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藏兩部《營造法式》鈔本介紹

唐聰

《營造法式》是北宋官訂頒行的一部側重于估算工料的建筑營造技術書。自民國7 年末（約1919 年初）朱啟鈐先生發現并倡刊以來，它一直是學界的重點研究對象，各類相關研究層出不窮。其中，版本文字的?？惫ぷ鳛槠渌矫娴难芯康於ɑA，前有朱啟鈐先生主導，陶湘、傅增湘等先生?？?，繼以營造學社等諸位前輩學者的耕耘，日積月累，已經成果斐然。

在《營造法式》的諸多版本中，除了本國所存的印本、鈔本以外，還有一些海外流傳本。其中在日本有兩個鈔本，經竹島卓一《營造法式研究》[1]一書介紹，為學界所知曉。一個是收藏在靜嘉堂文庫的“靜嘉堂本”；一個是內藤湖南、伊東忠太、大熊喜邦等人在奉天謄抄的四庫全書文溯閣本《營造法式》鈔本，竹島稱其為“東大本”。二者皆為全本。然而長久以來我們只知其名，并不清楚具體的資料情況。尤其是其中的“東大本”，自竹島研究以來，少有人見其真本，下落逐漸成迷。

筆者曾求學日本，因有機緣調查這兩部鈔本，逐步查明了資料情況，一并介紹于此，以供參考。

一、“靜嘉堂本”

“靜嘉堂本”是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藏的《營造法式》鈔本，原為晚清藏書家陸心源的舊藏。

靜嘉堂文庫系由三菱財閥巖崎彌之助（1851—1908，三菱第二任社長）在明治二十五年（1892 年）創建，取《詩經》大雅· 既醉篇中的“籩豆靜嘉”之句命名，稱“靜嘉堂”。文庫成立以后，最大的一次藏書擴充是在明治四十年（1907 年）購入了陸心源所建藏書樓“皕宋樓”“十萬卷樓”和“守先閣”的大部分書籍，陸氏所藏的《營造法式》鈔本亦在其中。

這部鈔本是如何隨著這批書籍東渡日本的呢？此處不得不重提巖崎氏購書經過。作為當時轟動中日兩國文史界的大事，其始末今人已多有研究，最為翔實深入的當推巴兆祥《陸心源所藏方志流失日本考》[2]一文，其次有錢婉約的《島田翰生平學術述論》[3]。不過兩文分別重在辨析一些經過細節、討論島田翰[4]所起的作用，就呈現全貌而言還留有余地，因此在其基礎上再作簡單梳理。

在有據可查的文獻上，當事人或當事方直接敘及此事的資料主要有以下五種：

資料①1907 年｜島田翰｜《皕宋樓藏書源流考》；

資料②1908 年｜靜嘉堂文庫員｜《靜嘉堂文庫購入清國湖州歸安陸氏心源舊藏書籍始末》；

資料③1924 年｜靜嘉堂文庫員｜《靜嘉堂文庫史略》；

資料④1992 年｜米山寅太郎（時任靜嘉堂文庫長）｜《靜嘉堂文庫沿革》；

資料⑤1996 年｜徐楨基（陸心源長房玄外孫）｜《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

其中售書方陸氏直接發聲的只有資料⑤，是在多方搜集資料以及綜合家中各位長輩口述史的基礎上寫成。書中涉及售書事件的內容主要敘述陸家售書前的家庭景況、售書原委。據其所述，陸家售書前因絲廠、錢莊相繼倒閉，經濟上陷入困境。而此前有識之士向朝廷舉議籌建京師圖書館未見實現，陸家向地方政府建議修建公家藏書樓之事也未獲應允，登報聲明求有實力且愛書籍的藏書家集中贈予之事亦無下文。經濟困窘之后陸心源長子陸樹藩遂產生了將這批書籍完整地以高價售予日本宮廷的想法，便委托其在日本留學的堂弟向日方聯系。[5]因為這些原委，才有了后來的整個售書事件。

售書的具體經過，以日方資料敘述為詳。由于事件本身曲折復雜，線索眾多，各則資料意欲強調不同的內容而敘述各有側重。尤其是發表于售書當年的資料①[6]（以下稱島田文）與發表于次年的資料②[7]各執一詞，所述人物信息完全沒有重合，頗為有趣。后來的資料③[8]記載簡略，資料④[9]則補充了一些重要細節可以分別與資料①②③，甚至售書方資料⑤相互印證。通過綜合這五則資料的記述，詳細梳理校驗各個環節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我們可以勾勒出事件的全貌。

