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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區教育實驗區、示范區建設20年:反思與展望

2021-01-03 11:21孫加龍
開放學習研究 2021年2期
關鍵詞:實驗區示范區教育部

孫加龍

(北京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北京 100875)

社區教育主要以社區為中心,充分整合各類教育資源,面向社區成員開展以提升居民素質與生活質量并推動社區發展的教育活動,對構建服務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具有重要作用。2016年7月,教育部提出,到2020年建設600個全國實驗區和建成200個全國示范區的發展目標,達到全國范圍內開展社區教育的縣(市、區)全覆蓋的規模(教育部,2016)。2020年底,教育部確定有國家級社區教育實驗區129個、示范區120個(教育部,2020)。作為促進社區教育全面發展的戰略抓手,全國社區教育實驗區(以下簡稱“實驗區”)建設始于2001年,全國社區教育示范區(以下簡稱“示范區”)建設始于2008年,是教育部等多部門聯合推動的旨在促進社區教育改革實驗與示范工作的先行先試地區,至今已開展20年整。通過回顧我國20年來社區教育實驗區與示范區的發展歷程,剖析全國實驗區與示范區建設的內在演進邏輯,總結實驗區、示范區發展中的成效與短板,立足國際與國內社區教育發展的新形勢、新使命,從理念認識、政策導向等角度提出推動我國社區教育實驗區與示范區發展的對策與展望,以期為加快形成具有我國特色的現代化社區教育體系提供借鑒。

一、社區教育實驗區、示范區的建設歷程

(一)我國社區教育發展的歷史回顧

我國社區教育,發軔于20世紀80年代。1986年,以上海市真如中學社會教育委員會的建立作為我國社區教育組織的起點(陳乃林,2018),這是為促進學校、家庭與社會三方緊密聯系與互動合作的首次嘗試。1988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改革和加強中小學德育工作的通知》,強調集中協調各方面力量共同關注青少年兒童的教育活動,提出要試點成立社區(社會)教育委員會來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促進中小學生群體的健康成長。這一階段,社區教育的最初樣態,以中小學校外教育的補充形式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沈光輝,陳曉蔚,2019)。

20世紀90年代逐步探索、不斷深化。隨著終身學習理念的普遍傳播,社區教育作為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的關鍵部分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成年人群體被納入社區教育的發展框架之中,社區教育的目標、功能與對象隨之發生轉變。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第十條提到,成人教育作為一種新型的教育制度,是傳統的、封閉的學校教育向現代的、開放的終生教育發展的過渡環節。這一時期,職成教育協會、研究機構、城市現代企業的職工培訓與農村成人教育不斷發展,社區教育很顯然受到職成教育發展的影響,但仍未形成獨立完整的社區教育形態。值得注意的是,向德平與華汛子(2019)在梳理社區建設歷程時指出,中國政府在這一階段提出社會建設的概念并開始社區建設。該時期,我國社區本身也處于探索實驗的過程,社區教育隨社區現代化建設的推進而逐步發展。

(二)實驗區、示范區的建設階段

1. 探索階段:由試點到實驗(1996-2000年)

1996年,《全國教育事業“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展規劃》正式頒發,第一次正式地提出面向城市社區開展教育試點的計劃。1998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明確要落實開展社區教育的實驗工作,提出到2010年基本形成我國終身學習體系的發展目標,將社區教育實驗工作提升到建設終身教育體系的戰略高度。為加快實現這一目標,教育部職成教司在2000年發布《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社區教育實驗工作的通知》,確定在部分城市開展社區教育實驗,明確社區教育實驗工作的具體要求和階段目標,率先在北京、上海、天津等?。ㄊ校┻x取8個地區進行試點。2001年,《全國教育事業第十個五年計劃》中提到社區教育工作要在已有城市教育改革成效的基礎上不斷加深,進一步擴展試點范圍與規模。是年11月,教育部召開首次全國性社區教育實驗工作經驗交流會議,對社區教育試點的8個地區進行經驗總結與交流,部署相關實驗工作,宣布全國首批28個實驗區建設名單。很顯然,這一時期已依托大中城市的城區開展社區教育實驗,延伸社區教育的服務領域,探索符合我國實際的社區教育實驗工作方向與未來實驗區建設模式。

