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節令膳碗探考( 下)

趙磊

（三）用途

節令膳碗主要在不同節令之日供皇帝用膳時使用，此外亦間或用于賞賜宗室女眷。

1.御用

保存至今的清宮膳事檔案卷帙浩繁，內容豐富，其中御膳房《膳單》（用后留存者稱《膳底檔》）不僅詳細記錄了皇帝每天的膳品、食制和用膳時間、地點等信息，還明確提及每餐所用的膳具。這些資料如今全部收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除少數乾隆朝檔案曾在一些專題性檔案匯編中有所披露外，絕大部分尚未正式發表。不過，管中窺豹，通過已經出版的不同年份的《膳底檔》，我們可以對節令膳碗的具體功用和使用規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與認識。

下面按照時間順序，從已發表檔案中擷取與節令膳碗相關的內容并加以歸納總結。

盡管以上只是個別年份的部分《膳底檔》，且收錄日期并不齊全，但好在八款膳碗均有涉及，從中至少可以窺知乾隆年間節令膳碗的一些使用情況。要言之有以下幾點：

（1）節令膳碗一般只用于盛放早晚兩次正餐的主食和湯品，每餐少則一品，多則可達五品，而并不用于盛放菜肴。有的年份如乾隆五十三年的萬壽節，熱河行宮（即承德避暑山莊）內于正午時分（稍早于平時的晚膳時間）大擺“萬歲爺大宴”，據《膳底檔》記載，乾隆帝的四品湯膳系置于一對小填漆宴盒中送進，一盒盛放兩品膳，一盒盛放兩品湯，并未明確提及膳碗。嬪妃等位的一膳一湯雖有“位分碗”的字樣，但很可能指的是不同等級的鋪宮用瓷。不過，在承應戲完畢轉宴時，又記載先從乾隆帝面前的湯膳碗轉起，因此應該還是使用了萬壽無疆膳碗，只不過沒有明確記錄出來而已。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如前文所述，清宮以口徑大小為依據，對湯碗和膳碗的區分界定很清楚，但在《膳底檔》中卻體現不出兩者之間的不同，而是統一稱為湯膳碗。

（2）節令膳碗并非完全只限于在節令之日當天使用。雖然可以用來作統計的樣本數量較少，致使可資推判的依據不足，得出的結論未必具有普遍性和絕對準確，但憑借前文所引的檔案仍然可以獲知，乾隆朝在上元節、萬壽節、中秋節的前后一天也都會使用該節令的相應膳碗（其中中秋節前一天因恰是萬壽節后一天，所以仍使用萬壽無疆膳碗），而每年的年節甚至提前兩天就會使用三陽開泰膳碗（參見乾隆四十八年《膳底檔》）。尋?，m瑯碗（即萬花獻瑞膳碗）的使用則沒有太多規律可循。

（3）節令膳碗一般總會與金碗蓋（偶爾記作金鐘蓋）配套使用，應該是作保溫之用。這種瓷碗配金蓋的組合模式明代時已有，如湖北鐘祥梁莊王墓出土的青花云龍紋鐘（即高足碗）、北京昌平定陵出土的青花纏枝花卉紋碗和玉碗等都配有金蓋。相比盛放菜肴的其他盤碗都不見金碗蓋的記載，一定程度上可以顯示出節令膳碗所得到的特殊待遇。

（4）前文所引不同年份《膳底檔》的具體時間，乾隆三十年分別發生在紫禁城和乾隆帝第四次南巡途中，四十年和四十四年在熱河行宮，四十五年在第五次南巡途中，四十八年分別在紫禁城和熱河行宮，五十三年在熱河行宮。由此可知，即使是在皇帝外出巡游期間，節令膳碗也會由御茶膳房太監攜帶隨行，以備期間各節令之日使用。當然，由于乾隆帝歷次南巡、秋狝等活動的時間基本固定，所以節令膳碗應該主要還是收貯于紫禁城、圓明園和熱河行宮內。雖然本文未能查到乾隆帝駐蹕圓明園期間的《膳底檔》，但前面關于園內大量存貯節令膳碗（主要指道光朝制品）的推測大致不會有差。