如圖1 所示，整個事件大致有傳信、調查、訂約、檢運四個階段?？梢源_定陸氏有將書籍售予日本之意大約在1905 年末1906 年初，最初寄希望于宮內省未成。1906 年初消息傳至巖崎彌之助處，而且并非單一渠道，先后至少有日本駐蘇州領事白須直、島田翰-田中青山[10]/島田翰-重野成齋[11]、巖崎久彌[12]這三條線索匯集，最終使他認識到陸氏藏書的價值并決定購買。其中對巖崎彌之助的決定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應該還是時任靜嘉堂文庫長的重野成齋，以及彌之助的侄子、當時已經接替他擔任三菱第三任社長的巖崎久彌。巖崎彌之助有購買意向以后，于1906 年3 月任命島田翰為靜嘉堂文庫員，4 月派往清國實地調查陸心源藏書目錄，5 月島田傳回書目調查報告[13]。1907 年2 月巖崎氏首肯了書目清單。

在后半具體交易的過程中，訂約環節主要有文庫長重野與陸樹藩在上海的會面商談，以及田原豐和姚文藻分別代表雙方簽訂協約這兩個重要步驟。島田文稱當年3 月重野與陸樹藩會于上海，4 月議定價格。資料④中詳述了重野此行行程，推斷與陸氏之會應在3 月28 日。資料②中稱田原豐與姚文藻訂立協約、商定價格是在當年“三月初十日”。這個日期記法不像新歷，倒像是舊歷[14]，如果是舊歷，那么實際對應當年新歷的4 月22 日[15]。若果然如此，重野與樹藩會晤在前，派田原豐與姚文藻簽訂具體協議在后，倒是合乎情理，也合乎程序，并且與島田所記月份一致。簽訂協議以后，5 月靜嘉堂文庫派小澤、寺田二人前去驗收書籍，6 月陸氏藏書運抵日本[16]。

圖1：靜嘉堂文庫購入包括《營造法式》鈔本在內的湖州陸心源舊藏書籍經過

圖2：靜嘉堂本《營造法式》卷首鈐?。簹w安陸樹聲叔桐父印，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微縮膠片

就這樣，陸氏所藏《營造法式》鈔本隨著這批藏書東渡日本，最初保存在位于東京品川區高輪的巖崎公館中，后來于大正十三年（1924 年）在世田谷區巖崎彌之助的墓所旁新建了如今的文庫建筑，《營造法式》也隨靜嘉堂文庫遷入此處，保存至今。

這份《營造法式》鈔本是手抄線裝本，一函六冊。書冊高33.6cm，闊24.5cm，白地無框無欄。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版心騎縫寫篇目、葉數。每冊開篇首葉及第一冊、第二冊最末葉鈐有陸心源第三子陸樹聲之印，曰“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圖2）。據資料⑤所述，此印乃陸樹聲在島田翰登樓觀書后，感到這些書必將出售，因而與管家人李延適合作，在所有秘本書上均蓋上“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歸安陸樹聲所見金石書畫記”“臣陸樹聲”“陸樹聲印”“歸安陸樹聲藏書之記”等印章，以示這些書原為陸氏所有[17]。如今這方鈐印，正如陸樹聲所愿，佐證著這部《營造法式》鈔本確為陸氏舊藏原本。該鈔本正文后依次錄有王重刊落款、吳廷飏觀記、李明仲墓志銘、錢曾記文、張蓉鏡識語，還有褚逢椿、張金吾、王婉蘭、聞箏道人觀書題跋。

據其體例、正文內容及文后題跋，可以判斷“靜嘉堂本”源自張蓉鏡鈔本系統。竹島卓一已有論述[18]，此處不再贅言。另外關于此鈔本來源，傅增湘先生有記：“郁松年宜稼堂書目稿本有館抄營造法式一匣，蔣鳳藻跋郁氏目，云書名上加一圈一墨點者均歸陸心源，此書正在其中，則此書出于郁氏轉抄，非張蓉鏡原本明矣?！盵19]可知該鈔本系由郁松年傳抄，原藏郁氏宜稼堂，后歸陸心源。

