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區首邑”延安：中國共產黨城市民族工作的肇始

喬國存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081）

“當代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抉擇、制度設計、政策指向，并非出自高文典冊的廟堂之中，而是源自黃土高原窯洞的燭光之下。所以‘延安的經驗在中共歷史上是極其重要的?！盵1](P1)延安經驗是中國共產黨城市民族工作之源?！俺鞘忻褡骞ぷ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工作政策概念，在黨的文獻中最早見于1987年中央統戰部、國家民委發布的《關于民族工作幾個重要問題的報告》中“做好城市少數民族工作”的提法[2](P318)。從研究的時間段看，學者們對中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開放以后。近年來，也有學者開始做追源性研究，如有學者將城市民族工作的開展至少推進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初[3]。事實上，從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工作來看，1937年延安市的成立，并開展的相關民族工作，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城市民族工作之始。本文以文史資料為依據，追溯和探析中國共產黨早期在延安市開展民族工作的具體實踐及其典型經驗。

一、延安時期黨的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針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于在民主革命中解決國內民族問題。并經過大革命時期、蘇維埃政權建立時期以及紅軍長征的探索和實踐后，至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和紅軍到達延安之時，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指導下并總結長征途中民族政策實踐基礎上已構成一套內容豐富的民族政策和工作方法論。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面對國內軍閥混戰和國外帝國主義在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區進行侵略分裂的行徑，在共產國際的影響和指導下，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并幫助國內弱小民族解放的構想[4](P17,166)。由于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屬性，雖然最初將工作重點置于城市工人運動，將民族平等落實于切實的政治社會生活中。同時強調使少數民族中的工農階層從統治階級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例如黨在《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解放苗瑤決議案》中的主張[4](P52)。在《中國共產黨黨章》附注中也提出建立黨的民族工作機構的制度設置要求[4](P88)。

1928 年“八七會議”確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革命”的路線，1931年中國共產黨開始革命根據地建設。在爭取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目標指引下，還需要完成階級革命目標，因此，構想建立一個沒有任何民族界限的工農國家，在這個國家里各民族勞苦人民一律平等，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力和義務，以及民族文化發展和干部培養就成為最實際而又具體的政策內容。長征給了中國共產黨切實認識民族地區實際和普遍實踐民族政策的歷史過程。1935年，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稱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指出中國共產黨“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5](P58-59)。長征期間黨在民族地區進行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踐和幫助少數民族建立蘇維埃政府的嘗試。同時，針對雜散居少數民族（尤其回族） 的政權建設問題的關注和指示一直未曾間斷過，相關指示內容更加符合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在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區，通過建立民族聯合政府（通常為鄉或區一級的政府） 并按比例選舉政府正副主席、代表及政府的委員人數，或者建立民族自治政府接受上級蘇維埃政府領導[4](P362-363,367,409,426-427)。

1938 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橋兒溝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這次擴大會上“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并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奠定了基礎”[6]，毛澤東做了重要報告，全面闡述了抗日戰爭時期黨的民族政策。以“團結各民族為一體”共同對付日寇為目的，對民族人口聚居區的政策是：“允許蒙、回、藏、苗、瑤、夷、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倍鴮Ω髅褡咫s居地區的民族政策則是：“各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的地方，當地政府須設置由當地各少數民族的人員組成的委員會，作為省縣政府的一部門，管理和他們有關事務，調節各族間的關系，在省縣政府委員中應有他們的位置?！贬槍λ猩贁得褡宓恼邽椋骸暗谌?，尊重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習慣，不但不應強迫他們學漢文漢語，而且應贊助他們發展用各族自己言語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糾正存在著的大漢族主義，提倡漢人用平等態度和各族接觸，使日益親善密切起來，同時禁止任何對他們帶侮辱性與輕視性的言語，文字，與行動?！盵4](P595)就如何開展民族工作，毛澤東指示：“一方面，各少數民族應自己團結起來爭取實現，一方面應由政府自動實施，才能徹底改善國內各族的相互關系，真正達到團結對外之目的，懷柔羈縻的老辦法是行不通了的?！盵4](P595)