2. 上升階段:由實驗到示范(2001-2008年)

自2001年我國開展社區教育實驗以來,部分實驗區建設成效顯著,具備深入推廣與普及示范的價值,社區教育由實驗階段向示范層次跨越。2004年,教育部提出繼續大力發展職成教育,開展以學習型企業、社區、城市等為導向的創建活動,積極推進社區教育,打造公共學習資源平臺(教育部,2004a);12月,職成司發布推薦全國社區教育示范區的通知,對已有實驗區建設進行評估,開展對示范區的遴選工作。同年《教育部關于推進社區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到2007年,全國社區教育實驗區要擴展到各?。ㄗ灾螀^、直轄市)”“創建一批全國社區教育示范區”等目標。直至2007年,教育部再次發布推薦全國示范區的通知,正式將示范區評選提上議程。2008年,教育部公布北京市西城區、天津市河西區等首批34個全國示范區單位。這一階段,社區教育實驗的規模不斷擴大,建設水平有明顯提升,逐步由探索實驗模式向建立健全的社區教育管理與運行體制轉變,為全國社區教育工作的廣泛開展奠定了基礎。

3. 深化階段:實驗與示范同步(2009年至今)

2009年,教育部取消個別未達到建設標準的實驗區,補充部分省級實驗區為全國實驗區單位,重新宣布調整后的實驗區單位共98個(教育部,2009)。為促進示范區規范化建設,教育部于2010年印發《社區教育示范區評估標準(試行)》,明確示范區評價指標。同年增補武漢市武昌區、成都市錦江區等5個實驗區。2013年、2016年分別公布了第五批和第六批實驗區名單。全國示范區的申報要求不斷調整,評選程序日臻完善,申報地區從“全國實驗區單位”調整為“省級示范區3年以上”也可參評,條件更加靈活,教育部分別于2010年、2014年與2016年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全國示范區單位。我國已陸續建設了246個社區教育全國實驗區和122個全國示范區單位①。這一時期,政府出臺了若干政策、文件,統籌推進社區教育工作,以實驗、示范項目為載體,帶動全國開展社區教育。

二、社區教育實驗區、示范區建設的內在邏輯

(一)演進模式:有序性摸索到規范化建設

社區教育實驗區、示范區建設進程與國家的頂層設計和政府的統籌決策緊密相關,大致經歷從有序的漸進式摸索到如今的規范化建設的演進歷程。規范化即標準化,指通過制定規則,使后續建設符合先前規定的標準。全國首批28個實驗區主要依靠教育部“安排部署,指定建設”,第二批實驗區則為“申報候選、部門推薦、嚴格審核”。首批示范區名單早在2008年就已公布,而《社區教育示范區評估標準(試行)》則在2010年才正式頒發,其制定出三級評價指標,從管理體制建設、組織運行保障、培訓與學習活動等方面完善示范區評估準則。相對于前期建設,實驗區、示范區的發展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全面規劃,不斷調整遴選條件,從不斷摸索到規范化建設,逐步實現整體跟進,確保各區發揮最大效益。

(二)行動路徑:試點實驗到全國推廣

“政策試點”是中國治理實踐中的創新機制,也是改革事業進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周望,2012)。社區教育作為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衍生品”,從1996年國家教委首次提出社區教育試點,到2000年正式啟動、2001年全面展開,再到2004年、2007年教育部發布推薦示范區的通知與2008年首批示范區的出爐,遵循著“先試點,后推廣”的改革路徑,依賴于政府政策的出臺推進社區教育試點、實驗區與示范區建設,由零星試點到全國推廣,由淺層次嘗試到深層次摸索?!皩嶒灐币馕吨D變、探索與創新,“示范”意味著推廣與可復制,實驗區與示范區建設從東部大城市的先行主導,到東、中、西部地區的城鄉間滲透,覆蓋范圍更加廣闊,逐漸從試點實驗邁進普遍推廣的改革深水期,產生帶動與示范的良性發展。

