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時期協商民主實踐及當代啟示

崔利宏，樊祎冰

(1.石家莊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35；2.河北省社會主義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31)

西柏坡時期，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針對新形勢，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協商民主，積極推進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協商民主的理論與實踐都取得重大突破，最終勝利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國特色協商民主邁入了制度化軌道。研究我們黨在這一時期協商民主的探索實踐經驗，對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具有特殊意義。

一、西柏坡時期協商民主的歷史背景

“協商民主”一詞最早出現于西方，但隨著其在中國的實踐和發展，逐步成為中國共產黨在發展人民民主過程中的重要產物，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制度。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協商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經歷了不斷發展，主要體現為國共合作、與黨外人士的合作、與民主黨派的黨際協商。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提出“聯合全國一切的革命黨派、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建立革命聯合戰線，并邀請國民黨等革命團體舉行聯席會議，共商具體辦法”[1]。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共產黨員要與有意愿同我們合作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采取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度?！盵2]194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規定在抗日根據地政權機關(包括參議會和政府)的人員構成中，共產黨員、黨外進步人士、中間派人士大體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選舉產生?！叭啤笔侵袊伯a黨在政權中實踐協商民主制度的雛形。1941年1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強調：“國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國事是國家的公事。所以，共產黨員不能排斥別人、壟斷一切，而是要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聯合。中國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幸福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自覺接受人民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薄爸袊伯a黨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堅定不移、永遠不變的?！薄拔覀円欢ㄒ獙W會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于和別人商量問題?！盵3]8091942年2月，毛澤東又指出：“對于一切愿意與我們合作以及可能與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堅定不移同他們合作的義務，沒有排斥他們的權利?！盵3]826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上，成立包括更廣大范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后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盵3]1029-1030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的西柏坡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從農村到城市、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歷史轉折時期，在這一時期以黨際協商為主的協商民主探索實踐，主要體現為民主協商建立新中國。這一探索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協商民主政治主張的延續和發展。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發展大勢，對協商民主進行了更為深入細致的思考，這也是面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的必然選擇。一方面，二戰結束之后，美國為了保持其在亞洲的主宰地位，遏制蘇聯在遠東的影響，竭力支持在中國建立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逐漸削弱中共的力量和影響。蘇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和國內建設的需要，也不贊成中國打內戰，同樣力主在中國成立聯合政府，以尋求在外交上同美國達成某種共識，從而使在二戰中受到重創的蘇聯有一個相對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無論美蘇出于何種目的和原因，其結果都是希望中國走上和平道路。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長期飽受抗戰和內戰之苦，強烈要求停止內戰、重建家園。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這一時期紛紛發表宣言，表達對和平的向往，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如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提出，建立全國上下、團結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中國民主同盟提出，迅速召集各黨派會議，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中國人民救國會提出，我們要加強團結，徹底消滅內戰，實行民主改革，通過政治協商會議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現狀，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全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共同期盼下，中國共產黨正確把握國際國內形勢，在西柏坡時期初步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間多黨合作與協商民主相統一的政治模式，建構起了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保障民主黨派的政治參與相統一的制度安排。這也是我們黨在西柏坡時期民主政治建設取得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成果。

二、西柏坡時期協商民主的探索實踐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謀求與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籌備召開新政協，民主協商建國大計，不斷探索中國特色政治發展之路，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協商民主卓有成效的實踐探索。

(一)發布“五一口號”，提出組建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號召

1948年上半年，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生死斗爭，各民主黨派一致要求民主、和平，反對獨裁、內戰，贊成、支持中共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194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離開陜北前夕，黨中央曾通告全黨，本年內不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原因是時機尚不成熟。其中之一就是：組建新政府的人事條件不成熟，包括相當數量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流離京津、香港、海外等地，一時難以召集。但隨著人民解放戰爭形勢順利發展，建立新政權事宜提上了議事日程，中國共產黨對與民主黨派合作的事情考慮得更多。1948年4月25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邀請港、平、津等地的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到解放區共同商討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及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問題?！盵4]4月27日，毛澤東致信邀請張東蓀、符定一、許德珩及吳晗等民主人士到解放區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相關問題，并提出要加強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合作，及時制定綱領性政策。4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國發布“五一口號”，號召“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14。以“五一口號”為標志，民主協商建國的序幕正式拉開。為了實現“五一口號”中的政治主張，5月1日，毛澤東致函李濟深、沈鈞儒，“在當前的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5]19，并指出會議名稱可定為政治協商會議，會議決定需要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商議。在參加范圍的劃分上，毛澤東強調：“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盵5]19對于不屬于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社會賢達，只要是反美帝反蔣黨亦可被邀參加會議，充分體現了對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的重視和尊重?！拔逡豢谔枴卑l布之后，分布在海內外、國統區、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以及世界各地的愛國華僑，紛紛發表宣言或通電，表示愿意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積極響應“五一口號”，與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為新政協和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而努力。這是實現民主協商的首要前提和必要步驟。

