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疫情與地方應對

葛俊超

摘 要：明萬歷十六年至萬歷十七年，徽州諸縣水災旱災不斷，引發饑荒及瘟疫。以宗族、商人為代表的民間力量積極參與救災、抗疫，使得民眾得以平穩度過此次災疫。此次災疫中，地方政府雖能力有限，但扮演了民間力量引導者、組織者的角色，在救災抗疫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關鍵詞：明代；萬歷；徽州；疫情

明萬歷十六年（1588）至萬歷十七年（1589），南直隸徽州水旱災害并發，并引發大范圍疾疫。學界較早關注到此次災疫，提出“政府救疫不力的情況下，徽州社會顯示了強大的自我恢復功能”。[1]不過，此次疫情相當復雜，疫情中政府與民眾的互動與博弈更值得注意。

一、徽州災況

萬歷十四年（1586）、十五年（1587），徽州一直氣候反常。十四年五月，休寧南鄉大水。十五年春，婺源連續陰雨兩月。至十六年，災情愈熾，徽州全境幾無幸免。祁門竟“三春淫雨”，已受水災肆虐之苦的休寧則旱澇交替，其余諸縣亦有不同程度災情。十七年，水災稍息，旱魃旋至。除休寧大水，其余諸縣則轉受旱災影響。直至十八年災情方告稍緩。此次災害前后持續竟達兩年之久，其持續時間之長，即便在水旱頻發的徽州亦屬罕見。本次災情復雜，多災并發，十四年至十六年表現為洪澇，十七年則表現為旱災，總體呈現旱澇交織特征，故破壞性更甚往年。[2]

大災常會于短時間內產生大量尸體，若不能及時、有效處理（掩埋或焚燒），必滋生瘟疫。大略而言，凡遇大旱，則尸體會加速腐爛，病菌隨暑熱蒸騰，形成濃烈“疫氣”，四處散逸。而遇水災，則腐爛尸體常會隨水流四處漂流，造成病菌擴散。與此同時，因長期乏食而免疫力迅速下降的饑民則成為數量龐大的傳染源。饑民四處流動覓食，勢必加速病菌傳播。

萬歷十六年春疫情暴發后，其傳播甚為猛烈?？挤街舅d，除祁門情況不明外，其余諸縣疫情均極為嚴重。黟縣、績溪皆“大疫”，歙縣“民大瘟疫，僵死載道”，休寧縣“時疫大作”，婺源“疫癘遍滿，道殣相望，孤村幾無人煙”。[3]萬歷十七年的大旱進一步加劇了瘟疫傳播，其時死者甚眾，以致頻頻出現“甚者滅門”之慘狀。親歷此次災疫的徽州人、明代文學家、抗倭名將、曾任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即云：“丁亥無年，戊子滋甚，民間不殍則疫，甚者闔戶僵尸。比及庚寅，災者半，疫者半?！盵4]當時，明代東林黨首領之一鄒元標亦曾于疏奏中哀嘆：“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強村巨室，悉成莽蒼；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5]徽州有“東南鄒魯”之譽，素稱“比戶習弦歌，鄉人知禮義”，頗重綱常秩序，然此次災疫中竟出現“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這樣人倫秩序崩潰的現象，可見疫病之猛烈。

二、政府救濟

災疫并發，則救災必須與抗疫同時進行。不過，此次災疫暴發后，南直隸諸府起初多重視救荒，而未能關注到抗疫，故鄒元標不得不上疏力陳抗疫之急迫：“積疫之苦，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中，虛濕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盵6]

南直諸府之所以未能關注抗疫，大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明立國后沿襲前制，“洪武三年，置惠民藥局，府設提領，州縣設官醫。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之醫藥”[7]。作為官方醫療機構，惠民藥局在疫情時可為民眾提供平價藥物，藥局中的醫官亦可參與救治，此為明初惠政。不過，從成祖“命禮部申明惠民藥局者今必有實惠，勿徒有文具而已”[8]之語可見，惠民藥局早在永樂時即稍有“文具”之征。明中期以后，因官府財政拮據，藥局維持愈發困難。例如，成化十七年（1481）十月，戶部會議漕運并巡撫官所奏事宜，其中一條提及當時陜西、甘肅等十余衛所醫士、藥材皆極為緊缺之事[9]。

與其他地方相較，徽州惠民藥局尚可勉強維持。弘治時，徽州地方政府仍在積極支撐。如弘治十二年（1499），休寧縣惠民藥局毀于大火后，知縣瞿敬又設法重修。弘治十四年（1501），徽州知府彭澤亦曾籌款為藥局購置藥材[10]。然而，弘治以后，情況急轉直下。正德時，績溪縣惠民藥局徹底廢棄，并“改為店舍”[11]，祁門縣惠民藥局亦“后毀”[12]。在疫病暴發前夕的萬歷十五年（1587）七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又專門上疏力陳恢復惠民藥局“以救荒疫”[13]。由此不難推知，惠民藥局廢弛之狀并未扭轉，否則官員不必為此專門上疏。正因醫官流失、藥局乏藥為當時普遍現象，故志書中《營建志》《職官志》等篇目雖詳載諸縣皆設有醫學、醫官及惠民藥局，但并不能以此作為救災抗疫實際效用的論據。

