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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6 05:46于奇智
社會科學研究 2021年1期
〔摘要〕??？碌纳问瞧浜笃谡軐W思想的一個重要主題。在生命政治視野下，個人-生命與人口-生命成為政治管理的對象，人口問題在18世紀日顯突出，事關健康、衛生、出生率、壽命、種族等，因而，君主之眼，即治理者的目光必然聚焦于此。生命政治意味著生命進入歷史、政治和政治技術領域，生命獲得政治性，而政治也富有生命特色。?？抡驹跉v史本體論與歷史認識論的高度探索關于生命的社會政治權力，進而區分了身體懲戒與人口調節。要理解生命政治，就必須首先理解其一般的框架或語境，即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因為它們充分運用了統計學、人口學、流行病學、生物學等。所有活人都是“生命世界”或安德森所謂“想象共同體”的成員，與生命政治疊合而成為生命政治存在者，即我們所稱呼的“生命政治人”。
〔關鍵詞〕??？?生命政治;人口;生命政治人
〔中圖分類號〕B565.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21）01-0029-10
〔作者簡介〕于奇智，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法國研究中心教授，廣東廣州?510006。
一、 緣起
1974年10月，?？略诎臀骼锛s熱內盧國家大學（Universidade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UERJ）舉行“社會醫學講座”時第一次公開使用“生命政治”（當時所用法語詞為“biopolitique”，后來逐漸且通常寫作“biopolitique”①），后在1979年法蘭西學院演講稿《生命政治的誕生》（2004）中加以系統闡述。它表明治理不僅針對個人，而且關注人口層面的公共衛生、性欲、出生率等要素;管理控制個人身體-生命、人口-生命的權力成為政治對象。我們將澄清生命政治誕生的條件，探究生命政治的哲學基礎及其對生命權力的整合，闡明個人與人口如何成為政治管理與政治研究的對象，構思以個人身體-生命、人口-生命為雙軸心的新主體哲學（即代理人哲學philosophie de l'agent），生命政治觀與生物政治學之間是不同的（也可做出如下區分：特殊生命政治與一般生命政治，并且，在英美意背景下，反思局部生命政治、具體生命政治或特殊準理性生命政治與整體生命政治、抽象生命政治或普遍唯理生命政治）。
可以說，?？峦砥谒_創的生命政治探索之路無疑是一條艱辛而危險的道路?！渡蔚恼Q生》的核心主張是“思考真正質疑新自由主義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é）的條件，并因此而提問?！雹诟？驴疾煨伦杂芍髁x的目的是打亂和改變人們對“新自由主義具否定性、消極性、保守性、反動性”的通?？捶?，并且從肯定性、積極性、新穎性等方面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探索分析，新自由主義將呈現出否定性與肯定性、消極性與積極性、破壞性與建設性等二重性、雙重面向、兩副面孔。為此，我們“可以把《生命政治的誕生》一書視為對批判的一種沉思，批判是怎么回事，又意味著什么：提出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實踐，其條件就是弄清此現象的獨特性……只有懷著這種態度才能設想對新自由主義提出異議，而此異議擺脫了懷舊，而且并不以被新自由主義破壞的東西來和它對立……要寫一部關于新自由主義現象的批判史，必須弄清由它創造的新東西，它迫使人們要考慮哪些新的政治經濟配置、新的概念和新的描述。新自由主義創建了關于國家、市場、自我或者自我身體所有權的新觀點。它導致民主、社會或文化的新要求的誕生，導致關于暴力、道德、多樣性的新關系。它還質疑某些傳統范圍內的調節和控制的合法性?！雹劭梢?，這是?？陋毺氐囊粋€角度，即一種批判態度：不能像過去那樣看待新自由主義，是對“新自由主義具破壞性、摧毀性”的傳統觀念說不，即一種拒絕、不服從、批判、反抗、反叛，為新自由主義帶來一種美好的未來、新穎的希望，關于寫作新自由主義批判史的設想也與其思想批判史的思路完全相吻合。這無疑是理論探索道路上的冒險行為，也是?？隆皠e樣思考”理念的具體體現，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或思想自信。
二、“生命政治”作為政治哲學的新概念
“生命政治”，與“治理術”“生命權力”一起，不僅成為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新概念，而且成為其核心議題，然而一些研究情況顯示出，對“生命政治”這一概念評論最多，且飽受爭議。
最初，?？掠?974年10月在巴西所做關于“社會醫學誕生”的講座時指出：
Le contrle de la société sur les individus ne s'effectue pas seulement par la conscience ou par l'idéologie， mais aussi dans le corps et avec le corps. Pour la société capitaliste， c'est la biopolitique qui importait avant tout， la biologique， le somatique， le corporel. Le corps est une réalité biopolitique ; la médecine est une stratégie biopolitique.（對個體的社會控制，不僅由意識或意識形態執行，而且在身體里或與身體一起進行。就資本主義社會而言，正是生命政治首先關系到生物、軀體、身體。身體是生命政治現實;醫學是生命政治策略。）④
這是?？率状喂_在其哲學探究中使用“biopolitique”一詞，并初步規定了其基本內容與生物、身體、醫學直接相關，比如《古典時代瘋狂史》《不正常的人》與《監視與懲罰》所談到的麻風、鼠疫及其處理方式：在西方歷史上，通過排斥麻風患者來治愈麻風，通過監視鼠疫患者來根治鼠疫。這表明生命政治以哲學姿態面對實際或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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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écouverte de la population est， en même temps que la découverte de l'individu et du corps dressable， l'autre grand noyau technologique autour duquel les procédés politiques de l'Occident se sont transformés. On a inventé à ce momentlà ce que j'appellerai， par opposition à l'anatomopolitique que j'ai mentionnée à l'instant， la biopolitique. C'est à ce moment que nous voyons apparatre des problèmes comme ceux de l'habitat， des conditions de vie dans la ville， de l'hygiène publique， de la modification du rapport entre natalité et mortalité.（在發現個體與可訓練身體的同時，人口的發現是另一重要的技術核心，而西方的政治手段圍繞著這一核心而發生變化。就我剛剛說到的解剖政治而言，而今，人們發明了我將稱作生命政治的東西。正是在這個時候，人們看到所出現的一些問題，諸如居住條件問題、城市生活條件、公共衛生問題、出生率與死亡率間關系變化問題。）⑤
可見，人口的發現多么重要！在?？轮骼?，人口與安全、領土構成一個三面體，各占一面卻互相連接，是生命政治的對象。⑥它雖未成為國家的構成元素，但在18世紀左右被接納為“全新的政治人物”（personnage politique absolument nouveau）或“新人物”（nouveau personnage）⑦、“政治主體”（sujet politique）、“完全陌生而嶄新的集體主體”（nouveau sujet collectif absolument étranger）與“客體”（objet）;“人口重新覆蓋了古老的平民（peuple）概念”。⑧與“生命權力”相呼應相一致，“人口”這一新人物、政治主體不僅僅是“生命權力人物”，而且是“生命政治人物”（personnage de biopolitique， personnage biopolitique），既是政治主體又是政治客體，或許，我們可試探性稱之為“生命政治人”（homme biopolitique）。人口作為新人物在18世紀登場與“人口”概念的誕生，促使人口的安全機制與治理行為遠離法律懲戒目標。
?？聦懙溃骸皢栴}在于使某個層面出現，而那些治理者的行為是充要的。治理行為的相關性層面，不是實際的整體性，也不是逐點針對一些臣民，而是人口及其特有的現象與過程。環視觀念，即某種意義上的現代觀念，我們也可以說它完全是古代觀念，因為重要的是，實際上在環視機制中把某人、眼睛、目光、監視原則放在中心，而監視原則，可以說，使其統治權對處于權力機器中的所有人起作用。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最古老的君主的最古老夢想就是環視：我的臣民中沒有任何人會逃離，我的臣民中沒有任何人的任何舉動逃過我的眼睛。在某種方式上，完美的君主就是環視中心點?！雹徇@種權力運作機制旨在對被監視者或被治理者（臣民、政治客體）進行全方位監視。每個人，無論在何時何地，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君主之眼或“皇帝之眼”（il de l'Empereur）。環視監獄（panopticon）是邊沁的夢，不僅僅是建筑形式，而且是治理形式與權力行使形式（甚至是思想或理論的分析方法、表達方式）?！叭巳硕紝⑹艿奖O視。邊沁的建筑夢，在拿破侖治下的國家成為法律的與制度的現實，況且當作19世紀所有國家的模型。我認為，真正的變化就是環視主義（panoptisme）的發明。我們生活在環視社會（société panoptique）……正是在社會的普遍環視主義方面，必須取代監獄的誕生?！雹?/p>
這意味著，環視成為一種象征，即權力之眼，志在看清一切、一覽無余、盡收眼底。很顯然，這是?？聦吳攮h視觀念的努力發揮與擴展運用，事實上，環視觀念屢屢出現在其著作里，甚至在《監視與懲罰》中被提升為“環視主義”（panoptisme）。?？轮赋?，在19世紀，尤利烏斯（N. H. Julius）將表演文明（獻祭與儀式文明）與監視文明或劇院與監獄（也許還有舞臺與刑場）加以對照;作為監視-監禁的一般系統，環視監獄模型滲透于社會各個角落;歐洲社會以國家代替修會，提供了監視文明的第一個樣本-典范;可見，如果說，18世紀末、19世紀初發明了環視主義，那么，“19世紀開創了環視主義時代（ge du panoptisme）?！盉11而環視主義是一種新光學、新機械學、新物理學（權力物理學），關涉到身體的政治權力，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環視主義是一種權力物理學或權力光學B12，可以說，這是?？抡握軐W或法哲學最具潛力的一大亮點，非常值得在一般哲學上進一步豐富和推進。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如果這還處于對個人的監視層面或懲戒水平，那么，人口的出現促使情況發生了變化，這種個體化的權力運作機制是無法勝任的。因此，一種新的方式，即治理集體-人口的方式將應運而生，這意味著人口治理有別于個人統治，總之，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權力機制與權力關系。這種差異表明權力作用的對象從個體轉向集體，即從非集合概念及其外延轉向集合概念及其外延，權力本身突破了個體圈子或跳出了狹小格局，而人口及其概念本身也突破了其原有的否定性命運（人口減少、人口死亡、死亡圖表），看到了其肯定性前途（人口增長、人口生命、生命圖表）。我們看到了一種雙重的斷裂與延續，也似乎認出了權力從個人至天下的實踐雄心與理論氣度。
