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音政治的再現：人民廣播的鄉村治理功能研究

□曾晨

“十四五”規劃里提到，要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位置。從1949年《共同綱領》提出“發展人民的廣播事業”到近年來的“村村響”工程，廣播始終在鄉村振興與治理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傳播工具。在新的政治、經濟與技術環境下，研究廣播在新時代鄉村治理中的重大作用與使命擔當顯得尤為迫切。

一、鄉村廣播事業的歷史演進

作為最早進入農村的現代傳播媒介，廣播下鄉深刻地影響了鄉村文化的發展、鄉村治理與社會轉型，在宣傳黨和國家的政策、傳播必要知識信息和實現鄉土社會的動員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政治性：國家聲音與地方聲音的同步

農村廣播收音網建設之初，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將黨和國家的聲音傳遍每一個角落，即“中央人民政府的每一個命令或指示，或是每一個重要的國內外新聞，都可以在當天傳到全國的二千多個縣市，并通過小報、快報、油印報、黑板報和屋頂廣播種種形式，及時地傳達給當地干部、部隊和廣大人民”①。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關于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指出，“無線電廣播事業是群眾性宣傳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別是在我國目前交通不便、文盲眾多、報紙不足的條件下，利用廣播進行宣傳和動員，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②。由此，國家開始了廣播事業的普及和廣播收音網的建設，黨和國家的聲音全面滲透到鄉村空間中。新中國成立之初，廣播主要被用來組織和動員全體群眾進行生產建設、國民經濟建設和國家建設。在當時的技術狀況和社會背景下，農民的識字水平和文化程度都不高，廣播無疑是把農民納入社會主義建設框架和信息傳播網絡中的最有力的媒介。由此，鄉村借勢廣播進入了國家的政治與信息版圖之中，服務于階級斗爭與革命的需要。

（二）群眾性：“后勤媒介”的大眾化

20世紀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農村有線廣播作為最主要的大眾傳播媒介、宣傳陣地、信息渠道和娛樂載體，一直獨領風騷?；谖覈r村當時基礎通信設施不夠完善、群眾識字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基本情況，廣播相對于報紙有著得天獨厚的傳播優勢。在1976年底，我國迎來了農村有線廣播建設歷史的高潮，有限喇叭發展到11300萬只③，達到了有史以來廣播喇叭普及的最高水平。1980年，第十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對新時期的廣播功能提出了新要求，廣播宣傳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1983年的會議確立了“四級辦廣播、四級辦電視、四級混合覆蓋”的政策。廣播以其信息傳播的及時性、貼近性和靈活性以及使用的方便性、費用的低廉性和維修的快捷性順利下鄉。這一時期的廣播主要服務于鄉村文化的建設和日?！叭r”信息的需求，突出經濟建設功能，起到了傳播信息、開展基層組織建設、普及農村科技、豐富文化娛樂生活的重要作用。

（三）細分性：鄉村廣播的邊緣化與轉型

20世紀90年代后期，“村村通”工程使得大多數鄉村都能夠收聽收看廣播電視節目，視覺文化形成了一種新的媒介景觀，農村廣播的發展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新媒體時代，以視覺為中心的各種新興媒介更容易適應市場邏輯和商業邏輯，在注意力競爭中比廣播更有吸引力。此外，廣播還存在設備老化、傳輸方式落后、發射功率不足、覆蓋率上升緩慢、覆蓋存在空白區域等問題。相比其他媒體，廣播僅僅訴諸聲音傳播，容易造成枯燥感，且農村廣播大喇叭的播報聲音不清晰，缺乏多元信息，受眾的關注程度和接受度都不高。受廣播過時論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地方對廣播的投入逐漸減少，收聽廣播的群眾也不斷減少，由此開啟了新一輪的融合與轉型。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把廣播電視定位為“農村信息服務建設的重要基礎設施”。2015年，應急廣播的建設被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隨著“十四五”規劃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廣播對構建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所具有的價值越來越重要。

二、鄉村廣播的再出場

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包括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在內的傳播體系來說是一場重大的考驗。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的功能和價值不如新媒體的論調隨處可見，但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廣播在最短時間內打通了防疫傳播的最后一公里，讓人不得不重新開始審視媒介功能與價值意義的評價標準。

（一）技術回歸：鄉土廣播突破傳播最后一公里

廣播在農村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技術基礎?！吨腥A人民共和國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廣播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已達99.1%。廣播具有覆蓋方式的針對性、接受方式的伴隨性、信息傳遞的及時性、電源供給的保障性、受眾群體的廣泛性和使用價值的高性價比，相對于其他媒體仍然具有獨特優勢。廣播目前采取不間斷供電的方式，不管停電與否，都能保證信息的及時傳達。廣播工程技術成熟，改造費用成本低。對于文化水平不高和識字不多的農民群體而言，廣播通俗易懂，接收門檻低，比紙質媒體的傳播效果更為理想。廣播以聲音為載體進行傳播，制作流程短，傳播速度快，有時通過文字稿即可播出，因而在疫情防控中，能夠十分迅速地將疫情的實時信息以及防控工作的進度與安排傳達給人民群眾。

