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來（1935-2020）郴州地區漢語方言研究述評

胡斯可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城南書院，湖南 長沙 410002）

郴州市位于湖南省東南部，“郴”字意為林邑，所以郴州又有“林城”之稱。郴州東面與江西贛州市臨界，南面伴廣東韶關市，西面與湖南永州市接壤，北面交湖南衡陽市、株洲市，全市總面積達19387平方千米。截至2018年底，市有人口474.5萬人，下轄北湖區、蘇仙區、桂陽縣、宜章縣、永興縣、嘉禾縣、臨武縣、汝城縣、桂東縣、安仁縣、資興市。郴州地區分布著西南官話、贛語、客家話、湘南土話等多種方言。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郴州市的北湖區和蘇仙區以及臨武縣和嘉禾縣都通行官話，桂陽縣和宜章縣的部分地區通行官話，官話為郴州境內第一大方言；安仁縣、永興縣、資興市的大部分地區為贛語區；汝城縣、桂東縣、資興市、安仁縣、宜章縣的部分鄉鎮說客家話；宜章縣、桂陽縣、臨武縣、嘉禾縣是湘南土話和西南官話的雙方言地區[1]8-14。

一、郴州地區漢語方言的早期研究

20世紀以來，郴州地區的方言研究肇始于趙元任等老一輩語言學家。1935年秋季，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董同龢和吳宗濟到湖南做方言普查，共調查了75個縣的方言，基本上是一縣布一點，調查點或在縣城或在鄉村。其中，他們在郴州境內的各縣市分別選擇了一個調查點，調查對象多為通行于城區的“官話”。這次調查是運用國際音標記錄郴州漢語方言的開山之舉，它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口頭語言，運用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注意比較不同方言點材料的異同，探討古今語音的演變，在湖南方言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時隔20余年后，調查材料經楊時逢先生在中國臺灣匯集整理，相繼出版了《湖南方言聲調分布》(1957)、《湖南方言極常用的語匯》(1967)、《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等三部論著。在《湖南方言聲調分布》中，整理者尤為敏銳地注意到了郴州嘉禾等地獨特的雙方言現象，即對外使用西南官話，對內使用土話[2]25。這次調查雖然沒有系統地描寫土話語音，但《湖南方言調查報告·極常用詞表》對土話的部分常用詞的音節作了記錄，其中就有嘉禾（城關）土話的47個音節和宜章（梅田）土話的29個音節。這是現存最早的反映郴州土話語言面貌的文獻資料，對于了解八十多年前郴州土話的基本情況具有顯著價值。

1956年到1960年，湖南省教育廳、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又先后開展了大規模的方言普查工作，總共調查了全省87個縣市的方言。1960年9月，在這次的調查基礎上，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漢語方言普查組彭秀模、曾少達等老師整理編印了《湖南省漢語方言普查總結報告》（石印本），供內部交流。該報告按照湖南省當時的行政區劃，共收錄了包括郴州各縣在內的80多個方言點的聲母、韻母和聲調情況，并有對部分詞匯的記錄。這篇報告在“后記”中特別指出：“……嘉禾我們只記錄了土音，沒有記錄西南方言……”[3]48這是見于文獻資料中第一次對郴州土話單個方言點語音的系統記錄。

二、郴州地區湘南土話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后，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蓬勃發展，郴州地區的方言也逐漸引起了學界的興趣。如果把郴州地區的方言研究比作一場盛會的話，那么，其中的湘南土話研究則是這場盛會中引人注目的耀眼元素。湘南土話研究涉及范圍廣，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高，研究持續時間長，在郴州乃至湖南方言的研究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湘南土話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一直到2020年底，發表的論文近100篇，其中發表在《方言》等語言類CSSCI來源期刊上的有24篇,發表在其他CSSCI來源期刊上的有12篇，兩項超過刊發論文總數的三分之一。2002年11月，由全國漢語方言學會和湖南師范大學在長沙聯合主辦的“湘南土話及周邊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為其后湘南土話的深入研究指引了方向。

