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館藏紅色檔案探析東吳大學地下黨組織的發展與活動特點

王凝萱

摘 要：東吳大學作為一所宗教氛圍較為濃厚的私立大學，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活動面臨非常復雜的局面。東吳大學的地下黨活動萌芽于1921年。1925年校內建立了第一個黨支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校內地下黨員始終堅持開展工作，并形成了符合東吳大學校情的工作特點。梳理東吳大學時期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發展歷程，分析其斗爭特點，對研究中共黨史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東吳大學；中共地下黨；紅色檔案

十九世紀中葉，為了加緊文化輸出，西方基督教會開始在中國興辦教育事業，先后開辦了十幾所教會大學，坐落在蘇州天賜莊博習書院舊址的東吳大學即其一。1900年成立的東吳大學是二十世紀初中國最早以現代大學學科體系舉辦的大學。1915年，學校在上海創設東吳大學法學院，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東吳大學都在蘇州、上海兩地辦學（為表述方便，下文將在蘇滬兩地辦學的東吳大學分別簡稱為蘇州東吳、上海東吳）。教會學校通常具有濃厚的宗教氛圍，因而東吳大學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活動面臨復雜局面，活動具有自己的特點。學術界對東吳大學地下黨組織的發展及其活動雖有涉及，但均較為分散、零星，本文通過對蘇州大學檔案館館藏檔案進行梳理分析，以期進一步深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一、東吳大學地下黨組織的由來與發展

1921年8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甫一月，《東吳學報》第三卷第一期即刊登了由張原絜撰寫的《布爾什維之研究》，文章以中立的視角探討了俄國十月革命之后蘇維埃政府的施政綱領和社會變化等，開拓了東吳大學學生的視野。

蘇州第一個中共地下黨支部建立之前，已有一些共產黨員在當地開展活動。進步詩人徐雉于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后受陳獨秀派遣來到蘇州，進入東吳大學學習，并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東吳大學地下黨活動自此萌芽。1925年東吳大學正式建立了中共黨組織[2]，此時黨員人數少、力量弱，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在學生中間宣傳革命思想和黨的政治主張。

全面抗戰爆發后，日軍占領東吳大學，學校不得不開始在流亡中辦學。1938年，東吳大學文理學院會同之江大學、滬江大學、圣約翰大學，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聯合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在西藏中路的慕爾堂授課，黨組織活動時斷時續。

到1941年底，東吳大學地下黨工作由中共上海學委教會大學區委負責指導，全校共有黨員17名，先后由雷樹萱、丁景唐、雷筱粹擔任支部書記。此時黨組織的活動主要通過黨員、積極分子參加團契（編者注：團契是基督教新教教徒組織形式之一）的方式開展。當時的團契由學生組織基督教青年會領導，以“團結青年同志，研究各種學術，服務各樣視野，養成健全身心，建立美滿社會”[3]為宗旨開展活動。

先后任青年會會長的常青、許敬復都是黨外積極分子，組織能力強，受到同學們的擁戴。團契中鴻印、日曜、曙光、克樂、德樂、未名的主要負責人均是共產黨員或黨外積極分子，通過組織文娛活動團結同學，其中尤以“未名”規模大、跨多個院系，深受眾多學生喜愛。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東吳大學文理學院被迫再度遷移，一路南下直到最后抵達廣東曲江，一部分堅持留滬的教師與之江大學共同開辦了上海華東聯合大學（簡稱“華東聯大”）。東吳大學法學院遷往重慶，與滬江大學合辦了法商學院，在滬堅守的法學院教師辦了中國比較法學院（也稱東吳法學院）。在動蕩的時局下，中共黨組織的活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直到1944年才在“華東聯大”成立了秘密地下黨支部，共有黨員8人，楊堤英任支部書記，張和謀、張瑞蕓任支部委員。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華東聯大解散，恢復了原先東吳大學、之江大學的名稱。12月蘇州東吳大學復校，次年秋，在上海的文理學院學生轉到蘇州東吳大學，上海東吳依舊以法學院為主。東吳大學的地下黨組織也隨著學校復課恢復發展起來。截至1949年5月，東吳大學一共有過中共上海學委、中共蘇州工委和中共茅山工委三個不同系統建立的黨支部。