此次會議上洛甫（張聞天） 《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組織問題》的報告，站在國共統一戰線的角度指出：第一，我們的方針是“爭取少數民族，在平等的原則下同少數民族聯合，共同抗日”；第二，對少數民族工作的開展提出5條建議：即“1.以上層活動為中心，求得上層分子的進步……2.多找少數民族中的開明知識分子，給以教育，使之成為少數民族工作的干部。3.尊重少數民族的一切思想習慣，宗教道德，并發揚他們過去優良的傳統。在各方面認真的幫助少數民族的進步……5.反對大漢族主義，改善國民政府與少數民族地方政府的關系”；第三，關于少數民族開展過程中黨的組織問題，一方面“建議國民政府成立回蒙民的專門工作機關……。在這類機關中我們可以參加工作。在有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地方政府中，應有少數民族的代表參加，組織少數民族部（給少數民族以自治權。）”另一方面強調“黨中央應組織少數民族委員會，專門注意在少數民族中的工作，研究與總結工作經驗，培養與團結少數民族的干部?！盵4](P605-606)

歷經長征的政治實踐和面對抗日戰爭民族統一戰線的構建，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指導下不斷發展的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開啟了中國化之路并更加符合中國國情。

二、“邊區首邑”延安市及少數民族

（一） 延安市及基本建制

抗日戰爭爆發后，伴隨著中共中央前往延安及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成立，延安的行政地位凸顯，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政府設立延安市并組建延安市政府?！拔靼彩伦儭焙推浇鉀Q之后，1937年1月13 日，中共中央遷駐延安市[7](P775)。1937年10月，基于“延安市為邊區政府所在地，關于市政、公安、防控、消防、衛生、建設等工作機關重要，特根據市民要求組織延安市政府，受本政府直接領導。兼任命馬南風同志為延安市市長，劉護貧同志為延安市公安局局長?！盵8](P28)

地理位置、行政區劃及人口方面：延安市成立時，以原膚施縣（延安縣） 城區及近郊為行政區域設三個區，“東區轄3個鄉，南區轄4個鄉，西北區轄6個鄉”，[7](P48)1939年，延安市改為東、北、鳳凰、南市4區，轄13鄉?！盵9](P82)1943年延屬分區成立時，延安市城區“管轄范圍冬至橋兒溝，西至鎖崖，南至七里鋪，北至棗園。分三個區：南區（駐南關、轄四鄉） 東區（駐東關、轄三鄉），西北區（駐北關，轄六鄉）”[10](P5-6)。1949年3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將延安市并入延安縣，延安市降為區級市，即縣轄市[7](P47)[10](P123-124)?！?975年撤銷延安縣，并入延安市。1996年12月，延安撤地設市，延安市改稱寶塔區”[12]。人口方面，1939 年，計1179戶，4627人。1942年12月，有1345 戶，5029人。1946 年2月，計2675戶，12371人?！盵9](P82)

延安市政府成立后設立了完整的組織機構：1937 年10月至1947年3月，邊區政府先后委任馬南風、高朗亭、高述先、李景林、曹力如、馬豫章、謝懷德為延安市市長，1943年以來，先后有馬豫章、姚安吉任副市長[11](P147-148)。市政府內設五科，即“一科主管民政、人事、土地、婚姻、民事，二科主管財稅，三科主管文教衛生，四科主管生產建設，五科主管糧食”，同時設供給科，裁判處，秘書處。1938年7月增設地方法院（撤銷裁判委員會），受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和市政府雙重領導，1943年整風、審干和精簡機構，將四科并入三科[7](P454)?！鞍渍荚?、宋長華、王治國等曾任一科科長，高增富、劉振旅等曾任二科科長，趙耀凱曾任三科科長，王耀德等曾任四科科長，劉凌富、周玉潔曾任市法院院長?！盵11](P149)市政府還設公安局主管治安，“公安局內設辦公室、治安科、偵察科、保衛科和警察隊?！盵7](P482)至1948年時設派出所三處，全市警察有編制者100人[13](P120)，劉護貧和王卓超曾擔任公安局局長[11](P149)。

