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通史的經典之作—關于《蘇州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

李良玉

（南京大學 歷史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由王玉貴、吳晨潮及姚福年等分別編撰的《蘇州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以下簡稱“蘇州當代史”）是蘇州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的研究成果，歷時十年完成，并于2019年3月由蘇州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無論篇幅，還是整體結構安排，或是資料選用，在同類型地方通史著作中，都是相當罕見的。通讀全書后，我發表三點意見。

第一，從地方志到地方通史，是一個重大的學術轉型，也是一個重要的學術進步。

就此而言，“蘇州當代史”的編撰是相當成功的。中國是一個有編寫地方志豐富傳統的國家，據有關專家統計，截至民國時期大約有7000多部地方志，另外一個統計數字說有8500多部地方志。蘇州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地方，從宋代開始就有《蘇州府志》，明代、清代也都有類似的志書，最晚的大約是1933年李根源先生主編的《吳縣志》，這是一部分量比較大的書。但直到《吳縣志》都是志書，而現在這部“蘇州當代史”與傳統地方志不同，它是一部通史性質的著作，它的立意、體裁、文風、敘事的方式與地方志都是不一樣的。它的許多學術優勢是傳統地方志書所不能具備的。從分量上看，《蘇州通史》全書16卷，合計811萬多字；而這部“蘇州當代史”（上、下卷），合計近120萬字，占《蘇州通史》總字數的近15%。蘇州建城史大約2530多年，而“蘇州當代史”記錄的當代時間只有1949年到2000年的51年。這個分量彰顯了厚今薄古的特色，刷新了宋代以來的所有蘇州地方史著作對當代的記錄。在目前已經出版的地方通史著作中，恐怕也是頗具特色的，堪稱是一部“地方通史的經典之作”?！疤K州當代史”之所以能夠實現地方史著作的轉型，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作者隊伍是由一些學養深厚的歷史學家和一批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的年輕學者組成的，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代歷史學學院化教育的成果。

第二，“蘇州當代史”的重要價值，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它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代史是一個非常敏感的領域?，F在，研究當代史的專家已經感覺越來越難做，因為社會對當代史研究的要求越來越高，相應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當代史的項目很難申請，當代史的論文也很難發表。從2003年開始，我就在一家學報做當代史專欄，現在深深感到難以為繼。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準確地掌握分寸，怎樣才能不過界。這本“蘇州當代史”以客觀平實的論述、堅實可靠的證據，證明了當代蘇州所走過的歷程。它用事實說話，給人們奉獻了一部非常好的有借鑒意義的作品，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當前當代史研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它的特別重要的意義還在于，它告訴我們，只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就一定能把當代史研究得很好。

其次，它有重要的文化意義。當代蘇州的文化建設有很多項目，編撰地方通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標志性的項目之一。這部“蘇州當代史”，包括其他斷代的各卷，我以為在今后是可以長久地流傳下去的。最近20多年來，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有非常大、非?？斓陌l展?，F在每年出版的書籍已經到了海量的程度，人文社會科學的著作大約在四五十萬種的水平上。但是我認為其中存在大量的文化垃圾。若干年之前我就公開說過，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不對的，也許，若干年后儒不能坑，可書是一定要焚的。不燒掉這么多垃圾，留下來有什么用呢？依我看，近些年出版的大量書籍，將來至少要燒掉50%，這是沒有疑問的。燒掉50%應該燒不到《蘇州通史》，燒掉60%也許還沒啥可惜的，燒掉70%可能就有一些好書被燒掉了，要燒掉90%大約才能燒到《蘇州通史》吧？

再次，它有重要的政治意義。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現在各地已經啟動慶?；顒恿?。我認為這一套“蘇州當代史”完全可以作為蘇州人民向共和國的獻禮。它完全夠檔次，它有這樣的品位。

最后，它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它對當代以來蘇州地區歷史發展過程的劃分是相對準確的（1949—1956；1956—1966；1966—1976；1976—1978；1978—1982；1982—1991；1992—2000）。我比較贊成這種劃分方法。它使用的材料是相當可靠的。到目前為止，還很少看到地方通史的著作使用這么多的檔案材料。檔案材料的使用，可以說是衡量當代史研究水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當代史著作不使用檔案，我認為是不達標的。對檔案材料雖然不能迷信，但是它的重要性不能取代。也可以說，對當代歷史的研究不可迷信檔案，但不用檔案的當代史研究一定不可信。多年來，我們江蘇省的史學工作者在研治中國當代史的過程中，早已形成了使用第一手檔案材料的良好傳統，無論是相關學者的科研論著，抑或是碩、博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都有很高的學術質量，在學術界有廣泛好評。①參見耿化敏：《從宏大敘事到實證分析：“1950年代的中國”研究熱述論》，《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年第1期，第92—96頁?！疤K州當代史”上卷的主編之一王玉貴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我幾次到蘇州來，他都是從檔案館里趕來跟我見面并交流查閱檔案心得的。他在檔案館待的時間非常驚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姚福年先生編撰的下卷，同樣使用了大量檔案材料。從材料方面考察，毫無疑問它是當代地方通史研究中最優秀的著作之一。

