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域社會資本對村干部的激勵效應
——兼論不同激勵方式相對重要性

亓紅帥 ，王 堯 ，王征兵*

(1.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2.陜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西安 710000)

引 言

村干部具有國家代理人與村民當家人的雙重角色[1]，與政府、村民構成委托-代理關系，分別負責貫徹執行國家政策及行政任務，處理村莊公共事務，對政策執行力度、行政效能以及村民收入、公共品供給和公共服務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2-5]。目前，村干部實然角色并不能滿足政府與村民期許，一些村干部消極應對、選擇性執行、亂執行行政任務；還有一些村干部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扮演著村政的撞鐘者[6]、贏利型經紀人角色[7]。村干部實然角色反映了村干部激勵明顯不足。在基層治理現代化與鄉村振興戰略雙重背景下，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健全激勵村干部干事創業機制，村干部激勵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村干部激勵方式主要包括政府行政控制、村干部工資、村民自治制度三種形式[8]。作為村干部的委托人，政府通常通過限制性規則等行政程序與監督兩種行政控制方式推動村干部執行行政命令。限制性規則規定村干部行政程序，約束村干部行政行為，對村干部的激勵有限。政府監督試圖通過各種上級檢查、考核評比，即治理錦標賽的強監控-強激勵模式，激勵村干部承接行政任務[9]。然而過多過濫的政府檢查使村干部疲于應付，削弱了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且行政成本較高，耗費大量資金與行政資源，只能保證重點任務的選擇性執行[10-12]。村干部工資來源于縣級財政與村集體收入，是政府與村民激勵村干部的重要手段，裴志軍利用CGSS數據發現薪酬決定主體與水平，決定村干部角色定位[13]，王征兵、寧澤逵、郭斌等學者指出工資顯著正向影響村干部工作積極性[14-16]，而村集體收入匱乏使得村干部工資主要來源于縣級財政，村干部工資水平低且為固定工資，低固定工資只能保證村干部低激勵水平。作為村干部的另一委托人，村民主要借助村民自治制度激勵村干部。村民自治制度通過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的正式制度安排，賦予村干部決策管理權力，滿足村干部成就、權力、歸屬動機，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優勢，是激勵村干部的主要方式。學者孫秀林利用6個省95個村莊微觀調查數據，證明村莊民主促使村干部角色定位傾向于社區利益代言人[17]，王征兵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規范化村治制度能明顯提高村干部工作積極性[15]。然而目前村民自治主體虛置[18]，村民自治制度實際運行水平較低[19]，極大地制約了其激勵效果。

村域社會資本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表征村莊社會基礎優劣，決定著村民自治制度運行水平，因此提升村民自治制度激勵效應的關鍵在于村域社會資本。村域社會資本具有價值生產能力，對人的激勵、預期和行為產生顯著影響[20]，能有效發揮村莊聲譽機制，進而提高村干部為村民服務的內在動機以及面子、聲望等社會性收益。實地調查發現，低村域社會資本村莊，村干部留任意愿較低，甚至部分村莊無人愿意擔任村干部。村域社會資本還可借助村莊緊密的社會網絡有效識別村干部能力，傳遞村干部努力工作信息，規避村干部偷懶卸責行為，進而解決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田野觀察發現，單姓小村往往具有緊密同質的社會網絡，其村干部工作積極性往往高于其他村莊。由此可見，村域社會資本的激勵規范、信息分享作用，能有效緩解村干部行政化、選擇性執行等激勵不足問題，是現有村干部激勵方式的重要補充；相較于其他激勵方式，村域社會資本具有穩固性、成本低、精準性的優勢。