(二)積極創造協商條件，真誠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商建國大計

首先，中共中央誠摯邀請各民主黨派及海外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參政議政。1948年5月7日，中共中央指出“可用非正式或交換意見的態度與各民主黨派交換意見”[5]22。8月9日，中共中央致電香港分局、華南分局，責成潘漢年、夏衍、連貫妥善安排在港、滬及南洋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朋友安全到達解放區的相關工作。8月30日，周恩來致電香港分局，表示：“同意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船開往朝鮮，并特別指出要注意安全，出發后若有情況及時報告中央?！盵6]7839月7日，周恩來得知馮玉祥由美返國途中在黑海遇難時，馬上致電潘漢年，囑咐他：“民主人士要分批乘船北上，且每船人數不可過多，越少越好?！盵6]78310月29日，中央統戰部電示在香港的中共負責人，凡是響應“五一口號”的在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都可以參加新政協，并開始分別與民革、第三黨、救國會及致公黨接洽，推選代表到解放區參加新政協。11月5日，中共中央致電華南分局，請他們邀請在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李濟深、馬敘倫、彭澤民等北上。12月13日，中央統戰部致電香港分局邀請洪深、茅盾來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分別致電愛國華僑領袖、南洋新加坡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和愛國華僑領袖美國紐約安良工商總會總經理司徒美堂，前來解放區參加會議。同日，中共中央電示在香港的方方、潘漢年、劉曉邀請張瀾、黃炎培北上參加新政協。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在歷次關鍵時刻一向支持我們黨、同人民在一起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宋慶齡，盛情邀請她北上參加政協工作。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及海外華僑代表對中國共產黨的盛情邀請反應積極，欣然應允。與此同時，為了使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平安到達解放區，中共中央派人前往香港，與中共在港負責人共同籌劃接送在港黨外民主人士工作。在周恩來親自安排、精心部署下，自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先后從香港護送4批民主人士到達哈爾濱或河北平山縣李家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陸續抵達解放區，使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也使得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形成的反蔣愛國統一戰線適時地發展為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其次，中共中央就新政協召開各項事宜主動協商、坦誠相待。中共中央責成周恩來及中央統戰部與在平山縣李家莊的黨外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就《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和《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進行商談。經過認真交流討論，重新修改后的文件于10月30日轉發給中共華南分局，請他們抄送民革李濟深、何香凝，民進馬敘倫，致公黨陳其尤，民盟周新民，救國會李章達、沈志遠，第三黨彭澤民，民建章乃器、孫起孟及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1人，分別征詢意見建議。在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后，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高崗、李富春在哈爾濱與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達成《關于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強調新政協是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反動分子排除在外的會議，會議應由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的杰出代表組成，規定新政協將討論和實現共同綱領的制訂及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達成了新政協的參加范圍、名單和任務等問題的共識。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批準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協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民主人士，共同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并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至此，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就籌備召開新政協的有關事項取得一致意見，并成為新政協籌備與召開所遵循的基本原則。