與零星刊布的乾隆朝《御茶膳房》檔案不同，嘉道兩朝膳事檔案至今未見系列發表，因此只能通過一些學者的相關介紹略窺一二。如原遼寧省檔案局（館）長孫成德、原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苑洪琪都曾撰文提及，嘉慶四年元旦（孫文為除夕），首領太監將兩件三陽開泰膳碗（一件盛放六個素餡餃子，另一件盛放“乾隆通寶”“嘉慶通寶”各一枚）放在大吉寶案的“吉”字上，請“萬歲爺進煮餃子”后，嘉慶帝才能獨自一人食用。這一記敘與乾隆四十八年年節乾隆帝早點進食煮餑餑的記載相符，顯示出清宮膳制的延續性。

此外，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敬事房一次性傳用1186件各色盤碗鐘碟，內有紅地艾葉苓（靈）符碗卄（即20）件、黃地三陽開泰碗卄件、五谷豐登碗卄件等。這一天同治帝奉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幸淑芳齋并侍午膳，傳用大量瓷器或許與此有關。不過，由于同治朝已不再燒造節令膳碗，所以這幾款碗有很大可能為道光朝制品。

2.賞賜

個別品種的節令膳碗曾在嘉道年間用于賞賜宗室女眷，見諸檔案記載的有如下幾次：

（1）嘉慶十九年十月初一日，時任九江關監督德泰的歲例貢御進單中記有“五谷豐登洋紅地洋彩膳碗”一項共20件，其上標注“賞皇后、等位公主、福晉”。這批膳碗應該是專門用于賞賜而燒制的，沒有記入御茶膳房的檔案。

（2）道光二十一年，道光帝四公主壽安固倫公主下嫁，陪嫁各色瓶、罐、盤、碗、鐘、碟瓷器400件。參照后來五公主、六公主的陪嫁瓷器清單明細可知，其中應有萬花獻瑞和鵲橋仙渡兩款節令膳碗各若干件。由于四公主和六公主都是固倫公主，且陪嫁瓷器均為400件，所以很可能與六公主一樣，也是陪嫁萬花獻瑞膳碗8件、鵲橋仙渡膳碗10件。

（3）道光二十二年，道光帝五公主壽臧和碩公主下嫁，陪嫁各色瓷器200件，其中有萬花獻瑞和鵲橋仙渡兩款膳碗各8件。

（4）道光二十五年，道光帝六公主壽恩固倫公主下嫁，陪嫁各色瓷器400件，其中有萬花獻瑞膳碗8件、鵲橋仙渡膳碗10件。

公主出嫁選擇這兩款膳碗作為陪嫁品，應該是由于其紋飾寓意吉慶應景的緣故。當然，鵲橋仙渡膳碗主要還是直觀突出七月初七牛郎織女相會團圓的美好一面，而肯定忽略掉這一民間傳說故事中的悲劇成分。

三、仿作匯覽

（一）清中晚期民窯及民國仿品

除了御窯廠燒造的八款標準制式的節令膳碗外，傳世還見有一些乾嘉道時期帶有鮮明節令膳碗元素的特殊制品，有的屬于民窯精細之作，有的則與官窯品質不相上下。這些形形色色的“節令膳碗衍生品”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彰顯出節令膳碗的廣泛影響力。清末民國時期，景德鎮曾仿制過相當數量的節令膳碗，但普遍彩釉粗糙，畫工低劣，款識潦草。下面略舉數例，對應上述各類情形分別加以介紹。

1.內外裝飾與重陽菊花膳碗基本相同，底署礬紅彩“重陽菊艷”4字2行雙框楷書款。此碗口徑18.5厘米，與嘉慶朝艾葉靈符大碗相仿，彩繪艷麗，品質卓絕，具有乾嘉時期風格（圖23）。

2.內外裝飾、尺寸與艾葉靈符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6字2行雙圈楷書款。此碗各方面特征均與道光朝制品一般無二，惟底部書康熙寄托款較為少見（圖24）。

3.紋飾、尺寸與艾葉靈符膳碗相同，底署礬紅彩“艾葉祥符”4字2行雙框楷書款。此碗外壁施淺淡的松石綠釉為地，色澤近于湖水綠，別具一格（圖25）。

4.內外裝飾與重陽菊花膳碗相同，底署礬紅彩“文甫雅玩”4字2行楷書款（圖26）。此式碗有大小數種尺寸，均作同樣裝飾，僅局部紋樣略有差異?！拔母ρ磐妗笨钜话阋曌鞯拦鈺r期民窯器，有觀點認為“文甫”即江西九江人、道光二十年進士萬青藜（1821？?1883，字文甫），但這一說法尚有待進一步考證。