?？峦ㄟ^歷史考察發現，17世紀與18世紀誕生了權力技術學（可稱為“權力的個體化技術學”或“權力的個體技術學”），作用于個體及其身體與行為。這是一種政治解剖（學）、解剖政治（學），即指向個體（個人、肉體、身體），以至得到解剖（解析、剖析）。在18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另一種權力技術學（即權力的人口技術學），特別是在英國得到發展（前者則特別在法國和德國得到發展）;權力對人口施加影響，實際上，人口涵蓋了個體，不僅是眾多的人群，而且是受生物規律控制和支配的生命體;它具有出生率、死亡率、年齡曲線、年齡金字塔、發病率、健康狀況等方方面面，會消亡或會發展。權力不僅作用于臣民，而且作用于君主與臣民，即人口總體;權力技術學具有雙重向度：懲戒的發現與調節的發現、解剖政治的改進與生命政治的改進，它們相互對立卻彼此相接。B13
生命與身體在18世紀開始成為權力對象，個體身體與人口相結合。生命進入權力領域，進而得到治理，在?？驴磥?，這是人類社會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當生命進入權力領域時，即在18世紀，性成為絕對最為重要的構件，確保了對個體（諸如初中生、青少年）時時刻刻，甚至睡眠期間的監視，成為懲戒化工具和解剖政治的一個基本要素，保證了人口生產;青少年的性欲在醫學上、道德上、政治上都是問題;性處于身體的個體懲戒與人口調節的鉸接點上，處于用于個體的解剖政治與用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兩部分的接合點上，也處于懲戒與調節的十字交叉口，性政治將由此而融入整個生命政治之中。B14
生命政治意味著生命進入政治，生命得以政治化，成為政治對象，而政治也獲得生命特色?！吧迸c“政治”的疊合體——“生命政治”表明“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或許可以說，“生命政治”使得“生命”“政治化”。生命政治是生命哲學的現代性或現代特色，即生命的政治現代性或生命政治的現代性。?？聦Α吧眴栴}的探討始于《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等，直到《必須保衛社會》《性經驗史》等所探究的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構成了生命思考的新視野，即對生命進行權力與政治的雙重審視?！白?9世紀起，生命實際上既成為權力關系的對象，也是其關鍵所在：?？聫慕洕?、人口和政治方面對這種治理人的新方式進行譜系研究，他強調生命最隱秘的各方面如何被占據，譬如性、飲食、人口和健康都突然成為公共政策的內容，而目的是使生產達到最大化，使成本降至最低?！盉15
?？聦ι姆N種看法堅持一種現代性態度，即批判態度。所謂現代性態度就是康德與尼采建立并展現的“哲學姿態”，?？峦ㄟ^再思“啟蒙問題”來進一步強化與確認這種“哲學姿態”。正是在哲學姿態的驅使下，康德深入思考我們自身的現實，即我們自身的“現在”或“今日”，用尼采的話來說，必須診斷我們自身的現實，即生命政治的現實，分析其來源，打開其未來空間。B16“我們在自己的現實狀態能夠實現何種類型的體驗，這種體驗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如何得以成為我們現在的樣子，我們又將如何可能成為他者？正是在這里，在這種差異當中，解讀某種生命政治的問題變得至關重要……尼采發現，哲學研究這種特殊的活動中包含著一項診斷性的任務，即回答今天的我們是什么，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今天又是什么……因此，生命政治僅僅是我們現實中諸多跡象里的一個。對它的診斷的結論是，我們的現實已經變成生命政治的現實?！盉17
三、生命政治的界說
什么是生命政治呢？所謂“生命政治”，就是“生命進入了歷史（我是說人類生命固有的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的秩序中），進入政治技術領域?！盉18?？逻M一步指出：“我們談論‘生命-政治必須是為了指出什么讓生命及其機制進入了精打細算的領域之中，什么把權力-知識變成了人類生活變化的主體……我們所謂的一個社會的‘生物現代性的開端，就是人類以進入自己的政治戰略為目標。數千年來，人還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一個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F代人是政治中的動物，他的作為生物的生命受到質疑?！盉19
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或生命-政治（biopolitique）表達了生命與政治之間的詞語配合現象（phénomène de correspondances des mots）和觀念配合現象（phénomène de correspondances des idées）。它也表達了生物（學）與政治（學）之間的疊合與交叉，進而由生命政治而誕生了生命政治圈，如基督教生命政治（biopolitique chrétienne， Christian biopolitics）。
在此，我們有必要簡要梳理一下該詞的歷史。從biopolitique或biopolitique（“生命政治”）一詞的歷史角度看，它最初并不是?？聞撛斓?，盡管它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得到使用。我們可以在孔德的《實證政治體系》（1851年）找到其源頭，孔德使用的是biocratie（生命權力）和sociocratie（社會權力）這兩個詞，所謂biocratie就是在“治理活人”的意義上使用的，指sociocratie（社會權力）的必要條件;1905年，瑞典政治學家契倫（Rudolf Kjellén）在《大權力》（The Great Powers）中創造了biopolitics（這表明該詞距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還創造了geopolitics（地緣政治學）一詞B20，但最早直接而系統使用biopolitics一詞的是羅伯茨（Morley Roberts），他著有《生命政治》（Biopolitics， 1938）一書，探討生物病理學與社會病理學之間的關系;隨后于1960年，biopolitique成為斯塔班斯基（Aaron Starbinski）的書名;1965年，法國社會學家莫蘭（Edgar Morin）在《人的政治導論》中探討了“人的生死基本問題”，區分了生存生命政治場與幸存生命政治場，1973年，他在《迷失的范式：人性》中探討了政治與生命政治、人類生活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系問題;20世紀60年代末，一份《生命政治手冊》（Cahiers de la biopolitique）刊物在巴黎問世，專門研討生命政治;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學學會（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PSA）創立了生物學與政治學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 on Biology and Politics），生命政治沉思（réflexion biopolitique）獲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B21在此，我們也許把réflexion biopolitique譯為“生物政治沉思”更為貼切，既然英美政治學界關注的是政治行動對生物學規律的依賴，需要政治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參與B22;這大概正是?？屡c該協會所研究的biopolitique或biopolitique之間的差別;即使統一漢語譯名，也要認識到它們之間的不同取向和路徑：該協會中的政治學家采取的是自然主義，大量運用行為科學、社會生物、生物進化論等，而?？略\斷的是與生命權力相關的個體懲戒與人口調節，采取的是非自然主義態度，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治理術相結合。B23
比較而言，?？律斡^有其自身的理論取向，成為當今西方政治哲學一個極具生命力的新方向、新領域?！吧巍痹诟？轮骼锱c生命管理、通過生命權力的人口調節密切相關。B24至今，在西方學界，在biopolitique或biopolitics領域，主要生成了?？玛嚑I與國際政治學學會陣營B25 ;如果說，前者重在從哲學（尤其是歷史本體論與歷史認識論）高度探索關于生命（個體生命與人口生命）的社會政治權力（在此意義上，biopolitique或biopolitics，漢譯為“生命政治”更確切），那么后者旨在研究生物學與政治學（或政治科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在此意義上，biopolitique或biopolitics，漢譯為“生物政治”或“生物政治學”更貼近），總之，二者之間的區別顯而易見，前者的角度與取向是哲學或政治哲學，即生命政治的“哲學版本”（在?？乱饬x上，導向了“身體懲戒”與“人口調節”的區分），后者的指向與目標是政治學或政治科學，即生命政治的“政治學版本”（導向“自然主義”與“政治主義”的區分）;然而，無論如何，“biopolitics”（biopolitique， biopolitique）這個術語表明了生命與政治或者生物學與政治學之間的兩種交叉形式或疊合姿態。它在不同語境中有著不同的豐富涵義和理論價值?？傊?，“biopolitics”這個概念及其問題，在?？卤救思捌淅^承者們與美國政治科學界（尤以國際政治學學會為重陣）之間生成了巨大的概念斷裂或理論分岔，實際情況更加錯綜復雜并且存在許多版本（“生命政治的用法五花八門，在各種醫學、科學、宗教和倫理話語中流傳?！盉26），也許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少交叉重疊，特別是在涉及生物現象、生物特征、人類問題的情況下。它們之間具有結合的可能性條件嗎？又在何種層面達到結合？
?？碌摹吧巍边@術語及其思想在意大利得到廣泛使用、繼承和發展，特別是在以奈格里（Toni Negri）〔其合作者是美國政治理論家與文學批評家哈特（Michael Hardt）〕、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為代表的意大利學派或后?？轮髁x者群體的著述中，其涵義日益豐富，被推到極致。B27
四、如何理解生命政治