研究村域社會資本對村干部的激勵效應，對于解釋村干部工作積極性與村域社會資本的關聯現象，豐富集體社會資本理論與激勵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已有研究積累了豐碩的成果，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礎與參考，但仍有以下不足：從研究內容上看，學者多關注政府控制、村干部工資、村民自治制度等正式制度的激勵效應，關于村域社會資本對村干部的激勵效應研究也多從村域社會資本的某一維度進行剖析，村域社會資本激勵村干部的作用機理研究有待深化，且不同激勵方式的相對重要性有待拓展；從研究方法上看，村干部激勵研究多以個案分析的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相對較少；從研究數據上看，樣本數據局限于某一縣，代表性并不能得到充分保證，其研究結論在其他區域是否成立有待考察；從研究結論上看，村域社會資本可影響村民自治制度等變量，已有實證研究遺漏村域社會資本變量，將造成村民自治制度等變量的估計偏誤，研究結論有待商榷。針對以上研究空白與局限，本文利用分層隨機抽樣調查，獲取了陜西、河南、河北3省135個村383名村干部微觀調查數據，剖析村域社會資本激勵村干部的作用機理，使用計量模型實證分析村域社會資本及各維度對村干部的激勵效應，并考察不同村干部激勵方式的相對重要性，為優化村干部激勵機制提供理論依據與決策參考。

一、理論分析

(一)村域社會資本概念界定

學者將集體社會資本定義為群體社會聯結、信任以及促成集體行動的群體結構方式[21]。該定義強調社會資本的集體性質，沿襲了普特南對社會資本信任、網絡、規范的分析框架[22]，并逐漸被廣大學者認可。村域社會資本是一種特殊的集體社會資本。村民由于生活生產半徑的重疊，具有共有治理的自治需求和共同的社會記憶，不得不重復互動博弈，在地緣、血緣以及親緣的高度結合下，具有強烈的認同感、高度的信任和密集、同質、封閉的社會關聯[23]。根據集體社會資本定義，借鑒已有村域社會資本相關文獻[24-27]，結合村莊社會的特征，學者將村域社會資本定義為促進村莊集體行動的村域認同、村域信任、村域網絡[8]。村域認同指村民對村莊的認同程度，借鑒組織認同文獻[28]，主要包括村民歸屬感、村莊成員感以及志愿行為，是集體社會資本的群體結構方式，決定村莊價值生產能力水平[29]。村域信任指村民間的人際信任以及制度信任，人際信任指村民間的信任水平，制度信任指村民對自治制度、村干部的信任水平[30]。村域網絡包括非正式村域網絡與正式村域網絡，描述村莊社會網絡的結構屬性，屬于集體社會資本的群體社會聯結。非正式村域網絡指因血緣、地緣、親緣等形成的村民社會網絡；正式村域網絡則指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村莊合作組織參與網絡。

(二)村域社會資本對村干部激勵作用機理

村域社會資本通過內在動機驅動機制、村民合作機制、信息分享機制有效激勵村干部(見圖1)。內在動機驅動機制方面，村域社會資本可通過村莊共同愿景、社會記憶增強村干部成員感、歸屬感，形塑村干部利民偏好，建立村干部與村民的情感紐帶，增強村干部的承諾，從而提高村干部為村民服務的內在動機[20]；同時借助價值生產能力，增加村干部面子、聲望等社會性收益[6]，從而提高村干部受村民認可的內在動機；還可借助熟人社會的村域網絡，有效識別村干部類型，提升村民選舉機制的甄別能力，篩選出具有高內在動機的村干部。村干部內在動機則可有效提高村干部滿意度，進而提高村干部留任意愿。

圖1 村域社會資本對村干部激勵效應作用機理

村民合作機制方面，村域社會資本發揮價值生產功能，提高村民公共品自愿供給意愿，利用信息優勢，限制村民搭便車等投機行為，提高村民信任預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強村民集體行動能力，提高村民合作水平[30]，吸納政府支持，使得村干部更容易獲得較高的工作成績，滿足村干部成就需要，進而增強村干部工作滿意度與留任意愿。