5.內外裝飾、尺寸與鵲橋仙渡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道光年制”6字3行篆書款。此碗畫工、設色較為粗劣，外壁藍地色澤過于深暗，軋道刻劃不夠精細，款識書寫潦草，當為晚清民國時期的仿品（圖27）。

6.內外裝飾、尺寸與鵲橋仙渡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篆書款。此碗與上碗相似，整體品質欠佳，其款識更具有民國仿款的特征（圖28）。

（二）道光朝官窯（半成品后加彩）

由于節令膳碗兼具青花和釉上彩繪裝飾，并非一次燒竣，故傳世所見一些內外紋飾搭配與常規品種有異的制品均應屬于先行燒成內青花半成品后，因各種原因落選而未繼續按照應有步驟進行外壁彩繪，后又裝飾以其他紋樣。這類制品有一定存世量，下面略舉幾例加以介紹。

1.內里裝飾、尺寸與萬花獻瑞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道光年制”6字3行篆書款。此碗為標準道光官窯，或因內里青花燒成之后畫工、呈色不能滿足內廷要求的原因，未被選中繼續按照萬花獻瑞膳碗的制式彩繪燒制，而是在其外壁等距裝飾了4個與五谷豐登膳碗內壁相仿的燈籠紋飾，且未描畫軋道，然后作為次色品變賣（圖29）。

2.內里裝飾、尺寸與三陽開泰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道光年制”6字3行篆書款。此碗亦為標準道光官窯，且內里青花畫工、呈色并無明顯缺陷，或許只是因為同批燒造數量已滿足要求而落選，后于外壁繪三只彩蝶在群花間飛舞。需要說明的是，除萬花獻瑞品種以外的七款節令膳碗，其軋道系在各自所施色地之上刻劃而成，并不深入胎骨，故此碗外壁白釉光潤平滑（圖30），這與一些帶有暗刻紋飾的顏色釉或彩瓷品種工藝明顯不同。

3.內里裝飾、尺寸與艾葉靈符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道光年制”6字3行篆書款。這對碗同為標準道光官窯，內里青花紋飾除發色略灰外無可挑剔，但兩只口沿均有幾處爆釉，此或為落選原因，后于外壁滿繪礬紅彩纏枝蓮托八吉祥紋（圖31）。

（三）光緒朝官窯

道光朝之后，八款節令膳碗不再成組燒制，雖然咸豐、同治、光緒時期生產過一些五谷豐登題材的盤碗，但都不是類似外壁四開光的形式。晚清唯一按八款膳碗原樣繼承的只有光緒朝傳辦燒造的三陽開泰碗（圖32），不過此時已屬于御膳房的常規品種，名稱中不再突出膳碗字樣，也不再只局限于年節使用。從《清宮瓷器檔案全集》記載來看，此品種分別在光緒二十年和三十年燒造過兩次，且兩次的燒造過程都記錄得非常詳盡。

1.光緒十八年十一月，儲秀宮膳房傳辦一批圓器，其中包括黃地三陽開泰碗400件（另備用120件），限于次年三月內解交。結果直到光緒十九年年底，其他品種大多數都有解交，而這一款卻是“滿欠”，亦即一件也沒有交上。最終正用的400件和備用的120件都隨光緒二十年大運瓷器一并呈進，瓷庫于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如數收訖。這批碗同時還燒有次色變價1355件，破損了1232件，每件原制價（相當于成本）銀一兩六分二厘五毫一絲八忽。