蘇州東吳大學復校之后，校內三民主義青年團勢力較強。三青團作為國民黨下屬的青年組織，在抗日戰爭初期的救亡活動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但此時已被國民黨控制成為反共工具。與此同時，校內共產黨的活動一度較弱，最早只有蘇州工委派去學校開展工作的兩名黨員顧孟琴與徐懋義，上海文理學院學生遷蘇之后壯大了校內黨的力量，但與上海東吳校內黨組織尚未統一，直至1947年春，上海系統的諸葛淳與蘇州系統的顧戢打通了橫向關系，兩個支部才得以于1948年合并，由上海學委統一領導。茅山工委在校內成立的支部則始終獨立開展工作，與上海學委領導的支部沒有橫向關系，直至蘇州解放才公開。

解放戰爭期間，東吳大學校內共產黨員人數不多，組織保密，平時通過一些秘密的學習小組聯系積極分子，組織學習、指導工作，而后由黨員與積極分子成立各類團契，把這些小組和團契都變成黨的外圍組織，使得黨員們能更深入廣泛地開展群眾工作。

二、新中國成立前東吳大學地下黨組織的主要活動

從東吳大學出現共產主義萌芽起，黨在校內的主要工作就是宣傳革命思想和黨的政治主張，啟發民智。1923年，東吳師生中的進步分子在蘇州地下黨的領導下創辦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樂部，學生黨員費青在其中擔任組織領導工作[4]，夜校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黨在學生、群眾中的影響。直至抗戰爆發，東吳大學中共地下黨支部始終以這樣的方式積蓄壯大著自身力量。

九一八事變之后，日軍在華暴行升級，民族矛盾日益尖銳，東吳大學中共黨支部組織了一批思想進步、愛國熱情高漲的同學開展抗日運動。這一階段，黨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呼吁進行抗戰。1931年10月24日，各級學生代表大會向學校請命停課，向蘇州百姓揭露日軍暴行、宣傳抗日思想，得到校方批準。東吳大學及東吳附中的學生們遍布城鄉宣講，希望喚起群眾的愛國情緒。[5]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消息傳到東吳大學，全校愛國師生群情激憤，地下黨員們利用這一時機擴大宣傳抗日救亡思想，得到了絕大多數師生的支持認可。1936年1月1日，東吳大學全體教職員工與學生聯合致電平津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及蘇滬各報館，發表了《蘇州東吳大學暨附中全體教職員宣言》，宣布聲援“一二·九”運動。[6]

全面抗戰爆發后，東吳大學黨支部的力量因為學校分散而削弱，不得不從組織愛國學生運動轉為以各種團契為掩護，團結群眾、積蓄力量、聲援前線。例如曙光團契，成員皆為女性，她們迫切要求進步，經常排練、傳唱革命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新女性》，部分積極分子還排練了英文版《國際歌》，宣傳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思想。[7]

1941年，日軍進入上海租界，上海東吳被迫停辦，青年會及下屬團契也停止了活動。黨支部面臨巨大的困難，但細微的群眾工作并未停止，動員了許多進步青年到各抗日根據地去，直接參與中共領導的抗日工作。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前，先后有許敬復、吳珍愛、史思嘉等多名中共黨員前往根據地的江淮大學參加抗日工作。

1944年秋，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在黨的秘密領導下，各個院系將因戰停辦的團契活動重新恢復起來，直到抗戰勝利前夕，上級黨組織下達任務，要求上海東吳黨支部發動同學，準備配合新四軍接收上海。黨員與積極分子們深入到同學中，宣傳抗日勝利是人民力量的勝利，并組織力量上街宣傳，張貼“慶祝勝利、嚴懲漢奸，迎接新四軍到上?！钡臉苏Z。一系列活動積蓄了黨的力量，為復校后黨的活動順利開展奠定了基礎。

