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彷徨與堅守：梁思成與他的時代

謝一峰

一九三0年二月，中國營造學社在北平成立。學成歸國不到兩年的梁思成，作為法式組的組長，成為學社的靈魂人物之一。在中國古代建筑史、現代城市建筑和規劃的研究和實踐方面，梁思成的思想無疑具有開創性和前瞻性，他的貢獻蘊藏著超越時代和歷史局限的價值。然而，如若我們不再滿足于對梁思成的空洞緬懷和頌揚，抑或沉醉于他與林徽因之間的愛情傳奇，而是想要走進其更為深邃和復雜的思想世界，便不能不將他置于其自身所處的時代語境中加以分析和理解。朱濤所著《梁思成與他的時代》（下引此書只注頁碼）一書，正是近年來梁思成研究領域頗具代表性和突破性的論著之一。

作為后五四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學人，梁思成早年與林徽因一道留學賓大、游訪歐洲，接受了“歐風美雨”的櫛沐;父親梁啟超的親身教導和他童年時期在日本的生活經歷，復使其對于國學和日本之所謂東洋學的脈絡有著較為深入的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中國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間聯系的加強，梁思成的建筑和城市規劃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蘇式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由此而論，梁思成的思想既涉及了中國、歐美、日本，以至蘇聯和東歐等多元復雜的學術脈絡;其學術研究和實踐的對象，又跨越中國古代和現代這兩個截然不同、而又內在相系的不同時段，充滿著互動和張力。朱濤一書的重要貢獻，便是將梁思成的思想、作品納入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動態地展開分析，他的思想世界也變得更為豐富而立體，彰顯出內在的矛盾與彷徨、孔隙和斷裂。

一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動蕩的時代，是抗戰軍興的危急存亡之秋，也是梁思成一生學術研究的高峰期。在十數年的時間里，他在文獻分析和實物調查方面齊頭并進，對宋《營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國古代建筑學文獻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考索，撰成《〈營造法式〉注釋》和《清式營造則例》二書，破解了中國古代建筑的“文法”;其與劉敦楨、莫宗江、林徽因等人對于華北、西南古建筑遺存的大規模調查和測繪，不僅積累了大量豐富而準確的古建實測數據，也為抗戰后期、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文物保護工作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照。在一九四四年撰成的集大成之作—《中國建筑史》一書的初稿中，梁思成明確地聲稱這一成果集合了營造學社“十余年來對文獻術書及實物遺跡互相參證之研究”。這一進路，顯然與王國維在二十年代開始倡導的“二重證據法”思路一致;也與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等人的學術理念同聲相應，體現出明確的現代性訴求。

無論是胡適的“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還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都是以對傳統中國史學、文學之既有模式的質疑、批判和顛覆為出發點的，其對于中國古史的認識和學術現代性的訴求，更多以一種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甚至有破無立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研究為基調。然與五四時期已經活躍于學界和思想界的胡、顧等人有所不同的是：后五四時代成長起來的梁思成對于中國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并無一個既存的“偶像”或者深厚的“傳統”需要打破和顛覆;其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也不是所謂“不看二十四史”，即對于傳統史料和史觀的祛魅與批判，而是發現和揭示原本就為主流學界所忽視和遺忘的《營造法式》《工部則例》等邊緣性史料和口傳心授的所謂工匠傳統。換言之，梁思成的研究雖然受到了王、胡、顧、傅等人為代表的近代史學思潮和方法論的影響，非常注重田野考察和實物資料的獲取，卻有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使命和任務—并非想要通過這些材料來挑戰和解構既有的體系，而是希望通過此種現代性的研究方式，建構中國古代建筑史的系統。

朱濤在《梁思成與他的時代》一書中，概括性地給出了梁、林有關中國古代建筑的三段論：“一、中國建筑中典型的木框架結構，在原理上是與西方哥特式建筑相通的;二、既然西方哥特式建筑，經過十八至十九世紀西方建筑史家的詮釋和建筑師的探索，利用鑄鐵、鋼和鋼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實現了向現代框架結構的轉化，催生了西方現代主義建筑;三、那么，中國木結構是不是也同樣有向中國現代建筑轉化的潛力？”（27 頁）由此可見，梁、林“整理國故”的根本目的不是回望過去，而是面向未來。其建筑史研究的立場和方法，“從一開始就為他們的史觀和目的所主導”（28 頁），試圖在中國古代的建筑傳統和現代建筑理念之間架起一道邏輯自洽、融貫一氣的橋梁，發現其向中國現代建筑轉化的潛能。

