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懷坦蕩胸懷寬的李維漢

※文/銀笙

習仲勛同志曾在回憶文章《深切悼念李維漢同志》中說：“維漢同志謙虛謹慎，襟懷坦蕩，敢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于自我批評。他的一生經歷了建黨以來中國革命的全過程，飽經風雨，有著正反兩方面豐富的經驗。他曾對我說過，一個革命者最重要的是不犯路線錯誤。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從不隱諱，并且經常進行自我批評，態度誠懇。我對他這種嚴于律己的精神深為敬佩?！?/p>

一

1935年9月至10月，陜北發生了錯誤肅反，劉志丹等一大批陜甘邊根據地的黨政軍干部，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營以上干部和陜甘邊蘇區縣以上干部幾乎全部被捕，致使200多人被錯殺，西北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北，聽說這件事馬上派李維漢、賈拓夫作為先遣隊進行調查。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灣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下寺灣會議），決定派黨的審查委員會書記董必武、組織部長李維漢、宣傳部長秦邦憲、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長王首道、賈拓夫和中央軍委保衛局科長劉向三等同志組成黨務委員會，前往陜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及時糾正。毛澤東還叮囑王首道說：“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1月7日，劉志丹等蒙冤同志全部釋放，陜甘根據地轉危為安。

1935年12月，剛剛落腳在瓦窯堡（今延安市子長縣）的黨中央面臨重大抉擇。夏秋間，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華北事變”，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12月9日，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中共該怎么辦？黨中央決定組織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李維漢代中央起草了有關文件，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不論什么人，什么派別、什么武裝隊伍，什么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他還大膽提出改變富農策略，爭取、改造民團，推動民團轉向抗日等。

1936年12月起，李維漢歷任中共陜甘省委書記、中央群眾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等職。他和賈拓夫主持研究陜甘寧邊區及周圍區域的統戰和民族問題，專門成立了回回民族問題研究組，進行調查和研究。起草了《關于回回民族問題提綱》，組成3個巡視組去關中、隴東、三邊考察，成為黨開展回族工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導性文件，成為中國共產黨系統地研究少數民族問題的開端。

二

李維漢同志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1916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同毛澤東、蔡和森等同志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同趙世炎、周恩來等同志一道組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由毛澤東、蔡和森介紹成為最早的黨員之一。1923年4月，李維漢同志接替毛澤東同志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后改稱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書記，領導工運、農運，有力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李維漢與瞿秋白、蘇兆征同志一起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常委。隨后，他和瞿秋白主持召開了著名的八七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在中央的領導，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總方針的歷史轉變。

1928年3月，中共六大以后，李維漢任中央巡視員、中共江蘇省委兼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書記等職。1933年被派赴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部長，中央黨校校長等職。長征中，任軍委二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他擁護遵義會議決議，克服千難萬險，勝利到達陜北。

三

當全國知識青年紛紛奔赴延安時，培養干部的陜北公學應運而生。為突破辦學條件限制，解決糧食困難，中央組織部決定在接近鐵路的旬邑縣花宮村建立分校。1937年5月，擔任校長的李維漢只帶著一個馬夾子行李，和學生一起步行，一起勞動，在2100多畝荒地上實現自給自足，不到一年培訓了3000名學員，許多人成為革命和建設的骨干。他不僅是資深革命家，也成為嚴厲的教育家。1939年，李維漢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長，創辦了第一個教育科學研究機構。

1941年，經毛澤東同志提議，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協助林伯渠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他按照黨中央“精兵簡政”方針，組織起草了《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和《政紀總則》等文件，堅決貫徹“三三制”原則，主動聯系李鼎銘、賀連城、霍子樂等黨外人士，為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陜甘寧邊區建設成“模范抗日根據地”起到重要作用。