延安市于1941年、1943年和1946年召開三屆參議會。第一屆會議市長高述先做《延安市政府工作報告》，選舉姚安吉為議長、周長安為副議長，王艷德、畢光斗、吳漢章為委員。選舉李景林為市長、馬小紅等為市政府委員，周玉杰為地方法院院長。第二屆會議選舉姚安吉為議長，周長安為副議長，第三屆會議選舉畢光斗為議長，王治國為副議長[7](P440)。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寫道，毛澤東主席曾于1942年叮囑他：“羅邁，延安好比英國的倫敦”，李維漢對這句話的體會是：“倫敦是英國的首都，它的政策影響著英國的眾多殖民地。我們當時也有很多根據地，根據地當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個‘首都’作為政策中心，則是一樣的?！盵14](P384)1942年由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常駐議會議員提交給邊區政府的《加強延安市政權工作案》對延安市的定位是“本市為邊區首邑，對外是全國全世界人士首先注視之面目，對內是邊區工作首先實驗之場合?！盵15](P122-124)

（二） “邊區首邑”的少數民族人口

作為根據地政治中心和“邊區首邑”，延安市是中共中央機關、軍委、八路軍總部，也是陜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指揮中心和戰略總后方”[7](P46,47,775)?？谷諔馉帟r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市建立了一大批培養民族干部的學校和單位。如培養各類黨政干部的中央黨校、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陜北公學、毛澤東青年干部學校、行政學院、新文字干部學校、延安大學，培養自然科學人才的自然科學院，培養軍政干部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和延安外國語學院，培養醫學人才的中國醫科大學，甚至有培養日本俘虜的日本工農學校等。其中就建立了以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為主要目標的民族學院[7](P570)。因其突出的政治中心和教育中心的功能，吸引相當多少數民族絡繹不絕地到延安市求學、工作和謀生。

根據《延安市志》記載：“延安市基本屬于漢族人口居住地區?！盵7](P110)陜甘寧邊區民族事務委員會統計顯示，1941年11月時，延安有蒙古族居民三戶[16](P127)。自延安市建立以來，就因相對安穩的政治社會環境和中國共產黨平等的民族政策，吸引相當多的外來人口不斷來到延安市，人數最多時有300多人，其中少數民族有200多人，主要有蒙古、回、滿、藏、苗、彝等。根據陜甘寧邊區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報告、工作總結和李維漢等對延安少數民族干部培養的記載，延安市少數民族大致有四種來源。第一，紅軍長征中隨黨來延安的西南少數民族和回族。1937—1940年之間在延安市的少數民族，如藏族的天寶（桑吉悅希）、扎喜旺徐、蒙特爾、羅德干、沙拉（姑姑），彝族的王占青、王占有、潘占云、田雨清、李木林和苗族的許忠義等，主要來自貴州和四川省?；孛癜?0余位回族，是紅軍長征經過甘肅和陜西南部時組建的回民獨立師的骨干。這部分少數民族跟隨紅軍長征來到延安[17][18]。第二，由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據地選派到延安學習的蒙古族。1939—1941 年間，受中共中央和西工委多次指示，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據地黨組織先后動員和組織9批100多名蒙古族青年沖破日寇嚴密封鎖區，從綏蒙地區到延安學習[18][19]。第三，受國民黨剝削或日本侵略被迫到延安尋求生活或者求學者。其中，民族學院成立以后，來自伊克昭盟烏審旗和鄂托克旗的蒙古族學生深受國民黨匪軍的壓迫摧殘，由伊盟進步人士那素滴勒蓋介紹到延安學習；來自甘肅省西吉、海原和固原地區的回民騎兵團學員，在甘肅固原一帶舉行反抗國民黨壓迫的暴動活動失敗后，其領導人到延安參觀，10余位成員被安排進入延安民族學院學習[17]。另外，1942—1944年間，一部分邊區周邊的蒙古族陸續到延安尋求生計[16](P147,152)。第四，因為城市民族工作需要調入的少數民族。延安清真寺建立后聘請的馬生福阿訇，即為由關中清真寺調入到延安市主持清真寺工作的典型代表[16](P259,359-360)。

