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時代“執玉帛者萬國”與天下治理

李競恒

(一)

大禹治水之說，疑古思潮以來多有懷疑者。王國維曾以東周《秦公簋》《齊侯鐘》銘文為證據論述大禹的史實，所謂“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1)王國維：《古史新證》，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6頁。。這一論證結合了二重證據法，固然可信，但遺憾在于材料偏晚。2002年，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在海外發現并收藏的西周《遂公盨》，則比上述材料早得多。其銘文云：“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征，降民監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2)李學勤：《論遂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6-135頁。意為大禹治水，有功于民，因此得以成為王者和民之父母。這是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關于大禹治水的古文字原始資料，其內容與殷周時期的《詩經》《尚書》《山海經》等文獻中所記載的“禹敷土” “禹敷下土方” “禹是始布土”相印證。此外，近年來，新見戰國楚簡如上博簡《容成氏》《禹王天下》中也都有大禹治平水土山川的豐富記載。(3)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7-292頁；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6-235頁。

文獻中大禹治水的記載，實際上也能得到古氣候學和考古學的支持。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太陽輻射改變導致亞洲季風減弱和氣候異常，暴雨和干旱交織轉換，導致大量攜帶泥沙的洪水。黃河上游官亭盆地、中游關中盆地和洛陽盆地不斷出現洪災，黃河下游河道從南向北移動，河床淤塞。(4)李旻：《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生》，《考古學報》2017年第3期。顯然，如果只是依靠傳統較松散的方國、部族等小共同體聯盟來實現大規模的治水工程，效果很可能是不佳的?？脊艑W者認為，“洪災還為某些有能力的個人成為領袖人物，引導前國家政體確立并凌駕于其他政體之上的政治地位提供了機會。二里頭文化的擴張和二里頭遺址在第二、三期的擴大，也許暗示著二里頭貴族達到了對政治支配權最有效的掌控?！?5)劉莉：《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陳星燦等譯，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16頁。

《漢書·食貨志上》云：“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茂遷有無，萬國作乂?！备鶕h唐以來學者的注釋，這是描述大禹治水，當時大禹勸勉“萬國”之間資源流動，并用竹筐等器物將貢賦整合起來。(6)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65頁?！渡袝び碡暋费?，當時九州五服，或賦“納總”，或“納铚” “納秸服”以及粟和米，即遠近不同的部族提供從人力、器物、糧食等不同等級義務的資源。結合考古和文獻可以判斷，當時大規模的治水工程加大了眾多小共同體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整合力度。夏后氏部族通過主導公共工程，不但增強了對資源的汲取能力，也產生了更復雜的組織分工和原始官僚管理等機制。中國最早的國家誕生，已經呼之欲出。

此一時期“萬國林立”，朱熹說“執玉帛者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個長，自為一處，都來朝王”。(7)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2004年，第1312頁。朱熹以自己所處時代觀察到南方的溪洞部落情形，用類似“人類學田野”的方式去解釋大禹時代的情況，其實是大致無誤的。以類似“人類學”視野描述當時社會的還有王船山，他指出：“自邃古以來，各君其土，各役其民，若今化外土夷之長，名為天子之守臣，而實自據為部落?！?8)王夫之：《讀通鑒論》，中華書局，2020年，第457頁，第920頁。這也是以“化外土夷”，參照堯、舜、禹時代小共同體本位的社會。今人熟諳王國維以夏商之王為“諸侯之長”說，但“諸侯之長”說最早源自王船山：“古之諸侯，雖至小弱，然皆上古以來世有其土，不以天子之革命為廢興，非大無道，弗能滅也。新王受命，雖有特建之國，亦必視此而不容獨異。故天子者，亦諸侯之長耳?！?9)王夫之：《讀通鑒論》，中華書局，2020年，第457頁，第920頁。按照此說，夏商之時天子仍為“諸侯”聯盟的盟主而已，遍地分布的各“諸侯”，其高度發育者應該已經演化為原始國家方國，演化中等者或為復雜酋邦水平的部族，其組織簡單者應當就是朱子所描述“五六十家” “百十家”的扁平小共同體而已。這些小共同體或稱“諸侯”，或稱“國”，但其中絕大部分顯然沒有達到原始國家的門檻。但無論如何，大禹開創的夏王朝，都是以這些遍地開花的“國”之擁護作為前提和基礎的。