1979年1月至4月，?？略诜ㄌm西學院的講座主題是“生命政治的誕生”，體現了生命政治思想體系與現實間即時而直接的關系或呼應?！霸凇栋踩?、領土與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誕生》兩部著作中，?？露汲兄Z要研究生命政治這一課題，但每次都插入了新的題外話。在前一部著作中，理解生命政治意味著理解安全保護機制和現代政治治理術;在后者中，盡管‘生命政治的字眼出現在題目中，作者對它的探討卻比在前書中還要簡略。不過，在后一部作品里，?？滦Q，我們只有理解了新自由主義（當然還有自由主義——引者注）的治理術，才能明白生命政治的含義。因此，書中匯集的講座都以不同形式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性為側重點?！盉28《安全、領土與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誕生》相得益彰、互為補充，它們的研究主題前后相隨，構成姊妹篇或雙合透鏡。它們旨在分析人口治理模式。B29進而言之，《安全、領土與人口》重在分析人口的安全因素，諸如應當納入生命政治的總體框架的醫療政治、公共衛生、社會醫學等，而人口本身就是共存的生物總體（有生命物體），這些生物顯示出生物學與病理學的特征，屬于特殊的知識與技術，并且生命政治成為17世紀以來得到發展的國力管理B30;而《生命政治的誕生》則用力于“自由主義”及其當代形式，即新自由主義，以至于過度詳細地講解它們，特別是新自由主義（諸如德國新自由主義、美國新自由主義），成了本年度演講的主要內容，實際上，在?？履抢?，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被視為生命政治的一般框架（或總體框架）和可理解性條件。因此，《生命政治的誕生》最終僅僅完成了“導言”B31，所謂“生命政治”的“誕生”是也。我們也看到，要想真正理解“生命政治”，就必須首先理解其外在因素，諸如“自由主義”（libéralisme）、“新自由主義”（néolibéralisme）——德國新自由主義與芝加哥學派的美國新自由主義B32、“治理體制”（régime gouvernemental）等。
什么是生命政治呢？什么是自由主義呢？1978—1979年度講座“生命政治的誕生”最終體現為“生命政治導論”。?？抡J為，生命政治問題就是關于人口（活人總體）固有的現象：健康、衛生、出生率、壽命、種族等的治理實踐問題，它自18世紀以來始終是政治與經濟上的關鍵問題。B33生命政治問題絕不能離開“自由主義”這種政治的合理性框架，因為自由主義政府充分運用了統計學、人口學、流行病學、生物學，還分析人口層面的生命現象，與此同時，在自由主義治理術的語境中，無論是生物生命（自然生命、zoé）還是政治生命（人為生命或非自然生命、bios），都是治理的對象。B34
正如塞內拉爾（Michel Senellart）所概括：“事實上，基于對事物自然發展的認識，政治經濟學本身要求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因此，它表明新合理性在治理藝術中泛濫起來：根據我們接觸的自然性現象，出于極大效力的考慮，治理較少。治理術在其持久性自我限制的努力中與真理問題相聯系，?？聦⑦@種治理術稱作‘自由主義?！盉35可以說，在?？轮骼?，生命政治與自由主義相結合而生成自由主義生命政治，而自由主義就是治理術，遂有自由主義治理術出。正是在治理術的自我限制意義上，自由主義作為治理人口的生命政治的一般框架而存在。生命政治問題與作為其合理性框架的自由主義（當然還有新自由主義）無法分割并生成統一體，猶如硬幣的兩面，只要我們理解了“自由主義”及其當代版即新自由主義，就理解了“生命政治”。
?？伦苑Q受到史學家、哲學家韋納（Paul Veyne）歷史觀的影響，從而斷定“自由主義”不是一種理論、一種夢想或一種意識形態，也不是自我表現的社會方式，而是一種實踐，即一種做事方式或治理實踐，它有其目標并由連續沉思來進行“自我調節”，因此，它是“治理活動合理化的原則與方法”（principe et méthode de rationalisation de l'exercice du gouvernement）。B36自由主義是與權力、階級斗爭、一神教、善、社會主義等概念同等重要的概念?？傊?，?？聦Α白杂芍髁x”的傾心研究旨在其實踐層面，即關于“國家理由”的批評性思考。這是?？聦Α白杂芍髁x”的界定，顯然，這一界定與治理（治理實踐）直接相關，有別于傳統的自由主義界定。
進一步的問題是，治理活動合理化（rationalisation de l'exercice du gouvernement）與自由合理化（rationalisation libérale）之間具有何種關系呢？?？抡J為，治理活動合理化旨在使自身效果達到最大限度，卻盡可能降低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成本，然而，自由合理化的公設是，治理并非自身的目的，就是說，無論如何，治理的最大限度化都不應成為自身的調節原則（principe régulateur）。B37“在此方面，自由主義與‘國家理由決裂……不斷增強的治理術合法化并且其進展得到調整……總之，我們治理過少。管治學（Polizeiwissenschaft）就是治理技術學所采取的形式，而治理技術學又受制于國家理由原則：可以說，管治學‘很自然地承擔人口問題……因此，健康、出生率、衛生在人口問題中無疑占有重要地位?！盉38但是，在自由主義原則支配下的治理又是過度的。因此，治理有待批判，以調節到適度，而治理術正是在于其追求適度的格調?！爸卫磉^少”（on gouverne trop peu）與“治理過多”（on gouverne trop）都不可取，但問題是，為何要治理呢？對此，依?？驴?，必須思考“自由主義”問題，自由主義的出發點不再是“國家”及其存在，而是“社會”?！皣依碛伞鞭D向“社會理由”（raison de société）?！吧鐣O督國家并與之形成對比?！盉39在此，我們看到，治理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區分與聯系）上有著不同方向，治理社會不像治理國家那樣追求治理的最大限度化，而是追問治理對于社會的必要性以求其存在的合法性，遂有社會治理技術學（technologie de gouvernement?de la société）出。這是一種特殊的治理技術學，自有其圖式化形式。B40
據?？驴磥?，存在著多種自由主義，換句話說，自由主義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并且就治理實踐而言，它是其調節圖式。B41邊沁及其追隨者們就是多元自由主義信奉者、運用者的典型代表。對于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我們應當在學理上給予認真對待，避免片面理解?！按蟾?，法律思考與經濟分析產生了自由主義，它不是政治社會觀念，而政治社會觀念的基礎是產生社會的契約關系。但在尋求自由治理技術學中，法律形式的調節顯然構成一種比治理者的智慧或節制更為有效的工具?！盉42
自由主義與自由治理藝術的一個后果是擴展控制、約束與強制的手段，而那些與自由主義疊合在一起的懲戒技術（techniques disciplinaires）在對置身于社會中的個人行為（comportement des individus）的影響上達到了極致，可以說全方位覆蓋、幾無死角，具毛細血管式效力。它們與“自由時代”同步。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夠如此影響“個人行為”呢？這就是邊沁的環視理念（idée du panoptique）及其原則。這一理念及其原則追求對布滿于種種社會機構（諸如學校、車間、兵營、醫院、監獄等）的個人及其行為進行教育、監督、訓練、醫治、監視，這表明環視建筑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機構，而是能夠且必須用于各類機構，這些機構之間具有完美的類似性、過渡性、共通感與統一性，或者說，以監獄為原型的環視設計不僅僅適用于“監獄”這種機構，而且要成為一種模型，以便適用于更多機構，甚或所有機構。這意味著環視設計旨在打通具體與抽象、特殊與普遍、個別與一般、彼與此等的鴻溝，從模式上升到理念，中經自由主義政府理論（環視應該成為所有治理的方式），而至?？碌倪M一步發揮：“環視就是自由治理方式本身?！保↙e panoptique， c'est la formule même d'un gouvernement libéralB43.）在此，我們看到了某種統一的格調、貫通的氣度或有機的連接。學校教育、車間監督、兵營訓練、醫院醫治、監獄監視等構成治理的各個方面，它們也分有普遍的治理方式。
基于邊沁環視監獄的建筑設計，?？聞撛炝恕碍h視主義”（panoptisme）這一概念，并指出：“環視主義不是一種區域性機械論，也不限于某些機構。至于邊沁，環視主義完全是某種治理所有的普遍政治方式?！保↙e panoptisme n'est pas une mécanique régionale et limitée à des institutions. Le panoptisme， pour Bentham， c'est bien une formule politique générale qui caractérise un type de gouvernementB44.）這實際上就是懲戒與自由主義的完美結合。
?？聡L試通過自由主義的當代形式，即新自由主義（“1948—1962年的德國新自由主義”與“芝加哥學派的美國新自由主義”這兩大案例）來分析“治理理由”（raison gouvernementale），即各種類型的合理性。?？抡J為，這兩個案例中，對治理術而言，德國新自由主義（或秩序自由主義即德國弗萊堡學派）在理論上勝于其他自由主義。B45“在這兩個案例中，在十分明確的語境中，自由主義表現為過度治理所固有的非合理性的批判，并且表現為儉樸的治理技術學的回歸，正如富蘭克林（Franklin）所言?！盉46?？聟^分出德國新自由主義與美國新自由主義，并發現它們的差異與同一。德國新自由主義與魏瑪共和國、1929年經濟危機、納粹主義、納粹主義批判與戰后重建等歷史事件密切相關，而美國新自由主義與新政、羅斯福政策批評聯系在一起，在戰后發展與組織起來而發揮干預作用;與此同時，?？乱舶l現它們之間的連接點：凱恩斯是它們的共同敵人與理論對手，它們都反對計劃經濟、國家干預主義、計劃化等，它們都與奧地利學派、奧地利新邊際主義、米塞斯、哈耶克等相關。B47
總之，德國新自由主義與美國新自由主義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分，在相互聯系的同時又產生對立或矛盾，在相同的中介產生匯合之后彼此朝著不同的方向與路線而產生影響。德國新自由主義認為社會市場對價格的調節是脆弱的，而美國新自由主義則尋求市場的合理性并力圖擴展到家庭、出生率、違法、刑罰、人口、生命等非經濟場B48;此外，新自由主義在某種條件下邁向一個嶄新的參考場“公民社會”（société civile）B49與經濟人（homo conomicus），即擺脫其交換伙伴（交換者）傳統的企業家（entrepreneur）或生產者B50（“經濟人”概念的外延或內容發生了變化）;“公民社會”與“經濟人”兩者不可分割，共同構成自由治理術技術學的總體要素與相關性概念。B51這些因素恰恰與生命政治密切相關。此外，我們應當看到且重視的是，經濟人（homo conomicus）是一個極具生命力和生殖力的概念;美國新自由主義關于“經濟人”概念的有效性問題和應用問題已然成為一個經典問題;經濟人作為框架、范式、模型，不僅僅用于經濟行為人，而且用于社會行為人（諸如結婚人、犯罪人、撫養子女之人等）B52，也許還可用于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而分別催生出“生命權力人”與“生命政治人”。經濟人的這種有效性與應用性，非常值得我們以后進一步思考。
五、經濟人與生命政治人
?？隆杜R床醫學的誕生》有關醫學、生命、健康、疾病等的觀念以及后來的權力/知識、治理、治理術、生命政治等觀念（《詞與物》再專門討論“生命問題”），得到了廣泛運用。智利一個具聯盟性的非政府組織“積極生活組織”（Vivopositivo organisation）B53運用?？滤枷搿芭嘤艘环N可供選擇的、將患者-用戶視為生物公民的主體形態”。B54生物公民是一個政治化主體。