在梁思成等人進行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三四十年代，民族存亡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促使其在自身的研究實踐中灌注了更多民族主義的豪情壯志。早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二年，林徽因便在其頗具理論概括意味的《論中國建筑之幾個特征》一文中強調：“大凡一例建筑，經過悠長的歷史，多參雜外來影響，而在結構、布置乃至外觀上，常發生根本變化，或循地理推廣遷移，因致漸改舊制，頓易材料外觀，待達到全盛時期，則多已脫離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獨有中國建筑經歷極長久之時間，流布甚廣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諸重要建筑物，均始終不脫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結構部分，及布置規模，雖則同時在藝術工程方面，又皆無可置議的進化至極高程度?！庇纱硕?，梁、林在這份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宣言書”中便已經十分明確地提出了符合中國民族主義情結的價值判斷。這一判斷，顯然少有現代反思意味的批判，而是更多包含了錢穆式的“溫情與敬意”。這種民族主義的論調，還體現在林文中對于西人（主要指當時在西方流行的英國建筑史家福格森[James Fergusson] 和弗萊徹爾[Banister Fletcher] 的觀點）“浮躁輕率的結論”毫不客氣的批評。在她看來，兩人都僅把中國建筑看作一種固定風格，不認為它有歷史演變的過程，視其為“非歷史的建筑”。

結合朱濤對于弗萊徹爾“建筑之樹”圖解的分析，從廣義的歷史進化來看，這一圖解雖為“建筑之樹”，其實也反映了當時一些西方學者心目中世界種族文化競爭和進化的“文化之樹”。在這棵樹上，中國文化是一片古舊、孤零的樹葉。無疑這使青年梁思成、劉敦楨等感到屈辱，并產生以自己的中國建筑史研究來有力駁斥這種認識的沖動（參見57 頁）。這種對于中國建筑“非歷史性”的認識，不僅刺激了梁、劉等人，也刺激了更早關注中國建筑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日本學者—伊東忠太。甚為有趣的是，伊東對于法隆寺木構建筑中“古希臘”傳統的揭示，并希圖在云岡石窟中尋找希臘、羅馬文化借佛教傳播中國的若干證據（徐蘇斌：《日本對中國城市與建筑的研究》，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3—44、49—50 頁），的確是為了將東亞的古代建筑傳統歷史化，尋找其與世界建筑進步系譜的結合點;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進路，卻是不斷強調中國建筑淵源深遠、演進單純、歷代承續而線索不紊的獨立性，使之自外于西方建筑學的傳統敘事和演進體系。

從內部視角而言，梁思成的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當然是歷史主義的，借用溫克爾曼式“起源—發展—變化—衰亡”之藝術發展周期的理論范式，梁思成系統性地揭示了以斗栱為代表的中國建筑有機生長、繁榮和衰落的歷史。但從世界建筑發展和交互影響的外部視角來看，且不論此尋找純潔的上古本源，鮮有曲折、侵害、顛覆和中斷，甚至任何劇烈波動的論述體系究竟是事實還是建構，梁、林等人充滿民族主義情結的中國建筑史研究，尤其是所謂中國諸重要建筑物雖在藝術工程方面進化至極高程度而又始終不脫其原始面目的看法，是否又會吊詭性地陷入一種新的“非歷史”困境和矛盾之中呢？

正如朱書中所言，梁思成對于中國建筑史演變脈絡的描繪，已經將歷史主義、結構理性主義和民族主義三條思想線索強有力地扭結在一起（參見29 頁）。這種戲劇性的紐合所形成的完整而近乎封閉的中國建筑體系并非無懈可擊，而是充滿了異質性的因素和內在的矛盾，使梁思成等人不得不時?！耙绯觥惫逃械捏w系，不斷尋找彌合的途徑。在此沖突和彌合的過程中，民族性與現代性二者也相互交融、互為牽扯，共同構成了梁思成學術思想中的二元基色。

二

如果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梁思成是在追尋現代性與民族主義情結的交融和矛盾中，初步完成了中國古代建筑史的體系構建;那么五六十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思想改造和自我否定，則使這位“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梁思成：《登桂林疊彩山》，一九六一年）的建筑史權威陷入了深深的彷徨與迷惘之中。