抗戰勝利初期，上海東吳大學率先復校，恢復了文理法三個學院，校內氛圍活躍。校內共產黨支部決定要利用合法手段，爭取和平民主，從校內至校外，擴大進步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全校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成立了上海東吳大學第一屆學生自治會，共產黨員申高山當選主席，福利部、文娛部等部長也由共產黨員擔任。自治會通過開展助學運動、舉辦學術講座、組織文娛活動等形式發動、團結同學，取得了明顯的成果。

這一時期，黨支部組織的學生運動主要為了配合中共中央反對內戰、呼吁和平、實行民主的策略。國民黨為了抵制如火如荼的學運，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了有計劃的反蘇、反共、反民主運動，東吳大學共產黨支部立刻組織學生會，通過散發傳單、出版墻報和舉辦辯論會等形式，向學生揭露國民黨反動游行的真相，教育團結了許多同學。

1946年下半年，國內形勢急轉直下，國民政府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內戰，蘇州與上海東吳的共產黨支部開始轉變工作重點與斗爭策略，著重搞好班級社團工作，發揮黨員和積極分子作用，采取分散與集中相結合的辦法來團結教育同學，積蓄力量，聲援全國學生運動。兩地支部遵照這一方針，成立了一大批進步團契，上海東吳支部還奪取了法學院學生會的領導權，蘇州東吳支部推動成立了蘇州東吳大學第一屆學生自治會，并爭取到了部分領導權。

1947年5月全國爆發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上海各大學立刻響應，參加請愿游行的學生遭到殘酷鎮壓，即“五二〇”慘案。得知消息后的上海東吳黨支部決定參與上海市組織的總罷課，并成立東吳學生抗議“五二〇”慘案后援會，這是東吳大學在解放戰爭時期的第一次罷課。東吳大學學生屈元、蘇淑媛參加上海學聯組織的各高校代表赴京慰問團，卻在臨行前一晚被捕，得知這一消息后，東吳大學學生們反應迅速，次日參加了學聯組織的請愿團，要求政府無條件釋放被捕學生。迫于群眾的壓力，被捕同學全部平安出獄。

國民黨畏懼進步學生的力量，在蘇州、上海等地策劃了大規模的逮捕事件，向各個高校下達黑名單，要求懲處名單上的學生。1948年7月29日，蘇州東吳大學收到來自國民黨太湖衛戍區蘇州城防指揮部下達的黑名單，要求學校利用假期處置17名進步同學，大部分都是當時中共地下黨支部的黨員，包括支書路爾銘、支委董為焜等。

8月26日，上海特種刑事法庭擬定了包含28所大中學校130多人的黑名單，其中東吳大學18人，基本都是法學院學生會理事。幸好上海東吳黨支部提高了警惕并且提前得到情報，通知了大部分學生進行轉移隱蔽。

經過這兩次事件之后，蘇州、上海兩地東吳大學校內大批進步力量紛紛撤離，黨支部力量有所削弱。面對新的形勢，黨組織決定改變斗爭方式，采取新的斗爭策略，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

1948年秋，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國民黨反動統治搖搖欲墜。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區地下黨配合全國解放的步伐，開展宣教活動，組織護校護廠，防止特務破壞。待到蘇滬解放日益臨近，上海東吳黨支部按照上級指示，暫停發展黨員和公開活動，成立人民保安隊、系宣傳隊，做好護校工作。東吳大學學生自治會發動學生在科學館、圖書館、辦公樓等地巡邏，并與景海、振華等中學成立了校際聯防，壯大聲勢、保護學校。同學們在黨組織的帶領下團結起來粉碎了敵人的陰謀，保護了國家財產。

