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特色篇目
——“程站”*

趙心愚

清康熙年間，在中央政府的重視與倡導下，內地從南到北各省及府州縣都紛紛修志。清代第一次修志高潮開始興起。分析相關文獻可知，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編纂受到內地修志熱潮興起的影響，其時間略晚于內地?？滴跄┠?，為驅逐襲擾藏地的準噶爾部軍隊，康熙皇帝下令出兵西藏。一批官員與將領率清軍分南北兩路抵達拉薩。隨著清軍駐扎、駐藏大臣衙門設立，清政府對西藏地區治理加強，內地與西藏人員往來增多，雍正、乾隆年間先后編修了多種西藏地方志。此后，西藏地方志的編纂雖有起伏，但一直持續到清末。據目前的調查統計，清代編纂的西藏地方志近30部。②《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天文臺主編，中華書局1985年）所著錄的清代西藏方志共17部。筆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西藏地方志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在調查中已有新發現，其著錄有遺漏。

近年來，在論及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發展時，研究者多關注發展的階段性、各時期成書的數量以及志書類別等。筆者認為，特色篇目的設置也應受到關注和研究，如“程站”?！俺陶尽痹谇宕鞑氐胤街局械某霈F及地位，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發展。截至目前，清代西藏地方志“程站”及相關問題未見有專題研究成果公開發表，相關學術會議上也未見有專家學者的專題發言，故筆者撰文探討。③目前僅見肖幼齡、黃辛建、彭升紅在《我國首批西藏方志產生的原因及其特點》（載《中國藏學》2009年第4期）一文中提及。另《中國方志大辭典》中有“程站”詞條（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方志大辭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0頁）。從內容看，此詞條的介紹存在缺漏。

一、“程站”篇目的出現與正式設置

1.“程站”篇目名稱前溯。

在目前已知的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多數學者認為成書較早者為《藏紀概》及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李鳳彩所著《藏紀概》，其成書時間在雍正五年（1727年）或稍前，為已知成書最早的私纂清代西藏地方志。此書三卷分別稱作“卷之初”“卷之次”及“卷之尾”?！熬碇酢眱热莘謨刹糠?，前為著者錄邸抄所載康熙皇帝《御制論地理水源文》，后為著者所撰“行軍紀程”。①國家圖書館所藏《藏紀概》（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油印本“卷之初”第二部分內容前本無“行軍紀程”四字。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1978年《藏紀概》油印本“卷之初”第二部分內容前有此四字為題，當為整理者據其內容所加。本文主要據國家圖書館所藏民國油印本，但沿用此題?！熬碇巍眱热菀喾謨刹糠?，一是“自四川成都府城起至烏斯藏路程”，次為“自云南省由劍川州出口至烏斯藏路程”。以上“紀程”與“路程”所記，唐肇在志前《藏紀概·敘》中總稱為“秦蜀滇三路大軍頓次、程途、站數”。所謂“秦蜀滇三路大軍”，指康熙末年進軍西藏的南北兩路大軍（南路軍分別由蜀滇出發）；所謂“頓次、程途、站數”，實與之后成書的西藏地方志中的“程站”所記內容基本相同。從全書來看，“紀程”“路程”在《藏紀概》內容中顯然為一重要部分。雍正《四川通志》于雍正七年（1729年）開局編修，十一年（1733年）已有刻本，修訂后在乾隆元年（1736年）正式刊行。②雍正《四川通志》乾隆元年（1736年）為補版增刻本，國內目前仍存有雍正十一年（1733年）刻本。見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華書局1985年，第737頁。本文據四庫全書本。此志卷二十一為《西域志》，為目前已知、也是學界公認的最早官修清代西藏地方志。此志在主要內容之后，有《自成都府至西藏路程附》，分段記從成都出發至“喇撒”（即今西藏拉薩）的交通大道。以上兩部成書較早的清代西藏地方志都有關于入藏交通道路的記載，說明編纂者對這方面情況的重視。所記內容雖與“程站”基本相同，但并未專門設置一個篇目，也未稱作“程站”，這可能與兩部志書的體例有關?！端拇ㄍㄖ尽の饔蛑尽吩凇奥烦獭焙蠹右弧案健弊?，說明其相關認識與《藏紀概》著者應有所不同。