這一政治化主體表達生物公民（biological citizen， citoyen biologique）或者生命公民（biocitizen， biocitoyen）和生物公民權（biological citizenship）。所謂生物公民或生命公民，簡而言之，就是所有活人（vivant），有著共同的生命資格和生命聯系，是“生命世界”或安德森（B. Anderson）所謂“想象共同體”的成員。B55“羅斯（N. Rose）將其生物公民的概念從單純的遺傳和體細胞擴展到其他身份標記包括在內……我們將生物公民理解為公民身份的一個新出現的維度，它通過讓人們有資格從政治上要求與生命權力（biopower）領域相關的新權利而人們賦權（比如生育權——引者注）?！盉56進而言之，“生物公民是一種新的公民權表達，這種表達在由患者-用戶組織帶來的變化之下發生?！盉57
活人成為生命政治主體或生命政治存在者，進入生命政治并與之疊合，進而生成活人的生命政治（biopolitique du vivant）。作為公民的活人與生命政治相結合，從而成為生命公民（或生物公民）或者生命政治公民（生命政治人）。
什么是生命公民（或生物公民）？著名的犬儒主義者第歐根尼的“問題”——“你是哪里人？”——的答案是：“我是世界公民（citoyen du monde），真正的公民資格就是延伸到全世界的?！盉58這一理念同樣適合于生命世界（biomonde）或“想象共同體”，人們可以說，“我是生命世界公民〔citoyen du biomonde，生命公民（biocitoyen）〕或生命世界主義者（biocosmopolite）”，生命公民就是不定居于一國者，即四海為家的生命居民。而生命世界或想象共同體“圍繞生物學狀況或者疾病的體驗凝聚而成”B59，“我們使用‘生命政治這一術語來指人類生命問題在政治、權力以及知識領域不斷增加的重要性。因此，生命政治一詞指的是一系列政治技巧——從最廣泛意義上來說——這些技巧作用于人類生命、公共衛生，以及一個人口群體的存在、繁殖和衰敗。有關該領域發生的控制與競爭的具體而特定的戰略，就是我們所說的生命政治合理性?！盉60
總之，生命政治環境中的生命公民無疑是一種新公民或新世界主義者，也是一種新希望、新愿景，盡管這也意味著一種幻想，即對生命政治的想象或虛構?！笆澜缧伦杂芍髁x掩蓋了新世界主義者的幻想?！盉61現代生命政治時代使人們認識到全球環境勝過我們所居的狹小空間，生命及其相關項給我們帶來希望與未來，以設計生命世界（即生命城邦）的藍圖，并宣稱自己是生命公民、生命世界公民，甚或生命政治公民〔也許在更一般意義上或在人的總體意義上，這意味著生命政治人的“未來”誕生，起碼是可能性孕育，同時在人類總體高度達到對“生命政治”及其相關項的認同，從而基于“生命政治”的“某種共通身份”理念，即“生命政治身份”理念可能生成，當然，“生命政治人”與“生命政治身份”尚待理論培育。我們認識到，芝加哥學派的“經濟人”（homo conomicus）是一個很有效力和生產力的概念，在生命政治（當然還有生命權力）方面的有效性與應用性問題的分析與解決，或許也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眾所周知，1789年的《法蘭西人與公民的權利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其標題含混不清?！叭耍╤omme）和公民（citoyen）這兩個詞到底是指兩個自主的存在，還是形成了一個單一的系統，在其前者總是包含在后者中？這一點是不明確的。如果是后一種情況，那么人和公民之間所存有的那種關系仍舊不清不楚?！盉62我們認為，我們完全可以利用這一重要宣言的含混性或不明確性，以打通“人”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并縮短，甚至消除它們的距離，進而抵達同一性或共通感，以求大象無形之高格。無論如何，生命政治及其相關項都必須面對人類（manasspecies， hommeespèce）或整體大眾（global mass， masse globale）及其現實問題。這大概是生命政治的價值與希望所在。
① 作為術語，法語詞“biopolitique”并非為?？滤?，而是他所用所擴且得到不斷更新，被日譯為“生政治”。該詞暗示活人與政治的同化并融、現代技術學與醫院的混合、生命史與生命政治的疊合。在漢語?？聦W界，“la biopolitique”，一譯“生命政治”，一譯“生物政治”。無論如何，其中“政治”為陰性名詞“la politique”，有別于陽性名詞“le politique”，前者指實踐層面的政治，即實踐性政治或特殊政治（相當于“殊相”），后者是理論層面的政治，即理論性政治或普遍政治（相當于“共相”）。在其《神學政治的持久性？》（1981）和《民主問題》（1983）中，勒福爾（Claude Lefort）做出了上述區分。在英文文獻中，la politique譯為politics，le politique譯為the political。為區別起見，在漢語語境中，我們可將“la politique”（politics）譯為“政務”，即“政治實踐”，可將“le politique”（the political）譯為“政治”，即“政治理論”;與此相對應，可建議將?？滤玫摹發a biopolitique”（biopolitics）譯為“生命政務”，即“生命政治實踐”，將“le biopolitique”（the biopolitical）譯作“生命政治”，即“生命政治理論”;對于“la biopolitique（biopolitics），我們仍采用目前流行的漢譯詞“生命政治”，即使如此，我們也要時時注意其基本涵義是“實踐層面的生命政治”（特殊生命政治或生命政治實踐），而非“理論層面的生命政治”（普遍生命政治或生命政治理論）。Cf. Michel Foucault， “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76-1988） II， Paris：Gallimard， Coll. Quarto， 2001， pp.207-228; “Biohistoire et Biopolitiqu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p.95-101; “L'Incorporation de l'Hpital dans la Technologie Modern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p.508-521; “Les Mailles du Pouvoir”，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76-1988） II， pp.1001-1020; 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Paris：Seuil/Gallimard， Coll. Hautes tudes， 2004.
② ③ 喬弗魯瓦·德·拉加斯納里：《?？碌淖詈笠徽n——關于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治》，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1、23-27頁。
④ Michel Foucault， “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76-1988） II， p.210.
⑤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1012; cf. Arnault Skornicki， La Grande Soif de l'tat： Michel Foucault avec les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Les Prairies Ordinaires， 2015，p.124.
⑥ Cf. Arnault Skornicki， La Grande Soif de l'tat： Michel Foucault avec les Sciences Sociales， pp.124-131.
⑦ ⑧ ⑨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aris： Coll. Hautes tudes， Seuil/Gallimard， 2004， pp.69，44，68.
⑩ Michel Foucault， “ Propos de l'Enfermement pénitentiair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54-1975） I， Paris：Gallimard， Coll. Quarto， 2001， pp.1305-1306.
B11 B12 Michel Foucault， “La société punitiv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54-1975） I， pp.1334，1337.
B13 B14 Cf.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p.1011-1013，1013.
B15 朱迪特·勒薇爾（Judith Revel）：《?？滤枷朕o典》，潘培慶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52頁。
B16 B17 B27 參見埃米利亞諾·薩奇：《生命政治的悖論：人口群體與安全機制》，《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總第30卷第3期，2013年9月，第67-68、68、69-74頁。
B18 ?？拢骸缎越涷炇贰返?卷《認知的意志》，佘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頁，略有改動;Cf. Luca Paltrinieri， L'Expérience du Concept：Michel Foucault entre pistémologie et Histoire， Paris：Publication de la Sorbonne， 2012， pp.244-251.
B19 ?？拢骸缎越涷炇贰返?卷《認知的意志》，第106頁。
B20 Cf.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10.
B21 Cf. Antonella Cutro， Technique et Vie：Bio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du Bios dans la Pensée de Michel Foucault， Paris： L'Harmattan， 2010， pp.59-66;參見托馬斯·雷姆科：《超越?？隆獜纳蔚綄ι恼芾怼?，《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第80頁。
B22 B23 B34 參見托馬斯·雷姆科：《超越?？隆獜纳蔚綄ι恼芾怼?，第80、80-81、88頁。
B24 Cf.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Paris：Seuil/Gallimard， Coll. Hautes tudes， 1997， p.216; cf.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76， p.184; cf.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1.