圖3：內藤文庫本《營造法式》鈔本現狀，關西大學圖書館藏

“靜嘉堂本”除了原本以外，還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份微縮膠片，在東洋文庫藏有一份縮小影印本。兩者都因拍攝者漏拍最后半葉（最后半葉常?？瞻谉o字），而漏錄了第一、第二冊末葉陸樹聲印。

二、“內藤文庫本”（原“東大本”）

除了“靜嘉堂本”以外，竹島卓一《營造法式研究》中提及另一部《營造法式》鈔本，為明治三十八年（1905 年）伊東忠太、大熊喜邦等人在奉天所錄鈔本。當初竹島因在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筑學教室得以接觸、研究此鈔本，遂稱之為“東大本”，由此過去學界多以為這部鈔本收藏于東京大學，然而經筆者調查確認，該鈔本現在歸屬內藤文庫，保存在位于大阪府吹田市山手町的關西大學綜合圖書館中。

內藤文庫是以內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與其子內藤伯?。ㄇ?，1899—1978）的藏書為基礎設立的文庫，共有藏書約3 萬多冊。這些藏書于昭和五十九年（1984 年）隨內藤湖南的晚年居所恭仁山莊一起捐贈給了關西大學。關西大學接受捐贈以后由圖書館展開書籍整理工作，在昭和六十一年（1986 年）公布了《內藤文庫漢籍古刊古抄目錄》，其中有以下兩條目錄：

史部347 條 營造法式三十四卷補遺一卷 鈔本 宋李誡撰 九冊

史部348 條 營造法式補遺一卷 鈔本 宋李誡撰，并注“附于營造法式三十四卷（別載史347）”

查閱這兩條目錄所記載的這份《營造法式》鈔本，一共有文本5 冊，圖樣4 扎（并補遺一卷），裝為兩函（圖3）。

文本5 冊為手抄線裝本，高26.7cm，闊19cm，白地無框無欄。每半葉八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版心無篇目、葉數。一至三冊用紙極薄，字跡工整，為一人所抄。第四、五兩冊用紙略厚，且有三種筆跡混雜，為多人合抄，并有朱筆圈改文字數處。

圖樣4 扎，都沒有裝訂，只在右上角穿小孔，以棉繩臨時捆扎。每扎中，文字葉為墨書抄寫，圖稿葉有鉛筆影描稿和藍圖曬印法拍攝的藍色照片兩種類型，混合成卷。鉛筆影描稿有半葉的，有折葉的，用紙尺寸比書冊折葉稍大，厚度介于書冊兩種用紙之間。藍曬照片都是半葉大小，單面有圖，褪色嚴重，很多線條已經漫漶不清。

首先，這些冊扎的首葉題名都是“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營造法式”，表明它抄自四庫全書本。其次，根據幾處藍曬圖樣中刻工姓名的有無可以區分出它的祖本是四庫全書本中的文溯閣本；最后，根據鉛筆影描稿上的抄寫人落款、書冊圖樣分卷情況、朱筆圈改的文字內容可以確定它就是當年伊東忠太等人在奉天所抄的文溯閣本《營造法式》鈔本原本。

1.版本

眾所周知，四庫全書本《營造法式》現存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四個版本，因其祖本源自南宋紹定本，在有些書葉上照錄下了南宋刻工姓 名[20]，而四個版本所錄情況各有不同，可以據之區分版本。內藤文庫的這份鈔本，在圖樣卷二十九第十葉殿堂內地面心斗八有“金榮”、第十四葉國字流杯渠有“徐珙”、第十五葉風字流杯渠有“馬良”落款（圖4）。異于文淵閣、文瀾閣二本，而僅與文津閣本相同。又文津閣本在卷三十二第十九葉佛道帳經藏有“行在呂信刊”、同卷第二十二葉天宮壁藏有“武林楊淵刊”落 款[21]，此鈔本則無。于是可知其祖本亦非文津閣本，而只能是影描、拍攝自文溯閣本（表1）。