再次，中共中央積極為民主協商暢通知情明政渠道，創造協商條件。為使黨外民主人士全面了解解放區狀況、更好地民主協商，中國共產黨采取多種方式向他們通報黨的相關政策和解放區狀況。1949年1月17日，鄧穎超在平山縣李家莊向民主人士作關于解放區婦女工作報告。1月19日，胡喬木作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政策報告，安子文作關于干部問題報告。平、津解放后，各解放區民主人士陸續齊集北平，中國共產黨有計劃地為他們組織了系列報告，如：葉劍英談解放區的城市實行軍事管制有關政策，戎子和談物質接管工作政策，李維漢解釋了共產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錢俊瑞就北平文教接管工作及新解放城市的文化教育政策作出專門報告。民主人士聽完報告后，舉行了專題性座談會，提出了具體意見建議。經濟界民主人士舉行了7次座談會，對如何接管好上海這個遠東最大金融經濟中心提出了寶貴意見；教育界民主人士舉行了4次座談會，認真討論了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政策、大學教育管理問題以及接管滬寧地區教育等問題；新聞界民主人士舉行了兩次座談會，討論了平津報紙、通訊社接管問題及國營、私營報紙處理及相互關系等問題。通過這些活動，民主人士對黨和解放區有了更全面了解，堅定了參加新中國建設的信心和決心，所提的意見對于新政協的召開及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有重要意義。

(三)擴大協商范圍，邀請人民團體和國民黨有功人士參加新政協

中國共產黨不僅積極籌備新政協會議，同時注重著手培育建立各界人民團體。1948年8月，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哈爾濱召開，宣布恢復中華全國總工會。1949年3月，在北平召開中華全國學生第十四屆代表大會，會上選出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執委會；同月，成立了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4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選出了青年團中央委員會；5月，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成立；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成立。這一系列工作加強了社會各界人民的團結，鞏固了相關組織的建設，為新政協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廣泛而扎實的群眾基礎。此外，中國共產黨還邀請國民黨有功人士參加新政協，為此發出號召，“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如能認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準予取消戰犯罪名，給予寬大待遇”[7]。1949年1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征求民主人士對戰犯名單的意見》中指出：“如北平和平解決，傅作義將功折罪，可以免除其戰犯罪名?！盵8]北平解放后，傅作義作為國民黨有功人士免除罪責，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西柏坡會見傅作義時，誠摯邀請他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中共中央到達北平后，毛澤東在香山再次接見博作義，說“貴將軍復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參加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我們熱烈歡迎”[9]。中共中央爭取邀請國民黨在解放戰爭中有突出貢獻的人參加新政協，進一步孤立了蔣介石反動集團，擴大了人民民主陣線，促進了解放戰爭的早日勝利。

三、西柏坡時期協商民主探索實踐的當代價值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抓住中國政治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時刻，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堅實基礎，對當代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具有很好的啟迪作用。

(一)始終把黨對協商民主的領導放在首要位置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和決策的重要方式?！盵10]“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盵11]26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顯著特色。西柏坡時期關于協商民主的探索實踐，始終是以各民主黨派、各民主人士及社會各界自覺承認并堅定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前提的，也始終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主導進行協商的。這源自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強化組織紀律建設、密切聯系群眾、正確制定黨的總路線和各項政策，進而得到了全國人民包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積極擁護。新時代，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充分利用協商民主形式，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凝聚人心、匯聚力量。

(二)始終堅持正確處理執政黨與參政黨的關系

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是合法政黨，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在實際工作中，既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又要搞好多黨合作，這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關鍵。在全國革命勝利后，中國共產黨用什么方式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的合作成為協商民主制度中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中國共產黨與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由來已久，但與民主黨派合作，共同構建政治制度，卻始自西柏坡時期。在這一時期內，中國共產黨積極探索，明確提出了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共事的基本政策，確定了多黨合作制度的重要組織形式，對各民主黨派團結幫助，為民主黨派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新時代要繼續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進一步擴大和發揚民主，積極協商，主動協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發揮參政黨作用?！霸谥袊鐣髁x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盵12]

(三)始終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

西柏坡時期，為了加快民主建設，激發廣大工農群眾和各界人士的參政議政熱情，中國共產黨盡量廣泛地吸收各界人民代表，如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宗教團體等，有的還特別邀請特殊代表，如華僑、鹽民、漁民，通過勞動改變成份的地主、富農等代表，參加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這為新政協的召開奠定了群眾基礎，為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盵11]25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形式。協商民主的發展與完善要堅持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為重點。在對協商民主進行積極探索的過程中，要始終貫穿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理念，不斷完善制度設計，從而充分體現我國協商民主的優勢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