信息分享機制方面，村域社會資本利用村域網絡分享村干部工作的“閑言碎語”，村干部偷懶卸責等機會主義行為更容易被發現，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道德風險問題能夠得到緩解，進而實現對村干部的問責和有效激勵村干部[31]。

綜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村域社會資本及其各維度正向影響村干部留任意愿。

假設2：村域社會資本及其各維度正向影響村干部工作滿意度。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為課題組2018年對陜西、河北、山東3個省份村干部的分層隨機抽樣調查，3個省跨越東中西3個區域，具有一定的區域代表性。根據縣級經濟發展水平，分別在3個省份各隨機選取3個縣，并在每個縣隨機抽取15個村，每個村抽取2～6名村干部(本文村干部僅限于村支部、村委會、監委會成員)。剔除無效樣本后，最終獲取3個省9個縣135個村383份問卷，問卷有效率為95.75%。

(二)村域社會資本測度

根據上文對村域社會資本的界定，使用已有研究開發的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的村域社會資本量表[8]，將村域社會資本分為村域認同、村域信任、村域網絡3個維度(見表1)。村域認同主要包括村莊歸屬感、村莊成員感以及志愿行為。村域信任主要包括制度信任與人際信任，其中制度信任分為村民自治制度信任與村干部信任。村域網絡主要包括正式村域網絡與非正式村域網絡。村域社會資本屬于村級變量，其各題項數值由各村村干部原始調查數據加總平均獲得。經檢驗得知，Cronbach’s α 系數為0.805，調研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KMO值為0.767，Bartlett球形檢驗和LR檢驗值達到0.05顯著水平，調查數據適合因子分析；根據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獲取3個公共因子，3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0.741，較好地解釋了村域社會資本各指標信息。此外根據斜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將3個公共因子分別命名為村域認同、村域信任、村域網絡，其與理論預設相符，村域社會資本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

綜上所述，村域社會資本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與效度。使用因子得分法分別得出村域認同、村域信任、村域網絡3個因子的具體水平，將因子方差貢獻率占累積方差貢獻率的百分比作為權重，綜合3個因子求得因子總得分，得到村域社會資本總體水平。

表1 村域社會資本量表

(三)因變量與其他激勵方式變量測度

本文因變量為村干部激勵強度，借鑒已有學者研究[14-15]，使用留任意愿、工作滿意度進行表征，賦值方式見表2。工作滿意度的測量主要有單一整體評估法以及綜合評價法，學者指出兩種方法同樣有效，本文使用單一整體評估法[32]。調查數據顯示，村干部留任意愿平均為3.258，村干部留任意愿一般，村干部工作滿意度平均為3.543，村干部工作滿意度相對較高，總體來看村干部激勵強度有待提高。

村干部其他激勵方式主要包括政府行政控制、村干部工資、村民自治制度。政府行政控制方面，政府檢查次數反映了政府對村干部的監督水平，是政府行政控制的主要方式，因此選為政府行政控制的代理變量。選取村干部實際工資表征村干部工資，為便于回歸結果的分析，將該變量單位轉變為萬元。隨著國家對村民自治制度的強制推行，村民代表會議作為村民自治的最高權力，其開展次數表征村民自治制度的運行水平，因此借鑒孫秀林、Oi等的做法[17,33]，使用村民代表會議次數表征村民自治制度運行水平。

(四)其他變量設置

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村莊特征變量、個體特征變量以及省份虛擬變量，具體設置方式(見表2)。村莊特征變量方面，選取總戶數、村干部人數、人均純收入作為控制變量。村干部人數增加可能減少每個村干部工作量，進而可能正向影響村干部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戶數表征村莊規模，村莊規模增加可能導致工作量增加，工作滿意度與留任意愿降低。人均純收入代表村民收入，往往表征村干部任職的機會成本，因此人均純收入減少可能負向影響村干部工作滿意度、留任意愿。村干部個體特征方面，選取常見的人口特征學變量衡量，主要包括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村主任、村支書、監委會主任作為一把手，具有更高的權力與成就感，因此可能正向影響村干部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選取村干部職位作為控制變量。村干部任職時間越長，越愿意留任，越可能有更高的滿意度，因此選為控制變量。此外，選取省份虛擬變量控制不可觀測異質性。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模型與結果分析

