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激揚與民族的活力

戴建業

李白詩歌的時代精神及其歷史意義就在于：他通過自己個體生命的激揚，深刻地表現了我們這個偉大民族，處于封建社會鼎盛時期昂揚向上的民族活力，并因此使他成為“盛唐氣象”的典型代表。

一

李白的一生有兩大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在政治上建立一鳴驚人的偉績，在精神上獲得徹底的自由。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青蓮少好學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詩而九。蓋出于性之所嗜，非矯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羨者，魯仲連、酈食其、張良、韓信、東方朔等?？傆兴?，垂名于世，然后拂衣還山，學仙以求長生。如《贈裴仲堪》云云?！?/p>

李白對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負，稱自己“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边@樣非凡的個人才智自然要追求高遠的人生目標：“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內清一?！睆恼偷门まD乾坤，當呂尚、范蠡、魯仲連、張良、諸葛亮、謝安一流人物，他覺得自己對歷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茍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對巢父、許由甚至陶淵明的人生態度都大不以為然：“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群?！边@種自命不凡的談吐與追求往往遭到時人的嘲笑：“時人見我恒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笨伤敛辉诤跞藗冞@些冷嘲熱諷，對自己的志向始終執著堅定，相信自己會有“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的時候，即使被“賜金放還”也堅信“長風破浪會有時”，即使五六十歲的高齡還深信自己能“為君談笑靜胡沙”。

這種高度的自信、宏偉的抱負、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是他那個偉大時代對李白的“饋贈”，只是李白比其他人表現得更為突出更為強烈罷了。一方面，壓抑人才的門閥制度在唐代逐漸衰微，許多門第不高的才志之士得以走上政治舞臺，使許多士子重新認識到自己潛在的無限能力，樹立了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激勵了他們積極的從政熱情;另一方面，盛唐相對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精神解放，進一步激起了人們對個性自由和精神解放的憧憬，人們創造現實世界的能力，要求突破現實世界的種種限制，尋求更寬廣更自由的精神空間，而束縛精神和個性的某些傳統清規一旦被拋棄，某些精神的鎖鏈一旦被斬斷，精神解放和個性自由的欲望就漫無節制地高漲，盼望推開一切精神上和思想上的阻礙，蔑視權貴、笑傲王侯、把一切外在的禮法與戒律踏在腳下。李白就是這種追求個性自由、蔑視王法與王侯的時代典型?！耙袆μ煜?，掛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范傳正在《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中稱他“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間”，在山水中逍遙自適，于酣飲中浩然自放，“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瀟灑人間還遠遠滿足不了他精神的需要，他還想“愿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嗜酒、慕仙、攜妓、漫游等這些貌似放縱荒唐的行為，只有放在那個特定的追求精神自由、打破傳統限制的社會背景中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這不是過去李白論者所謂“避世”說所能解釋的，李白嗜酒、慕仙、攜妓決非要遠離塵世，它是要沖破王法的限制和清規的束縛，以沖撞社會的方式宣告自己就是社會的主人，以魯莽滅裂的方式來表現對精神自由的渴望。

二

笑傲王侯和蔑視王法，追求個人的精神解放與個性自由，必須使自己超出于王法所規定的封建秩序之外;同時，要在政治上完成壯麗的人生，實現自己“濟蒼生”和“拯物情”的宿愿，又離不開王侯大公達官顯宦的舉薦提攜，更離不開皇帝提供的政治舞臺——封建官場，他又不得不回到王法所規定的封建秩序之中。于是，歷史把李白的人生追求置于這樣一種尷尬的悖論之中：

追求精神自由——笑傲王侯——反抗傳統——要求超出于王法所規定的封建秩序之外;

建立豐功偉業——求助王侯——與傳統妥協——回到王法所規定的封建等級秩序之中。

不少論者指出過李白與莊子的承繼關系，誠然，在抨擊王權蔑視權貴方面，在追求精神自由方面，莊子對李白影響不容低估，但是，他與莊子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別：李白秉有莊子所不具有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人們過分地夸大了李白詩賦中大鵬與《逍遙游》中鯤鵬之間的聯系，以致忽視了二者的重大區別，《大鵬賦》、《上李邕》、《臨路歌》中的大鵬，主要不是追求無待的自由，而是借此抒寫詩人“斗轉而山動，山搖而海傾”的巨大力量，以及“簸卻滄溟”、整頓乾坤的宏大志向，大鵬“扶搖直上九萬里”的氣度不是用來逍遙避世，而是將其威力展現在現實人世，去成就一番令人驚嘆的偉業。正是這種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使李白一味追求個人自由時就深感愧對時代和歷史，內心深處就感到惶惶不安，“壯志心飛揚，落日空嘆息，長嘯出原野，凜然寒風生。幸遭圣明時，功業猶未成。奈何懷良圖，郁悒獨愁坐?！彼麜r時害怕壯志成空功業未就。

