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AR法則邏輯下的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分析

孔凡振

摘 要：一項政策的實施評價既需依賴于實踐的證明，又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借助于STAR法則的邏輯思路，針對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進行背景、目標、措施及效果分析，力求得到客觀真實的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的實施狀況，以期為更多海洋漁業政策的實施提供可靠參考。

關鍵詞：STAR法則;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政策分析

中圖分類號：D922.65?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0）31-0028-03

一項政策的成功與否有賴于實踐的證明，同時有待于眾多學者的檢驗。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自1999年正式實施以來，至今已有二十余年，這期間該政策實施所帶來的短期成效顯著，長遠來看仍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也存在許多值得完善和思考的地方。本文從管理學結構化面試中獲得靈感，根據STAR法則的邏輯思路展開，通過對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的背景、目標、措施等進行相關分析，得出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的實施效果評價，這將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也為其他相關政策的制定實施提供了重要參考。

一、STAR法則下的邏輯思路

所謂STAR法則，其實是一個縮略詞，即情景（Situation）、任務（Task）、行動（Action）和結果（Result）四個英文表達的單詞首字母組合（關于STAP原則，百度百科）。STAR法則是在結構化面試中常用的一種工具，是管理學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結論。具體來看，S指situation，即情景。在結構化面試中，它能夠提供一個相關的背景狀況，也為面試者進一步的考評提供了準備。T指task，即任務。在給定情景下，賦予理想化的目標任務與目標角色，這考察了職位與目標是否相匹配的問題。A指Action，即行動，這是這一原則的關鍵所在。通過考察具體操作及完成任務的過程，關注目標任務與實際任務的完成情況，并找出相關問題。R指Result，即結果，在預先假定條件及實際完成后，得到最終的評價效果。

在這個過程中，STAR法則的邏輯思路非常值得關注。具體看，情景、任務、行動、結果四個步驟，緊密聯系又蘊含邏輯，先給定一個情景，后假定理想化目標，再執行具體措施，最后進行效果評價。這本質上就是一個連貫有序的邏輯分析過程。筆者從這一過程中得到靈感，嘗試將STAR法則的邏輯思路運用到對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的分析中，對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進行系統性分析。

二、STAR法則邏輯思路下的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分析

沿著STAR法則的邏輯思路，根據其包含的情景、任務、行動、結果四步驟，結合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的實際狀況，我們主要從政策背景、政策目標、具體舉措、效果評價方面來分析。

（一）政策背景分析

農林牧副漁，漁業排第五。改革開放前，從數據上來看，漁業總產值僅占農業總產值的2%，漁業經濟對農業經濟的貢獻無足輕重，且當時全國人均水產占有量僅為4.8公斤。一方面，這是長期以來“重陸輕?！眰鹘y觀念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這也是特定歷史發展背景下的產物。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發展理念的轉變和國家政策的推動，我國漁業產業迎來快速發展時期。尤其是198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放寬政策、加速發展水產業的指示》下發后，漁業價格最早得以放開，在市場供求主導下，漁業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水產品產量多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1]。

隨著漁船數量的激增，捕撈能力的擴大，海洋漁業資源被過度利用，這對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帶來了巨大壓力。20世紀70年代后期漁業資源衰減，黃渤海首先告急，東海緊隨其后，帶魚、黃魚等傳統經濟魚類數量大幅減少，南海漁業資源也出現衰退形勢。比如大黃魚，在五六十年代，年均產量在10萬噸以上，然而到了80年代末卻不足2萬噸。同時，漁獲物個體日趨小型化、低齡化，海洋漁業資源質量急劇下降。

為了加強海洋漁業資源養護與管理，國家制定并實施了針對一系列海洋資源的政策方針。從1979年開始，國家把養殖業確定為水產品生產的重點，國家開始重視水產養殖產業的發展。在1985年確立“以養殖為主”的發展方針，更是加快了水產品產業的發展。養殖區域也在不斷擴大并向內陸發展延伸，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傳統沿海養殖區域，這使得水產品養殖產量也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國家注意到了遠洋捕撈產業的發展，在1985年3月份，我國組建了第一支遠洋漁業船隊并開赴西非海域生產作業，這極大地促進了我國遠洋捕撈產業的發展[2]。在相關產業快速發展為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提供支持的同時，法律法規政策的制定實施也為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提供了保障。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制定實施，其后歷經數次完善，為漁業資源的保護與利用、水產品生產養殖、漁民合法權益保障等方面，奠定了法律法規基礎。1987年推行實施的漁船“雙控”制度，通過對漁船數量和漁船功率實行控制，一定程度上減小了漁業捕撈壓力。1992年擴大禁漁區線，增加了海洋漁業資源的保護區域。從1995年開始，我國東海、黃海、渤海海域第一次實現了全面伏季休漁，1999年伏季休漁政策更是延伸到了南海部分海域（見下圖）。

（二）政策目標分析

1999年正式實施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隨后在2000年提出海洋捕撈負增長政策，提出要保持全國海洋捕撈總產量水平不增加[3]。宏觀目標是要加大海洋捕撈控制力度，逐步壓縮海洋捕撈強度，促進海洋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還要轉變管理理念，弱化捕撈產量概念，要注重水產品質量、高端經濟水產品發展，注重從數量向質量和效益的提升轉變。如今看來，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的實施深度契合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國家戰略，加快漁業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推進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漁業產業朝著更加科學、合理的方向發展。