(三)價值趨向:引領示范到可持續發展

1998年,教育部就明確提出開展社區教育實驗工作,不斷推進社區教育發展進程,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終身教育體系(教育部,1998)?!皩嶒灐钡牧⒆泓c在社區,著眼點在社區居民,目標是終身教育體系的建立和國民素質的提升。如何整合社區已有與潛在的教育文化資源,提高社區居民整體素質進而打造高質量的生活,為社區教育工作提供經驗與借鑒,成為實驗區、示范區建設的任務和使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老齡化、城市社區負荷等外部壓力使得社區教育的價值愈加凸顯,推進著社區教育內部的發展與變革?,F階段,終身學習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已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政策出發點和促成路徑(苑大勇,王默,2018),新時代背景下的實驗區、示范區建設已不僅僅滿足于引領與示范價值,如何真正契合地區實際,建立協調、科學的社區教育管理機制與運作模式,維持長效機制下社區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應然的價值指向與必然選擇。

三、社區教育實驗區、示范區發展的成效與短板

(一)實驗區、示范區建設的成效

1. 制度建設日益優化

一是教育部對實驗區、示范區總體部署,加強頂層設計,各實驗區、示范區在已有終身教育處等部門基礎上專設社區教育委員會或領導小組,統籌協調各項事務,指導社區教育發展。各街道、社區建立對應負責部門,明確區(市)、街道(鎮)與居委會(村)社區教育工作責任,完善了各實驗區、示范區統籌管理體制。二是為整體推進各區建設進程,各實驗區、示范區在上下銜接的職能機構的基礎上,市(區)教育局協同民政局、財政局等部門共同開展工作,加強跨領域多部門互動合作,既保證了政策執行的順暢性與完整性,又促進了行政效率的最優化。三是各區加快健全運行保障機制,不斷推進資源共享、學習監測、經費投入、學分認定、激勵表彰等運行機制的優化(王伯軍,彭海虹,賈紅彬,楊東,2018)。如全國實驗區、示范區上海市徐匯區設立有區社區教育委員會,行政上以辦公室為主體,下設部門負責經費運作等具體工作;業務上以區社區學院為主干,負責教育教學與課程建設等工作。

2. 辦學網絡日趨完善

2004年,教育部就提出要形成以區(縣)社區教育學院或社區教育中心、街道(鄉鎮)社區教育學校、居委會(村)社區教育教學點的三級社區教育網絡(教育部,2004b),積極依托開放大學、成人學校、社區文化中心等系統,搭建服務全民的社區教育學習體系。一方面,各實驗區、示范區整合已有的各類教育資源,構建完備的社區教育網絡。社區教育網公布的2015年對實驗區、示范區調查數據顯示,三級社區教育網絡中有區級社區教育中心830個,街道級6 729個,居委會級55萬多個,全國實驗區、示范區已初步形成覆蓋城鄉的社區教育網絡。另一方面,實驗區、示范區依托區內各級各類學校、教育機構與企事業單位展開合作,組織廣泛性、多元化的社區教育與培訓活動;開發利用公益性圖書館、文化館與體育館等公共教育文化設施,納入社區教育服務支持體系;根據地區建設實際,因地因時制宜,發展特色的社區教育中心與實踐基地;加快組建社區教育共同體,實現建設資源共享與區域聯動發展。

3. 師資隊伍加快培育

我國社區教育工作者主要由社區教育專職教師、兼職教師和志愿者三類群體組成(黃健,2010),分別從事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與志愿服務等工作。對于社區教育師資隊伍的建設,一是落實了社區教育師資隊伍要求,2013年教育部印發《社區教育工作者崗位基本要求》,明確了社區教育工作者的崗位職責與任職條件,各實驗區、示范區落實工作者崗位規范,明確了社區教育專家與講師的選聘條件、流程與考核管理。二是扎實推進師資隊伍專業化,各區開展社區教育工作者的培訓與研修學習,舉辦教師技能比賽,依托課題研究立項,以多種形式提升社區教育工作者的技能水平與職業修養。如第五批全國實驗區江蘇省南通市海安縣較早地開展了“社區教育教師專業化建設”特色項目,從行政政策、組織保障等方面促進社區教師專業發展。三是部分實驗區、示范區積極開展社區教師隊伍的崗位評聘試驗,著力解決困擾社區教育工作者的晉升發展問題。如2013年上海市中學職稱評定系統中設立有社區教育學科,符合要求的社區教育專職教師可申請社區教育科目的高級職稱(盧玉娟,2018)。接下來的發展,仍需繼續探索與完善我國社區教師隊伍培育流程和發展模式,保障社區教育師資隊伍的高質量建設。