B25 1991年至2011年間，美國政治學家索米特與彼得森（Albert Somit and Steven A. Peterson）已主編了九卷《生物政治學研究》（Research in Biopolitics IIX），極大地推動了該領域的發展，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B26 邁克爾·萊特：《生命政治概念的系譜研究新成果》，《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第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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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碌纳问瞧浜笃谡軐W思想的一個重要主題。在生命政治視野下，個人-生命與人口-生命成為政治管理的對象，人口問題在18世紀日顯突出，事關健康、衛生、出生率、壽命、種族等，因而，君主之眼，即治理者的目光必然聚焦于此。生命政治意味著生命進入歷史、政治和政治技術領域，生命獲得政治性，而政治也富有生命特色。?？抡驹跉v史本體論與歷史認識論的高度探索關于生命的社會政治權力，進而區分了身體懲戒與人口調節。要理解生命政治，就必須首先理解其一般的框架或語境，即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因為它們充分運用了統計學、人口學、流行病學、生物學等。所有活人都是“生命世界”或安德森所謂“想象共同體”的成員，與生命政治疊合而成為生命政治存在者，即我們所稱呼的“生命政治人”。
〔關鍵詞〕??？?生命政治;人口;生命政治人
〔中圖分類號〕B565.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21）01-0029-10
〔作者簡介〕于奇智，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法國研究中心教授，廣東廣州?510006。
一、 緣起
1974年10月，?？略诎臀骼锛s熱內盧國家大學（Universidade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UERJ）舉行“社會醫學講座”時第一次公開使用“生命政治”（當時所用法語詞為“biopolitique”，后來逐漸且通常寫作“biopolitique”①），后在1979年法蘭西學院演講稿《生命政治的誕生》（2004）中加以系統闡述。它表明治理不僅針對個人，而且關注人口層面的公共衛生、性欲、出生率等要素;管理控制個人身體-生命、人口-生命的權力成為政治對象。我們將澄清生命政治誕生的條件，探究生命政治的哲學基礎及其對生命權力的整合，闡明個人與人口如何成為政治管理與政治研究的對象，構思以個人身體-生命、人口-生命為雙軸心的新主體哲學（即代理人哲學philosophie de l'agent），生命政治觀與生物政治學之間是不同的（也可做出如下區分：特殊生命政治與一般生命政治，并且，在英美意背景下，反思局部生命政治、具體生命政治或特殊準理性生命政治與整體生命政治、抽象生命政治或普遍唯理生命政治）。
可以說，?？峦砥谒_創的生命政治探索之路無疑是一條艱辛而危險的道路?！渡蔚恼Q生》的核心主張是“思考真正質疑新自由主義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é）的條件，并因此而提問?！雹诟？驴疾煨伦杂芍髁x的目的是打亂和改變人們對“新自由主義具否定性、消極性、保守性、反動性”的通?？捶?，并且從肯定性、積極性、新穎性等方面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探索分析，新自由主義將呈現出否定性與肯定性、消極性與積極性、破壞性與建設性等二重性、雙重面向、兩副面孔。為此，我們“可以把《生命政治的誕生》一書視為對批判的一種沉思，批判是怎么回事，又意味著什么：提出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實踐，其條件就是弄清此現象的獨特性……只有懷著這種態度才能設想對新自由主義提出異議，而此異議擺脫了懷舊，而且并不以被新自由主義破壞的東西來和它對立……要寫一部關于新自由主義現象的批判史，必須弄清由它創造的新東西，它迫使人們要考慮哪些新的政治經濟配置、新的概念和新的描述。新自由主義創建了關于國家、市場、自我或者自我身體所有權的新觀點。它導致民主、社會或文化的新要求的誕生，導致關于暴力、道德、多樣性的新關系。它還質疑某些傳統范圍內的調節和控制的合法性?！雹劭梢?，這是?？陋毺氐囊粋€角度，即一種批判態度：不能像過去那樣看待新自由主義，是對“新自由主義具破壞性、摧毀性”的傳統觀念說不，即一種拒絕、不服從、批判、反抗、反叛，為新自由主義帶來一種美好的未來、新穎的希望，關于寫作新自由主義批判史的設想也與其思想批判史的思路完全相吻合。這無疑是理論探索道路上的冒險行為，也是?？隆皠e樣思考”理念的具體體現，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或思想自信。
二、“生命政治”作為政治哲學的新概念
“生命政治”，與“治理術”“生命權力”一起，不僅成為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新概念，而且成為其核心議題，然而一些研究情況顯示出，對“生命政治”這一概念評論最多，且飽受爭議。
最初，?？掠?974年10月在巴西所做關于“社會醫學誕生”的講座時指出：
Le contrle de la société sur les individus ne s'effectue pas seulement par la conscience ou par l'idéologie， mais aussi dans le corps et avec le corps. Pour la société capitaliste， c'est la biopolitique qui importait avant tout， la biologique， le somatique， le corporel. Le corps est une réalité biopolitique ; la médecine est une stratégie biopolitique.（對個體的社會控制，不僅由意識或意識形態執行，而且在身體里或與身體一起進行。就資本主義社會而言，正是生命政治首先關系到生物、軀體、身體。身體是生命政治現實;醫學是生命政治策略。）④
這是?？率状喂_在其哲學探究中使用“biopolitique”一詞，并初步規定了其基本內容與生物、身體、醫學直接相關，比如《古典時代瘋狂史》《不正常的人》與《監視與懲罰》所談到的麻風、鼠疫及其處理方式：在西方歷史上，通過排斥麻風患者來治愈麻風，通過監視鼠疫患者來根治鼠疫。這表明生命政治以哲學姿態面對實際或現實問題。
?？掠种赋觯?/p>
La découverte de la population est， en même temps que la découverte de l'individu et du corps dressable， l'autre grand noyau technologique autour duquel les procédés politiques de l'Occident se sont transformés. On a inventé à ce momentlà ce que j'appellerai， par opposition à l'anatomopolitique que j'ai mentionnée à l'instant， la biopolitique. C'est à ce moment que nous voyons apparatre des problèmes comme ceux de l'habitat， des conditions de vie dans la ville， de l'hygiène publique， de la modification du rapport entre natalité et mortalité.（在發現個體與可訓練身體的同時，人口的發現是另一重要的技術核心，而西方的政治手段圍繞著這一核心而發生變化。就我剛剛說到的解剖政治而言，而今，人們發明了我將稱作生命政治的東西。正是在這個時候，人們看到所出現的一些問題，諸如居住條件問題、城市生活條件、公共衛生問題、出生率與死亡率間關系變化問題。）⑤
可見，人口的發現多么重要！在?？轮骼?，人口與安全、領土構成一個三面體，各占一面卻互相連接，是生命政治的對象。⑥它雖未成為國家的構成元素，但在18世紀左右被接納為“全新的政治人物”（personnage politique absolument nouveau）或“新人物”（nouveau personnage）⑦、“政治主體”（sujet politique）、“完全陌生而嶄新的集體主體”（nouveau sujet collectif absolument étranger）與“客體”（objet）;“人口重新覆蓋了古老的平民（peuple）概念”。⑧與“生命權力”相呼應相一致，“人口”這一新人物、政治主體不僅僅是“生命權力人物”，而且是“生命政治人物”（personnage de biopolitique， personnage biopolitique），既是政治主體又是政治客體，或許，我們可試探性稱之為“生命政治人”（homme biopolitique）。人口作為新人物在18世紀登場與“人口”概念的誕生，促使人口的安全機制與治理行為遠離法律懲戒目標。
?？聦懙溃骸皢栴}在于使某個層面出現，而那些治理者的行為是充要的。治理行為的相關性層面，不是實際的整體性，也不是逐點針對一些臣民，而是人口及其特有的現象與過程。環視觀念，即某種意義上的現代觀念，我們也可以說它完全是古代觀念，因為重要的是，實際上在環視機制中把某人、眼睛、目光、監視原則放在中心，而監視原則，可以說，使其統治權對處于權力機器中的所有人起作用。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最古老的君主的最古老夢想就是環視：我的臣民中沒有任何人會逃離，我的臣民中沒有任何人的任何舉動逃過我的眼睛。在某種方式上，完美的君主就是環視中心點?！雹徇@種權力運作機制旨在對被監視者或被治理者（臣民、政治客體）進行全方位監視。每個人，無論在何時何地，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君主之眼或“皇帝之眼”（il de l'Empereur）。環視監獄（panopticon）是邊沁的夢，不僅僅是建筑形式，而且是治理形式與權力行使形式（甚至是思想或理論的分析方法、表達方式）?！叭巳硕紝⑹艿奖O視。邊沁的建筑夢，在拿破侖治下的國家成為法律的與制度的現實，況且當作19世紀所有國家的模型。我認為，真正的變化就是環視主義（panoptisme）的發明。我們生活在環視社會（société panoptique）……正是在社會的普遍環視主義方面，必須取代監獄的誕生?！雹?/p>
這意味著，環視成為一種象征，即權力之眼，志在看清一切、一覽無余、盡收眼底。很顯然，這是?？聦吳攮h視觀念的努力發揮與擴展運用，事實上，環視觀念屢屢出現在其著作里，甚至在《監視與懲罰》中被提升為“環視主義”（panoptisme）。?？轮赋?，在19世紀，尤利烏斯（N. H. Julius）將表演文明（獻祭與儀式文明）與監視文明或劇院與監獄（也許還有舞臺與刑場）加以對照;作為監視-監禁的一般系統，環視監獄模型滲透于社會各個角落;歐洲社會以國家代替修會，提供了監視文明的第一個樣本-典范;可見，如果說，18世紀末、19世紀初發明了環視主義，那么，“19世紀開創了環視主義時代（ge du panoptisme）?！盉11而環視主義是一種新光學、新機械學、新物理學（權力物理學），關涉到身體的政治權力，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環視主義是一種權力物理學或權力光學B12，可以說，這是?？抡握軐W或法哲學最具潛力的一大亮點，非常值得在一般哲學上進一步豐富和推進。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如果這還處于對個人的監視層面或懲戒水平，那么，人口的出現促使情況發生了變化，這種個體化的權力運作機制是無法勝任的。因此，一種新的方式，即治理集體-人口的方式將應運而生，這意味著人口治理有別于個人統治，總之，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權力機制與權力關系。這種差異表明權力作用的對象從個體轉向集體，即從非集合概念及其外延轉向集合概念及其外延，權力本身突破了個體圈子或跳出了狹小格局，而人口及其概念本身也突破了其原有的否定性命運（人口減少、人口死亡、死亡圖表），看到了其肯定性前途（人口增長、人口生命、生命圖表）。我們看到了一種雙重的斷裂與延續，也似乎認出了權力從個人至天下的實踐雄心與理論氣度。