2.抄寫人與抄寫時間

既然已經可以判斷這份鈔本的圖樣是轉錄自文溯閣本《營造法式》，那么它是不是當年伊東忠太他們抄寫的那份呢？答案藏在鉛筆影描稿之中。在第四扎圖樣（第三十三、三十四卷）的鉛筆影描稿上，每葉都有一個“邦”字落款，簽在前半葉右下角或者后半葉左下角。此“邦”字當為“大熊喜邦”之“邦”，應為大熊喜邦的落款，它是佐證這兩卷圖樣即是伊東忠太、大熊喜邦等人在奉天所錄鈔本的關鍵線索（圖5）。

據此，首先我們可以判斷第四扎圖樣確為當年謄寫的文溯閣本鈔本原件。接下來，根據各冊扎的卷數、筆跡、紙張情況，可以延伸判斷其他冊扎的情況。

圖4：內藤文庫本《營造法式》藍曬圖樣稿，刻工姓名“馬良”

內藤文庫本《營造法式》所錄刻工姓名與四庫全書本比照 表1

內藤文庫本《營造法式》冊扎分卷與紙張筆跡情況 表2

如表2 所示，這些冊扎一般在分冊首葉寫“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營造法式 卷〇〇至卷〇〇[22]”，在末葉有總校官、校對官和謄錄監生署名。根據這兩點特征，可以判斷現在的第五冊文本和第一扎圖樣原為一冊，第二、三扎圖樣原為一冊，此鈔本所據原本應共有7 冊。

整份鈔本一共有3 種用紙、6 種筆跡。其中圖樣第一、二、三扎的構成情況與第四扎相同，都是墨書、鉛筆影描稿、藍曬照片混雜組成，用紙也相同，并且第一扎的墨書筆跡也與第四扎相同，可以斷定它們都是與第四扎同時謄抄、拍攝的稿件。又據第一扎圖樣所記卷數剛好與第五冊文本合為完整一冊推斷，第五冊也應為當時配套抄錄完成。由此又可推斷筆跡紙張與第五冊完全相同的第四冊亦為當時原本。第四、五冊中的朱批圈改內容亦可佐證這一判斷，后文另行詳述。

圖5：內藤文庫本《營造法式》鉛筆影描稿，“邦”字落款

最后余下紙質不同、字跡工整、開篇卷數記法有微差、書中亦無朱批的一至三冊，暫無確切依據判斷是否為當時原本。不過其紙張的泛黃、老化程度與其余諸冊大致相同，即使不是原本，亦應是相近時期同系所出再抄本。

綜上所述，根據版式、卷冊體例、圖樣中的刻工姓名以及大熊喜邦留下的“邦”字落款，可以判明這份鈔本的身份：它就是伊東忠太、大熊喜邦等人于1905 年在奉天轉抄的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營造法式》鈔本。

關于這份鈔本的抄寫經過，伊東忠太當年的日記有零星提及。據伊東所述，他們一行于八月二十六日抵達，當時內藤湖南作為大阪朝日新聞社的記者受外務省的委托派遣已事先抵達。二十九日伊東與內藤、市村[23]考察奉天宮殿（沈陽故宮），在文溯閣中查閱四庫全書時發現了《營造法式》。當日伊東與福島安正[24]商議調查研究行程時，福島建議從日本調派抄寫員前來輔助伊東和市村的古文獻謄抄工作。次日福島就此事向文部省發電報請求派遣五六名抄寫員。[25]隨后伊東前往開原、鐵嶺等地調查，九月六日返回奉天。七日再見福島，得知文溯閣本《營造法式》7 冊已從宮城借出，并且文部省回電答應派遣抄寫員，不日或將抵達。此后一段時間文溯閣本《營造法式》應該暫由伊東等人保管。九月十四日上午，伊東在住處進行了圖樣拍攝工作。[26]其后間雜著對周邊地區的調查，伊東一直在奉天逗留至十月二十八日[27]。

根據這些記述，我們可知文溯閣本《營造法式》發現于1905 年8 月29 日，9月14 日伊東拍攝了它的圖樣。并且可以推斷，鈔本中一至三冊字跡工整的書稿很可能系由文部省派來的抄寫員抄成，時間應在9 月7 日—10 月28 日之間。大熊喜邦影描圖樣稿及眾人合抄第四、五冊書稿也應當在此期間。[28]