要實現政治上的宏偉抱負，自稱“草間人”的李白自然必須得到王公權貴的引薦提攜，這樣他就不得不向王公權貴們求情干謁，從天空神游的迷霧里墜落到王法規定的現實社會中來。他的游說、求情、干謁到底沒有白費，天寶元年唐玄宗召他入京，英雄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墒?，進入封建秩序這個囚籠的日子一久，他就發現皇帝遠不是他所想象的那般英武圣明，王公大人比他想象的更加骯臟愚昧，人與人之間只有偽善，政治也完全是奸詐，精神自由的追求和高傲的個性迫使他厭惡與權貴們周旋，而他自己剛正不阿的操守更無法見容于近臣權貴，他用輕蔑、鄙夷與嘲諷來對付權貴，權貴則用造謠、誹謗來中傷他?！八砂乇竟轮?，難為桃李顏”，不愿也不屑奉承拍馬、承歡賣笑的李白，自然成了他們必欲去之的眼中釘，而李白那如同赤子一樣的單純與天真，哪是那些奸滑權貴們的對手，更何況他不屑與這般人較量。這時他唯一盼望的就是精神自由，盡快離開宮廷、遠離權貴，去過一種無拘無束的生活。整個上層權貴對這位“目中不知有開元天子，何況太真妃高力士”的詩人都看不順眼，很快他就被逐出了建立功業須臾不可離開的政治舞臺。

離開了宮廷詩人仍然高歌“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仍然看重精神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同時他又害怕無聲無息地“老死阡陌間”，不能了卻“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的宿愿。他離開長安越久對長安的思念就越切，甚至到“長相思，摧心肝”的程度。安史之亂起，目睹“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的慘象，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他置個體的自由于度外，他為民族和國家的前途而憂心如焚。特別是東西兩京的陷落更讓隱居在廬山的李白坐立不安。為了拯救涂炭中的中原人民，永王請他入幕時他覺得這是為國立功的大好機會，在兵火連天的歲月以衰朽之年入軍平定叛亂，在《永王東巡歌》中他情緒激昂地唱道：“試借君王白玉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遍L流夜郎赦還以后，他六十多的高齡還準備參加李光弼部隊征討叛軍，半道因病折回時還懊惱地說“天奪壯士心”，“恨無左軍略，多愧魯連生，”這與聲言“淡然與世閑”的李白不是判若兩人嗎？

三

一方面企圖超出王法規定的秩序之外獲得精神的自由，了卻“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宿愿，一方面又想在王法規定的封建秩序中成就功業，完成歷史賦予自己的社會責任，李白的人生道路就是在這種悖論式的追求中走完的。追求精神自由和大濟蒼生都是當時歷史的必然要求，李白充分地秉有時代富于他的雙重品格：既想在外在世界承擔歷史責任，又想在內在世界享受精神自由。他身上的這種雙重品格都活躍在當時民族情緒的深層結構之中，是盛唐時代精神中涌動的兩大激流。他強烈的功名追求受時代潮流的影響自不必說，他對精神自由和個性解放的熱愛，又何嘗不是因時代潮流所激發？從表面上看，肯定精神自由和個性解放對個體存在的價值，急切期望超出于封建王法規定的社會秩序之外，幻想在另一個世界中充分享受自由，似乎是一種遠離社會和時代的表現，然而，這種追求自由的動力本身就是當時社會提供給他的，他越是想超出那個社會反而越是證明了那個社會的浪漫氣質。

歷史一手賜予李白這種雙重追求，另一方面又堵死了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實現這兩種追求的可能性。追求精神自由與建立豐功偉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魚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東西，李白執著于這兩種歷史的要求，想成就一番政治上的大業，又不想低下自己高貴的頭，不想失去個人精神上的自由，這不僅使他在外在世界碰得頭破血流，也使他的內在心靈總是處于不同力量的矛盾沖突之中。