?？峦ㄟ^歷史考察發現，17世紀與18世紀誕生了權力技術學（可稱為“權力的個體化技術學”或“權力的個體技術學”），作用于個體及其身體與行為。這是一種政治解剖（學）、解剖政治（學），即指向個體（個人、肉體、身體），以至得到解剖（解析、剖析）。在18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另一種權力技術學（即權力的人口技術學），特別是在英國得到發展（前者則特別在法國和德國得到發展）;權力對人口施加影響，實際上，人口涵蓋了個體，不僅是眾多的人群，而且是受生物規律控制和支配的生命體;它具有出生率、死亡率、年齡曲線、年齡金字塔、發病率、健康狀況等方方面面，會消亡或會發展。權力不僅作用于臣民，而且作用于君主與臣民，即人口總體;權力技術學具有雙重向度：懲戒的發現與調節的發現、解剖政治的改進與生命政治的改進，它們相互對立卻彼此相接。B13
生命與身體在18世紀開始成為權力對象，個體身體與人口相結合。生命進入權力領域，進而得到治理，在?？驴磥?，這是人類社會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當生命進入權力領域時，即在18世紀，性成為絕對最為重要的構件，確保了對個體（諸如初中生、青少年）時時刻刻，甚至睡眠期間的監視，成為懲戒化工具和解剖政治的一個基本要素，保證了人口生產;青少年的性欲在醫學上、道德上、政治上都是問題;性處于身體的個體懲戒與人口調節的鉸接點上，處于用于個體的解剖政治與用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兩部分的接合點上，也處于懲戒與調節的十字交叉口，性政治將由此而融入整個生命政治之中。B14
生命政治意味著生命進入政治，生命得以政治化，成為政治對象，而政治也獲得生命特色?！吧迸c“政治”的疊合體——“生命政治”表明“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或許可以說，“生命政治”使得“生命”“政治化”。生命政治是生命哲學的現代性或現代特色，即生命的政治現代性或生命政治的現代性。?？聦Α吧眴栴}的探討始于《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等，直到《必須保衛社會》《性經驗史》等所探究的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構成了生命思考的新視野，即對生命進行權力與政治的雙重審視?！白?9世紀起，生命實際上既成為權力關系的對象，也是其關鍵所在：?？聫慕洕?、人口和政治方面對這種治理人的新方式進行譜系研究，他強調生命最隱秘的各方面如何被占據，譬如性、飲食、人口和健康都突然成為公共政策的內容，而目的是使生產達到最大化，使成本降至最低?！盉15
?？聦ι姆N種看法堅持一種現代性態度，即批判態度。所謂現代性態度就是康德與尼采建立并展現的“哲學姿態”，?？峦ㄟ^再思“啟蒙問題”來進一步強化與確認這種“哲學姿態”。正是在哲學姿態的驅使下，康德深入思考我們自身的現實，即我們自身的“現在”或“今日”，用尼采的話來說，必須診斷我們自身的現實，即生命政治的現實，分析其來源，打開其未來空間。B16“我們在自己的現實狀態能夠實現何種類型的體驗，這種體驗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如何得以成為我們現在的樣子，我們又將如何可能成為他者？正是在這里，在這種差異當中，解讀某種生命政治的問題變得至關重要……尼采發現，哲學研究這種特殊的活動中包含著一項診斷性的任務，即回答今天的我們是什么，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今天又是什么……因此，生命政治僅僅是我們現實中諸多跡象里的一個。對它的診斷的結論是，我們的現實已經變成生命政治的現實?！盉17
三、生命政治的界說
什么是生命政治呢？所謂“生命政治”，就是“生命進入了歷史（我是說人類生命固有的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的秩序中），進入政治技術領域?！盉18?？逻M一步指出：“我們談論‘生命-政治必須是為了指出什么讓生命及其機制進入了精打細算的領域之中，什么把權力-知識變成了人類生活變化的主體……我們所謂的一個社會的‘生物現代性的開端，就是人類以進入自己的政治戰略為目標。數千年來，人還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一個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F代人是政治中的動物，他的作為生物的生命受到質疑?！盉19
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或生命-政治（biopolitique）表達了生命與政治之間的詞語配合現象（phénomène de correspondances des mots）和觀念配合現象（phénomène de correspondances des idées）。它也表達了生物（學）與政治（學）之間的疊合與交叉，進而由生命政治而誕生了生命政治圈，如基督教生命政治（biopolitique chrétienne， Christian biopolitics）。
在此，我們有必要簡要梳理一下該詞的歷史。從biopolitique或biopolitique（“生命政治”）一詞的歷史角度看，它最初并不是?？聞撛斓?，盡管它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得到使用。我們可以在孔德的《實證政治體系》（1851年）找到其源頭，孔德使用的是biocratie（生命權力）和sociocratie（社會權力）這兩個詞，所謂biocratie就是在“治理活人”的意義上使用的，指sociocratie（社會權力）的必要條件;1905年，瑞典政治學家契倫（Rudolf Kjellén）在《大權力》（The Great Powers）中創造了biopolitics（這表明該詞距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還創造了geopolitics（地緣政治學）一詞B20，但最早直接而系統使用biopolitics一詞的是羅伯茨（Morley Roberts），他著有《生命政治》（Biopolitics， 1938）一書，探討生物病理學與社會病理學之間的關系;隨后于1960年，biopolitique成為斯塔班斯基（Aaron Starbinski）的書名;1965年，法國社會學家莫蘭（Edgar Morin）在《人的政治導論》中探討了“人的生死基本問題”，區分了生存生命政治場與幸存生命政治場，1973年，他在《迷失的范式：人性》中探討了政治與生命政治、人類生活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系問題;20世紀60年代末，一份《生命政治手冊》（Cahiers de la biopolitique）刊物在巴黎問世，專門研討生命政治;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學學會（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PSA）創立了生物學與政治學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 on Biology and Politics），生命政治沉思（réflexion biopolitique）獲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B21在此，我們也許把réflexion biopolitique譯為“生物政治沉思”更為貼切，既然英美政治學界關注的是政治行動對生物學規律的依賴，需要政治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參與B22;這大概正是?？屡c該協會所研究的biopolitique或biopolitique之間的差別;即使統一漢語譯名，也要認識到它們之間的不同取向和路徑：該協會中的政治學家采取的是自然主義，大量運用行為科學、社會生物、生物進化論等，而?？略\斷的是與生命權力相關的個體懲戒與人口調節，采取的是非自然主義態度，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治理術相結合。B23
比較而言，?？律斡^有其自身的理論取向，成為當今西方政治哲學一個極具生命力的新方向、新領域?！吧巍痹诟？轮骼锱c生命管理、通過生命權力的人口調節密切相關。B24至今，在西方學界，在biopolitique或biopolitics領域，主要生成了?？玛嚑I與國際政治學學會陣營B25 ;如果說，前者重在從哲學（尤其是歷史本體論與歷史認識論）高度探索關于生命（個體生命與人口生命）的社會政治權力（在此意義上，biopolitique或biopolitics，漢譯為“生命政治”更確切），那么后者旨在研究生物學與政治學（或政治科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在此意義上，biopolitique或biopolitics，漢譯為“生物政治”或“生物政治學”更貼近），總之，二者之間的區別顯而易見，前者的角度與取向是哲學或政治哲學，即生命政治的“哲學版本”（在?？乱饬x上，導向了“身體懲戒”與“人口調節”的區分），后者的指向與目標是政治學或政治科學，即生命政治的“政治學版本”（導向“自然主義”與“政治主義”的區分）;然而，無論如何，“biopolitics”（biopolitique， biopolitique）這個術語表明了生命與政治或者生物學與政治學之間的兩種交叉形式或疊合姿態。它在不同語境中有著不同的豐富涵義和理論價值?？傊?，“biopolitics”這個概念及其問題，在?？卤救思捌淅^承者們與美國政治科學界（尤以國際政治學學會為重陣）之間生成了巨大的概念斷裂或理論分岔，實際情況更加錯綜復雜并且存在許多版本（“生命政治的用法五花八門，在各種醫學、科學、宗教和倫理話語中流傳?！盉26），也許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少交叉重疊，特別是在涉及生物現象、生物特征、人類問題的情況下。它們之間具有結合的可能性條件嗎？又在何種層面達到結合？
?？碌摹吧巍边@術語及其思想在意大利得到廣泛使用、繼承和發展，特別是在以奈格里（Toni Negri）〔其合作者是美國政治理論家與文學批評家哈特（Michael Hardt）〕、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為代表的意大利學派或后?？轮髁x者群體的著述中，其涵義日益豐富，被推到極致。B27
四、如何理解生命政治