體現在考古材料上，便是龍山文化時期遍布中原各地的古城、聚落，以及遠至長江流域沿線的寶墩、三星堆、石家河、良渚等古城、聚落的多元分布。在陜北有石峁、蘆山峁等龍山石城，在中原有淮陽平糧臺、登封王城崗、襄汾陶寺、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博愛縣西金城、溫縣徐堡、輝縣孟莊、郾城郝家臺、安陽后崗、山東章丘城子崖、鄒平丁公、淄博田旺、壽光邊線王城、日照丹土村、陽谷景陽岡、皇姑冢、王家莊古城、滕州龍山古城、費縣防城等，在山東茌平和東阿縣附近還有5座龍山古城。目前，在黃河流域已經發現了數十座龍山古城，這些遍地分布的史前古城，展現了國家起源前夜“萬國林立”時代的社會面貌。(10)任式楠：《中國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1期?？脊艑W者認為，龍山時期城墻的功能應當視為當時社會對抗性競爭的產物。(11)Li Liu and Xingcan Chen, “Sociopolitical Change from Neolithic to Bronze Age China,” Miriam T.Stark,eds.,Archaeology of Asia,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162.

(二)

大禹所開創的夏王朝，作為傅斯年所說“夷夏-東西”聯盟的“萬國”盟主，將東部、西部集團下的各小共同體整合了起來。一方面，通過治水等公共工程活動強化了組織結構和資源整合，以至于中國最早的國家不是出現在禮儀、器物更加發達的山東、晉南龍山文化，而是出現在更為簡單的伊洛龍山文化，(12)劉莉：《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陳星燦等譯，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30-231頁。這是夏王朝誕生“文”的一面。另一方面，在遍地古城對抗戰火紛飛中崛起，通過征伐三苗、有扈等部族的軍事活動，擴大了直屬的領土、人口規模、資源，提高了軍事威懾的聲譽，這是其“武”的一面。通常來說，戰爭“武”的這一面對于促進國家的誕生尤其重要。從二里頭、東下馮文化的考古材料來看，夏人擁有青銅戈、銅箭鏃、銅斧鉞等在當時最先進的戰爭技術，并有手推車等可用于運輸后勤物資。(13)李競恒：《干戈之影：商代的戰爭觀念、武裝者與武器裝備研究》，四川師范大學電子出版社，2011年，第56-57頁。夏人在“一文一武”機制的配合下，天下諸侯來朝，形成了早期國家的制度，以至于能誅殺遲到的防風氏首領。

大禹征伐三苗之事，見于《墨子·兼愛下》引《禹誓》：“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而群對諸群，以征有苗?！贝恕叭簩χT群”，孫詒讓讀為“群封諸君”，“言眾邦國諸君也”，即大禹率領眾多效力于夏后氏的“諸侯”聯軍武力，對三苗展開戰爭?！赌印し枪ハ隆酚衷啤拔粽呷绱髞y，天命殛之……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袛，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 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14)孫詒讓：《墨子間詁》上冊，中華書局，2009年，第121頁、第146-147頁。據此說，大禹征伐三苗還使用了宗教信仰的動員力量，一系列的戰爭最終導致三苗各部族的衰微。幫助大禹的人面鳥身之神，孫慶偉先生認為是東夷句芒，這實際上是夷夏聯盟與三苗集團斗爭的歷史，“在與三苗的激戰中，皋陶之族以某種方式祈求本族神句芒蒞臨上空，助其一臂之力”。大禹領導夷夏聯盟戰勝三苗的結果，便是各類句芒類神鳥玉器在石家河遺址中的勃興(15)孫慶偉：《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420-428頁。。