湘南土話的語音研究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因湘南土話涉及方言點較多，按語音、詞匯、語法等不同研究內容分別述評，其它方言系屬涉及方言點較少，則按研究的不同地域分別述評。以下均按此邏輯行文）：一是語音系統的記錄研究。僅在《方言》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就有7篇：《湖南宜章大地嶺土話的語音特點》（彭澤潤，2002）、《湖南桂陽縣敖泉土話同音字匯》（范峻軍，2000）、《湖南桂陽縣燕塘土話語音特點》（唐湘暉，2000）、《湖南臨武(麥市)土話語音分析》（陳暉，2002）、湖南臨武楚江土話同音字匯（尹凱，2014）、《湖南嘉禾土話的特點及內部差異》（盧小群，2003）、湖南嘉禾珠泉土話同音字匯（徐睿淵，2019）。音系研究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多所高校中文系的碩士學位論文聚焦于各縣土話，展現了語音精細化描寫的集群優勢。例如，湖南大學的《湖南臨武（楚江曉言塘）土話語音研究》（吳燕，2010）、湖南師范大學的《湖南省宜章縣栗源鎮土話語音研究》（王穎，2018）、湖南科技大學的《臨武土話語音比較研究》（李益，2012）和華僑大學的《湖南桂陽樟市土話的語音研究》（石桂華，2015）等。二是探究古聲母韻攝的語音演變和歷史層次。這方面較為突出的文章是《湘南土話語音的歷史層次》（劉祥友，2008），它用歷史層次的分析方法，把雜糅在共時平面上的眾多層次，按時間先后區分開來，并解釋其演變過程，以此來分析湘南土話復雜的語音面貌形成的內外因。此類文章還有《湖南臨武縣楚江土話陽聲韻尾的演變》（李益、謝奇勇，2012）等。三是對特殊語音現象的原因分析。這方面的代表文章有《湘南嘉禾土話的幾個語音現象及其成因探析》（范峻軍，2000）、《粵北土話、湘南土話和桂北平話中古全濁唇音、舌音今讀的特殊表現》（莊初升，2007）等。

詞匯研究是方言研究的重要課題，對于全面展現方言的整體面貌必不可少。如《湖南桂陽敖泉土話方言詞匯》（范峻軍，2004）、《桂陽方言詞典》（范俊軍，2008）、《湖南省臨武縣麥市土話詞匯研究》（郭義斌，2009）和《湖南省嘉禾縣石橋鄉土話詞匯研究》（楊丹，2014）是這一方面的代表。除了客觀記錄單點方言的詞匯之外，湘南土話詞匯研究還特別探究了語匯叢林中的底層詞。例如，《湘南土話中的底層語言現象》（羅昕如，2004）以壯侗語族與苗瑤語族為比較對象，從語音、詞匯、語法方面例析了湘南土話中的底層語言現象。另一個研究關注點是通過對比詞匯異同為土話系屬的判定提供依據。這方面的代表文章有《從詞匯看粵北土話與湘南土話的異同及系屬》（范俊軍，2000）、《湖南宜章一六話與周邊方言詞匯相似度的計量分析》（曹慧萍，2017）等。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專著《湘南土話詞匯研究》（羅昕如，2003），該書以大量詞匯素材為基礎，歸納了湘南土話詞匯的特點，闡釋了各土話點之間的關系及與周邊方言的關系。

在語法研究方面，《方言》雜志上發表的首篇湘南土話語法研究的論文是《嘉禾土話“一二兩”的讀音及用法》（謝伯端，1987）?？l在其他CSSCI來源期刊上的論文還有《湘南土話中的通用型量詞》（羅昕如，2003）、《湘南土話的被動標記和處置標記》（鄧永紅，2005）和《臨武土話中的關系人稱代詞》（顏紅菊、吳艷玲，2017）等。其中，《湘南土話代詞研究》（盧小群，2003）和《桂陽土話語法研究》（鄧永紅，2007）是兩篇具有開創意義的研究湘南土話語法的博士學位論文，它們為這一學術熱點又增添了一把柴薪。對單點語言系統進行整體研究的有4部專著：《臨武方言：土話與官話的比較研究》（李永明，1988）、《宜章土話研究》（沈若云，1999）、《嘉禾土話研究》（盧小群，2002）和《湖南桂陽六合土話研究》（鄧永紅，2016），以及1篇碩士學位論文《湖南臨武（大沖）土話研究》（王澤芳，2007）。它們都從語音、詞匯、語法的角度對單點方言進行了全面研究，特別是《嘉禾土話研究》這部著作，它以語法作為研究重心，從構詞法、句法、虛詞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并在行文中提供了豐富翔實的語料。