近年來，《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未著錄的《西藏志考》與《西域全書》先后被發現。幾年前，筆者傾力《西藏志考》研究并撰文，當時已注意到此志“程途”方面內容。③趙心愚：《<西藏志考>成書時間及著者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12期。撰此文時查閱的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西藏志考》影印本。筆者發現，《西藏志考》第四冊為“程途全載”，但其首頁右上先豎書“西域全書”四字，提行再書“程途全載”。2014年，有研究者在南京圖書館發現《西域全書》抄本，并在發表的研究成果中比較分析了《西域全書》與《西藏志考》及《西藏志》的關系，其中也涉及“路程”。④劉鳳強：《<西域全書>考——兼論<西藏志考><西藏志>的編纂問題》，《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4期?！段饔蛉珪贰白嫛闭咚鳌爸拘颉钡氖饡r表明，其書成稿時間應為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初。⑤《西域全書·玉沙道人子銘氏志序》。本文所據《西域全書》為南京圖書館藏《西域全書》抄本?！段饔蛉珪敷w例為清初流行的“門目體”，分四冊。其第四冊名為“道途全載”，集中記“壬子年進藏程途遠近崎（抄本當脫‘嶇’字）路道”“自西藏由木魯烏蘇一帶至西寧路程”“自藏由孜江（抄本原文如此，應為江孜）一路至后藏扎什隆布路程”“自藏至布魯克巴路程”等，最后以“又自八哈海牛圖分路向正北走西海路程”結束，共十多條交通線，數量之多遠超過《藏紀概》及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所載。更重要的是，與前兩志不同，其所記已涉及西藏地區內部數條交通線及與境外布魯克巴（即今不丹）的交通線。雖然主要記述各條交通道路的“程途”和“站數”，內容也與“程站”相同，但《西域全書》仍未稱作“程站”。應指出的是，從目錄及前二冊“歷代事實”“四至疆域”“山川形勢”“寺廟名色”等篇目名稱來看，此志第四冊的“道途全載”已可視為《西域全書》的篇目名，不過“全載”二字反映出與正式篇目名又有所區別?！段鞑刂究肌敷w例亦為“門目體”，比較篇目、所記內容及行文風格，《西藏志考》應是在《西域全書》基礎上整理編成，但因有不少刪改及略有增寫，可視為是另一部志書。從與《西域全書》關系及志中資料下限看，《西藏志考》的成書時間比《西域全書》稍晚，應在乾隆元年或次年?！段鞑刂究肌芬矠樗膬?。其第四冊首頁有豎書題名“程途全載”，記有十多條交通線，首條也為“自四川成都進藏程途遠近崎嶇路道”，最后亦為“又自八哈海牛圖分路向正北走至西海路程”。這反映出兩志存在的密切關系，但“程途全載”內容中刪改及增寫很明顯，尤其是“自四川成都進藏程途遠近崎嶇路道”刪改較大。①本文據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西藏志考》影印本。國家圖書館所藏另一《西藏志考》抄本無“程途全載”。與《西域全書》一樣，這部分內容雖未稱“程站”，但集中記十多條交通道路，可視為是《西藏志考》中一篇目?！俺掏救d”亦可視為與正式篇目有所區別的篇目名。