大禹對三苗集團的征伐，既見之于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變遷，也見于最新的考古發現。2019年5月，在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M169出土的一套曾國編鐘，記載了曾國祖先南宮括受封經營南土的歷史。其銘文云：“率禹之堵，有此南洍”(16)郭長江，李曉楊，等：《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江漢考古》2019年第3期。?！坝碇隆币鉃榇笥硭涍^的軌跡，此南土“禹跡”便是大禹征伐三苗，一路自北向南由隨棗走廊入長江中游的征服路線，給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周人分封南土諸侯，仍以此作為記憶的標志性事件。夷夏聯盟對三苗集團的戰爭，鞏固了大禹領導的政治秩序，增強了夏后氏對聯盟中各邦國的支配性力量。

除伐三苗的戰爭外，大禹還展開了對有扈氏的戰爭?！赌印っ鞴硐隆芬队硎摹访枋隽讼暮陀徐钁馉幥?，大禹對軍隊進行的動員。傳世本《尚書·甘誓》的《序》解釋此一段戰前動員文字是禹的兒子啟所作。儒家、墨家所用傳本不同，有學者認為墨子錯將三苗當作了伐有扈。(17)詹子慶：《夏史與夏代文明》，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02頁。孫詒讓考證認為，“禹、啟皆有伐扈之事”(18)孫詒讓：《墨子間詁》上冊，中華書局，2009年，第240頁。，調和二說，顯得更為合理。段渝先生認為，有扈與夏為同姓，本應是夏建構王朝的一個重要層級，但因為破壞了宗教禮儀和政治秩序方面的原因，而遭受了大禹的討伐。(19)段渝：《大禹史傳與文明的演化》，《天府新論》2017年第6期。有扈氏作為夏同姓，一旦違背大禹所主導的政治、禮儀秩序便遭受懲罰，這和《禹誓》戰前動員不用命戮于社的告誡如出一轍，顯示了大禹時原始國家作為強制執行手段的制度化已初見端倪?！蹲髠鳌ふ压辍酚涊d夏代有《禹刑》，《昭公十四年》引《夏書》有“昏、墨、賊、殺”的內容。由此可知，大禹時奠定的制度雛形正是《禹刑》，對違反制度者，可以判處“殺”刑。

此種制度化的強制手段，也見于誅殺防風氏首領之事。此事最早見于《國語·魯語下》：“昔禹致會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蓖瑯觾热?，也見于《史記·孔子世家》。文中所謂“群神”，其實就是“執玉帛者萬國”的各方國、部族首領，大禹作為夷夏集團盟主，以制度化的征召方式將集團下各小共同體首領召集一處會盟，而未能準時赴會的東夷防風氏部族君長，竟然被大禹按照制度處死?？梢?，當時天下盟主已經擁有了對盟下君長一定制度化、強制性的權力?！队硇獭分械拇朔N強制權，可能是軍事指揮權的延伸，對違規者采用軍法。

防風氏之所在，董楚平先生據《淮南子·汜論》高誘注“封于太山，禪于會稽”，“會稽在太山下”等記載，考證指出此“會稽”是在今山東泰山附近。防風氏作為風姓，為山東土著，大禹正是在泰山附近誅殺了防風首領。(20)董楚平：《〈國語〉“防風氏”箋證》，《歷史研究》1993年第5期。泰山是東夷各族的神山，大禹作為夷夏聯盟首領，在山東“夷”的區域和宗教圣山誅殺東夷君長，既是當時公共制度形成的產物，也是對東部地區各君長、族團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立威。禹死后盟主之位沒有傳給夷夏聯盟的東部首領伯益，而是以“父死子繼”的方式繼續由西部夏后氏君長擔任，與此宗教(致會群神)加政治立威的遺產也是有一定關系的。

(三)

在征伐、盟會之際，大禹也開創了當時“天下”通用的早期禮樂制度，并扶持一系列同姓封國，以拱衛中心的夏后氏。在禮樂制度方面，大禹鑄造九鼎，作為“執玉帛者萬國”盟主的法統標志。從考古資料來看，大禹前后的龍山遺存中即出現了作為宗教和政治禮儀象征的銅禮器，如陶寺曾出土銅容器口沿殘片，王城崗出土過銅鬶殘片，新砦出土過銅鬶或盉的流部殘片(21)方輝：《論我國早期國家階段青銅禮器系統的形成》，《文史哲》2010年第1期。。在二里頭遺址中，則出土了鼎、斝、盉、爵在內的一系列青銅器，尤其是青銅鼎，高20厘米，沿上立雙環直耳，空心四棱錐狀足，裝飾網格紋飾，顯示了早期銅鼎的形制。(22)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新的銅器》，《考古》1991年第12期。此外，二里頭還有陶方鼎，應當也是對青銅方鼎的模擬。(23)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1959—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第209頁。文獻中記載大禹鑄九鼎之說，符合考古材料所見的歷史背景。