學界各派對湘南土話的歸屬各持己見。博士學位論文《郴州土話語音及詞匯研究》（范俊軍，1999）中的觀點是，郴州土話可看作是湘贛方言特征略明顯且摻雜了客家話要素的混合性方言[4]139。方言學家王福堂在《方言》上發表《平話、湘南土話和粵北土話的歸屬》（2001），其后又有方言學家鮑厚星在《方言》上先后發表《湘南東安型土話的系屬》(2002)和《湘南土話系屬問題》（2004）兩篇論文，使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逐漸清晰?！断婺贤猎捪祵賳栴}》把湘南地區永州、郴州兩地的土話歸為四種主要類型，認為郴州土話中的“清音送氣型”和“清音不送氣（并定）+送氣（群從澄崇）型”都可以用較寬的尺寸劃入客家話或贛語[5]310。十五年后刊載于《方言》的《從古全濁聲母的讀音層次看湘南土話的性質》一文（尹凱，2019），通過剖析郴州湘南土話古全濁聲母清化的歷史層次，也認為湘南土話的早期層次是客贛方言，但又指出它“目前是混有客贛、湘、官話等多種方言特點的混合型方言，并不斷向著官話方言演變”[6]127。

在其他研究方面，發表在CSSCI來源期刊上的兩篇論文《湘南地區土話的分布及其研究概述》（盧小群，2003）和《“湘南土話”研究概述》（謝奇勇，2005），概括評析了湘南土話的研究情況。鮑厚星主編的《湘南土話論叢》（2004）一書共收入論文29篇，匯總了湘南土話各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

三、郴州地區贛方言的研究

在郴州地區贛方言的研究中，關于資興方言的研究最少，研究成果包括1本專著和4篇論文，分別為《資興方言》（李志藩，1996）、《湖南資興(興寧)土話的人稱代詞》（盧小群、李郴生，2003）、《湖南資興(興寧)土話的指示代詞》（盧小群、李郴生，2005）、《湖南資興方言的音韻特點及其歸屬》（李冬香，2006）和《資興市南鄉土話語音研究》（毛建高，2003）。前4篇（本）論著都是以資興方言代表點興寧話作為研究對象的。其中，42萬余字的《資興方言》在查閱大量歷史資料的基礎上，論證了資興方言形成的源流，第一次系統地記述了其淵源、發展、變化、系屬與特點，全面展現了資興方言語音、詞匯和語法的整體面貌。

關于永興方言的研究較多，研究成果共有14篇論文?！逗嫌琅d贛方言同音字匯》（胡斯可，2009）為首篇刊載于《方言》的運用傳統音韻理論和現代國際音標詳細描寫永興城關（今便江街道）方言老派音系的論文。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還有《湖南永興馬田鎮方言音系及方言歸屬說略》（占升平，2018）、《湖南永興悅來“金陵鄉話”同音字匯》（代少若、曹慧華，2017）和《永興縣馬田鎮梓木話研究》（黃吐艷，2017）等論文。語法的研究重點在特定用詞和詞綴方面。這方面的代表文章有《湖南永興方言中的“冇”》（胡斯可，2009）、《湖南永興方言中“得”與現代漢語中“得”字的比較》（陳艷紅、曾亞平，2020）和《湖南永興方言詞綴研究》（曹思佳，2018）等。其他方面的論文則涉及了諺語聲調藝術、永興方言形成的歷史背景等內容。

關于安仁方言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形成的論著近20篇（本）?！栋踩室粝岛喗椤罚ɡ钚绿?，1983）歸納了安平司（今安平鎮）方言的語音系統?！逗习踩士h新洲鄉方言語音研究》（凡倩，2013）和《湖南安仁方言語音研究》（張慧，2012）兩篇論文分別展現了新洲（今屬紫金仙鎮）、城關（今屬永樂江鎮）兩地方言的語音面貌。著作《安仁方言》（陳滿華，1995）系統地勾勒出禾市街（今屬永樂江鎮）方言的輪廓，這是第一本研究郴州境內贛方言單點的正式出版物，作者陳滿華同時還在《方言》上發表了四篇記錄安仁方言詞匯的論文?！栋踩史窖栽~語考釋》（呂華萍，2006）和《湖南安仁方言古語詞考釋》（呂華萍，2008）兩篇文章從歷時和共時的角度考察了安仁方言中的古語詞。安仁方言研究的顯著特色是語法研究的深入，這方面共有8篇論文，其中2篇最具代表性：一篇是張偉然的《關于湖南安仁方言中句段關聯助詞的討論》（1999），這是迄今為止唯一一篇刊發在語言學權威期刊《中國語文》上關于郴州地區單點方言研究的論文；另一篇是周洪學的《湖南安仁方言語法研究》（2012），該論文重點描寫和挖掘了安仁方言的一些較有特色的語法現象并分析了其規律，還探究了其類型學特點和語法化路徑。

