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紅星照耀中國》學習講立體故事

范軍

立體一詞在辭書上主要有形容詞和名詞的區別。作為前者的“立體”是指具有長、寬、厚的物體;作為后者的“立體”就是幾何體。這里我們更強調的是故事的立體感，是故事的多方位、多側面、多角度。如何把故事講得有立體感？這里用一個具體案例——《紅星照耀中國》（曾譯名《西行漫記》）來加以說明。

《紅星照耀中國》，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根據他1936年在我國西北部抗日根據地延安等地采訪紅軍將士后撰寫的一部紀實作品集。作品在歐美的報刊上連載后引起了強烈反響，《時代》周刊評價說：“斯諾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現和描述，與哥倫布對美洲的發現一樣，是震驚世界的成就?！泵珴蓶|主席表示，《西行漫記》是“外國人報道中國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要知道，20世紀30年代是國民黨宣傳輿論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長期被陌生化和妖魔化，“赤匪”“土匪”一直是紅軍的代名詞。斯諾作為西方記者，經過深入采訪、實地考察后寫下的紀實作品，不僅向國統區人民傳遞了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豐富信息，而且首次向世界人民打開了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真實情況的窗口。

《西行漫記》之所以獲得巨大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真實性和立體感。該書從內容上分析，建構了紅軍的個人形象和群體形象。其中個人形象包括紅軍領袖、高級將領、紅軍“小人物”以及其他人物四個層面。群體形象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活五個角度。有研究者對此進行過專門的量化分析，值得參考。正是因為斯諾的報道客觀、真實、全面、立體，《西行漫記》發表后，紅軍不被國內外所了解甚至誤解的狀況出現了根本的好轉。

我們今天的對外人文交流、文化傳播確實可以從這個案例中得到教益。講新時代的中國故事，需要全方位地、立體地加以呈現。此外，講中國故事這些年始終很重視我們自己講，其實，中國故事的“他者”視角、“他者”講述，有時候效果更好，事半功倍。我們需要新時代的“斯諾”，需要新時代的《西行漫記》。

（摘編自《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光明日報》 2018年1月14日第5版，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