《左傳·宣公三年》載楚人問鼎之輕重，王孫滿回答：“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薄妒酚洝し舛U書》亦云：“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备鶕苏f，大禹鑄九鼎是因為能控制遠方各方國、部族的資源，以“貢金”的方式貢獻給夏后盟主而鑄造。大禹將各地小共同體信仰中的“百物”鑄造在鼎上，是通過宗教禮儀將地方-封建性知識整合為“天下”的知識。顧頡剛有一著名論斷懷疑大禹是鼎上的龍或蜥蜴一類動物(24)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第一冊，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78頁。，實際上從大禹到歷代夏王，與龍、蛇類信仰的關系極其密切(25)李競恒：《早期中國的龍鳳文化》，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39頁。，大禹具有龍蛇之類的神格，本不足為怪。夏禹鑄鼎有各地“百物”和夏人的龍蛇，正是在宗教禮儀和文化上整合地方與中心的一種實踐。

又如二里頭式的夏人玉牙璋，也是夏禹推行天下共同禮儀的一項代表。此種禮器，清代學者吳大澂稱為牙璋，也有現代學者認為應當稱為玄圭，其流行時期主要是龍山晚期到二里頭文化二至四期。其分布除了中原各地以外，還分布于東至山東，西到甘肅，北至陜北，南到四川、湖北甚至廣東、香港、越南北部。(26)許宏：《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19-221頁。對于此種現象，有學者認為牙璋最早源出山東(27)楊伯達：《牙璋述要》，《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3期。，或認為最早是源出古蜀三星堆(28)林向：《蜀與夏：從考古新發現看蜀與夏的關系》，《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第4期；彭長林：《越南北部牙璋研究》，《華夏考古》2015年第1期。，但結合二里頭陶盉和諸多文化元素比較來看，此種牙璋最大可能的起源地便是夏的中原地區，伴隨大禹奠定的禮樂和政治秩序向周邊擴散，“實際上揭示了夏王朝的建立”(29)孫慶偉：《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429-438頁。。除牙璋以外，二里頭重要禮器如陶盉、鬶、爵、綠松石獸面銅牌等都呈現向四周的擴散和分布，顯現出中原王朝和周邊政治團體之間的政治結盟。(30)趙海濤，許宏：《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二里頭文化的歷史位置》，《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這些以二里頭式禮制標準器向周邊擴散的跡象，顯示了早在公元前二千紀前葉的二里頭時代，“中國”的輪廓已顯現出其最早雛形。(31)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147頁。這就意味著，在大禹所主導的四方萬國的聯盟秩序建構中，除了征伐以外，禮樂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過不斷向周邊輸出政治文化中心的標準禮器、禮樂等形制、典章，對于夏朝天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

大禹以治水的公共工程服務、武力的軍事征伐、禮樂的典章輸出等綜合手段，文武結合，構建起中國最早的“天下”治理秩序。這一秩序，既有一統的一面，也有尊重和保護地方小共同體的一面。在此秩序下，夏人當然是首先扶持、倚靠同姓邦國不斷壯大和發展，這些同姓之邦在后來的少康中興事件中對于夏朝的復興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來看，有有扈氏，《淮南子·齊俗》高誘注認為有扈是“夏啟之庶兄”所建。從大禹、啟父子都征伐有扈的情況看，“庶兄”之說不太可信，但有扈是夏人分支，則是無疑的。從《史記·夏本紀》看，比較著名的有斟尋氏、斟戈氏(亦作“斟灌氏”)，另外有彤城氏、有男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