(一)實證模型選取

1.Bioprobit模型。Bioprobit由Li和Tobias提出，類似于二元Probit模型，是有序Probit模型的擴展，模型使用最大似然法估計。當回歸方程誤差相關時，相對于分別估計，使用Bioprobit進行聯立估計，具有更小的標準誤，聯立估計更加有效[34]。模型設置如下：

… …

2.相對重要性分析。相對重要性分析由Isareli[35]提出，利用不同解釋變量對決定系數R2的貢獻程度，旨在探究不同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相對重要性。Isareli考慮解釋變量的相關性，以變量對R2的邊際效用衡量解釋變量的貢獻。具體來言，解釋變量Xk對R2的邊際效用可以表示為：

其中，S是不包含變量Xk的其他解釋變量。去掉某個解釋變量后，回歸系數通常會變化，估計系數以*表示。另外，變量Xk被剔除順序不同，對R2的邊際效用有所不同。為此，使用J！種剔除方式獲得的估計結果的平均值，作為變量Xk的相對重要性指標RI。

(二)實證結果分析

1.回歸結果分析。村干部激勵回歸結果見表3,模型1為基準模型，模型2加入控制變量考察村域社會資本對村干部留任意愿以及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模型3考察村域社會資本3個維度村域認同、村域信任、村域網絡對村干部留任意愿以及工作滿意度的影響。3個模型對數似然值顯示模型擬合較好。分別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檢驗得知模型均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為防止異方差導致的估計失效，模型均使用穩健估計。3個模型athrho值顯示留任意愿、工作滿意度回歸方程的隨機擾動項非常相關，另外Wald檢驗非常顯著，說明使用Bioprobit聯合估計比單獨估計更好。

表3 村域社會資本對村干部激勵回歸模型結果

模型1回歸結果與模型2回歸結果均顯示，在1%顯著水平下，村域社會資本對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村域社會資本越高，村干部留任意愿越強，工作滿意度越高，村干部工作積極性越高。實證結果與研究假說一致。模型3回歸結果顯示，在1%顯著水平下，村域認同對村干部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村域認同越高，村干部越愿意留任，工作滿意度越高，村域認同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應。在5%顯著水平下，村域信任對村干部留任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村域信任越高，村干部留任意愿越高；村域信任對村干部工作滿意度影響為正，但不顯著。根據模型3村域認同、村域信任回歸系數，村域認同激勵效應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網絡對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滿意度影響不顯著，原因在于，較高的村域網絡可能意味著村莊存在家族勢力與派系斗爭，阻礙村干部開展工作，進而負面影響其工作滿意度與留任意愿?？傮w來言，村域社會資本正向影響村干部留任意愿以及工作滿意度，是村干部激勵的有效方式。

其他激勵方式變量方面，政府檢查對村干部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原因在于政府檢查次數越高，村干部需要承擔的政務越多，村干部疲于應付檢查，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降低，因此該激勵方式應慎重使用。與王征兵等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15]，工資對村干部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換言之，較高的工資能提高村干部工作積極性。村民代表會議次數對村干部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原因在于村民代表會議次數越多，村民自治制度水平越高，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村干部偷懶卸責受到約束，村莊集體行動水平提高，村干部成就感、聲譽與同事關系滿意度越高，因此工作滿意度與留任意愿越高。以上結論表明村民自治制度對村干部具有激勵作用，與已有研究結論相符[14-15,17]。

