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小板/淋巴細胞及單核細胞/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比值與冠心病關系的研究進展

龔明強，閆杰，徐御政，伊鑫

(華北理工大學附屬醫院心血管內科，河北 唐山 063000)

0 引言

隨著全球人口老齡化，糖尿病及肥胖等發病率的上升，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及病死率逐年上升，而其中的冠狀動脈疾病所引起的心臟疾病目前在全球死亡的比例也呈上升趨勢，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1]。雖然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的診斷和治療策略有了相當大的改進，但CVD患者的數量和疾病的成本正在成倍增加[2-4]。冠心病作為一種常見的心血管內科疾病，其形成的機理十分復雜，炎癥和脂質積累是動脈粥樣硬化作為一種慢性疾病的兩個基本特征。炎癥不僅是一種局部反應，而且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系統的過程。血小板釋放參與血管炎癥和血栓形成的血栓素、促炎趨化因子、轉化生長因子b1、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胰島素生長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和細胞因子等生長因子[5-6]。血小板活化在冠狀動脈疾病(CAD)的所有步驟中起著重要作用[7]?；罨难“鍏⑴c血栓形成，以應對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破裂或內皮細胞侵蝕，促進動脈粥樣硬化血栓疾病或不良CV事件的發展[8]。另一方面，淋巴細胞計數是生理應激的指標，與炎癥呈負相關；較低的淋巴細胞計數代表心血管風險和死亡率的增加[9-11]。血小板與淋巴細胞比率(PLR)是兩種重要的相反炎癥途徑的綜合反映，很容易從一個完整的血液計數中計算出來。血小板與淋巴細胞比率也是一種廉價的工具，比血小板或淋巴細胞計數更具預測性。通過將血小板計數與淋巴細胞計數相除來計算PLR。該PLR最初作為全身炎癥生物標志物來預測腫瘤疾病的預后[12-15]。近年來，PLR已被用作各種CV條件下的預后指標。單核細胞是動脈粥樣硬化形成過程中促炎物種的主要來源。在動脈粥樣硬化中，修飾的低密度脂蛋白(LDLs)被巨噬細胞清除；這些被招募到血管壁中，誘導炎癥細胞因子在炎癥組織中的釋放。因此，炎癥膽固醇酯負載斑塊產生。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通過抑制巨噬細胞的遷移和LDL氧化，以及膽固醇從這些細胞流出，中和單核細胞的促炎和抗氧化作用，表現出抗動脈粥樣硬化作用。此外，HDL在抑制單核細胞活化和單核祖細胞增殖分化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單核細胞的積累和HDL-C的減少可能參與動脈粥樣硬化和心血管疾病(CVD)。本文就PLR及 MHR與冠心病的關系進行如下綜述。

1 PLR在冠心病中的作用研究

1.1 PLR與急性冠脈綜合征

由于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ACS)的高死亡率，當前已存在不同的方法來提高早期識別高?；颊叩寞熜?，例如：使用高靈敏度肌鈣蛋白、急診科基于胸痛患者的CT冠狀動脈造影結果進行評估和創建快速識別的胸痛中心[16-18]。破裂或侵蝕的動脈粥樣硬化斑塊上血栓的形成通常是ACS病理生理學的基礎。血小板活化(粘附和聚集)在這一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19]。血小板被血管壁細胞釋放的物質激活，分泌出可參與血管炎癥細胞因子以及促炎性趨化因子[20]。在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形成，斑塊的不穩定、破裂，并且在復雜的動脈粥樣硬化斑塊處形成的血栓中血小板起著重要作用[21-23]。血小板計數與急性心肌梗死(AMI)風險增加和AMI后短期和長期死亡率相關[24-27]。平均血小板體積(MPV)是衡量血小板大小且主要與AMI、缺血性心臟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HF)有關[25-26]。 除了血小板活性增加外，血管壁的炎癥似乎對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形成及其不穩定也很重要[28]。淋巴細胞是動脈粥樣硬化過程中慢性炎癥的重要組成部分，急性心肌梗死時，淋巴細胞浸潤缺血再灌注心肌，表達多種白細胞介素(ILs)，這些白細胞介素在單核細胞的遷移和誘導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劑的表達中起重要作用，低淋巴細胞計數與AMI死亡率增加 有關[29-30]。PLR是強調動脈粥樣硬化血栓形成的兩個主要成分(血栓形成和炎癥)之間相互作用的關鍵因素。先前的研究已經證明血小板和淋巴細胞計數的升高與心血管疾病的不良結局有關[31]。因此，PLR升高在預測不良心血管疾病結局方面可能比單獨使用一個參數都更好。PLR在ACS中的預后重要性已經在一些研究中得到了探討[32]。Hudzik等人研究了入院PLR對糖尿病合并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的臨床療效和長期預后的診斷價值，結果表明，PLR值對院內和遠期死亡率是一個較好的預測指標，雖然相對于預測晚期死亡率的PLR臨界值，預測院內死亡率的PLR具有較高的臨界值(分別為155和146)，但PLR依舊是院內和遠期死亡率的獨立風險因子[33]。PLR在ACS患者中的作用已被廣泛研究，眾所周知，它是與炎癥程度相關的一個預后指標。我們有理由認為PLR是ACS患者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個良好的預后指標。