從人口結構角度講，延安市少數民族以來自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和陜、甘地區的回族為多數。蒙古族中以來自大青山革命根據地的蒙古族為多數，1941—1944年間不斷有蒙古族人口從內蒙古地區到延安，由于精兵簡政，這部分蒙古族流動性較大[16](P147,152)?；刈逯饕詠碜躁兡?、甘肅的回民獨立師及回民支隊和回民騎兵團留延安學習的部分領導人。1940年時中央黨?；孛癜嘤?0余位回族，1942—1944年間回民騎兵團負責人及部隊曾往來或路過延安幾次，在延安做過短暫的停留[16](P149,154)。據民族學院成立時， 《解放日報》的報道和李維漢等學者的記載，延安民族學院成立時的學員構成比例為：“蒙占百分之四十、回占百分之二十、藏占百分之四，苗占百分之一，夷（彝） 占百分之四；而內中曾經參加過革命斗爭者，占百分之三十；女生十二人，并有女學員三十二人?！盵16](P189)這一數據反映了抗日戰爭期間延安市蒙古族回族為多數，西南和東北民族為少數的民族構成特點。

三、中國共產黨延安城市民族工作機制建構和實踐

（一） 建立民族工作機構

“我們黨的歷史上，在陜甘寧邊區開創了黨政兩個部門分別設立民族工作專門機構，分工合作開展民族工作的先河?！盵20]作為“邊區首邑”，延安市構建了城市民族工作機制并開展了非常具體的工作，對于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甚至新中國民族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而從延安市民族工作機構來看不僅有市屬的，更多的則屬于中共中央的機構，其中主要有中央下設的民族研究機構和邊區政府的少數民族事務委員會。1938年11月成立的西工委，設立民族問題研究室，下設回回民族問題研究組和蒙古民族問題研究組[14](P347,348)。1941 年4月成立的西北局先后設立的三個部門和機構：1.西北局民運部下設第三組“少數民族組”，1942 年8月9日民運部改組成統戰部[21](P195)；1941 年7月10日成立的西北局“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22](P308)；2.民族學院研究部，下設蒙民問題研究組、回民問題研究組和藏民族問題研究組[17]。西工委和西北局設立的民族工作機構的主要職責：一方面以西北地區回族和內蒙古地區蒙古族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研究藏族、苗族、維吾爾族、滿族等相關民族；另一方面調查并總結國民黨在西北地區的民族政策[23](P21)。

邊區政府少數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邊區民委”），于1941年8月10日第73次常委會決定成立。其主要職責為“直屬邊區政府委員會辦理或與有關機關協辦：1.邊區境內蒙回各民族區域自治事宜；2.邊區境內蒙回各民族自治區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及地方武裝等事宜；3.保障蒙回各民族政治權利，生活風習及擬審有關民族問題之法規事宜；4.邊區蒙回各民族法團工作之指導事宜；5.邊區各民族糾紛之調解事宜；6.西北各民族間之交際，團結事宜；7.愿移居邊區各民族人士之招待與安置事宜；8.邊區政府交辦其他有關民族事務之事宜?！盵16](P125)邊區民委的機構設置為：“第三條：本會暫設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二人，委員若干人，由邊區政府遴選各民族中之進步人士與其他熟悉少數民族情況從事民族工作著有聲望之相當人員提交政府委員會通過任命之……第六條：本會設民族招待所負責招待各民族來延人士?！盵16](P125,126)

延安市匯集了黨、政部門重要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機構。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邊區民委招待所的設立，是為招待各民族來延人士，解決延安市外來少數民族的問題而專門設立。