三、東吳大學地下黨組織活動特點

東吳大學成立時間早，教會背景深厚；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長期處于國民黨和汪偽政府反動統治的中心地區；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歷經流亡與復校，曾在多地辦學。這些都給中共黨組織發展、活動開展造成了很大困難，但學校的黨組織卻不僅出現早，且始終存續，并在可能的情況下積極活動，形成了自己的特點。

第一，利用私立教會學校背景，通過合法手段開展斗爭。東吳大學作為一所教會學校，創辦伊始就側重宗教課程，校內基督教青年會開展的課余活動也從禮拜、靈修等宗教儀式開始。國民黨政權一直在強化對學校的控制，首任華人校長楊永清曾任國民政府外交官員，上海東吳大學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實際掌權者是國民黨黨員黃式金。大部分教師觀念正統、標榜不問政治，共產黨組織的工作很難在教師團體中開展。在國民黨力量的滲透下，學生中三青團勢力也比較集中，并多次阻撓、破壞中共領導下的學生運動。

面對這樣的條件，東吳大學黨支部轉而利用教會學校及部分外籍教師鼓勵學生自治的觀念，合理合法地開展活動。以1939年為例，控制在進步力量手中的日曜團契即由外籍教師魏廉士與國民黨黨員黃式金擔任指導教師，克樂團契更是用美國教師戴維·克樂的名字命名并請他擔任團契顧問，既征得他的同意又獲得校方的允許，將共產黨的宣傳組織工作合法化，避免了許多困難。

為了長期隱蔽，一部分中共黨員還接受宗教洗禮，以便接近群眾。1940年圣誕節，多名黨員與積極分子參加受洗，以此更合理合法地參加團契、獲取團契領導權。[8]地下黨員丁景唐在組織同學編寫團契刊物時，引用基督教《圣經》的語錄和故事，以宣傳基督教的名義，向同學們傳達必須堅持正義、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思想，[9]刊物因此得以在學校內廣泛流傳。

正是由于東吳黨支部善于利用學校的教會背景，通過合法手段進行合理抗爭，才使得東吳地下黨組織無論在怎樣的黑暗歲月中都得以存續，并因時制宜開展學生運動。

第二，特別注意建立黨的外圍組織和群眾團體，以辦文娛活動、謀生活福利的方式開展斗爭。團契活動是東吳大學的傳統，無論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只要學校教學秩序能穩定，黨組織便會抓緊時機成立考察積極分子的外圍組織和廣泛團結學生的群眾團體。以解放戰爭時期為例，蘇滬兩地東吳大學就成立了許多由黨員及積極分子負責的進步團契。

這些社團幫助黨組織吸收、甄別、考察了相當一部分可以被爭取的進步學生。以民光團契為例，核心成員組成“小民光”，一般成員參與的則稱為“大民光”。小民光是共產黨正式的秘密外圍組織，成員經過黨小組或者黨員考察研究，并向上級匯報得到批準之后才能吸收。小民光成員緊密團結在黨組織周圍，定期展開學習、娛樂，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黨員分工聯系小民光的成員，這些成員又有自己的聯系對象，去尋找發展積極分子，形成一支穩定的進步力量。[10]

同時，中共黨組織還注意將爭取民主權利與學生生活福利的斗爭結合起來，達到隱藏政治目的的效果。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第一屆學生自治會成立后，立刻于1946年開展了多次助學活動，不僅幫助了家境貧寒的學生，更達到了支部更廣泛地團結同學、鍛煉黨員及積極分子的目的。

第三，重視文化戰線，利用輿論武器開展斗爭。東吳大學是近代中國校園學術刊物的引領者之一，校內學術氛圍濃郁，學會和團契往往通過自辦刊物宣傳自己，成為黨組織的宣傳陣地。