它的寫作遵循了中國史學秉筆直書的傳統。當代人寫當代史，秉筆直書是一個重要原則。我讀了“蘇州當代史”感到非常有啟發。比如，共和國成立以后的重大的歷史事件，書里沒有回避一件，同時又處理得非常有技巧。所有內容按照現在政治正確的標準找不到任何問題，但是又把事情說得很透。它告訴我們，秉筆直書的原則必須堅持，但怎樣堅持又是很有講究的。

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關于三年大饑荒。從上午到剛才發言的范金民教授，所有專家都充分肯定蘇州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歷來都很發達。這么一個魚米之鄉，1958年以后居然也大量地餓死人了，這在蘇州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這樣的問題怎么表述？一不小心就可能寫出問題，但寫得好，讀者讀了會在不經意中受到啟發。這就是技巧。史學著作不僅要講思想，而且要講技巧。沒有思想的史學著作不是好著作，不講技巧的史學著作也容易“撞墻”。研究當代史特別容易栽跟頭，所以學術技巧很重要。學術研究的目的是獲得成就，不是為了栽跟頭，這是必須要注意的。

比如，關于“文革”的評價。盡管幾十年前就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白紙黑字擺在那里，但現在對“文革”的評價卻變成一個“問題”了，甚至被錯誤地說成了“探索”。我認為永遠也不能再做這樣的“探索”了，永遠不能。在這樣的氣候下，怎么評價“文革”？很簡單，不評價，把數字擺出來。十年動亂中，蘇州地區被審查的干部計約10671人，占當時干部總數的24.1%，其中非正常死亡463人。全地區涉及基層群眾的案件12338件，涉及131000人，其中“文革”后平反糾錯者115300人。蘇州市僅由于劉少奇問題被株連迫害者就有470多人。截至1985年，蘇州市清理歷史老案3048件。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根據中央有關政策，蘇州地區和蘇州市解決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遺留問題，共使10多萬人獲得了政治上的新生。用不爭論、不討論、不評論的方法，讓數字說話，留給后人去思考，這是一個非常高超的辦法。

比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嚴打”。這場“嚴打”在我看來有其必要性，但問題也非常之大。它是當代歷久不衰的運動式執法的繼續，帶來了很嚴重的后遺癥。由于“嚴打”本身具有的執法偏差，導致20世紀90年代大量罪犯刑滿被釋放以后對社會的報復。90年代初治安狀況那么差，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疤K州當代史”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不展開、不討論、不爭論、不評論，只把數字擺了出來。1983年9月4日凌晨，蘇州市一下子抓了2658人，其中逮捕2478人，勞教180人。三年“嚴打”全市共批捕11464人，提起公訴10250人。1986—1990年司法部門共收嚴打申訴案件2262件，其中改判709件。申訴人數約占被提起公訴人數的22%。這就是說，至少有近1/4的被公訴人員不服判決。讀者看到了這些數字自然就能明白其中存在的問題，不需要作者多講。

比如，社隊企業。蘇州的鄉村工業的發展是比較超前的。蘇南地區的社隊企業曾經被稱為“蘇南模式”，和浙江的“溫州模式”雙星并輝，受到學界高度評價。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看到許多討論“蘇南模式”的文章，都說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巨大成就?！疤K州當代史”明確記載，截至1978年，蘇州地區社隊企業總數已經超萬家，社隊工業總產值17.65億元，占全區人民公社農副工總收入的51.67%，全區農村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時間比全國整整提前了10年。它告訴我們，蘇州社隊企業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就相當發達了。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看法。我對20世紀70年代蘇南地區以及揚州地區的社隊企業是有所了解的。1974年我去過蘇州東山，在那里做社會調查，寫畢業論文。當地水果豐富，有一個果醬廠，還有其他廠，農民收入不錯。1975年我作為中共江蘇省委工作隊的成員到過揚州地區江都縣的二姜公社，那里的社辦廠也很興旺。有的大隊還從社隊企業的盈余里拿錢出來補貼農業，集體種田用的電、化肥、農藥都從這里出，減輕了農業的負擔，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如果忽略了這些情況，歷史記載的真實性就要打折扣了。有一處關于華國鋒的記載也很有意思。書中記載說，1980年6月2日至4日，華國鋒視察了蘇州地區的社隊企業并且題詞：“社隊工業大有可為，要越辦越好?！边@個事情雖然不大，但是給我們以很深的啟發：客觀地看待某些人、某些事，說道理非常容易，做起來常常很難。