（二） 落實黨的民族政策

1. 落實黨的民族平等政策。保障少數民族的被選舉權，幫助少數民族實現參加政治的權利。1942 年7月解放日報關于《邊區回胞生活向上回協請獎整風學習優良者》的報道指出，“邊區共有回胞三五二戶（革命前一四五戶），一千三百九十三人?，F已有邊區參議員七人，縣參議員十一人（兩位女同志），邊府委員、參議各一……”[16](P238)1944年解放日報關于《文教會上的回民代表》中指出，“老阿訇馬生福，他是邊區參議員、邊區政府委員，少數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延安清真寺阿訇?！盵16](P259)《那素委員傳略》指出，“邊區政府委員那素滴勒蓋（又名雷壽昌） ……一九四〇年來邊區，翌年于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時，被聘請為邊區參議員，同時被選為政府委員，對政府工作多有貢獻?！盵16](P300)據此，至少在1941年第二屆參議會召開以來，延安市有身兼邊區參議員和政府委員的蒙古族和回族各一人，是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保障延安市少數民族參與政權的重要體現。

保障少數民族在延安市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方面，各民族語言文字均在邊區合法公開存在。各民族學員或軍民對任何機關、團體、部隊有使用其本民族語言之自由與權利、與任何人不得因而菲薄[16](P131)；結社權利方面，在黨和政府的幫助之下，少數民族在延安市成立了許多與抗日救國、文化發展和民族團結相關的群眾團體，如延安回民救國會、延安少數民族憲政促進會、回民文化促進會、蒙古文化促進會、留延藏民同學會、彝民同學會、蒙古同學會等[24]；集會權利方面，在延安成立的各種群眾團體和少數民族個體，在陜甘寧邊區法規規定范圍內，可召開或參加相關會議、進行學習研討活動和組織參加相關民族宗教文化活動。如回救邊區分會和回民文化促進會及邊區回民代表大會，蒙古考察團塞外歸來蒙古文化促進會設宴歡迎，成吉思汗紀念日相關紀念，回民宗教節日相關儀式等集會活動在延安市順利開展，邊區政府和各界積極支持參與[16](P223-226,229-234,294-295,350,373,383)。

2. 尊重少數宗教信仰和民族風俗習慣。為了解決自抗戰以來到延安市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需求，以及實現“延安回民救國協會”成立大會通過的“……建立延安回民食堂，出版刊物與組織回民問題研究會……在延安建立清真寺等提案?！盵16](P219)1940年10月，邊區政府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在延安群山環抱、依山傍水的桃花山一個丘陵處為回族修建了清真寺。清真寺門口放置了一座石牌坊，上面鐫刻著由毛澤東親手筆寫的“清真寺”三個大字，牌坊背面是馬阿訇用阿拉伯語題的字。寺前懸掛有邊區政府贈送給清真寺作為賀禮的“眾志成城”匾額。清真寺建成之后，延安市同胞、邊區各地回民代表及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代表200余人參加并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16](P359-360)[25]。1941年7月還從關中請來馬生福阿訇主持清真寺工作，并為馬阿訇舉辦接任典禮，西北局、邊區政府及延安市各界回族參加典禮[16](P359-361)。隨后清真寺成為延安市回族的活動中心。據李維漢描述，為了尊重回族人民的生活習俗，回民救國協會還在延安市設立了兩所清真食堂，為往來的回族人民提供了飲食方便[25]。

（三） 培養民族工作干部

1937 年以來，中共中央開始設置各種民族班和民族隊乃至民族學院，將不斷來到延安市的少數民族人員培養成黨的民族工作干部。

1937—1940年，中央黨校先后設立少數民族班和回民班（第37班）。與回民班同時期，西工委對中央黨校少數民族班中的藏族骨干再次進行漢語言培訓[14](P353,354)[17]；1939年—1941年間，陜北公學先后設立蒙古青年隊（55隊），陜北公學少數民族文化工作隊和陜北公學民族部[18]。1941年，伴隨來延安的少數民族青年不斷增多，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陜北公學民族部的基礎上，吸收中央黨校民族班、抗大和女大的少數民族學員、機關單位少數民族干部建立民族學院[19]。