（二）聲音景觀：表達重構催生“爆款”語錄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傳播中，信息傳播主體和表達變革帶來了疫情宣傳防控的轉型。信息傳播主體不再是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專業主持人和播音員，而是具有深厚鄉土公信力和相同生活背景的村支書。村支書在廣播中的喊話既有公共領域的傳播——防疫政策和疫情信息的傳達，又涉及私人領域的表達——情緒化的措辭與語氣。這種傳受關系中的意見領袖改變了以往的刻板印象，打破了“官方”與“民間”之間的隔閡。其話語表達方式也是聽得懂和農民喜聞樂見的大白話。在解構官方嚴肅話題的同時，融入幽默化的喜劇效果，將政策傳達到位。相較于古板沉悶的官方廣播，村支書的喊話在語氣上更“沖”，并且更加口語化、日?；?、本地化，方言的使用使村民不僅聽得懂，也聽得進，產生一種“與我有關”的親近感。

（三）場景賦權：聲音無死角傳達，實現鄉土動員

社會學家丹尼爾·考夫曼認為，媒介作為社會的中介系統，是社會由權威控制轉向多元治理的核心協調力量。有線廣播的傳播實踐孕育出鄉村群眾強烈的媒介參與意識，這種自發形成的媒介參與意識內在地促進了鄉村廣泛的社會動員和通達的信息傳播。聲音符號傳播系統能將更多的人納入信息傳播系統之中。比起文字標語和圖像等要求在場的傳播，廣播有著強大的信息傳播優勢，聲音是一種無法抗爭的表達，能夠做到無盲區傳播，無死角動員。作為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負責人，村支書實現了原有領導力、戰時授權和話語權的疊加，成功做通了村民“不串門、不聚集”的思想工作。雖然電視早已普及，但是廣播傳播更適合農村大面積分散的勞作方式和開放性、聚集性的生活方式。鄉村廣播傳播的低反饋性也更適用于單向的、強制性的宣傳。

三、聲音的治理：廣播的價值重塑

作為媒體融合戰略部署的最后一公里，農村廣播對于基層輿論的引導和服務的提供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面臨新技術的迭代更新，廣播仍然有著其他媒體所無法取代的核心優勢。鄉村廣播仍然是重要的輿論宣傳陣地、“三農服務”的載體和應急傳播的通訊工具。

（一）連接大眾，凝聚共識，重塑“地方空間”

“地方空間”是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的概念，他認為“地方空間”是與“流動空間”相對應的“具有歷史根源的、共同經驗的空間組織”，其本質歸結于共同經驗?；ヂ摼W與其他新興媒介形塑了無數種細分的平行文化，消費主義的個體、社群代替了由公共廣播培育出的“公眾”“共同體”。鄉村媒介生產市場化、分散化，一度造成了鄉村公共空間的衰落，十分不利于鄉村意識形態的穩定性。廣播具有使人類非部落化的力量，它幾乎在轉瞬間即可使個人主義逆轉為集體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通過廣播的政策與意識形態宣傳以及文化與文藝改造，使外在的媒介環境與個人內在的主觀能動性相互作用，重塑鄉村群眾對自己與國家、社會的聯系和認知，重建集體認同感。通過這種集中的宣傳與互動，加強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情感聯系，實現信息共享、情感維系、社會交往、文化認同的多維度統一，切實融入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規避形成分散的圈層化甚至原子化的媒介空間，占領鄉村意識形態的主陣地。

（二）新舊融合，拓展渠道，提供公共服務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要全面繁榮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事業，著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讓人民享有更加充實、更為豐富、更高質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體建設，優化城鄉文化資源配置，完善農村文化基礎設施網絡，增加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總量供給，縮小城鄉公共文化服務差距。借勢目前5G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技術、云計算技術等所釋放出來的巨大生產力與傳播力，構建起配套設施、政策、模式以及機制，推動“互聯網+廣播”的建設。將黨務、村務的智能化管理普及到鄉村，提高治理效率，是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工程，也是公共服務和文化惠民的公益事業。將廣播與現今市場上的新興媒介技術進行“連接”與“融合”，實現彼此的技術對接與內容協同，并通過先進規則和機制的構建使其能夠融合發展，在傳播體系上形成一個無死角的媒介格局。

（三）轉型升級，應急傳播，做好危機預警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廣播作為第一應急媒體，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國家應急廣播體系建設早已列入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在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新媒體時代，廣播與農村大喇叭更容易與其他媒體共同在大協作的網絡互動中，取長補短、共同協作、共謀發展。而5G技術的發展為廣播創造了新的機遇，廣播的應急功能目前還無法被其他媒體所替代。有線廣播以集體性的媒介活動方式內在地規定了農村群眾對生活空間公共性的認知，圍繞這種媒介活動所設定的行為準則與關系框架，更多地表現為一種集體行動的邏輯，也就是共識的形成。在危機預警和防救過程中，仍然需要這樣一種媒介有效地達到災情防控上的“共識”，轉型做應急廣播系統已經是大勢所趨。廣播的覆蓋經濟成本較低，如果通過5G技術有效對接“村村響”“戶戶通”工程，精準定位，在山區、地質災害頻發地域的應急廣播機制將會更加高效。此外，利用5G技術的支撐，自動向臨近區域的消防、醫療、公共交通相關部門發布信息，可以實現預警和防災救災相結合，多部門聯動，形成暢通的信息交換機制。

四、結語

對于媒體功能和價值意義的評價，不能單單考慮技術層面，媒介技術并不是評判的唯一標準，還必須從社會與傳播關系的視角來考慮。廣播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以其覆蓋面廣、效率高、易接受的優勢，在最短時間內突破了防疫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成為縣級融媒體打通傳播“最后一公里”的配套設施。

注釋：

①人民日報社論全集編寫組.人民日報社論全集解放戰爭時期、國民經濟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8年 06 月～1949 年 09 月）[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3:140.

②趙玉明.中國廣播電視通史[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206.

③趙玉明.中國廣播電視通史[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