3.遞藏經過

至此確認了內藤文庫所藏鈔本即為竹島所稱“東大本”。那么它是如何輾轉流傳到內藤文庫的，其間又有沒有再次轉抄的可能呢？筆者目前找到的當事人及關系者文存中并沒有直接談及該鈔本轉移或再抄之事的記錄，不過根據幾篇提及該鈔本情況的資料，基本可以判斷同一份鈔本曾經在東京大學和內藤家之間流傳，并且至少經歷了五個收藏階段。

（1）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大學舊稱）

當年伊東離開奉天前往其他地區調查，最終于十一月十二日從大連啟程返回日本。他在昭和十六年（1941 年）對此次“營造法式發現記”的回顧中稱，回京以后這份鈔本送到了東京帝國大學，收藏在學校里。

文獻① 1941 年|伊東忠太|“營造法式”：

“回京后營造法式寫本送來了帝大。當即依其祖本體例裝訂，收藏在大學里?！盵29]

（2）內藤家

在伊東日記之后提及該鈔本之事的是當時發現《營造法式》的當事人之一內藤湖南，他在民國9 年（1920 年）《營造法式》的石印本刊行以后寫就《營造法式的新印本》一文。

文獻② 1921 年|內藤湖南|《營造法式的新印本》：

“明治三十八年，我在奉天的文溯閣，曾借此書的四庫全書本，與工學博士伊東忠太君等人一起謄寫過一份。如今取此石印本與文溯閣本對?！盵30]

該文提供了兩項信息。首先是當年參與文溯閣本譽寫工作的除了伊東忠太等人，還有內藤湖南。其次，該文透露了文溯閣鈔本帶回日本以后又曾一度保存于內藤處。如文中所述，內藤“取此石印本與文溯閣本對?！?，那么至少在此文寫作發表之時，即1921 年6 月前后，該鈔本保存于內藤家。前文曾介紹該鈔本第四、五冊文本中有朱筆圈改，經詳細核查，這些圈改共計25 處，其中23 處修改內容與石印本相符，應該就是這次內藤“取石印本對?！睍r批注的[31]（圖6）。

（3）東京大學第一工學部建筑學教室

昭和二十四年（1949 年）竹島卓一在《營造法式研究》的博士論文稿[32]中介紹該鈔本。

文獻③ 1949 年|竹島卓一|《〈營造法式研究〉（博士論文稿）序說》：

圖6：內藤文庫本《營造法式》第四冊中的朱筆圈改，彩色影印

“在這些四庫全書本中，奉天的文溯閣本曾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由伊東忠太博士、大熊喜邦博士等手抄一份，其影鈔本現在珍藏在東京大學第一工學部建筑學教室?？磥硪压实膬忍俸喜┦恳矃⑴c了此次抄寫，民國九年的石印本刊行之際，曾介紹此鈔本，……概括而言這份文溯閣本的鈔本——以下暫時稱之為’東大 本’注五——較之石印本訛誤更少……”[33]

其中“暫時稱之為‘東大本’注五”處的注五中云：“我曾就此鈔本的 歸屬權請教伊東博士，回答說權屬劃分不清?！盵34]

據此文可知，在竹島寫就這段序言的昭和二十四年（1949 年），該鈔本正收藏于東京大學[35]，因此竹島稱其為“東大本”。而“權屬劃分不清”則說明在東京大學和內藤家之間應該沒有再抄副本，否則也不存在劃分不清的問題。

（4）從東京大學轉移

竹島的博士論文后來經修訂補充，于昭和四十七年（1970 年）出版，即為著名的《營造法式研究》三卷本。在該版序言中，竹島改變了對文溯閣本鈔本收藏處的敘述，并且刪除了關于歸屬權的注記。

文獻④ 1970 年|竹島卓一|《〈營造法式研究〉序說》：

“在這些四庫全書本中，奉天的文溯閣本曾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由伊東忠太博士、大熊喜邦博士等手抄一份，這份手鈔本曾經收藏于東京大學第一工學部建筑學教室?？磥韮忍俸喜┦恳才c這次抄寫有關，民國九年的石印本刊行之際，曾介紹此鈔本，……文溯閣本的鈔本（以下稱東大本）較之石印本訛誤更少……”[36]

此處竹島說“曾經收藏于”，表明在該書第一冊出版的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該鈔本已經不再收藏于東京大學，而是轉移到了別處。結合后面的捐贈來看，最有可能是回到了內藤家。然而或許因為是正式出版，竹島去掉了博士論文原稿中的“暫時”二字，繼續稱之為“東大本”，于是該名稱為學界所熟知。