2.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儲秀宮膳房為恭備次年慈禧太后七十萬壽慶典，再度傳辦大量餐具，其中包括三羊開泰碗550件（另備用165件），限于光緒三十年六月內解京。由于傳辦燒造的數量實在過于巨大，御窯廠未能按時完成任務，故九江關監督瑞澂呈明原因，懇請略寬時日，表示可于八月初全部燒成，并從七月十五日起陸續起解進京，戶部也具奏擬請酌減件數。因時值日俄戰爭期間，日本與俄國在清廷龍興之地東北地區交戰正酣，慈禧太后為顯示自己以國事為重，于七月十九日頒發懿旨，由光緒帝傳諭內閣，稱因“時局多艱，財用匱乏”，萬壽慶典傳辦瓷器停止燒造。然而，由于此時御窯廠已燒造完成46000余件瓷器，花費甚巨，為能順利報銷，不致廣大窯匠辛辛苦苦卻空干一場，瑞澂于十一月奏請將這些瓷器解京呈進。最終其中的三羊開泰碗只燒造了上色100件，另有次色變價195件、破損219件，每件原制價與光緒二十年時一樣，仍然為銀一兩零六分二厘五毫一絲八忽。

（四）民國洪憲瓷器

民國初年，袁世凱圖謀復辟帝制，派郭葆昌在景德鎮燒造洪憲瓷器。期間，郭氏曾借鑒清宮舊藏，將鵲橋仙渡選為居仁堂款瓷器的裝飾紋樣之一。耿寶昌在《明清瓷器鑒定》中寫道：“故宮博物院收藏有署‘居仁堂’款的一套餐具，外壁為胭脂紫地軋道開光山水與天河配圖，里心繪云鶴七夕圖，包括大、中、小、盤、盆、碗、碟、湯盆、酒杯、盅、羹匙等共十三種，其數不全，僅存一百十八件。傳說袁世凱曾命人燒制過三套，除自用外，其余分贈了友人?！睓z索故宮博物院官網《故宮博物院藏品總目》，這批居仁堂款餐具的文物號為“新00194637”四件、“新00194638”九件、“新00194639”九件、“新00194640”八件、“新00194641”九件、“新00194642”八件、“新00194643”四件、“新00194644”十件、“新00194645”八件、“新00194646”八件、“新00194647”九件、“新00194648”八件、“新00194649”八件，共102件。與鵲橋仙渡膳碗外壁均為藍地（翠地）不同，這批餐具的外壁作胭脂紫地，此應為郭葆昌的變動之處（圖33），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亦藏有相同制品（圖34）。前文所述美國費城亞洲藝術博物館藏民國仿品具有與之相近的風格特征，其燒制時間或許相距不久。

四、結語

清宮節令膳碗工藝精良，色彩艷麗，充滿視覺上的美感，雅俗共賞，喜聞樂見，因此早在晚清民國時期就贏得了中外收藏家和鑒賞家的青睞與贊譽。原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亞洲部中國藏品主任劉明倩女士在其《從絲綢到瓷器—英國收藏家和博物館的故事》一書中記載：“至于乾隆以后的中國工藝，維多利亞時代（注：指1837?1901年）人士頗為喜愛一種道光時期的內青花、外琺瑯彩開光碗，稱為‘圓章碗’，因為碗上的開光都是圓形的，很像歐洲的銅質徽章，19世紀下半葉的藏家總會買上一兩件……英國藏家康士坦汀·埃安耐迪斯（ConstantineIonides，1833?1900）家中的照片，兩張‘圓章碗’清晰可辨。埃氏的賬簿記錄是1896年買的，每件6英鎊?！背恕皥A章碗”的稱謂，西方人還喜歡稱節令膳碗為“北京碗”。1896年時，1英鎊約合清朝白銀6.25兩，相當于埃安耐迪斯的每件節令膳碗花費了37.5兩白銀。1938年，親身參與過清室善后委員會點查故宮物品工作的余戟門在其增補邵蟄民《古今瓷器源流考》所作的“器式”一章中也曾提及節令膳碗：“（道光）其最有名之光子碗（即錦地開光），質地、式樣、畫法均遠不如乾代……”由于燒造數量本身有限，乾隆朝和嘉慶朝節令膳碗如今已存世無多，不過道光朝制品因幾乎年年例燒，所以海外公私收藏機構不乏成套或將近成套庋藏者，如法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等。近年來，國內外越來越多的私人藏家也開始著力收集這一品類。作為道光朝同時期藝術性、觀賞性均屬上乘的官窯品種，又有一定存世數量，相信節令膳碗在將來會受到更多人的關注與喜愛，其蘊含的傳統文化內涵也值得我們進一步去發掘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