“迫于外界政治壓力，建筑師們紛紛在自己的思想和靈魂深處實施‘定向爆破，自我瓦解、自我否定，再通過懺悔和清洗，來實現時代所要求的‘進步?！保?15 頁）而在梁思成身上，最為引人深思的悖論是他對于中國建筑之所謂“民族形式”的倡導。在梁五十年代初的一系列文章之中，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定義，尤其對民族形式的倡導，成為他構筑新時代建筑理論的政治基礎（參見117頁）。然而，這種對于“民族形式”的倡導，尤其是蘇聯斯大林式的民族建筑觀念的影響，在本質上是與西方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的現代建筑理念，即梁思成四十年代曾一度推崇的“國際式”相悖的。這一時期，梁思成吊詭性地被革命一路驅使，走向了對于布雜體系的“復辟”（參見163 頁）。

正如朱濤所言：“社會革命和建筑演化之間，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一對一的關系。革命也許可以在一夜間轉換政權，讓無數人變換他們呼喊的口號，革命也試圖通過‘徹底改造建筑師的思想，催發出與革命理念絕對相配的建筑語言，但實際情形卻是：革命在某個層面上摧毀舊時代的激進話語的同時，在另一個層面上，卻不得不借用它所意欲摧毀的舊時代中的各種遺產?！保?63 頁）對于梁思成而言，布雜古典主義作為其早在賓大留學時期便已奠定的學術底色，無疑是其必須借用之舊時代的遺產。在“國際式”受到激烈的抨擊和批判之后，梁思成通過“文法—詞匯論”“可譯論”等一系列反思和表述，響應了蘇聯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號召，也呼應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受布雜影響至深的歐美折中主義實踐，乃至中華民國時期對于“中國固有形式”的探索。由此，梁思成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努力在思想方面消除舊有觀念的影響，樹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建筑觀，卻無法即時創造出與新政權相匹配的全新建筑語言，只能以機會主義和折中主義的態度，在既存的幾種語言體系中挑選出相對來說“政治上最正確”的一種，運用于建筑創作的具體實踐之中。

但是，隨著一九五六年國內、國際政治形勢的風云突變，斯大林式的民族復古主義建筑理念受到了激烈批判;而其在中國的投影，則是建筑學界對于復古主義，即所謂“大屋頂”建筑的批判。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局，使剛剛在痛苦的回歸中找到新的前進方向的梁思成再度陷入了痛苦和彷徨之中。即如他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建筑學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言：“過去，我們建筑界曾經刮過一陣復古主義的歪風，我自己就是這一股歪風的罪魁禍首……折中主義者把建筑的形式和內容完全割裂開來，隨著業主的愛好把任何一種古代的形式生吞活剝地套用或是把若干種古代的形式七拼八湊在一起，貼在建筑物的外表上。每一個建筑師一般的都熟悉若干種建筑風格和特征，猶之乎一位大師傅會做各種中西大菜一樣?！痹诖?，梁思成以廚師為喻，用一種生動而苦澀的自嘲方式，再次否定了其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五年間在“民族形式，新民主主義內容”口號下對于布雜體系的回歸。至此，梁思成既無法公開地宣揚他在四十年代所強調的“國際式”，又無法順利地回歸布雜體系的傳統，可謂左支右絀、無措手足，找不到一個思想的“出口”，陷入了更為痛苦和無奈的彷徨與迷惘之中。

三

但是，如果沿著朱濤的論述，只注意到梁思成學術思想中的內在矛盾，或其在時代大潮和政治運動裹挾之下的彷徨和迷惘，便極有可能從空洞緬懷和頌揚的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忘卻了梁思成身上堅守的力量。較之僻居南方，踐行不古不今之學，盡可能避免政治運動之影響的陳寅恪，長居北京、一度身居要職、參與共和國建設之各項事業的梁思成顯然必須做出更多的妥協和調整，以適應新時代和新形勢的需要。然而，這位想要追逐時代潮流、跟上前進步伐的紅色專家，卻又在很多具體的問題上成為時代的逆行者。

在此方面，討論最多的當屬首都中央行政區的選址規劃和北京城墻的存廢保護問題。北京城市改建過程中對于文物建筑的粗暴無情，使梁思成無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倍鴵咒ɑ貞?，一九六九年冬春之交，北京市民為了執行“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向城墻要磚。梁思成又在報上看到拆西直門時發現城墻里還包著一個元代的小城門時，他對這個元代的城門樓感到極大的興趣。隨后，梁思成懷著僥幸的心情對林洙說：“你能不能到西直門去看看，照一張相片回來給我？”在當時的特殊情境下，林洙為了避免這一行為可能帶來的批斗風險，沒有答應他的這一請求。梁思成的臉痛苦地痙攣了一下，像個挨了批評的孩子一般默默地長久地坐在那里。