（5）關西大學圖書館

昭和五十九年（1984 年），內藤家將藏書捐贈給關西大學。兩年以后關西大學圖書館公布的《內藤文庫漢籍古刊古抄目錄》中即錄有該鈔本信息。其中，“史部347 條”（文獻⑤，詳見前引目錄）的附注文字寫道“卷二十九及以后為臨時捆扎”，與筆者調查的現狀相符。

根據以上幾個時間節點，我們可以大致弄清文溯閣本鈔本在奉天抄成以后一百多年來的遞藏經歷，主要有五個階段：東京帝國大學→內藤家→東京大學第一工學部建筑學教室→轉移到別處（很可能是內藤家）…內藤家→關西大學圖書館（圖7）。

該鈔本雖然先前由竹島稱為“東大本”，不過現在既然收藏于內藤文庫，也就不宜再稱為“東大本”?！稜I造法式》諸版本，既有按傳抄者（或收藏者）稱者，亦有按歸藏處稱者。這份鈔本由多人合抄，命名難以簡潔，不如準“靜嘉堂本”體例，依其歸藏處稱之為“內藤文庫本”。

在日本的這兩部《營造法式》鈔本中，“靜嘉堂本”轉抄自張蓉鏡本，張本現藏上海圖書館，可供查閱，因而對于中國學者而言“靜嘉堂本”的重要性排在張本之后，不過仍然為日本學者提供了研究便利。與此相對，轉抄自文溯閣本的“內藤文庫本”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因其祖本文溯閣本《營造法式》在國內深藏不為人見，當代學者未得利用，故而“內藤文庫本”（原“東大本”）的重新發現在目前的研究環境下頗為重要。另外據竹島卓一所述，雖然“陶本”稱其?？睂ο竽依宋乃蓍w本，但是“陶本”中文意不通的地方，“據此文溯閣本的寫本東大本進行校正的話，很容易文意就通順的地方并不在少數”[37]。這些內容都有待在后續研究中確認?，F在在關西大學圖書館，只要經過一定的手續事先預約，便可以查閱這份珍貴的 資料。

遙想在1919 年初朱啟鈐先生發現丁本《營造法式》的十余年前，“內藤文庫本”與“靜嘉堂本”已經因為機緣巧合，分別于1905 年、1907 年東渡日本。石印本刊行之后，內藤湖南曾經感嘆：“我等傳抄此書的四庫本以來十六七年，徒然懷此珍寶，未得機會將之公布于世。朱啟鈐先生等人在彼邦亂離之中能成其印行之事，真乃該當感嘆之舉。如今借著介紹此書，一并寫下我們的慚愧之情?！盵38]

在石印本刊行以后，我國學界在“彼邦亂離之中”篳路藍縷，對《營造法式》展開?？焙脱芯抗ぷ?，成果豐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更是百花齊放。反觀日本，對《營造法式》的研究雖然主要由竹島卓一單挑大梁，他利用“靜嘉堂本”“內藤文庫本”“丁本”“陶本”完成的《營造法式研究》也絕非可以忽視之成果。對學術資料的敏感、重視以及學術進取的堅韌在中日兩國學者的持續努力中共同體現?，F在，《營造法式》國內所存版本的資料情況既已十分明了，以此小文介紹日本的兩部鈔本情況，愿全其面貌，也希望對今后《營造法式》的研究有所益裨。

圖7：內藤文庫本《營造法式》遞藏經過

注釋

[1] 竹島卓一.営造法式の研究（全三冊）[M].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0-1972.

[2] 巴兆祥.陸心源所藏方志流失日本考[J].安徽大學學報.2007，31（6）：127-132.

[3] 錢婉約.島田翰生平學術述論[J].中國文化研究，2009（03）：197-206.

[4] 島田翰（1879—1915），明治時期著名漢學家、書志版本學家，曾多次到中國游學訪書。學問極有造詣，行事富于爭議。

[5] 徐楨基.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106-108.