2.“程站”篇目正式出現?！俺陶尽痹谖鞑氐胤街局谐霈F并正式成為篇目名，是在乾隆初年成書的《西藏志》中。從所記內容中既有“程途”又有“站數”來看，這一特色篇目稱作“程站”要比“紀程”“路程”“道途”“程途”等更顯準確。有研究者分析此志所載一條資料信息后認為，《西藏志》最后成書時間“應在乾隆七年（1742年）之際”②鄧銳齡：《讀<西藏志>札記》，《中國藏學》2005年第2期。?！段饔蛉珪烦景l現后，《西藏志》與《西域全書》存在的密切關系已有研究者撰文明確闡述。研究后發現，《西藏志》在《西域全書》基礎上調整增刪的同時，實際上也參考了《西藏志考》中包括“程途全載”在內的一些篇目的某些記述方式并利用了其所增內容?！段鞑刂尽敷w例同樣為“門目體”，“程站”篇目雖列最后但已為此志并列諸目之一。由此，“程站”作為篇目名，可謂在西藏地方志中正式出現?！段鞑刂尽贰俺陶尽庇浻惺鄺l交通線，首條為“自四川成都抵藏程途”，其名已作規范性改動；最后條為“自兩河口分路至西寧舊洮河州青海路程”，已將自兩河口分路的幾條較短路線歸并記。從所舉例中既可看出《西藏志》與《西域全書》和《西藏志考》的密切關系，也可看到其所作的調整與刪改。③本文中的《西藏志》引文，均引自國家圖書館藏乾隆五十七年和寧刻本。由于編纂時注意借鑒，對篇目順序及包括“程站”等的篇目名稱、內容等加以調整及改寫使之更合方志體例與規范，并增添部分重要資料，又加之乾隆后期刊本廣為流傳，之后的不少西藏地方志以及一些研究西藏的著作多從此志包括“程站”等篇目中大量采擇資料。因此，《西藏志》的影響遠大于《西域全書》與《西藏志考》，成為西藏方志史上的“著名方志”④《中國地方志辭典》將《西藏志》列為中國方志史上的“著名方志”。見黃葦主編《中國地方志辭典》，黃山書社1986年，第120、121頁。。

《西藏志》將“程站”作為篇目名，列于諸目之中，對之后西藏地方志的篇目設置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乾隆十一年（1746年）成書的蕭騰麟《西藏見聞錄》相關篇目名為“程途”，乾隆十八年（1753年）成書的《西藏記》僅記兩條交通線而未作一篇目，但仍可看到此兩志相關部分內容存在《西藏志》的影響。⑤蕭騰麟《西藏見聞錄》將集中記交通道路的內容作“程途”篇目，也列于諸目中；《西藏記》僅記兩條交通線，其中之一題為“程站里數”，均應有《西藏志》的影響?！段鞑刂尽穼ⅰ俺陶尽痹O為篇目對于在乾隆末年編纂嘉慶初年成書的《衛藏通志》的影響，則更為全面?！缎l藏通志》不著撰人，從其記述內容及所收文獻看，應為駐藏大臣衙門始于乾隆末年修纂，經由之后幾任駐藏大臣主持，其體例為兩級條目體，即按類分門然后立目。但目前所見版本為按目分卷，其卷四即為“程站”。⑥本文所據《衛藏通志》為清光緒二十一年《漸西村舍匯刻》本，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此志“程站”本為“方輿門”下的一目，記有十多條交通道路。從志前的“提要”（實為此志編纂提綱）看，《衛藏通志》“程站”資料主要采自《西藏志》“程站”，并沿用其篇目名稱，但內容改動調整較多，交通道路數量也略有增加，多條道路名下還加寫有字數不等的按語以簡要介紹此線路，并標注涉及的相關內容詳見某某門。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所見版本共十六卷，“程站”列卷四，在全志中的位置已明顯提前。除《衛藏通志》外，乾隆末年編纂并刊印的《衛藏圖識》與光緒十二年（1886年）成書刊行的《西藏圖考》體例雖與《衛藏通志》不同，但“程站”也都作正式篇目設置，其位置也均靠前。⑦《衛藏圖識》《西藏圖考》的體例很有特色?！缎l藏圖識》共四卷，前兩卷為“圖考”，有多幅道里圖，文字內容詳“程站”；后兩卷為“識略”，做分目記述?！段鞑貓D考》共八卷，卷一為多幅圖，“程站”分列于卷二、三、四之中。雖體例與《西藏志》《衛藏通志》不同，但“程站”在兩志中實際上都作正式篇目設置，其位置也明顯提前。此現象反映出“程站”這一特色篇目的重要性在清代西藏地方志發展中已受到編纂者的重視，不僅漸成為篇目之一正式設置，而且地位也漸顯重要。

二、“程站”篇目出現的原因、資料來源及其價值

在中國方志發展史上，某一篇目的出現都有一定的原因，篇目資料應有其來源，這一篇目及所載資料也有其價值。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特色篇目“程站”，也是如此。