而在其他地區歷史建筑的保護方面：據林洙回憶，當梁思成得知寶坻縣即將拆除三大士殿時，曾向河北省有關部門反映，希望無論如何要把這座遼代的古建筑保存下來。一九六四年考察趙縣、正定的古建筑之后，梁思成又在《文物》雜志上發表《閑話文物建筑的重修與維護》一文，借用“輸血、打針”的比喻，對地方文物保護部門將有限的維修經費主要用于修補大覺六師殿殿基和佛壇石作的做法提出批評，認為應將維修的重點放在摩尼殿木構柱梁等岌岌可危的木構建筑方面。

再及于建筑學專業的育人理念方面：梁思成在錢偉長的“理工合院”思想遭到嚴厲批判之后，也并未從思想和理論上放棄自己的“通才”思想。在政治氣氛稍有緩和之后，他便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新清華》上發表了《談“博”而“精”》的短文，強調以專業為中心的外圍學科知識對于建筑學科人才培養的重要性，認為閉關自守、故步自封地求“精”就必然陷入形而上學的泥坑里。這種對于通識教育和人文素養的強調，在今天已然成為國內外教育界的普遍共識，在當時的情境下卻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前瞻性方能提出和倡導的。

由是而論，梁思成雖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中陷入了迷惘和彷徨，卻并沒有喪失其堅守和執著的力量。令人唏噓的是，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之下，梁思成的堅守很多時候只能停留在私人領域之內，只有在局勢相對較為寬松緩和時方能見諸報端雜志等公共媒介，成為公開的立場。這種自我壓抑與防御性的心理，在一九六九年英國作家韓素音到中國訪問過程中與梁思成的談話中可見一斑。盡管軍宣隊的劉主任一再叮囑說：“你可以隨便地和她談談體會，想到什么就談什么，千萬不要像檢討似的談話，千萬不要認罪檢查?！边@次談話還是令人遺憾地失敗了。在這樣公開的場合，那個活躍、詼諧、自信，敢于發表不同看法的梁思成已經一去不返。

即使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梁思成也沒有放棄他內心中堅守的一些理念。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由其口授、林洙筆錄并親自送往中南海北門傳達室的《致周恩來信》中，重病中的梁思成十分敏銳地捕捉到了美國乒乓球隊來華、中美關系緩和的關鍵信息，并就費正清之妻費慰梅（WilmaC.Fairbank）訪華和來函一事征求總理的意見。隨后，他又就自己曾經的學生、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國際研究所所長沃克（RichardWalker）來函希望其協助向總理申請來華訪問，并于五月到香港辦理入境簽證而未獲批準一事向總理匯報。在信的最后，梁思成言道：“沃克是十分坦率地表示不贊成我們的社會制度的，有時甚至流露出某種敵意。但他長期以來一直表示希望訪問中國，并與我們討論這些問題。像這樣的人我們是否也應做工作。復信或不復信都是我們的態度，請批示?！币来藖砜?，梁思成信中的態度雖然非常謙虛、謹慎，多有忐忑、顧慮，但包含著執著和堅定，隱約間流露出對于有關部門不予回應、不置可否的憂慮和不滿。在當時的政治情境之下，即便是對于沃克等政治觀點明顯不同的人士，梁思成也未簡單地將其拒之門外，而是希望得到總理的批示，體現出寬大的胸襟和促進中美正常學術交流的強烈愿望。遺憾的是，梁思成于第二年溘然長逝，終究未能等到費正清、費慰梅夫婦的再度來訪，重續這段分別二十二年之久的珍貴情誼。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言：“人是懸在由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绷核汲梢簧膶W術研究和實踐，也是懸掛在他自己及其時代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通過朱濤一書的梳理和分析，我們看到了梁思成思想中的矛盾與彷徨。其中既有民族主義與現代性訴求間的交織與矛盾，又有多變的政治風向和不斷的批判與自我批判所帶來的迷惘和彷徨;但這些并沒有從根本上撼動和徹底掩藏梁思成內心對于中國古建保護、通才教育和促進國際學術交流等理念的執著和堅守。這一彷徨與堅守之間的拉鋸，奠定了其一生兩種不同的基調，也詮釋了一個更為真實而豐富的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