兩股歷史潮流在李白身上一齊匯聚碰撞，必然在他的心靈深處掀起巨大的情感波瀾，時而把他涌向歡樂的絕頂，時而把他帶到痛苦的深淵。正是由于執著于這種時代的雙重品格，使他的歡樂沒有流于輕浮，又使他的痛苦沒有走向絕望。如果只知道自己的精神自由，放棄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沒有“拯物情”和“濟蒼生”的情懷，那他就將一味地飄逸瀟灑，缺乏民胞物與的社會熱情和憤世嫉俗的剛毅勇氣;如果滿頭腦只有功名觀念，沒有對精神自由和個性解放的追求，他就會失去浪漫的幻想和天馬行空的豪情，失去李白之為李白的豪放氣魄。正是這兩股時代潮流在他身上同時匯聚，他才得以同時體驗到人生的大喜與大悲，使他能真正進入存在的深度;更重要的是，正是這兩股時代的潮流在他身上同時匯聚，不斷地在他心靈深處掀起情感的狂瀾，他才得以把處于封建鼎盛時期，我們這個偉大民族昂揚向上的活力推向峰巔，使他成為盛唐氣象當之無愧的代表。

四

這種悖論式的人生追求，既造成了他的悲劇又成就了他的偉大，既給他的感情帶來巨大的矛盾痛苦又使他的詩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與魅力。

相互對峙的志向與追求釀成了內心的尖銳沖突，他幻想先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了卻大濟蒼生的宏愿，再去遨游江湖瀟灑度日，滿足自己追求精神自由的宿心，以此來獲得心理上的平衡與安寧。然而，這種理智上一廂情愿的安排，屢屢為他那情感的洪流沖毀。實現政治抱負就得俯首鉆進封建秩序的樊籠，而失去精神自由的代價又是李白不能接受的。這樣，既不可能心安理得地追求個人的精神自由，更不可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反而使他老是在矛盾的兩極沖撞，心靈深處經常處于痛苦騷動之中。不同性質的情感在詩中的對立與碰撞，形成了李白詩歌獨特的審美特征：雄強跌宕的氣勢與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說：“太白筆力變化，極于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于近體?！崩畎椎脑S多詩歌其情感變化看似“起落無端”，在這種情感的起落之間找不到因果聯系，見到的只是不同情感的沖突對抗，然而對抗不僅是一種聯系，而且是一種更為深刻的聯系。正是相互對抗的情緒所形成的張力，所造成的緊張騷動的詩情，使李白的詩情酷似大海那拍岸的驚濤。

張力存在于李白大多數代表作中，如《梁甫吟》、《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行路難》之二和之三、《玉壺吟》、《江上吟》、《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襄陽歌》、《蜀道難》、《鳴皋歌送岑征君》等作。如果把李白所有詩歌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看，不同性質的情感的矛盾沖突就更加明顯。張力是進入李白詩歌情感大門的鑰匙，而他那悖論式的追求又是產生這種張力的深刻根源。

在盛唐詩人中，李白沒有孟浩然那份清澈恬淡，沒有王維的那份和諧優雅，也缺乏杜甫的那種博大深沉，他常常漫無節制恣意幻想，盲目希求，魯莽滅裂，粗野狂暴，甚至連自己也無法控制自己，從不知道講究平衡，更不求溫文爾雅。然而正是他才是盛唐氣象的典型代表，因為他同時匯聚了涌動在當時民族情感中的兩股激流：向往建功立業和渴望精神自由。這兩股時代的激流內化于他一身的時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就形成了他所特有的那種悖論式的人生追求，這種追求造成了他情感的左沖右突相互抵撞，并因此形成強大的情感張力。我們在他詩中難以領略到雍容典雅的韻致，從容優雅的神情，但隨時能見到排山倒海的情感巨潮，更易于體驗到他那山呼海嘯般的洶涌力量。萊昂內爾·特里林曾在《美國的現實》中指出：“一種文化不是一條河流的流動，甚至不是一種合流;它存在的形式是一種斗爭，或至少是一種爭論——它只能是一種辯證的論證。并在任何文化里都可能有一些藝術家本身就包含很大一部分辯證關系，他們的意義和力量存在于他們自己的矛盾之中”。李白的氣勢和力度孕育于盛唐文化，盛唐的兩股時代激流使他的個體生命得以充分激揚，并因此將我們民族處于封建鼎盛時期，所爆發出來的偉大民族活力推向頂峰——這就是李白的意義與力量之所在。

編輯/徐?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