1.“程站”篇目出現的原因。

分析清代西藏地方志產生的大背景，“程站”篇目出現與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及西藏與內地往來有關，但這一篇目出現還有其具體原因。從西藏方志史角度看，主要應為以下三方面：首先，中國歷代史志相關內容與記載方式的影響。清代西藏地方志是中國地方志的一部分，在西藏方志序、跋及具體記述中可看出，歷代重要史志的內容與書寫方式等都對清代西藏地方志編纂者有著重要影響。中國古代史志很早就重視記交通線路。如《禹貢》記九州諸多方面，“貢道”為必記內容。所謂“貢道”，就是古人已知的重要交通線。在歷代方志著作中，交通道路也很早被納入記載范圍之內。如唐樊綽所著《云南志》（又稱《蠻書》）共十卷，卷一為“云南界內途程”，記有多條重要交通線。其中“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蠻王府”記：“從府城至雙流縣二江驛，四十里；至蜀州新津縣三江驛，四十里……至俄準嶺，七十里。下此嶺入云南界?！敝?，又逐站記南詔界內途程，一直至今大理。①《云南志校釋》，（唐）樊綽著，趙呂甫校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3—15頁。此書成于唐咸通初年，原書佚，現為清乾隆年間輯本。樊綽《云南志》為唐代地方志著作，《中國地方志辭典》將其列為中國方志史上的“著名方志”。見黃葦主編《中國地方志辭典》，黃山書社1986年，第25頁。正史之中，也記重要交通線。如《新唐書·地理志》鄯州鄯城條記：“有河源軍，西六十里，有臨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軍、綏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边M入吐蕃境后，又如此逐站記述，直至“乃渡臧河，經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驛鴻臚館，至贊普牙帳”②《新唐書》卷四十，“地理志”鄯州鄯城條，中華書局1975年。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將其整理為“鄯城至吐蕃程站里數簡表”。見其書第6頁，科學出版社1958年。。至南詔及吐蕃的交通道路，均為唐代重要交通線。采用這樣的記載方式將重要交通線納入記載范圍，對之后的方志編纂顯然也有深遠影響?！队碡暋放c新、舊《唐書》及一些古方志在多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被提及并摘引其材料，受其影響設篇目集中記內地與西藏及西藏地區內重要道路是很自然的事。其次，清初出現的入藏紀程之作的影響?？滴跄┠昵宄霰鞑仳屩饻矢翣柌寇婈牶?，這類紀程之作隨之出現。時間較早者為焦應旂《藏程紀略》及吳廷偉《定藏紀程》等。這類紀程之作的作者隨驅準保藏清軍入藏，其文簡要記入藏路程與途中所見，目的是為“略記大概，以備查考”及“以志此番閱歷，此番辛苦……以示安不忘危，逸不忘勞之意”。③吳廷偉《定藏紀程》、焦應旂《藏程紀略》，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5、16頁。兩文均撰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這類紀程之作的特點是沿所經入藏道路一站一站地依次詳細記各站里程、景物、山川、民風與道路狀況、食宿條件以及駐防、安全、氣候、柴草等等，所記文字可信，又具資料性。紀程這樣的記載方式及其以道路為主線將清初入藏道路及相關情況作為主要記載內容，對西藏方志的編纂及篇目設置顯然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其三，西藏方志著者本人的入藏路途親身經歷與已形成的記述文字。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的著者多與紀程之作的作者一樣，隨官員和軍隊將領入藏，有其親身經歷，常將途中所見悉記于紙筆。著者本人的這些相關記述文字，已使“程站”篇目的設置有了可靠的資料基礎。入藏之行，實為一次從內地到西藏沿路進行的較長時間的綜合考察，既涉及道路又涉及沿線各地的自然與社會，所記皆其途中目睹耳聞與親身感受。不同于紀程之作著者的是，方志著者未止步于寫一紀程之作，還致力于將其所寫納入西藏方志之中。方志著者熟悉方志體例，深知要納入沿路里程、景物、山川、民風與道路狀況等內容，就需要按方志體例要求設置不同于一般府州縣志的篇目。在資料基礎已具備的情況下，“程站”篇目的出現遂順理成章。