1949年后，李維漢任全國政協秘書長、政務院秘書長，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統戰部部長等職，就國家體制問題提出重要意見。他經過大量調查研究，認為我國同蘇聯國情不同，俄國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50%，而我國少數民族只占5%左右。俄國少數民族聚居集中，我國少數民族大都同漢族或其它民族雜居。俄國經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許多民族實際上已經分離為不同國家，不得不采取聯邦制；而我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平等聯合，不能實行聯邦制，建議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黨中央采納了李維漢的建議，他主持起草的《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明確載入歷次憲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和基本制度。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被推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秘書長，提出了一份由各黨派、區域、軍隊、人民團體和特邀代表等5個方面共600多名代表組成的名單，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賞，說李維漢“出的力最大”。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談判時，阿沛·阿旺晉美與李維漢都是首席談判代表。當時，阿沛·阿旺晉美心理壓力很大，李維漢對他反復解釋，鼓勵他堅持走愛國道路，終于達成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使祖國大陸實現了統一，這是中國共產黨解決民族問題的偉大成果。此后，兩人建立深厚的友情。李維漢幫他的幾個孩子到北京民族學院上學，和夫人吳景之幾乎每個星期都要把孩子們接到家里，像親生父母一樣關心照顧他們。直到李維漢去世多年后，年事已高的阿沛·阿旺晉美夫婦，每年過春節都給吳景之拜年。

1953年，我國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基本上完成了各項民主改革的任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步驟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成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任務。這年春季，李維漢率領調查組，到武漢、南京、上海等地進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寫出《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得到黨中央充分肯定，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和平改造，成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李維漢作出了重大貢獻。

四

上世紀50年代后期，由于反右斗爭逐漸擴大化，黨外人士思想壓力很大。李維漢與全國工商聯主委陳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黃炎培等商量，建議采取“神仙會”的方式來解決思想方面問題，讓大家講老實話、講心里話，堅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主義”，緩和了緊張氣氛，得到民建和工商聯采納，并推廣到其他民主黨派和各地工商界、知識界。

李維漢同志不僅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創議者和執行者，也是黨的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論家和領導者。1950年他主持制定《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籌辦中央民族學院試行方案》，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有力推動了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1952年，他在總結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經驗的基礎上，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成為我國第一部關于民族問題的立法。上世紀60年代初，他先后撰寫《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爭取勝利的一個法寶》《中國各少數民族和民族關系》等7篇理論文章，產生了廣泛影響。他還十分重視做好宗教工作。培養了一批有地位的領袖人物和接班人以及愛國高級知識分子。

改革開放后，李維漢堅決擁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堅決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正確地評價黨的歷史，維護黨的威信。在耄耋高齡、身患重病的情況下，仍然以“我是采薪憂不盡，殘年有志惜晚晴”的心態筆耕不輟，系統地撰寫革命回憶錄。在撰寫革命回憶錄中，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注重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字里行間充滿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崇高精神，不隱諱或推卸自己歷史上的缺點和錯誤。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以個人經歷和工作關系為線索對黨史、國史的某些方面進行研究性的著述，史料豐富，分析具體，已成為研究革命史和黨史的重要參考。

延安整風時，他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研究院新聞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負責中央研究院整風學習的領導。王實味因為在墻報上寫了《矢與的》等諷刺性雜文，康生下令將其逮捕后被冤殺。幾十年后他一直堅持為其平反，臨終前仍拜托溫濟澤“王實味……問題……要搞清楚……要對他負責……對他的家屬……子女……負責?！睆淖约旱挠H身經歷中，他深刻地總結說：“1927年以后的農村暴動差不多都有過火行為”，左比右好的觀點長期存在，不少人認為“左”是站著斗，右是跪著降，怕右不怕“左”。自己在歷史上曾3次犯“左”的錯誤，后來卻又成為“左”的犧牲品。

李維漢是中國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會活動家。他的一生不謀私利，實事求是，嚴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評，甘做人民公仆。他是廉潔奉公的典范，實事求是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