[6] “乙巳（原文誤刊作“乙已”，筆者注）丙午之交，予因江南之游，始破例數登陸氏皕宋樓，悉發其藏。讀之太息。塵封之余，繼以狼藉。舉凡異日之部居類匯者，用以飽蠹魚。又嘆我邦藏書家未有能及之者。顧使此書在我邦，其補益文獻非鮮少。遂慫恿其子純伯觀察樹藩，必欲致之于我邦。而樹藩居奇，需值甚昂。始號五十萬兩，次稱三十五萬圓，后稍減退至二十五萬圓，時丙午正月十八日事也。二月返槎，歸而謀諸田中青山先生，不成。先生曰：能任之者，唯有巖崎氏耳，余將言之。而余亦請諸重野成齋先生。今茲丁未三月，成齋先生有西歐之行，與樹藩會滬上，四月遂訂議為十萬圓。五月初二日，吾友寺田望南赴申浦，越六月，陸氏皕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之書舶載盡歸于巖崎氏靜嘉堂文庫?！睄u田翰.皕宋樓藏書源流考[M].光緒丁未（1907年）六月刊：7-8.

[7]“明治三十九年時，清國浙江省湖州府歸安縣人陸氏樹藩字純伯、樹聲字叔同兄弟有全數出售其先人心源字剛甫、號存齋又潛園皕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所藏書籍之意。其事雖經蘇州領事白須直先生聽達男爵（指巖崎彌之助）之處，卻未及協商便行作罷。據說要價高至五十萬兩。當時有傳播謠言者，說我宮內省將以二十萬元買入，白須領事聽說以后，為了確認此事是否屬實電詢宮內省，結果完全是無稽之談。領事認為如果交涉中間摻雜如此毫無根據的謠言，或許會累及國交也未可知，苦心思慮，只得復又參與其事。其后男爵之侄久彌先生訪問英國之際，又從駐英的清國公使館員那里聽聞陸氏售書之事。久彌先生回程時取道上海，通過當地三菱公司支店長田原豐先生核審事實，回來以后將此事告訴了男爵，四十年二月其書目獲得了男爵的許可。男爵表示若是如此稀世珍籍，理應議價收購，向支店長傳達了指示。于是陸氏委托上海名為姚氏文藻字賦秋之人與田原支店長訂立協議，最終達成了以十萬元約我十一萬五千圓許的價格收購的協約。其時四十年三月初十日。

“因此陸氏售書之事最開始是通過白須領事傳來消息，因故中斷，再度由駐英清國公使館員告訴久彌先生，通過上海支店長和姚文藻先生完成的訂約?！膘o嘉堂文庫員.靜嘉堂文庫にて清國湖州帰安の陸氏心源舊蔵の書を購入せし顛末[J].図書館雑誌.第三號，1908：14，筆者譯.

[8] 靜嘉堂文庫員.靜嘉堂文庫史略[M]//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東京：靜嘉堂文庫，1930.書末附文，第五頁，大正十三年五月.

[9] 米山寅太郎.靜嘉堂文庫の沿革[M]//靜嘉堂文庫宋元版目錄·解題篇.東京：靜嘉堂文庫，1992：133-143.其中涉及購書經過的內容在徐楨基《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一書中已全文翻譯，本文不再贅引，只將其中細節不準確的兩段在后文重新翻譯引注。

[10] 田中青山（1843—1939），號青山，本名浜田辰彌，幕末武士，明治時期著名政治家，官至宮內大臣。

[11] 重野安繹（1872—1910），號成齋，明治初期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家，巖崎彌之助的老師，靜嘉堂文庫第一任文庫長。

[12] 巖崎久彌（1865—1955），三菱首任社長巖崎彌太郎之子，在巖崎彌之助之后繼任三菱第三任社長。

[13]“三十九年三月，文庫任命島田重禮的次男、師從竹添光鴻的書志學者島田翰（名為彥楨）為文庫員，派往清國。島田翰四月十八日到達蘇州，立即展開對陸氏藏書的實檢工作。所謂塵封之余，散亂狼藉，用以飽蠹魚，就是翰所記陸氏書室當年的狀況。到了五月，接連收到從翰那里發來的報告書文，他在為文庫進行皕宋樓藏書目錄的調查工作?！鼻白?，第137頁，筆者譯。

