市場恐慌心理和避險情緒彌漫，國際金融市場跌宕起伏難抑，油氣等大宗商品價格大起大落。各國擴張性對沖舉措收效甚微，美聯儲打出“無底線”救市重拳，但世界經濟增幅跌落幾成定局，失業率飆升等社會問題會接踵而來，是否會陷入蕭條或衰退，亦或是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仍需視疫情發展繼續觀察。

同時，受到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各國和企業更關注產業鏈和供應鏈長遠安全，反思如何減少對外依存度和國別集中度，通過內向性政策和產地多元化降低風險。歐洲、北美供應鏈呈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趨勢，東亞供應鏈可能變短，自給自足和“脫鉤”也會成為選項。國際分工、全球貿易和產業鏈、供應鏈節點布局將出現新一輪調整。

這次的疫情對中國外交同樣是重大的考驗和挑戰。由于各種原因，同期中美關系緊張程度明顯上升，并且也對中國產業鏈的穩定帶來了新的、更大程度的沖擊。

4月之后，美國商務部宣布了新的針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條例（EAR），并且升級了對華為的制裁，限制華為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在美國境外設計和制造半導體。美國工業安全局進一步擴大針對中國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

5月，美國政府發布《對華戰略報告》，宣布將以“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為指導，采取對華競爭的方針。

6月，隨著中國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推進，美國進一步收緊對華出口管制。同時，國際環境也在更大范圍發生著變化。

受疫情及外部國際環境變化等多方面因素影響，我國的外貿出口也面臨重大考驗。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進出口國，受到的沖擊更是巨大。海關總署統計顯示，今年1-2月中國外貿出口總值為2.04萬億元，同比下降15.9%。去年的貿易摩擦懸而未決，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雪上加霜。拉動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眼下已然腳力不濟了。

同時，這次疫情也讓國際分工的運行機制出現了大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宏觀層面的全球經濟規則不再統一;第二個方面是微觀層面的價值鏈或產業鏈出現“脫鉤”的跡象。前者以中美貿易爭端以及WTO爭端解決機制停擺、G7相互問的新貿易規則談判等為代表，后者以“華為事件”等所謂的“去中國化”為代表。正是在這個情況下，疫情全球擴散后主要國家相互問的邊境控制、交往中斷等等，使得二戰以來微觀層面不斷趨于深化發展的國際分工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更大的危險：G7之間的宏觀協調不會中斷（美聯儲已經與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央行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待疫情發展到平穩階段后將會繼續下去，甚至會因為疫情而得到很大程度的強化，同時產業鏈的“去中國化”卻有可能被加速。不幸的是，到今天為止，這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的發生不但沒有造成主要國家之間的緊密合作，反而出現了新的第三個方面，就是因疫情引發的大國之間的相互指責、攻擊即民間稱所說的“甩鍋”的行為等，這些不僅不利于全球化分裂的彌合，反而是在全球化的裂痕上繼續撒鹽。

面對疫情的暴發、中美關系緊張升級、進一步對外需求、國際供應鏈帶來雙重沖擊，中國更需要不斷擴大開放、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國內市場潛力，多管齊下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