2.“程站”篇目的資料來源。結合相關記載分析清代西藏地方志所記各條交通路線，“程站”篇目資料來源主要應為如下幾方面：一是出自西藏方志著者本人筆下。較早的由西藏方志著者所記入藏道路資料，見于《藏紀概》與《西域全書》。前已言及，清代最早私纂西藏地方志《藏紀概》中有“行軍紀程”“自四川成都府城起至烏斯藏路程”與“自云南省由劍川州出口至烏斯藏路程”，分別記康熙末年清廷出兵西藏時“秦蜀滇三路大軍”的行軍路程?！靶熊娂o程”為著者李鳳彩所撰，記述清軍北路軍自康熙五十九年四月至九月由西寧出發遠征西藏驅逐盤踞在拉薩的準噶爾部軍隊的路程及經過，被而后編纂的《藏紀概》全文納入。李鳳彩隨北路軍入藏，途中經歷頗多，“行軍紀程”內容亦顯豐富。成書于乾隆元年三月初的《西域全書》在“道途全載”中，首記“壬子年進藏程途遠近崎路道”，即四川成都至西藏拉薩路程。結合此志“撰輯”者玉沙道人子銘氏所作“志序”分析，此路程即為子銘氏于雍正十年入藏時在途中逐日所記，編纂《西域全書》時全文納入。之后，《西藏志考》“程途全載”對此路程做了較多刪改，《西藏志》“程站”又再改之，首條路程之名最后改作“自四川成都抵藏程途”。盡管一改再改，但子銘氏所記這一入藏道路資料的基本內容多為之后的西藏方志“程站”所采用。從整個清代西藏方志的編纂來看，方志著者本人筆下的資料主要出現在清前期。二是采自清代入藏紀程與往返日記、紀略。紀程之作與往返日記、紀略皆以道路為主線寫成，多記途中經歷與見聞。焦應旂《藏程紀略》及吳廷偉《定藏紀程》等都是沿所經道路逐站記里程、景物、山川等，其基本內容“程站”篇目增刪之后即可用，紀程之作與往返日記、紀略也就成為“程站”篇目的一個資料來源。如，《藏紀概》著者李鳳彩是從西寧出發抵拉薩的，但其書中“自四川成都府城起至烏斯藏路程”與“自云南省由劍川州出口至烏斯藏路程”卻是從四川成都、云南劍川起記川、滇至西藏路程，這說明李鳳彩編纂時利用了雍正初年出現的某些紀程之作或往返日記、紀略的基本內容。有研究者比較后認為，《西藏志》“程站”中的“自松潘出黃勝關至藏路程”直接采用了王我師《藏爐總記》的這一路程資料。此看法的提出很有意義，但有小誤，因為直接采用王我師《藏爐總記》這一路程資料的是《西域全書》“道途全載”。①肖幼齡，黃辛建，彭升紅：《我國首批西藏方志產生的原因及其特點》，《中國藏學》2009年第4期。論文作者撰文時未見到南京圖書館藏《西域全書》抄本?！段饔蛉珪返谒膬浴暗劳救d”中已有“又自松潘出黃勝關口至西藏路途”，《西藏志》“程站”資料基本采自《西域全書》“道途全載”?！恫貭t總記》為雍正年間的紀程之作，《西域全書》采用其路程資料，證明西藏方志編纂者為修好“程站”篇目而注意收集紀程之作與往返日記、紀略中的相關資料。西藏往返日記、紀略資料一直為方志編纂者所關注。至清光緒年間，黃沛翹《西藏圖考》“程站考”中即采摘了黃懋材《西輶日記》中的有關資料。三是摘自清駐藏大臣衙門檔案及記錄清官員在藏活動行程有關材料。雍正年間，清中央政府建立了駐藏大臣制度，正式派遣駐藏大臣。②正式派遣駐藏大臣的具體時間學界目前仍存在不同看法，但主要為雍正五年與雍正七年兩種，即均認為是在雍正年間。駐藏大臣衙門設立后，為保存來往公文及各類材料建立了檔案庫。有研究者曾指出，《西藏志》“程站”中記拉薩出防至玉樹卡倫、納克產卡倫等四程站的資料，為方志編纂者或訪官兵得悉或據衙門檔案抄錄?！段鞑刂尽贰俺陶尽辟Y料基本采自《西域全書》“道途全載”，而從《西域全書》著者身份及志中從檔案摘錄的其他材料看，如此詳細的資料應是著者據衙門檔案抄錄。③鄧銳齡：《讀<西藏志>札記》，《中國藏學》2005年第2期。此論文作者當時亦未見到南京圖書館藏《西域全書》抄本。從《西域全書》著者子銘氏身份及志中從檔案摘錄的其他材料看，應是子銘氏據駐藏大臣衙門檔案抄錄的資料?！段鞑刂尽贰俺陶尽敝杏小白圆刂敛剪斂税吐烦獭保唇癫坏ぃ?。此路程在《西域全書》第四冊“道途全載”中題作“自藏至布魯克巴程途”，題下原有“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二日自藏委差千總李仁赍送欽賜布魯克巴諾彥林親等三部落敕書記錄”按語，《西藏志》在整理時將其刪去。此按語反映出，這一路程資料摘抄自當時記錄清官員在藏活動行程的有關材料。①《西藏志考》“程途全載”（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中，此路程題改作“自西藏至布魯克巴路程”，題下按語亦保留，但其中時間誤為“雍正十三年正月初二日”。分析原按語及時間，這一記錄清官員在藏活動行程的有關材料在子銘氏收集資料時應未入檔。以上三方面中，出自后兩方面的資料較多，但第一方面尤其子銘氏所作“壬子年進藏程途遠近崎路道”資料價值高，對之后的西藏方志影響亦大。