1921年《東吳學報》刊登的《布爾什維克之研究》《革命的勞工運動史》《社會主義問題與社會》等文章，較早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客觀上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抗日戰爭時期，學校遷徙頻繁，難以定期出版有規模的刊物，到了1947年，地下黨員顧戢等人以文學研究會名義刊發了東吳校內的油印報紙《東吳新聞》，起初主要報道校內時事，隨著學生運動不斷壯大，《東吳新聞》逐步擴充了政治內容，為東吳進步力量發聲。在東吳學生爭取成立學生自治會的斗爭中，《東吳新聞》刊印了《競選特輯》，全力支持進步學生參選?！稏|吳新聞》逐漸成為指引東吳學生運動的燈塔。

1948年底，黨的秘密外圍組織地下學聯成立后發行了刊物《新生》，每期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用來報道時局，介紹全國學運情況。為了迎接解放，進一步宣揚黨的綱領和思想，揭露反動派的陰謀，《新生》刊登了《為什么還不渡江？》等文，還在學習資料欄目詳細刊登了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文章。[11]此后《新生》配合第二次學生自治會的競選，開展了關于“我們需要怎樣的學生會”的大討論，對候選人的主張展開分析，幫助了進步學生在競選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12]

第四，多地辦學，多支部協調開展斗爭。東吳大學創校起便在蘇滬兩地辦學，自抗日戰爭爆發至全國解放，學校幾經遷移，院系變動頻繁。尤其是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期間授課極其分散，“理學院在育英中學，經濟系在樂群中學，教育學院和文學系、社會系在崇德女中，法學院在愛國女中，各系之間很少接觸……教室也不固定，學校沒有學生會，系一般也沒有系會”。[13]

解放戰爭時期，校內的黨組織被迫不斷變更重組，由表2可見，解放戰爭時期東吳大學先后存在過隸屬于三個不同系統的黨支部。各支部間一段時間內互不知曉，但在上級黨組織的安排下分工合作，各有側重。在大方向上，各個支部都承擔著聯系進步同學、爭取與團結普通同學、宣傳黨的主張、擴大黨的力量的任務。在具體分工上，先后由蘇州工委及上海學委領導的這一支部較為活躍，他們利用團契、自治會等公開組織宣傳進步思想、領導學生運動，為爭取民主權利而斗爭；成立于解放戰爭后期、由茅山工委領導的黨支部更加隱蔽，支部在加強保密教育以適應白區工作需要的同時，秘密收集情報、繪制地圖、準備迎接蘇州解放。

注釋與參考文獻

[1][2]錢正.蘇州第一個中共地下支部的建立[M]//蘇州市傳統文化研究會編.傳統文化研究（第19輯）.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45，51.

[3]東吳大學基督教青年會.東吳大學基督教青年會章程[J].東吳青年，1937（1）：43.

[4]楊恒源.抗日戰爭時期的東吳大學[M]//周建屏、王國平主編.蘇州大學校史研究文選.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8：52.

[5]私立東吳大學編輯.本校同學之抗日運動[J].老少年，1931，8（4）：9-10.

[6]蘇州東吳大學暨附中全體教職員宣言[J]. 老少年，1935，12（5）：3-4.

[7][8]上海東吳大學.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東吳大學中共地下黨支部領導東吳大學學生運動的情況（1939.9-1942夏）：1942-04[B].蘇州大學檔案館（檔號3-永-248）.

[9]魏嵩壽.懷念東吳 感恩母?！箲饡r期的大學生活[M]//東吳大學上海校友會，蘇州大學上海校友會編.東吳春秋——東吳大學建校百十周年紀念，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13.

[10]莊詠文.解放前夜東吳法學院“小民光”團契的建立和發展[M]//東吳大學上海校友會，蘇州大學上海校友會編.東吳春秋——東吳大學建校百十周年紀念，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62-64.

[11]新生社編輯. 為什么還不渡江[N]. 新生，1949-3-15（04）.

[12]王子強.我們需要怎樣的學生會[N]. 新生，1949-5-28（01）.

[13]上海原東吳大學黨支部.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上海東吳大學支部領導東吳大學學生運動的概況：1984[B].蘇州大學檔案館（檔號3-永-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