根據各民族教育單位的課程設置，延安市民族工作干部的培養注重將少數民族的實際情況與干部培養目標相結合，分級分類因材施教，培養不同類型的民族工作干部。1.抗日骨干類型的民族工作干部。如中央黨?；孛癜嗪完儽惫珜W民族部在班級設置中對起義戰士單獨編的隊，由具有起義和反抗經歷的少數民族組成。陜北公學蒙古青年隊則是為培養抗日骨干和優秀民族工作者之目標而設置。對蒙古青年隊的培養，課程設置“以政治課和文化課為主?！盵26]2.從事文化工作的干部。陜北公學少數民族文化工作隊是其典型代表。（表1）。3.懂政治、具備雙語或民族語言工作能力的民族工作干部。陜北公學民族部及延安民族學院成立之時，都將學員按照文化程度高度編班，分級分類培養民族干部。從課程設置可以看出（表2、表3），陜北公學民族部第一班和延安民族學院研究班及普通年級高級班，主要以培養懂政治的少數民族干部為主要目標，其中前者還注重學員的民族語文教育。陜北公學民族部第三班和延安民族學院文化班以培養掌握民族文化、雙語或民族語言以及基礎自然科學的民族工作干部為主要目標。而延安民族學院普通班低年級則既注重政治素養培養，又注重雙語教育，還注重學員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素養培養。

表1 陜北公學少數民族文化工作隊課程設置一覽表[14](P353)

表2 陜北公學民族部兩個班某兩個月課程設置一覽表[16](P190)

表3 延安民族學院班級及課程設置概況一覽表[14](P354)[17]

（四） 開展民族統戰工作

根據邊區首邑的政治中心地位，中央和邊區政府十分重視并積極促成在延安市對少數民族英雄的紀念和對革命志士的悼念活動，從而促進延安市乃至邊區各民族的進一步團結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

對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的多次公祭?？谷諔馉幤陂g，位于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墓，成為日寇盜劫并進行分化中華民族團結的重要目標。1939 年6月，為了保護成吉思汗靈櫬安全而南遷后方，途經延安時受到邊區黨政軍民學各界近萬余人的隆重迎接與祭奠，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八路軍、邊區黨委和機關單位敬獻了花圈，公祭成為促進“蒙漢兩大民族更親密的團結起來，繼承成吉思汗精神堅持抗戰到底”的重要活動現場[16](P278-280)。隨后，于1940年7月成吉思汗紀念堂暨蒙古文化陳列館落成之際，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發起公祭成吉思汗；1941年4月、1944年4月乃至抗日戰爭勝利后的1946年4月，延安市各界人士都舉行成吉思汗公祭和紀念活動[16](P288,289-293,296-298,316,350)。

對蒙古族和回族革命志士的悼念。1943年3月和1944 年8月，先后有蒙古族先進知識分子、邊區政府委員、第二屆參議會參議員、民族學院蒙文教授那素滴勒蓋和回民支隊隊長馬本齋在延安不幸病逝；1945年5月伊盟西烏審旗哈諾墨拉團長（奇金山） 被國民黨反動派暗殺。三位蒙古族和回族革命志士逝世之后，延安市黨政軍民機關代表及各少數民族召開追悼會。那素委員病逝時，延安市黨政軍民機關代表及蒙漢回藏彝族同胞1000多人參與隆重追悼，黨政軍學各界均致以沉痛的誄辭，林伯渠主席號召學習那素為人民奮斗的精神，回族、藏族、彝族、蒙古族代表均發言表示，要繼承那素委員的精神和遺志，團結起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求得全中華民族與本民族的解放”

[16](P303-306,312-314)。馬本齋隊長病逝時，延安市各機關學校代表、各少數民族和全體回族同胞300余人舉行追悼大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總司令等黨政軍領袖都為其送挽聯，吳玉章、林主席、葉參謀長和賈拓夫等黨政軍代表發表講話，致敬馬本齋帶領回民支隊全力抗日的精神，回、蒙、藏的民族代表也都發表講話表示悼念[16](P247-250)。哈諾墨拉團長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后，民族事務委員會、蒙古同學會以及留延蒙古族同胞一起，在烏蘭夫的主持下舉行追悼大會，藏族、彝族同胞參加追悼大會，各民族人士在沉痛追悼哈諾墨拉被害的同時，痛陳本民族所受國民黨壓迫的痛苦[16](P332-333)?！?/p>