1.2 PLR與穩定型冠心病

既往研究都表明，在炎癥以及血小板增多的眾多生物標志物中，明顯存在著與冠心病相關聯的標志物。PLR結合了血栓形成和炎癥參數，在預測穩定型冠心病(CAD)患者動脈粥樣硬化斑塊負荷和心血管預后方面可能比單用血小板或淋巴細胞計數更有價值[34-35]。Trakarnwijitr等人研究發現PLR與CAD之間存在年齡相關性，高PLR是老年高?；颊逤AD的獨立指標，但與年輕患者早期CAD呈負相關，鑒于他們在老年和青年患者中發現PLR和CAD之間的年齡相關關系，作者推測導致早發CAD的炎癥途徑與老年患者不同，早發冠心病可能與促炎細胞因子和抗炎細胞因子比例失調以及高水平T淋巴細胞導致動脈粥樣硬化形成有關[36-37]。在一項大規模的研究中，用Gensini評分結合炎癥標志物CRP對1646例穩定型CAD患者的PLR與CAD嚴重程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PLR是嚴重CAD的獨立預測因子，多元logistic回歸進一步分析PLR與CAD嚴重程度有顯著相關性[38]。穩定型冠心病的發病機制在某些方面與ACS不同[39]。然而，炎癥機制的作用是相似的。因此，可以推測PLR是反映炎癥狀態的生物標志物，可用于預測穩定型CAD患者的不良結局和預后。

2 MHR在冠心病中的作用研究

研究結果表明，高單核細胞計數和低HDL-C水平可能與炎癥和氧化應激有關，據報道，MHR是幾種心血管疾病中的一種新的預后指標[40-44]。董昭杰等研究表明MHR與冠脈Gensini 評分呈正相關(r=0.39，P＜0.001)[45]。Karatas等發現MHR與心肌梗死患者的預后有關[46]。阿克戈茲等在文獻中指出，MHR與 STEMI患者院內階段和近五年內發生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cardiac event，MACE)以及長期死亡率具有獨立相關性[47]。其他研究表明，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患者中，支架血栓形成率是MHR值升高的2.2倍。在這些患者中，MHR被報道為支架內血栓形成的獨立預測因子(HR，1.08；95%CI，1.02-1.17)[48]?？膊ɡ卦谖墨I[49]中指出了氧化應激水平的升高以及冠脈慢血流現象的發生都與MHR具有較高的相關性。此外，有研究顯示較高的MHR水平可能預測STEMI患者PCI術后造影劑性腎病的發展(OR，4.48；95%CI，1.38-14.5)[50]。在接受冠狀動脈造影的穩定型冠心病患者中，用SYNTAX評分評估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嚴重程度和復雜性，在評分較高的穩定型冠心病患者中，MHR和CRP水平呈正相關(r=0.390)，且顯著高于評分≥23分的患者[51]。在接受了成功的裸金屬支架的心絞痛患者中，MHR最高的患者的再狹窄率高于MHR最低的患者，兩項不同研究的數據表明，MHR是支架再狹窄的獨立預測因子(OR，1.45；95%CI，1.06～1.88)和(OR，1.29；95%CI，1.15～1.49)[52-53]。以上研究得出MHR能較好的預測冠脈病變嚴重程度及可作為評估冠心病預后的一個指標。

3 小結

血常規和生化檢測在心血管內科臨床工作中很普遍，與其他炎癥因子相比，PLR及MHR的獲得簡單方便，比較經濟，便于計算。由于目前關于PLR及MHR與冠心病的研究處于起始階段，仍然需要大量的實驗去進一步研究證實，目前針對PLR及MHR在冠心病患者發生發展中起到的作用，將來或許可研制出新的藥物用于阻斷這一進程的發生，延緩冠心病的發生，為冠心病患者帶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