當然，“蘇州當代史”作為一種探索，一種地方通史轉型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還存在一些將來再版時可以考慮修改的地方。比如，它包括上、下兩卷，上卷到1978年，下卷從1978年開始，上、下卷的銜接部分就存在少量交叉的內容。這是本書分期方法帶來的缺陷。比如，還有一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小毛病。但是，這些問題瑕不掩瑜，讀者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關于當代地方通史研究的一點思考。

我讀了“蘇州當代史”，感覺這套書做了很好的探索，積累了很好的經驗，這些成功的經驗具有規范性意義。今后，我們在編撰地方當代史的時候，應該注意什么？我認為，主要就是要像“蘇州當代史”這樣突出地方特色。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雖然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國家的法律政策是統一的，各地的政治進程是基本一致的。但是應該承認，由于各地地理、物產、人文、風俗的不同，各地的社會風貌、文化傳統、發展水平還是有很大差異的，這種差異往往就是地方特色。地方通史不僅要寫出與全國的一致性，還要寫出與全國的不一致性，也就是要寫出地方特色。如果全國那么多省、市、縣寫出來的通史，都和國家通史的面貌差不多，我認為這就是失敗的。要突出地方特色，就需要處理好地方與國家的關系，地方與當地傳統的關系，地方與其他地方的關系。敘國家之有，彰國家之無；敘傳統之常，彰傳統之變；敘他地之有，彰他地之無。

我對蘇州是很有感情的。我第一次到蘇州是1974年，當時有兩位老鄉分別在蘇州大學（時為江蘇師范學院）政教系和蘇州電力中專讀書，我找他們玩兒。我們到觀前街去，那里早點店的餛飩有將近20種。我當時就感嘆，蘇州人真幸福?。。ㄐβ暎┬〉臅r候我在家鄉，早點只吃過燒餅，店里有陽春面，可是沒有餛飩，更談不上那么多品種。由于窮，燒餅都很少吃，更沒去店里吃過陽春面。1973年，我到南京讀書，吃得最多的還是燒餅、油條，現在南京市民的早點主打還是燒餅、油條、饅頭、鴨血粉絲湯之類，不過也有一些高檔的早點店了。1975年我再次來蘇州，住在東山，也常到市里來。那時蘇州市內還沒有大馬路，沒有這么多高樓，還是小庭院、小巷子、石板街、梧桐樹。到了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家家戶戶門口都擺著矮桌子、竹躺椅、小凳子，桌子上放著酒盅、酒瓶和花生米之類的小菜。我真羨慕他們的小日子。（笑聲）那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這種日常生活就是蘇州市民生活的歷史傳統的體現，應該也是我所看到的蘇州小市民的快樂生活。

從這個例子我就想到一個問題，中國當代是從1949年開始的。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毫無疑問，蘇州也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1949年為分界，之前是1912年以后的一個連續的過程，之后是1949年之后的一個連續的過程。在這兩個過程中間，究竟是如何變化的，有過哪些裂變，有過哪些銜接？2004年我到蘇州，走在那段所謂“兩路夾一河”的地方，看到的是小橋流水不見了?，F在來蘇州，我相信蘇州的早點還是一流的，但是觀前街上還有一二十種餛飩么？社會在發展，生活在變化，它在帶給我們無比興奮的同時，肯定也會給我們帶來種種遺憾。也許這些興奮和遺憾就是我們歷史學家的興趣點，就是我們要通過千辛萬苦的研究去尋找的歷史的密碼。我相信，沿著“蘇州當代史”的方向繼續前進，以后各個地方的當代通史會越修越好；“蘇州當代史”的作者會在現有成就的基礎上，為繁榮蘇州歷史文化作出更大的貢獻；讀者也會從所讀到的地方歷史文化著作中汲取到更豐富的智慧。這就是我或許也是眾多讀者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