《湖南贛語語音調查研究》（李冬香，2015）這部著作則整體描寫了湖南贛語的語音面貌及各個音韻現象的演變，記錄了永興城關（今便江街道）、安仁城關（今屬永樂江鎮）和資興興寧的音系特點。

學界對資興、永興、安仁三地方言系屬的看法主要有四種：（1）贛方言?！吨袊Z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2012）把它們列為贛語的耒資片，《湖南方言的分區》（鮑厚星、顏森，1986）、《湖南漢語方音字匯》（湖南省公安廳，1993）、《湖南方言研究叢書》（吳啟主，1999）中的“代前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侯精一，2002）和《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詹伯慧，2006）等論著也都持相同觀點，這屬于主流且相對集中的看法。（2）混合型方言?！逗鲜》窖詤^畫及其歷史背景》（周振鶴、游汝杰，1985）把永興列為官話和湘語混雜區?！逗鲜〉臐h語方言（稿）》（陳暉、鮑厚星，2007）雖然把三地劃歸贛語區，但同時指出安仁既有贛語特征，又有湘語特征，永興、資興處在湘南土話和西南官話并用的雙方言區，除有贛語、湘語特征外，還有西南官話的特征[7]256。（3）湘方言?！逗现T方言的分類及分布——根據全濁聲母變化的初步試驗》（日本學者辻伸久，1979）把資興話劃入新湘型湘方言?！逗戏窖苑謪^述評及再分區》（李藍，1994）別具一格地采取“聲韻調系統三重投影法”，認為永興、資興屬于湘語區方言點。（4）西南官話。辻伸久把永興劃入北方型湘方言（即西南官話）。李藍則認為安仁屬于西南官話方言點。

方言工作者的辛勤耕耘為三地方言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但與此同時，音系調查涉及方言點不夠廣，語料來源較片面，三地方言點中都還有不少調查的空白區域。三地方言接觸狀態紛繁多姿，西南官話、江西移民贛方言滲透的不平衡性，是造成學界對三地方言系屬各持己見的主要原因。

四、郴州地區客家話、西南官話的研究

關于桂東方言的單點研究較少，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刊發于《方言》上的《桂東方言同音字匯》（崔振華，1997），此外，還有《論桂東話的歸屬》（鄧慧紅，2012）和碩士學位論文《湖南桂東客家話詞匯研究》（曾嘉穎，2018）。關于汝城方言的單點研究成果頗豐，共計15篇?？l于《方言》上的《試論湖南汝城話的歸屬》（陳立中，2002）和其他CSSCI來源期刊上的《汝城話的音韻特點》（曾獻飛，2002）兩篇論文探討了汝城方言的歸屬問題?！度瓿欠窖匝芯俊罚ㄔI飛，2007）是首部全面研究郴州地區客家方言的專著。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關于汝城方言的語法研究，共有9篇論文圍繞其體貌、動態助詞、人稱代詞、詞綴等多方面展開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汝城話中表方位的后綴na?44》（陳立中、朱濤，2007），而涉及其他縣市客家話單點研究的只有碩士學位論文《湖南宜章東風鄉客家話與俄俚語的語音接觸影響》（賴小燕，2009）?！逗峡图曳窖砸繇嵮芯俊罚惲⒅?，2002）、《客家方言的語音研究》（謝留文，2002）兩篇博士學位論文從歷時與共時兩個方面，全面分析了包括郴州各地在內的湖南客家方言的聲韻特點。

郴州地區的官話研究主要體現在語音和語法兩個方面。1993年10月，因語言識別工作的需要，湖南省公安廳出版了《湖南漢語方音字匯》，從湖南各種方言中選出22個代表點（涉及郴州市區1個方言點），比較了近3000個字的讀音。博士學位論文《湘南官話語音研究》（曾獻飛，2004）以作者的親身調查結果為依據，在參考大量的歷史文獻和語言學資料的基礎上，對包括郴州在內的湘南地區官話的音韻特點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永州和郴州市區聲調實驗研究》（何團強，2010）首次運用了實驗語音學的方法研究郴州地區的方言，獲取并處理永州和郴州方言的聲調基頻數據、時長數據，得出了永州和郴州市區方言的具體調值，觀察到兩市市區方言陰平調和陽平調均出現了合并演變的緩慢趨勢。語法研究方面共有6篇論文，或關注小稱表達如《從郴州話的“小稱”看語言的“更新”》（歐青青，2010），或探討特殊句式如《郴州方言的“把”字句》（張利瑩，2006），或聚焦體貌標記如《郴州話的完成體標記“地”及相關問題》（歐潔瓊，2007）等。關于詞匯研究方面的有碩士學位論文《湖南永興毛家話詞匯研究》（李民媛，2011），它記錄了與郴州蘇仙區交界的永興官話點毛家村毛家話的常見詞語。