1979年1月至4月，?？略诜ㄌm西學院的講座主題是“生命政治的誕生”，體現了生命政治思想體系與現實間即時而直接的關系或呼應?！霸凇栋踩?、領土與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誕生》兩部著作中，?？露汲兄Z要研究生命政治這一課題，但每次都插入了新的題外話。在前一部著作中，理解生命政治意味著理解安全保護機制和現代政治治理術;在后者中，盡管‘生命政治的字眼出現在題目中，作者對它的探討卻比在前書中還要簡略。不過，在后一部作品里，?？滦Q，我們只有理解了新自由主義（當然還有自由主義——引者注）的治理術，才能明白生命政治的含義。因此，書中匯集的講座都以不同形式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性為側重點?！盉28《安全、領土與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誕生》相得益彰、互為補充，它們的研究主題前后相隨，構成姊妹篇或雙合透鏡。它們旨在分析人口治理模式。B29進而言之，《安全、領土與人口》重在分析人口的安全因素，諸如應當納入生命政治的總體框架的醫療政治、公共衛生、社會醫學等，而人口本身就是共存的生物總體（有生命物體），這些生物顯示出生物學與病理學的特征，屬于特殊的知識與技術，并且生命政治成為17世紀以來得到發展的國力管理B30;而《生命政治的誕生》則用力于“自由主義”及其當代形式，即新自由主義，以至于過度詳細地講解它們，特別是新自由主義（諸如德國新自由主義、美國新自由主義），成了本年度演講的主要內容，實際上，在?？履抢?，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被視為生命政治的一般框架（或總體框架）和可理解性條件。因此，《生命政治的誕生》最終僅僅完成了“導言”B31，所謂“生命政治”的“誕生”是也。我們也看到，要想真正理解“生命政治”，就必須首先理解其外在因素，諸如“自由主義”（libéralisme）、“新自由主義”（néolibéralisme）——德國新自由主義與芝加哥學派的美國新自由主義B32、“治理體制”（régime gouvernemental）等。
什么是生命政治呢？什么是自由主義呢？1978—1979年度講座“生命政治的誕生”最終體現為“生命政治導論”。?？抡J為，生命政治問題就是關于人口（活人總體）固有的現象：健康、衛生、出生率、壽命、種族等的治理實踐問題，它自18世紀以來始終是政治與經濟上的關鍵問題。B33生命政治問題絕不能離開“自由主義”這種政治的合理性框架，因為自由主義政府充分運用了統計學、人口學、流行病學、生物學，還分析人口層面的生命現象，與此同時，在自由主義治理術的語境中，無論是生物生命（自然生命、zoé）還是政治生命（人為生命或非自然生命、bios），都是治理的對象。B34
正如塞內拉爾（Michel Senellart）所概括：“事實上，基于對事物自然發展的認識，政治經濟學本身要求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因此，它表明新合理性在治理藝術中泛濫起來：根據我們接觸的自然性現象，出于極大效力的考慮，治理較少。治理術在其持久性自我限制的努力中與真理問題相聯系，?？聦⑦@種治理術稱作‘自由主義?！盉35可以說，在?？轮骼?，生命政治與自由主義相結合而生成自由主義生命政治，而自由主義就是治理術，遂有自由主義治理術出。正是在治理術的自我限制意義上，自由主義作為治理人口的生命政治的一般框架而存在。生命政治問題與作為其合理性框架的自由主義（當然還有新自由主義）無法分割并生成統一體，猶如硬幣的兩面，只要我們理解了“自由主義”及其當代版即新自由主義，就理解了“生命政治”。
?？伦苑Q受到史學家、哲學家韋納（Paul Veyne）歷史觀的影響，從而斷定“自由主義”不是一種理論、一種夢想或一種意識形態，也不是自我表現的社會方式，而是一種實踐，即一種做事方式或治理實踐，它有其目標并由連續沉思來進行“自我調節”，因此，它是“治理活動合理化的原則與方法”（principe et méthode de rationalisation de l'exercice du gouvernement）。B36自由主義是與權力、階級斗爭、一神教、善、社會主義等概念同等重要的概念?？傊?，?？聦Α白杂芍髁x”的傾心研究旨在其實踐層面，即關于“國家理由”的批評性思考。這是?？聦Α白杂芍髁x”的界定，顯然，這一界定與治理（治理實踐）直接相關，有別于傳統的自由主義界定。
進一步的問題是，治理活動合理化（rationalisation de l'exercice du gouvernement）與自由合理化（rationalisation libérale）之間具有何種關系呢？?？抡J為，治理活動合理化旨在使自身效果達到最大限度，卻盡可能降低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成本，然而，自由合理化的公設是，治理并非自身的目的，就是說，無論如何，治理的最大限度化都不應成為自身的調節原則（principe régulateur）。B37“在此方面，自由主義與‘國家理由決裂……不斷增強的治理術合法化并且其進展得到調整……總之，我們治理過少。管治學（Polizeiwissenschaft）就是治理技術學所采取的形式，而治理技術學又受制于國家理由原則：可以說，管治學‘很自然地承擔人口問題……因此，健康、出生率、衛生在人口問題中無疑占有重要地位?！盉38但是，在自由主義原則支配下的治理又是過度的。因此，治理有待批判，以調節到適度，而治理術正是在于其追求適度的格調?！爸卫磉^少”（on gouverne trop peu）與“治理過多”（on gouverne trop）都不可取，但問題是，為何要治理呢？對此，依?？驴?，必須思考“自由主義”問題，自由主義的出發點不再是“國家”及其存在，而是“社會”?！皣依碛伞鞭D向“社會理由”（raison de société）?！吧鐣O督國家并與之形成對比?！盉39在此，我們看到，治理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區分與聯系）上有著不同方向，治理社會不像治理國家那樣追求治理的最大限度化，而是追問治理對于社會的必要性以求其存在的合法性，遂有社會治理技術學（technologie de gouvernement?de la société）出。這是一種特殊的治理技術學，自有其圖式化形式。B40
據?？驴磥?，存在著多種自由主義，換句話說，自由主義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并且就治理實踐而言，它是其調節圖式。B41邊沁及其追隨者們就是多元自由主義信奉者、運用者的典型代表。對于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我們應當在學理上給予認真對待，避免片面理解?！按蟾?，法律思考與經濟分析產生了自由主義，它不是政治社會觀念，而政治社會觀念的基礎是產生社會的契約關系。但在尋求自由治理技術學中，法律形式的調節顯然構成一種比治理者的智慧或節制更為有效的工具?！盉42
自由主義與自由治理藝術的一個后果是擴展控制、約束與強制的手段，而那些與自由主義疊合在一起的懲戒技術（techniques disciplinaires）在對置身于社會中的個人行為（comportement des individus）的影響上達到了極致，可以說全方位覆蓋、幾無死角，具毛細血管式效力。它們與“自由時代”同步。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夠如此影響“個人行為”呢？這就是邊沁的環視理念（idée du panoptique）及其原則。這一理念及其原則追求對布滿于種種社會機構（諸如學校、車間、兵營、醫院、監獄等）的個人及其行為進行教育、監督、訓練、醫治、監視，這表明環視建筑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機構，而是能夠且必須用于各類機構，這些機構之間具有完美的類似性、過渡性、共通感與統一性，或者說，以監獄為原型的環視設計不僅僅適用于“監獄”這種機構，而且要成為一種模型，以便適用于更多機構，甚或所有機構。這意味著環視設計旨在打通具體與抽象、特殊與普遍、個別與一般、彼與此等的鴻溝，從模式上升到理念，中經自由主義政府理論（環視應該成為所有治理的方式），而至?？碌倪M一步發揮：“環視就是自由治理方式本身?！保↙e panoptique， c'est la formule même d'un gouvernement libéralB43.）在此，我們看到了某種統一的格調、貫通的氣度或有機的連接。學校教育、車間監督、兵營訓練、醫院醫治、監獄監視等構成治理的各個方面，它們也分有普遍的治理方式。
基于邊沁環視監獄的建筑設計，?？聞撛炝恕碍h視主義”（panoptisme）這一概念，并指出：“環視主義不是一種區域性機械論，也不限于某些機構。至于邊沁，環視主義完全是某種治理所有的普遍政治方式?！保↙e panoptisme n'est pas une mécanique régionale et limitée à des institutions. Le panoptisme， pour Bentham， c'est bien une formule politique générale qui caractérise un type de gouvernementB44.）這實際上就是懲戒與自由主義的完美結合。
?？聡L試通過自由主義的當代形式，即新自由主義（“1948—1962年的德國新自由主義”與“芝加哥學派的美國新自由主義”這兩大案例）來分析“治理理由”（raison gouvernementale），即各種類型的合理性。?？抡J為，這兩個案例中，對治理術而言，德國新自由主義（或秩序自由主義即德國弗萊堡學派）在理論上勝于其他自由主義。B45“在這兩個案例中，在十分明確的語境中，自由主義表現為過度治理所固有的非合理性的批判，并且表現為儉樸的治理技術學的回歸，正如富蘭克林（Franklin）所言?！盉46?？聟^分出德國新自由主義與美國新自由主義，并發現它們的差異與同一。德國新自由主義與魏瑪共和國、1929年經濟危機、納粹主義、納粹主義批判與戰后重建等歷史事件密切相關，而美國新自由主義與新政、羅斯福政策批評聯系在一起，在戰后發展與組織起來而發揮干預作用;與此同時，?？乱舶l現它們之間的連接點：凱恩斯是它們的共同敵人與理論對手，它們都反對計劃經濟、國家干預主義、計劃化等，它們都與奧地利學派、奧地利新邊際主義、米塞斯、哈耶克等相關。B47
總之，德國新自由主義與美國新自由主義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分，在相互聯系的同時又產生對立或矛盾，在相同的中介產生匯合之后彼此朝著不同的方向與路線而產生影響。德國新自由主義認為社會市場對價格的調節是脆弱的，而美國新自由主義則尋求市場的合理性并力圖擴展到家庭、出生率、違法、刑罰、人口、生命等非經濟場B48;此外，新自由主義在某種條件下邁向一個嶄新的參考場“公民社會”（société civile）B49與經濟人（homo conomicus），即擺脫其交換伙伴（交換者）傳統的企業家（entrepreneur）或生產者B50（“經濟人”概念的外延或內容發生了變化）;“公民社會”與“經濟人”兩者不可分割，共同構成自由治理術技術學的總體要素與相關性概念。B51這些因素恰恰與生命政治密切相關。此外，我們應當看到且重視的是，經濟人（homo conomicus）是一個極具生命力和生殖力的概念;美國新自由主義關于“經濟人”概念的有效性問題和應用問題已然成為一個經典問題;經濟人作為框架、范式、模型，不僅僅用于經濟行為人，而且用于社會行為人（諸如結婚人、犯罪人、撫養子女之人等）B52，也許還可用于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而分別催生出“生命權力人”與“生命政治人”。經濟人的這種有效性與應用性，非常值得我們以后進一步思考。
五、經濟人與生命政治人
?？隆杜R床醫學的誕生》有關醫學、生命、健康、疾病等的觀念以及后來的權力/知識、治理、治理術、生命政治等觀念（《詞與物》再專門討論“生命問題”），得到了廣泛運用。智利一個具聯盟性的非政府組織“積極生活組織”（Vivopositivo organisation）B53運用?？滤枷搿芭嘤艘环N可供選擇的、將患者-用戶視為生物公民的主體形態”。B54生物公民是一個政治化主體。
這一政治化主體表達生物公民（biological citizen， citoyen biologique）或者生命公民（biocitizen， biocitoyen）和生物公民權（biological citizenship）。所謂生物公民或生命公民，簡而言之，就是所有活人（vivant），有著共同的生命資格和生命聯系，是“生命世界”或安德森（B. Anderson）所謂“想象共同體”的成員。B55“羅斯（N. Rose）將其生物公民的概念從單純的遺傳和體細胞擴展到其他身份標記包括在內……我們將生物公民理解為公民身份的一個新出現的維度，它通過讓人們有資格從政治上要求與生命權力（biopower）領域相關的新權利而人們賦權（比如生育權——引者注）?！盉56進而言之，“生物公民是一種新的公民權表達，這種表達在由患者-用戶組織帶來的變化之下發生?！盉57