3.“程站”篇目的價值。

清代西藏地方志特色篇目“程站”的價值近年來也有研究者關注，但多是言某部方志中“程站”篇目某一道路相關記載的價值，鮮有人從篇目角度談“程站”的價值。在中國方志發展史上，篇目設置有其傳統遵循，但也有特殊性。唐宋古方志中，涉及交通有“驛鋪”“塘鋪”“亭驛”“鋪遞”“道里”等篇目，主要記轄區內驛站及軍事驛站與鋪遞建置時間、地點位置及轄區四至八到、通往相鄰縣州府與省城以至京師的道路里程等，內容多有資料價值，逐漸成為地方志的傳統篇目。但是，中國國土遼闊，東西南北自然條件與地理環境差異很大，區域歷史文化也各有特點，若只按傳統遵循設置篇目，有的地方某些方面情況難以記述，資料亦無法載入，方志的地方特色也就難以反映。北宋時期的《吳郡圖經續記》根據區域地理特點，設置了“海道”篇目，與“封域”“城邑”“風俗”等并列?！昂５馈逼考礊楣欧街局袩o，是因地而設。明正德年間編纂的《瓊臺志》也根據區域地理特點設置“海道”篇，下設“海境”“海防”等目，亦是因地而設。設置這樣的篇目，反映出編纂者注意地理環境的特殊性。有此篇目，與海域相關的情況方可記述，資料才能載入。從方志史看，清代前的古方志中未見“程站”篇目。至清代，官員和軍隊將領及文人往來于內地與西藏間，沿途的汛塘、糧臺、土司、寺廟，“層山壘水，峻嶺高峰，削壁懸崖，陰潭幽澗”與“舉步盡鳥道羊腸，上下皆攀藤附葛”等，這一切令出入藏地者終生難忘。②《西藏考》，“四川成都府至西藏拉撒（即今拉薩）程途”跋語，國家圖書館藏清《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叢書》本。為“略記大概，以備查考”，也為了后之出入藏者方便，便將途中所見悉記之，故出現了入藏紀程、程途等。早期的西藏地方志編纂者既有入藏路途親身經歷，對藏地交通、自然條件及地理特點有認識并有形成的記述文字，重要的是已認識到進出西藏道路及西藏地區內道路與治理西藏、穩定西藏的關系，于是先將入藏交通道路資料納入其記載，后又正式設置古方志中不見的“程站”篇目?？梢哉J為，“程站”成為“門目體”、兩級條目體或是其他體例的清代西藏地方志篇目之一，反映了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發展，也反映出清代西藏地方志編纂在注重體例的同時開始注意自身特色。從西藏方志的發展來看，這一特色篇目的設置是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之舉，在西藏方志史上有著重要價值。其次，“程站”特色篇目所保存的資料具有重要價值，對之后的清代西藏方志與清代研究西藏的著作也產生了影響。如：道光二十四年著名學者姚瑩抵達成都，在之后的兩年中兩次赴藏區，后一次到達西藏察木多（今西藏昌都）。赴藏時，姚瑩攜帶多部清代西藏地方志，對照“程站”所記資料沿路考察，逐日記述各站間里數、山川、汛塘、土司及道路狀況、所見所聞等。遇“程站”篇目所記與途中所見不合者，也一一記下。返蓉稿成，后整理出版，即康藏史地名著《康輶紀行》。其卷之四“松林口達麻花”條記，“登巴山，行三十余里，頗平坦?！秷D識》云，上有海子。未見”。③姚瑩：《康輶紀行》，西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同治六年刻本。此條提到的《圖識》，即乾隆末年成書刊印的《衛藏圖識》。應指出的是，《衛藏圖識》“程站”中的路程資料多來自《西藏志》“程站”。攜帶多部西藏方志入藏，途中又做對照，說明姚瑩知道并重視西藏方志“程站”篇目及所記資料的價值。又如：法國著名學者、漢學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20世紀初曾在《通報》（1890年創刊的國際漢學雜志）第13卷發表題為《有關麗江史地的文獻》的長文。此文第二章“路線指南”中首條“路線A”，為“從巴塘經中甸廳到麗江府的路線”。從所作注看，其資料取自黃沛翹《西藏圖考》。①沙畹此文被收入法國藏學家雅克·巴克（JacquesBacot）所著《么些研究》中，作為此書的一部分（雅克·巴克：《么些研究》（LesMO-SO），“第三部分史地資料”，宋軍、木艷娟譯，第150、156頁，云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沙畹文中的“從巴塘經中甸廳到麗江府的路線”，引自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之四“諸路程站附考”（黃沛翹《西藏圖考》，四川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十二年（1886年）刻本）。由沙畹在其文中引《西藏圖考》這一線路的全部資料并注意黃沛翹所加按語可見，國外學者也了解并重視西藏方志中的“程站”篇目以及資料的價值。