既然惠民藥局難以為憑，則唯賴施藥、施棺、賜錢等臨時性應急措施?；罩轂囊弑┌l后，徽州諸縣政府措施亦大致如此。在休寧，知縣丁應泰多方籌措，“遍給醫藥，療者三百二十曹，莫不人人起。槥道殣無慮數十百，分遣虆梩，莫不人人周”。在疫情較為嚴重的婺源，縣府臨時“遍召良醫，開局施藥”，并分區收治；死者則施棺收殮，未死者“命給食食之，寄養濟院”；至于民間“老稚無依”，則“悉令有力者收養”[14]。

此次災疫時間長、范圍廣、破壞性強，僅依靠臨時性措施恐力有不逮。當時，鄒元標于疏奏中稱：“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郭不幾丘墟乎，臣因悟囊之死者皆枉也?！盵15]既然于上呈朝廷之正式疏奏中以“稍緩須臾”之辭進行概括，則基層政府救濟舉措恐不能作過高估計。

三、民間慈善

明中期后，動員民間力量參與國家治理的機制日漸成熟，具體表現為旌表義民、冠帶榮身等制度的形成與完善[16]。當然，這種動員是政府倡導，民間響應，一般并無強制性措施。雖然地方上可能有強制攤派現象，但因有損朝廷顏面，故并不能視為常制。大致來說，“聽其自愿，不宜妄行科派”，才是征調民間力量的基本原則。

此次疫情暴發后，婺源縣府令民間“賑無征，貨無息”，并對用命者以“尚義”表之?？h府還提出以“不仁”表不愿出力者，以強制民間參加抗疫[17]。由是觀之，當時情況恐已萬分危急，否則縣府不會出此下策。

民間力量動員后，尚需官方組織?；罩莸胤秸芊裼行ЫM織民間力量？可對休寧縣的相關措施進行觀察。相關文書記載，疫情暴發后，休寧縣府立即行動，采取設區劃片的“網格化”管理，“設糜粥，棋置二百十有七區分飼，就哺者不能就則米代之，得濟者五萬五千余人，皆全活”。同時，縣府明確表示“官司之力竭矣，愿協民力佐之”，于是“分區各授一簿，令耆民有行者執簿而徇其鄉”。此外，針對儲備不足，縣府又動員徽商外出購置糧食與抗疫物資[18]。

通過以上記載可見，在此次災疫中休寧縣府的組織是頗為嚴密的。其余諸縣亦大同小異。例如，婺源縣府下發文書后，又下令以宗族為單位，推行“鄉自為政，則一鄉完；族自為政，則一族?！本葹目挂叻铰?，并嚴令“都鄙就邑，鄉遂分區”。而針對縣境糧食匱乏之狀，亦以政府引導，動員民間參與，“分遣強干吏出糴境外，令富民赴義者與俱”[19]。正因如此，雖災疫蔓延，但當時徽州諸縣統治秩序并未崩潰。例如，在歙縣文書下發后，正在鄉里的兵部左侍郎、歙縣巖鎮人汪道昆即表示：

里中待盡者、待哺者、待醫者若而人，富菽粟者、富刀布者若而人，畢出受令?！哒呓o藥物，死給之棺。先后行縣者四周，家至人益，公無蠹，私無饕，雖枵腹，人人望矣。[20]

總之，民間力量的參與，使得民眾得以平穩度過此次災疫。鄒元標于疏奏中稱“是歲饑而不害”。表面是地方政府極力奔走的結果，實則有賴于民間力量積極參與。當然，并不能因此完全忽略地方政府的作用，如對于因饑荒而造成的動亂，宗族抑或商賈皆無能為力，仍需依靠政府“恤災民，不囿亂民，敢有聚眾強奪者，即照近例重治，毋得姑息”[21]的強勢介入。

四、結論

一般認為，在傳統社會，國家行政能力有限，故在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所承擔的“只是一種禮儀風尚的教化，而非實質性的管理”[22]。亦有學者認為基層政權下伸，由里甲（或保甲）管理賦役，而縉紳與宗族則承擔起社會自治的功能[23]。似乎民間力量即獨自完成了包括救災抗疫在內的全部社會治理。明初強勢政府的“稍縱即逝”及明中期民間力量的崛起似乎驗證了這一說法。而此次災疫自“稍緩須臾”到“義在鄉里”亦可提供一定佐證。

然而通過深入分析此次災疫，不難發現地方政府雖已“力不能及”，但仍以各種方式在基層治理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盡管明初的強勢政府消逝，但其慣性仍隱約延續，并維持著基層社會的有序運轉。

注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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