五、郴州地區漢語方言的綜合研究

自上世紀80年代末起，郴州市及下轄縣（市）的地方志相繼出版，其中的“方言”章、卷也描寫了地方方言的語音、詞匯和語法的大致情況，記錄了部分民謠諺語，如《郴州地區志·方言》（1996）、《臨武縣志·方言》（1989）、《桂陽縣志·方言》（1994）、《永興縣志·方言》（1994）、《安仁縣志·方言》（1996）和《汝城縣志·方言》（1997）等。略顯遺憾的是，這些“方言”章、卷的記音及描述的準確性，相較嚴謹的學術研究還存在一定差距。

《郴州漢語方言概述》（單澤周，1997）全面闡釋了郴州地區漢語方言的區劃及形成原因?！断婺希ǔ恢荩╇p方言的社會語言學透視》（范俊軍，2000）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在考察和研究（湘南）郴州雙方言區的語言生活中，發現人們閱讀和寫作的思維語言以縣城官話為主，在土話社區內，人們對官話有一定的排斥行為，在母方言外社區，則對官話表現出趨附心態。

郴州方言的研究不能游離于與之唇齒相依的人文背景、地域環境。進入21世紀以來，對郴州方言研究工作者來說，文化語言學已不復是一種美麗而蒼白的學術姿態，而是一條充滿熱情與信念的康莊大道。在這門新興學科的影響下，學者們不倦地跋涉，收獲了新的碩果，開拓了新的天地?！冻恢菸幕菰础罚ê午?，2000）、《郴州俗語的文化特征》（鄧紅華，2007）等論著都從文化語言學的視角切入，分析了地理生態、傳統習俗、經濟發展等諸多文化因素和郴州俗語、特色語詞之間的密切關系。

博士學位論文《湖南郴州地區的漢語方言接觸研究》（胡斯可，2009）從方言接觸的角度切入，將郴州地區的方言接觸歸納為地緣接觸引發的方言接觸、雙方言區內的方言接觸以及綜合性方言接觸，從語音、詞匯兩方面對發生接觸的多種系屬的方言作描述分析，總結了郴州地區方言多元接觸的宏觀與微觀特征[8]2。

為大力推廣和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的精神，自2015年起，教育部、國家語委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以語言資源調查、保存、展示和開發利用等為核心的各項工作。工程利用現代化技術手段，建成大規模、可持續增長的多媒體語言資源庫，進而推進深度開發應用。湖南省共設立漢語言方言調查點100個，包括郴州市以及所轄的全部縣（市）共計10個點，形成了由湖南省語委牽頭組織實施，地方語委、核心專家、調查團隊、攝錄團隊共同參與，官方民間緊密配合的生動局面[9]。

六、余論

八十多年來（1935-2020），方言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使得郴州地區漢語方言研究的著作成果競相涌現，蔚為大觀，有力提升了境內方言研究在學術界的影響力。需要特別指出的是，1999年，湖南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首招博士研究生，著名方言學家鮑厚星教授培養的一批中青年研究者逐漸成為郴州地區方言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形成了有力的團隊。此外，他們所招收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也接續傳承，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持續繁榮貢獻了蓬勃力量。

郴州地區的漢語方言研究任重道遠，就研究現狀而言，我們認為還有以下問題值得重視：第一，研究理論和方法需要方言學、歷史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等多學科的融合。湘方言是湖南最具影響力的方言，西南官話又是郴州地區的強勢方言，加之歷史上江西移民的贛方言侵蝕，長期的語言接觸引發豐富的語言變異和融合，因此，把方言學、歷史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等理論相結合，既是研究深入的前提，也是由對象本身的特殊性所決定的。此前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研究者從方言學的角度進行調查研究得來的，從語言接觸角度開展研究的較少。第二，不能局限于靜態式和孤立式的研究而忽略對方言底層的挖掘和演變軌跡的探尋。既往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方言的基本面貌和特點，但郴州地區最具特色的方言接觸情況，未能得到更多反映和揭示。不少研究都是聚焦某縣（市）的一個方言點，沒有通過對多點方言的比較分析，探究方言的底層來源，勾勒出底層方言在多點的演變軌跡。

總之，如何擴大郴州地區漢語方言的研究領域，豐富研究角度，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推動其研究朝著更加精密科學的方向發展，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