4. 教育資源供給擴大

就實驗區、示范區現有社區教育資源看,一方面,社區教育資源總體數目龐大,類型豐富且形式多樣,有效地滿足了多數居民的學習需求。社區教育網工作平臺顯示,2015年區級社區教育總課程達5.7萬門,如浙江省區級課程達1.7萬余門,江蘇省達1.6萬余門,實驗區、示范區課程數量持續增多。課程內容囊括職業技能、生活休閑、文史藝術等類型,依托培訓、會議、講座等形式開展教育活動。教育資源面向群體以老年人、青少年為主,覆蓋進城務工人員、新型職業農民、下崗再就業人員、殘疾人等社區居民。另一方面,加快了數字化網絡教育資源建設,開展在線社區教育。2019年教育部等多部門聯合啟動“全國社區教育和老年教育資源共享行動”,建設了覆蓋全國的數字化信息學習平臺,有效地滿足了全民終身學習的需求?,F代信息技術以其對教育的開放性和靈活性,為構建開放共享的終身教育體系提供了戰略支撐(林世員,2018)。如新疆克拉瑪依市克拉瑪依區充分發揮三級社區教育網絡優勢,依托其獨特的教務管理,實施社區教育培訓菜單模式,立足于市教育局,與上海市楊浦區開展交流合作,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實現了滬克社區教育雙方協力共進(戰偉平,2018)。

(二)實驗區、示范區建設的短板及成因

在理念認識上,對實驗區、示范區的理解有待深化。不難發現,部分實驗區、示范區對自身的認識與定位有待提升。第一,部分實驗區、示范區,不論是負責領導還是社區居民,對社區教育的了解和領會尚局限在認識淺層,思想不夠深入,未能以大教育觀念來認識社區教育的存在(楊永明,何曉穎,雷雪艷,胡斌武,2017),對實驗區、示范區建設和自我提升的重視與認可要進一步加強。第二,實驗區、示范區是社區教育發展的典范與標桿,但是當前部分實驗區和示范區建設尚缺乏創新活力與大膽探索,實驗周期較短,“模仿”程度過高,對實驗、示范什么,如何實驗與示范等策略缺乏深層次的認識和思考。第三,部分實驗示范區單純將建設情況作為衡量任務的指標,僅按照調查與考核標準等硬性條件達成實驗與示范任務,往往造成個別實驗區、示范區名不副實,實驗區、示范區同非實驗區、非示范區單位差距較小,仍有發展空間,缺乏代表性。第四,部分實驗區被評為示范區或創建為先進單位,個別實驗區甚至示范區發展后勁不足,部分實驗區、示范區輻射作用有待加強,引領效應仍不明顯。第五,實驗區、示范區建設未真正深入社區居民,在建設推進中與公眾之間存在認識斷層,造成社區教育工作未能有效實現政府、社會、企業與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合作和有效聯結。

在政策設計上,針對性政策措施有待完善。截至2017年,?。▍^、市)、計劃單列市及重要城市發布的制度文件42部。157個地級市發布了有關推進社區教育、加快學習型社會建設的文件,占到全國333個地級市的近一半(教育部,2017),部分為直接轉發教育部與省級政策文件。各地社區教育的發展高度依賴政府政策的支持,但涉及實驗區、示范區建設的省市多共用已有的社區教育相關文件,面向實驗區與示范區建設的針對性政策文件寥寥無幾,國家與省市層面針對社區教育發展與實驗區、示范區建設的政策措施需要進一步完善與強化。官華與楊釙(2018)認為當前社區教育政策表征易于導致“試驗性執行”模式,一方面這類政策使得社區教育各項事物在管轄上缺乏明確的執掌部門,導致執行邊界模糊,另一方面也使各地的社區教育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留有較大的自主執行空間,政策的執行力度和水平有顯著不同,是造成當前各實驗區、示范區建設存在較大差異性的重要原因。經濟水平較高的城市與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建設之間存在差距,“不僅存在著先進與后進, 并且還有空白點”的現象依然明顯(厲以賢,1999),全國實驗區與示范區存在地區性與進程性的發展差異。