具體的任務指標是：1999年國內海洋捕撈產量相對于1998年不再增加，國內海洋捕撈產量保持在1 496.68萬噸左右;2000年起進一步深化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在不增加的基礎上爭取實現負增長，爭取低于1999年國內海洋捕撈產量的1 496.68萬噸[4]。

（三）具體措施分析

一項政策的執行，需要多種具體手段的配合，并且每項政策都不是獨立存在的，需要彼此緊密配合，最終達到一個相對有效的實施效果。

1.控制近海及內陸水域的捕撈強度。建立漁船報廢制度，原則上停止新增從事國內捕撈生產的漁船，漁船的更新改造要控制在相應的捕撈強度指標內[5]。配合漁船“雙控”政策，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規劃方案，比如說具體減少多少捕撈漁船數和功率，如何逐步壓縮海洋捕撈強度等等。

2.鼓勵發展遠洋漁業，尤其是大洋性遠洋漁業生產[4]。為了減輕近海漁業資源壓力，國家積極鼓勵有外海作業能力的企業參與到遠洋漁業生產，努力開發利用遠洋漁業生產新動能，不斷壯大遠洋漁業生產隊伍。與此同時，國家給予遠洋漁業相應的稅收優惠，比如說對自捕產品免除關稅、進口增值稅等稅收，對有關漁需物資給予一定的價格優惠等等。

3.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創新是促進發展的原動力。強調要加快漁業科技創新和創新技術推廣建設，開發綠色環保無害漁具漁法和漁船節能技術;推進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漁業生產，推廣新型節能漁船;創新漁業捕撈許可制度，切實控制漁業捕撈強度;積極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海洋捕撈配額加限額管理的有效管理方法。

4.完善伏季休漁制度。加強不同海域的伏季休漁的綜合管理，逐步統一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伏季休漁日期，同時實行長江禁漁制度，加強淡水漁業資源的養護與管理。統一伏季休漁日期，適當延長禁漁期限，在便于監督管理的同時，也使海洋漁業資源進一步得到恢復。此后，仍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和實施狀況，不斷調整完善禁漁區和禁漁期，使伏季休漁政策更加科學合理。

5.捕撈漁民轉產轉業。配合2002年我國開始實行的捕撈漁民轉產轉業政策，積極引導捕撈漁民轉產轉業，鼓勵捕撈漁民向水產養殖業、休閑漁業等二、三產業以及其他非漁產業轉移。同時有關部門要做好生活困難漁民的救濟幫扶工作，符合農村低保條件的漁民家庭應及時納入農村低保范圍，并通過加大社會救濟力度來解決問題，免除漁民轉產轉業的后顧之憂。

（四）效果評價分析

如今看來，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自實施以來取得了一定成效，從1999年始，我國海洋捕撈總產量連續五年減少。從統計數據上來看，1999年全國海洋捕撈產量較1998年僅增加了0.95萬噸，增長僅為0.06%，基本實現了“零增長”目標[4]。從長期階段看，我國海洋捕撈產量呈現下落趨勢，近十年來我國海洋捕撈的年產量都沒再超過1999年的1 497.63萬噸，基本達到了控制海洋捕撈力度、壓縮海洋捕撈強度的階段目標。

海洋捕撈產量不斷下降的同時，海洋捕撈產值卻在逐年增加。2003年我國開始統計海洋捕撈產值指標，按照當年物價計算的海洋捕撈產值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這既與弱化捕撈產量的指標相一致，也與漁業經濟客觀運行規律相符合。

另外，加快漁業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推進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也基本實現。養殖業與捕撈業的比重日趨合理，對原來依賴于海洋捕撈的第一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現如今漁業二、三產業產值的貢獻有了明顯提升，休閑漁業、綠色漁業及海釣產業的發展，成為海洋漁業現代發展的新形式。

三、討論與總結

在STAR法則的邏輯思路下，筆者對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進行簡單分析，得出實施效果卓有成效的評價，基本達到了目標要求。但是，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仍有許多待完善的地方。比如，配合實施的漁船“雙控”政策取得的效果有限，并未完全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伏季休漁政策需要進一步調整，伏季休漁政策對海洋漁業資源的保護作用正在減弱等等。

海洋捕撈零增長政策仍需要時間的進一步檢驗。在“走向深藍”“創新驅動”等國家戰略背景下，海洋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變得更加重要。

參考文獻：

[1]? 盧昌彩，趙景輝.東海伏季休漁制度回顧與展望[J].漁業信息與戰略，2015，（3）：168-174.

[2]? 劉志東，馮春雷，陳雪忠，王威，李志恒，劉勤，劉健，馬慶保，黃洪亮.中國遠洋漁業的機遇與挑戰[J].安徽農業科學，2014，（24）：8474-8476.

[3]? 李元剛，徐忠.我國海洋漁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評價——基于廣義灰色關聯度分析[J].海洋開發與管理，2016，（7）：37-40.

[4]? 楊堅.捕撈“零增長”：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先聲[EB/OL].漁業新資源，2019-10-11.

[5]? 劉大安.海洋捕撈—海洋發展情況[K].中國海洋年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