[14] 日本在明治五年末發布改歷布告，宣布從明治六年起廢除太陰歷（舊歷），改用太陽歷（新歷）。但是實際上后來的數十年間，民間在節慶慶祝、日期標記時既有使用新歷的，也有仍用舊歷的。在官方頒布的歷書中，對舊歷的標注一直持續到了明治四十二年。

[15] 據日本國立天文臺藏《明治四十年歷》，東京帝國大學編，神部署頒行。

[16]“五月二日，文庫職員小澤隆八和書商寺田弘奔赴上海進行（陸心源）遺藏書籍的清點檢收工作，五月二十一日寺田、二十三日小澤相繼歸京。同月二十七、九兩日間，寺田弘將之前放在島田翰手頭的若干部冊陸氏藏書中的密藏本移送至文庫，次月六月，日本郵船公司的汽船從上海運回書籍四萬數千冊，就這樣，陸心源舊藏書收藏進了高輪巖崎公館。價錢由最初樹藩要求的五十萬元逐次遞減，最后以十二萬元成交?！鼻白?，第137-138頁，筆者譯。

[17] 前注5，第111頁。書中管家人作李延達，或為字誤。

[18] 竹島卓一.營造法式の研究（一）[M].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0：22-23.

[19] 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一）[M].北京：中華書局，2009：440-441.

[20] 陳仲竾（篪）.《營造法式》初探[J].文物，1962（2）：16-17.

[21] 謝國楨.營造法式版本源流考.中國營造學社匯刊，1933，4（1）：5.

[22] 第一冊首葉寫“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營造法式 政屬類 考工之書”，沒有記卷數。第一二冊首葉的卷數記法為“自第〇〇卷至第〇〇卷”。

[23] 市村瓚次郎（1864—1947），歷史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主攻中國史和東洋史，著有《中國史要》《東洋史要》等。

[24] 福島安正（1852—1919），擅長搜集情報，時任陸軍少將，負責日本陸軍省在朝鮮半島、滿洲地區的調查工作。

[25]《伊東忠太野帳 滿洲 第十四冊 自明治三十八年自八月至九月》（日本建筑學會藏），第88-89 葉。

[26]《伊東忠太野帳 滿洲 第十四冊 自明治三十八年自八月至九月》（日本建筑學會藏），第85-86 葉。

[27]《伊東忠太野帳 滿洲 第十四冊 自明治三十八年自八月至九月》（日本建筑學會藏），第81葉。

[28] 該年內藤湖南在八月三十日寄給富岡謙三的明信片中亦提及伊東、市村等人前來文溯閣一同進行文獻調查之事，并且在同年九月、十月陸續寄給富岡的明信片中敘及當時用藍曬法拍攝《蒙古源流》等文獻之事。只不過沒有明確提及《營造法式》。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M].東京：摩筑書房，1976：412-413.

[29]《伊東忠太野帳 昭和十六年（學術的）當用英語語匯》（日本建筑學會藏），第14 葉，筆者譯。

[30] 內藤湖南.營造法式の新印本[J].支那學，1921，1（10）：64-65，筆者譯。

[31] 余下2處朱筆改正顏色較前述各處更深，修改內容與靜嘉堂本、陶本相符合，應為其他批次的修改。除上述25 處改動以外，書冊中另有5 處涂抹液體化開原有文字以后用墨筆重寫的痕跡、4 處修正行首退格位置的朱筆標記。

[32] 竹島的博士論文于昭和二十年三月第一次完稿，隨后在名古屋的空襲中書稿被毀。其后竹島消沉了三年，才又重新提筆，于昭和二十四年六月第二次完稿。憑借這部論文，竹島在昭和二十五年四月獲得東京大學授予的工學博士學位。其論文于昭和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間分為三冊陸續出版。

[33] 竹島卓一.序說[M]//營造法式の研究.手寫油印版（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完稿）：6-7，筆者譯.

[34] 同前注33，第10頁，筆者譯。

[35] 在該稿出版的自序中，竹島自言正式開始《營造法式》的研究是在昭和十四年（1939 年）夏天，到昭和十七年（1941年）九月辭去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的任職期間主體大致完成。竹島的研究以該鈔本為其校對底本之一，那么很有可能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左右，該鈔本已經又從內藤家轉移到東京大 學了。

[36] 前注18，第20頁，筆者譯。

[37] 前注18，第20頁，筆者譯。

[38] 前注30，第65頁，筆者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