在財政保障上,配套經費機制不健全。2004年教育部曾明確提出,要利用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優勢,采取以政府財政為主,社會、單位與個人多途徑投入的社區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教育部,2004b),強調各地要將社區教育經費列入經常性財政開支。2016年教育部強調,各地要繼續完善以政府投入、社會捐贈和學習者分擔等多種途徑保障社區教育經費的穩定,開拓經費來源渠道,不斷創新社區教育經費投入機制(教育部,2016)。從以上兩文件可以看出,一是社區教育經費投入主體為地方政府,暫未明確政府具體層級與投入標準,國家財政也未專門設立社區教育經費,經費責任主體則自動落到各市、區級政府;二是經費籌措與投入機制仍在完善階段,機制尚不健全,形式仍不統一?;诂F實條件看,我國社區教育經費保障投入主體不明確,各級投入與分配比例不均衡,執行過程中彈性較大,往往受到地方財政的制約。官華與楊釙(2020)認為社區教育政策具有分配型政策特征,屬于政策制定者與出資者分離的財政安排,在執行過程中容易出現經費供應不足的狀況,是社區教育經費缺乏保障的深層原因,體現在各地社區教育經費供應與實驗區、示范區的配套經費保障上。

四、社區教育實驗區、示范區建設的未來展望與對策思考

(一)深化理念認識:發揮實驗區、示范區價值引領

實驗區、示范區是我國社區教育先行先試地區,要深刻認識到自身在社區教育發展和終身化、學習化社會構建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首先,社區教育是為促成社區全體成員整體素質的提升和生活質量的提高,進而影響社區建設與發展的社區性教育活動(厲以賢,2007),必須牢固樹立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意識,創建各類學習活動滿足居民的學習需求,充分凝聚居民共識,激發廣大居民的學習熱情。其次,各實驗區、示范區的負責者與組織者必須提升認識水平,要認識到社區教育示范區并不是社區教育發展的最終目標,而是旨在推動社區教育新的改革,是社區教育發展的新階段(宋亦芳,2015)。要將實驗區、示范區建設列為各地區發展的重要任務,加大政策傾斜與支持力度,運用先進的發展理念給予各區建設全面有效的指導,實驗區、示范區要辦出特色,辦出高度,辦出影響。再次,社區教育更是政府、社會團體、企業與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的事業,要加強互動交流,形成多元參與的社區教育合作機制。

(二)樹立可持續思想:遵循總體發展思路,實現長效協同聯動

社區是一個“共同生活體”,是實現自身社會化的大學校(秦鈉,2006),社區教育是構建全民終身學習型社會的重要組成。新時期,各實驗區、示范區建設要有新思路,建立長效的協同聯動機制是實現社區教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第一,社區教育要基于社會實際,與國家發展進程相協調,發掘社區教育進展與嬗變背后的深層次邏輯,以宏觀的視角來分析各類要素對社區教育衍變的作用機制(肖甜,李勁松,楊舒涵,2019),在總體思路中實現社區教育發展訴求。第二,建立長效協同聯動機制,不僅僅局限于傳統形式的上下級之間的等級制協同,更強調跨部門間的系統協作、跨主體共治以及跨地區、跨區域甚至跨國層面的集體行動(張弦,2015),不同領域要實現深層次的主體共建與互動共享。第三,實現科學研究與創新實踐的高度融合,堅持依托會議論壇、課題研究等方式科學規劃、理性決策,形成理論與實踐的良性循環。第四,適當為社區賦權增能,提高社區基層治理能力的同時激發社區各項服務的潛力與活力,提高社區在居民生活中的地位,在社區事業的整體共生中構建全新的教育生態圈,實現新時勢下社區教育發展的現代化與可持續化。