活人成為生命政治主體或生命政治存在者，進入生命政治并與之疊合，進而生成活人的生命政治（biopolitique du vivant）。作為公民的活人與生命政治相結合，從而成為生命公民（或生物公民）或者生命政治公民（生命政治人）。
什么是生命公民（或生物公民）？著名的犬儒主義者第歐根尼的“問題”——“你是哪里人？”——的答案是：“我是世界公民（citoyen du monde），真正的公民資格就是延伸到全世界的?！盉58這一理念同樣適合于生命世界（biomonde）或“想象共同體”，人們可以說，“我是生命世界公民〔citoyen du biomonde，生命公民（biocitoyen）〕或生命世界主義者（biocosmopolite）”，生命公民就是不定居于一國者，即四海為家的生命居民。而生命世界或想象共同體“圍繞生物學狀況或者疾病的體驗凝聚而成”B59，“我們使用‘生命政治這一術語來指人類生命問題在政治、權力以及知識領域不斷增加的重要性。因此，生命政治一詞指的是一系列政治技巧——從最廣泛意義上來說——這些技巧作用于人類生命、公共衛生，以及一個人口群體的存在、繁殖和衰敗。有關該領域發生的控制與競爭的具體而特定的戰略，就是我們所說的生命政治合理性?！盉60
總之，生命政治環境中的生命公民無疑是一種新公民或新世界主義者，也是一種新希望、新愿景，盡管這也意味著一種幻想，即對生命政治的想象或虛構?！笆澜缧伦杂芍髁x掩蓋了新世界主義者的幻想?！盉61現代生命政治時代使人們認識到全球環境勝過我們所居的狹小空間，生命及其相關項給我們帶來希望與未來，以設計生命世界（即生命城邦）的藍圖，并宣稱自己是生命公民、生命世界公民，甚或生命政治公民〔也許在更一般意義上或在人的總體意義上，這意味著生命政治人的“未來”誕生，起碼是可能性孕育，同時在人類總體高度達到對“生命政治”及其相關項的認同，從而基于“生命政治”的“某種共通身份”理念，即“生命政治身份”理念可能生成，當然，“生命政治人”與“生命政治身份”尚待理論培育。我們認識到，芝加哥學派的“經濟人”（homo conomicus）是一個很有效力和生產力的概念，在生命政治（當然還有生命權力）方面的有效性與應用性問題的分析與解決，或許也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眾所周知，1789年的《法蘭西人與公民的權利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其標題含混不清?！叭耍╤omme）和公民（citoyen）這兩個詞到底是指兩個自主的存在，還是形成了一個單一的系統，在其前者總是包含在后者中？這一點是不明確的。如果是后一種情況，那么人和公民之間所存有的那種關系仍舊不清不楚?！盉62我們認為，我們完全可以利用這一重要宣言的含混性或不明確性，以打通“人”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并縮短，甚至消除它們的距離，進而抵達同一性或共通感，以求大象無形之高格。無論如何，生命政治及其相關項都必須面對人類（manasspecies， hommeespèce）或整體大眾（global mass， masse globale）及其現實問題。這大概是生命政治的價值與希望所在。
① 作為術語，法語詞“biopolitique”并非為?？滤?，而是他所用所擴且得到不斷更新，被日譯為“生政治”。該詞暗示活人與政治的同化并融、現代技術學與醫院的混合、生命史與生命政治的疊合。在漢語?？聦W界，“la biopolitique”，一譯“生命政治”，一譯“生物政治”。無論如何，其中“政治”為陰性名詞“la politique”，有別于陽性名詞“le politique”，前者指實踐層面的政治，即實踐性政治或特殊政治（相當于“殊相”），后者是理論層面的政治，即理論性政治或普遍政治（相當于“共相”）。在其《神學政治的持久性？》（1981）和《民主問題》（1983）中，勒福爾（Claude Lefort）做出了上述區分。在英文文獻中，la politique譯為politics，le politique譯為the political。為區別起見，在漢語語境中，我們可將“la politique”（politics）譯為“政務”，即“政治實踐”，可將“le politique”（the political）譯為“政治”，即“政治理論”;與此相對應，可建議將?？滤玫摹發a biopolitique”（biopolitics）譯為“生命政務”，即“生命政治實踐”，將“le biopolitique”（the biopolitical）譯作“生命政治”，即“生命政治理論”;對于“la biopolitique（biopolitics），我們仍采用目前流行的漢譯詞“生命政治”，即使如此，我們也要時時注意其基本涵義是“實踐層面的生命政治”（特殊生命政治或生命政治實踐），而非“理論層面的生命政治”（普遍生命政治或生命政治理論）。Cf. Michel Foucault， “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76-1988） II， Paris：Gallimard， Coll. Quarto， 2001， pp.207-228; “Biohistoire et Biopolitiqu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p.95-101; “L'Incorporation de l'Hpital dans la Technologie Modern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p.508-521; “Les Mailles du Pouvoir”，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76-1988） II， pp.1001-1020; 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Paris：Seuil/Gallimard， Coll. Hautes tudes， 2004.
② ③ 喬弗魯瓦·德·拉加斯納里：《?？碌淖詈笠徽n——關于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治》，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1、23-27頁。
④ Michel Foucault， “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76-1988） II， p.210.
⑤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1012; cf. Arnault Skornicki， La Grande Soif de l'tat： Michel Foucault avec les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Les Prairies Ordinaires， 2015，p.124.
⑥ Cf. Arnault Skornicki， La Grande Soif de l'tat： Michel Foucault avec les Sciences Sociales， pp.124-131.
⑦ ⑧ ⑨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aris： Coll. Hautes tudes， Seuil/Gallimard， 2004， pp.69，44，68.
⑩ Michel Foucault， “ Propos de l'Enfermement pénitentiair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 （1954-1975） I， Paris：Gallimard， Coll. Quarto， 2001， pp.1305-1306.
B11 B12 Michel Foucault， “La société punitive”，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54-1975） I， pp.1334，1337.
B13 B14 Cf.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crits（1976-1988） II， pp.1011-1013，1013.
B15 朱迪特·勒薇爾（Judith Revel）：《?？滤枷朕o典》，潘培慶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52頁。
B16 B17 B27 參見埃米利亞諾·薩奇：《生命政治的悖論：人口群體與安全機制》，《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總第30卷第3期，2013年9月，第67-68、68、69-74頁。
B18 ?？拢骸缎越涷炇贰返?卷《認知的意志》，佘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頁，略有改動;Cf. Luca Paltrinieri， L'Expérience du Concept：Michel Foucault entre pistémologie et Histoire， Paris：Publication de la Sorbonne， 2012， pp.244-251.
B19 ?？拢骸缎越涷炇贰返?卷《認知的意志》，第106頁。
B20 Cf.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10.
B21 Cf. Antonella Cutro， Technique et Vie：Bio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du Bios dans la Pensée de Michel Foucault， Paris： L'Harmattan， 2010， pp.59-66;參見托馬斯·雷姆科：《超越?？隆獜纳蔚綄ι恼芾怼?，《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第80頁。
B22 B23 B34 參見托馬斯·雷姆科：《超越?？隆獜纳蔚綄ι恼芾怼?，第80、80-81、88頁。
B24 Cf.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Paris：Seuil/Gallimard， Coll. Hautes tudes， 1997， p.216; cf.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76， p.184; cf.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1.
B25 1991年至2011年間，美國政治學家索米特與彼得森（Albert Somit and Steven A. Peterson）已主編了九卷《生物政治學研究》（Research in Biopolitics IIX），極大地推動了該領域的發展，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B26 邁克爾·萊特：《生命政治概念的系譜研究新成果》，《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第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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