三、余論

在方志編纂中，篇目的設置是一重要工作和重要環節，決定了所編纂的方志能否全面反映所記區域的自然與社會諸方面，也決定了所編纂的方志是否有特色和創新。前已言及的北宋時期的《吳郡圖經續記》及明正德年間的《瓊臺志》，都是根據所記區域地理特點設置了古方志中不見的“海道”篇目。實際上，宋代、明代還有一些方志因地制宜設置了有地方特色的篇目。李泰棻曾言：“范圍既異，志目亦各有其特殊之點”。②李泰棻：《方志學》，第83頁，商務印書館1935年。李泰棻本是針對各類志書擬目時，應注意省府州縣鎮區域差異性而言。筆者以為，與此同理，各地區地理實各具特點，各地編纂方志擬目時也應注意這樣的“特殊之點”?！秴强D經續記》與《瓊臺志》設置“海道”篇目，正反映出編纂者注意到所記區域地理環境的特殊性，故能有所創新。

西藏地區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之上，宏觀地理格局與高海拔自然環境使其與地區外部尤其是與四川盆地等的交通往來不便，入藏者途中面對的是峰巒陡絕、道路崎嶇、人跡罕至、天氣凝寒。清代西藏地方志編纂者注意到出入西藏以及西藏地區內道路的這種“特殊之點”，當然也認識到出入西藏道路及西藏地區內道路與中央政府穩定西藏、治理西藏的關系，所以從《藏紀概》與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開始，就將往來道路納入志書記述范圍?？v觀西藏方志史，雍正年間至乾隆初年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發展不僅僅是數量的增加和類別的增多，重要的是“程站”這樣的特色篇目的出現與設置?！段饔蛉珪放c《西藏志考》為“程站”篇目正式設置奠定了基礎，《西藏志》編纂者使之更合方志體例與規范，乾隆初年“程站”篇目在這樣的發展中正式設置。從道路納入記述范圍到“程站”篇目出現及正式設置的這一時期，就是清代西藏地方志注意體例與地方特色相結合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