(三)調整頂層規劃:施行差異性政策,平衡區域間發展

當前我國施行較統一的社區教育政策,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地區條件與政策要求之間的協調與平衡,各地區在政策落實與執行上存在明顯的差異,要制定更加靈活的差異性政策。一是要綜合考慮對不同地區的政策要求與實施方案,兼顧不同地區政策的傾斜標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辦法。2012年推薦全國實驗區的通知中,申報原則為“整體推動,適度傾斜”,可有效擴大實驗區建設覆蓋面,縮小地區發展差異,在后續建設過程仍可繼續適用。二是要嘗試推行專門針對各實驗區、示范區的政策與措施,一方面可使各區建設有章可依,保障實驗區、示范區有序建設,另一方面即有據可循,加強對各區建設中政策落實情況的跟進。三是既要關注先進地區建設,又要聚焦薄弱地區發展,制定具有針對性與可操作性的實質性措施。適當加強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性扶持,對綜合服務體系薄弱的地區要優先滿足社區基礎服務設施建設。針對社區教育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要提出更高層次的建設目標,政策標準要不斷細化。在政策文件的制定、解讀、落實與督察等環節,既要堅持總體思路,又要精準發力,以實現整體發展和各實驗區、示范區建設訴求。

(四)加強經費保障:落實出臺各地經費硬性投入指標

實驗區、示范區要辦出成效與水平,必須確保經費的充沛。目前,經費來源主要是市(區)級財政劃撥,社會組織與學習者分擔較少。一方面,一是要確保社區教育政府經費的穩定增長,使其成為政府公共財政的重要職能和教育惠民的堅實基礎(宋亦芳,2013),將社區教育經費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創設完善的經費投入與支出機制,加快形成中央、省、市(區)三級經費保障。比如,美國社區學院的經費大部分出自州政府稅收,其余來自聯邦政府和當地政府,還有學費和各方的捐助(歐斯瑪尼·張,2010),可適當參考。二是要綜合考慮全國整體財政計劃,在有限的財政預算下可適當調整,但必須明確地方政府經費投入硬性指標,強化對經費的執行約束與監督反饋。另一方面,支持和鼓勵設立全國實驗區、示范區配套經費,可由中央與省級財政提供保障,除保證基本運作外,可設立實驗區、示范區專項經費,鼓勵各區主動立項申請,確保資金??顚S?,突破各區建設過程中經費短缺的瓶頸,保證各項實驗工作順利開展,激發各實驗區、示范區建設活力。

(五)完善進出機制:嚴格評選與考核程序,實現監督與評估常態化

要健全實驗區、示范區申報推薦與審查等工作機制,及時調整遴選與審核標準,強化對各區建設的調研與審查程序。一是“進”,要繼續加強實驗區、示范區推薦遴選工作的制度化建設,完善已有的評審標準與認定流程。評選辦法與審核程序要進一步完善,涉及認定的重要申報材料要實現規范化,對申報候選的實驗區進行多方面綜合性認定。應在確保標準、公平的基礎上繼續適當有所傾斜,具有特色條件的地區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要有所側重,創新實驗區、示范區發展模式,強調標準化的同時不囿于已有的固定條例。二是“出”,實驗區到示范區的評選考核工作,要在已有的評估內容與標準上繼續細化,兼顧規范性與靈活性,既要注重整體性的建設成效,又要強調示范與引領的突出地位。評估工作要建立長效機制,加強動態監督評審,定期對實驗區、示范區進行考核,巡查跟蹤工作要常態化,對工作力度不足、成效不突出的實驗區、示范區予以通報整改,建立退出機制。對調查工作的情況要及時匯總并公開,增強工作透明度。要正確認識未來社區教育發展與實驗區、示范區的使命和定位,在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中積極探索與創新我國社區教育發展的新模式,更好地發揮和把握社區教育實驗區與示范區的價值引領與功能定位。

注釋

①2020年12月,教育部在“‘十三五’期間職業教育發展有關情況介紹”中講到,“確定國家級社區教育實驗區129個、示范區120個”。根據歷年公布,全國社區教育實驗區:2001年第1批28個,2003年第2批33個,2006年第3批20個,2007年第4批33個,2009年重新評選當時實驗區后,增刪公布為98個,2010年增設5個,2013年第5批45個,2016年第6批64個,陸續建設246個(含2008年由實驗區評為示范區的34個);全國社區教育示范區:2008年第1批34個,2010年第2批34個,2014年第3批22個,2016年第4批32個,陸續建設122個。歷年名單統計與公布數據存在出入可能的原因:一是縣(市、區)行政單位的調整;二是部分實驗區已建成示范區,統計標準不同,如第1批示范區由實驗區評選而來;三是取消個別建設單位但未公布等,本文暫以公布的歷年累計數據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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