（五） 接待少數民族參觀團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黨中央和邊區分別接待了回族農民起義軍主要領導人和鄂托克旗蒙古族參觀團。

對回族農民起義軍主要領導人的接待。根據李維漢的回憶，1938年、1939年和1941年，寧夏海固地區回族農民因不堪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統治和壓迫先后發動三次武裝起義，起義都以失敗告終。第三次起義失敗之后起義軍領導人之一的馬思義決定投奔陜甘寧邊區。進入陜甘寧邊區仍遭追擊的200多位回民起義軍，在環縣一帶得到八路軍的救援和隴東分區司令員的接待，并被妥善安置到離國民黨統治區較遠的合水柳樹溝。為了“教育這支回族農民起義隊伍并培養其干部”，黨中央特意安排其領導人馬思義、馬智寬等到延安參觀。參觀期間，回民起義軍領導人受到毛澤東、朱德和邊區政府林伯渠主席等的接見，毛澤東向他們解釋了黨的民族政策，表達了共產黨支持和幫助回族人民得到自由和解放的態度。而馬思義等人參觀延安期間，經邊區聯防司令部同他們的協商，將該起義軍編為回民騎兵團，直屬聯防司令部，由隴東三八五旅代管，馬思義為團長，楊靜仁為黨代表[14](P358-359)。

對鄂托克旗參觀團的接待工作。1946年9月底，“伊盟鄂托克旗保安司令申計秘圖、參謀長奇文[景]峰及旺清扎布副官等八人”抵達延安，西北局、邊區政府及聯防司令部在邊區參議會大禮堂舉行歡迎晚會。歡迎會上，邊區政府副主席劉景范致辭，對申計秘圖司令在抗戰中組織鄂托克旗蒙民抗戰，在鄂托克旗實行自治的事跡表示支持和贊嘆，并指出申計秘圖司令一行“這次來延參觀，表示了鄂托克旗蒙民與邊區人民的深厚友誼與團結?！鄙暧嬅貓D司令在講話中指出：“因內蒙古多年來遭受國民黨當局的愚民政策影響，文化落后，因此對抗戰貢獻很少。但在八年中鄂托克旗沒受到災害，這完全是中共和他領導下的八路軍幫助的緣故?！辈⒅赋觥八暑I蒙古參觀團來延安目的是追隨中共與全國民主人士之后，為致力于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而奮斗?！盵16](P351)

（六） 安置少數民族流動人口

1941 年前后，正是延安市少數民族最多之時，在民族學院招生名額基本已飽和并自身面臨精兵減政任務的同時，大批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安置成為新成立的邊區民委和民族招待所的主要工作，為此開展如下3個方面的民族工作。

第一，安置民族學院和民族社團精兵簡政人員。1942 年和1943年，邊區民委分別協助民族學院開展兩次精兵簡政工作，回民救國會數次，蒙古文化促進會一次。民族學院1942年精簡100余名，“一部分由西北局處理，其余蒙回民都由本會或予工作或遣資回籍?！?943年并入延安大學前，將精簡下來的人員，漢族送西北局安置，其余蒙、回、藏族或者介紹到三邊和隴東工作，或者解職歸農，或者遣資回籍；回民救國會由1942年16 人在經過數次精簡后至1943年度時最終只以清真寺的名義留下3人。所減人員或送學校學習或解職歸農；蒙古文化促進會本有4名工作人員，經1942 年度精簡，留1人照管協會，3人到民族學院學習[16](P147,152-153)。

第二，招待和安置外來蒙古族流動人口。根據1943 年和1944年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工作總結，民族所1943年間先后總共招待和安置32名來延安的蒙古族，1944年間招待和安置31人，都為蒙古地區來的少數民族[16](P152)。民族招待所對上述外來蒙古族，做了如下幾種招待安置：一是對一部分人安置生產或學習，1942年將8人分配到南泥灣參加生產，1943年有2人分配到民族學院學習，1人因招待所工作需要被安排工作；二是大部分遣資回籍；三是一些病員及老弱不能工作者安排住在招待所[16](P147,152)。