當然，除依靠同姓之外，夏朝也更多是將異姓諸邦整合進自己的天下秩序，出現了三代封建的萌芽。晁福林先生認為，夏朝已經出現了同姓、異姓封建的萌芽。而異姓邦族經過封建，建立起效忠的封建義務，對于夏朝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義?！敖涍^封建的氏族是夏王朝統治的基礎，許多氏族擔負著夏王朝所委派的任務”，如羲氏、和氏為夏朝觀天象制定歷法，周族為夏主持農官，封父部落為夏造良弓，商族為夏水官?！斑@個聯盟由夏實行封建而形成，受夏之封者，便與夏王朝保持著一定的關系，也受到夏王朝的保護?！?32)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37-238頁。

大禹創造的天下治理秩序中，各地方封建的方國、部族既履行對王朝的義務，也享有受到王朝保護的權利，這是開創了華夏“三代”之治的核心部分。對于各地方的方國、部族，在履行納貢、軍事服務等封建義務之外，夏朝對其內政、習俗并不加以干預，而是尊重各地方的禮俗，甚至將各地的“百物”鑄造在王朝的九鼎之上，顯現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多元氣象。大禹本人便是尊重和踐行此王道的典范?！秴问洗呵铩ど鞔蟆吩疲骸坝碇銍?，裸入衣出”；《戰國策·趙策二》：“禹袒入裸國”；《淮南子·道應》：“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風俗通》佚文云：“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說禹治水，乃播入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恒，于是欣焉而解裳也?！?33)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 (下)，中華書局，2010年，第607頁。大量文獻都記載，大禹時期有一些方國、部族有裸身的地方性習俗，大禹到了這些方國，也尊重當地禮俗而裸身，而不是粗暴武斷地侮辱或干涉當地的文化、禮俗，此所謂“君子入俗，不改其恒”，高度尊重各地方性的文化、禮儀、習俗，允許其高度自治，這正是三代時期天子公天下的體現。

當時各方國、部族在履行了封建義務之外，其地方性制度、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的延續和發育。如當時的商部落，據《詩經·商頌·長發》“相土烈烈，海外有載”，鄭箋云“入為王官之伯”，即當時商族酋長雖擔任夏朝的“伯”，履行封建義務，但更多的是自治，從事“海外有載”的各類經營性活動。同時期的周族首領不窟，根據《史記·周本紀》記載，他雖然擔任夏的農官，但也能自由地選擇“去稷不務”，而不必擔心夏朝的懲處，可見有高度的自治權。類似地，西南的古蜀國雖然在禮制上一直堅守用夏朝的牙璋、陶盉、綠松石獸面牌，但政治上基本是完全自治的，文化上則獨立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地方性禮俗。夏朝時與商、周等部族并存，夏、商、周既具有朝代的含義，更是平行并存的各邦國，清華簡《子產》將夏、商、周稱為“三邦”(34)李學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陸)，中西書局，2016年，第138頁。，其實夏朝和各方國之間便是這種平行的國與國之關系，各國、各部族小共同體具有極高的自治權。

禹高度尊重各地方小共同體的自治，因此也得到了“諸侯”的擁護，其遺澤正是開創夏朝的重要基礎?！妒酚洝は谋炯o》云：“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薄睹献印とf章上》云：“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幐枵卟恢幐枰娑幐鑶?，曰:‘吾君之子也’?！贝笥碇卫硖煜?，對于各方國、部族不但要提供公共工程如治水的保護，以及軍事上的保護，還要提供當時習慣法的司法服務。此種以大人領主作為司法調解的活動，廣泛見于早期的法律史實踐。(35)李競恒：《試論周禮與習慣法》，《天府新論》2017年第6期。大禹顯然經常為這些“執玉帛者萬國”提供司法訴訟的正義和調解服務，因此夏朝在這方面的口碑極佳，以至于禹死后“萬國”仍然繼續尋求其子啟的司法服務。夏朝提供的司法服務，也是尊重各地方性的習慣法，其精神應當和“禹袒入裸國”是一脈相承的，而不是以自己的一套標準武斷地裁決。

提供各種公共服務，整合各地方性的資源和文化，但又尊重地方的自治和地方性的知識、禮俗。這一系列踐行，正是夏朝治理“執玉帛者萬國”時代的重要技巧，將“滿天星斗”的畫面初步摶成“天下”的秩序，為“三代”之治開創了良好的開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大禹是中國文明史的里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