第三，路過和離延的少數民族的招待和安置。1942 年，先后有10余位少數民族干部被延安派往前方工作，邊區民委為他們召開勉勵歡送會，并贈予書籍。1942年回民騎兵團再次起義失敗回延安時，其成員馬思義、周尚義、馬希杰等十人被安排到抗大和民族學院學習[14](P359)。1942年和1943年回民騎兵團負責人往來延安以及部隊到延安時，邊區民委都請準政府或者由民委開展歡迎、歡送以及犒賞等活動，或派工作人員慰問，并盡量協商解決他們的一切困難和問題[16](P149,154)。

（七） 籌建延市回民區

1941 年11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時，針對來延安的回民居住不便的問題，邊區民委提交了關于“延市劃定回民區的議案”，該提案于第二屆第二次參議會通過，但直至抗日戰爭結束之時這都未被辦理，延安市回民區一直未曾建立[27](P64)。至1946 年第三屆參議會時，由政法組鮮維俊、蔡豐和楊彪等提交一份“為解決來延回民住地問題籌劃延市回民區案”（第三十七案） 的提案，并附上具體解決辦法：“劃定一定地區，其地有主人者，在地主自愿原則下或由回民購買或由公地兌換?！碧岚敢?02票大多數通過審查意見。并得到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重視，由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劉景范向當時延安市謝、姚兩位市長發布政府命令，要求“希即查明辦理，務使來延回民居住問題妥善解決，并將辦理情形報告本府?！盵27](P64,65)盡管抗日戰爭期間延安市劃定回民區的提案并未實現，但此提案能提出并能在邊區參議會上通過，乃至第三屆參議會時仍能通過并得到邊區政府的重視，足以說明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對當時外來和遷入延市回族群體的重視，以及用建立回民自治區的形式解決這部分群體相關問題的嘗試和努力。

（八） 少數民族及民族工作宣傳報道

《新中華報》和《解放日報》[28](P12-14)，是抗日戰爭時期不同階段中共中央在延安印發的機關報，依托這一媒介，延安市民族工作及少數民族對黨的民族工作的感受想法得以記錄和宣傳報道。僅對嘉瑞海和郭林主編的《陜甘寧邊區民族宗教史料選編》中收錄的涉及少數民族報道的統計顯示，1937 年延安市政府成立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攜《解放日報》撤離延安?？膶⒔?0年內，《新華中報》刊發至少16篇，《解放日報》刊發至少15篇與回族和蒙古族等相關的政策、事跡、活動和工作。如表4所示，兩家報紙的報道，基本涵蓋了黨在延安市民族工作的民族平等政策實施、民族社團工作、民族教育或民族干部培養、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統一戰線工作、外來人口接待等基本方面以及一部分少數民族對民族工作的感言。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延安市的民族工作，同時為邊區乃至邊區外界了解延安市民族工作提供了窗口和媒介。

表4 抗日戰爭時期《新中華報》和《解放日報》對延安市民族工作的報道情況統計表

四、結論

延安時期，在延安市這個城市空間內，中國共產黨設置了中央的民族工作機構，建立了邊區政府民族工作機構，帶動了延安市民族工作的落實，為新中國民族工作全局提供了經驗。黨在延安市的民族工作包含落實黨的民族政策，設立民族干部培養單位和機構將到延安少數民族人員培養城民族工作干部，通過對少數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的悼念在延安市開展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接待民族參觀團擴大政策影響，在抗日戰爭處于“空前困難的階段”妥善安置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為解決回民居住不便的問題在延安市進行回民區的籌建，并依托黨的機關報刊宣傳報道延安市少數民族和民族工作。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市開展的民族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城市民族工作的肇始。本著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原則，不論是民族機構建設中的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建立，尤其是民族招待所的建立，還是為了培養民族干部而成立民族學院，抑或集結黨政軍民學等各界對少數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的悼念、開民族參觀團接待先例、對少數民族流動人的安置、回民區的籌建，每項工作都成為建構新型民族關系的探索，是當時背景下黨的民族工作的創舉，也為新中國成立之后城市民族工作的開展樹立了樣板并奠定了基礎。正如郝時遠先生指出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路”是“從延安走來”的[1](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