控制變量方面，模型1和模型2控制變量結果大致相同，以模型1回歸結果為準。村干部人數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可能原因在于村干部人數越多，每個村干部平均分擔的任務減少，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越高。是否一把手對村干部留任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原因在于一把手具有更高的權力以及成就感，留任意愿更高。任職時間對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任職時間越長，村干部越熟悉工作，工作滿意度和留任意愿越高。省份虛擬變量回歸結果表明，相對于河北，河南省留任意愿更低，與田野調查相符。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使用兩種方法進行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4。第一種方法，改變變量的測度方式，如模型1與模型2所示。上文村域社會資本及其各維度通過因子得分法獲得，此處則通過計算各指標的均值獲得村域社會資本以及各維度的具體數值。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具體而言，村域社會資本為量表所有指標的均值，村域認同為村莊歸屬感、村莊成員感、志愿主義題項的均值，村域信任為人際信任、村干部信任、自治制度信任題項的均值，村域網絡為正式網絡與非正式網絡題項的均值。如模型1和模型2所示，村域社會資本、村域認同與村域信任對留任意愿、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村域網絡對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滿意度影響不顯著，回歸結論與上文一致。第二種方法，改變回歸模型，使用Oprobit模型分別估計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模型，如模型3與模型4所示，模型結果與上文回歸結果一致。通過兩種穩健性檢驗方法發現，研究結論非常穩健。

(四)不同激勵方式相對重要性分析

為便于分析，本文借鑒連玉君做法[36]，不僅使用了相對重要性RI值以及指標排名，還使用了Krasikova等人標準化了的RI值[37]。具體來說，計算各變量的RI與RI總數之比，作為標準化貢獻程度。這個標準的優點是使所有解釋變量標準化程度貢獻總和等于1，變量間相對重要性容易比較。相對重要性結果如表5所示，影響村干部留任意愿的各個變量相對重要性排序為村民自治制度>村域社會資本>工資>政府檢查，RI值分別為0.051、0.036、0.034和0.003，變量對擬合優度R2的邊際貢獻為40.92%、29.19%、27.61%和2.28%。影響村干部工作滿意度的各個變量相對重要性排序為村域社會資本>村民自治制度>工資>政府檢查，RI值分別為0.034、0.030、0.016和0.003，變量對擬合優度R2的邊際貢獻為41.15%、35.42%、19.37%和4.05%。以上相對重要性分析表明，村域社會資本與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勵最重要的兩種方式，政府檢查相對重要性最低。

表5 不同激勵方式相對重要性分析結果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基于陜西、河南、河北3省135個村村干部調查數據，使用Bioprobit模型實證分析了村域社會資本及其各維度對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剖析了村域社會資本激勵村干部的作用機理，比較了不同激勵方式的相對重要性。主要研究結論如下：(1)村干部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分別為3.258、3.543，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滿意度水平較為一般，村干部激勵強度有待提升。(2)村域社會資本通過內在動機驅動機制、村民合作機制、信息分享機制激勵村干部。實證結果表明，村域社會資本正向影響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滿意度，即村域社會資本對村干部有顯著的激勵效應。(3)村域認同、村域信任正向影響村干部留任意愿和工作滿意度，村域認同的激勵效應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網絡對村干部留任意愿和工作滿意度影響不顯著，即村域網絡的激勵效應不明顯。(4)相對重要性分析結果表明，村域社會資本、村民自治制度、工資、政府檢查對村干部留任意愿模型R2的邊際貢獻分別為29.19%、40.92%、27.61%和2.28%，對村干部工作滿意度模型R2的邊際貢獻分別為41.15%、35.42%、19.37%和4.05%。村域社會資本與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勵最重要的兩種方式，工資激勵貢獻度次之，政府檢查激勵貢獻度最低。

以上研究結論得出以下政策啟示：(1)基層治理現代化與鄉村振興戰略雙重背景下，目前政府過多檢查、低固定工資制以及村民自治制度低效導致的村干部激勵不足問題亟待解決，亟需提升村干部留任意愿與工作滿意度，激勵村干部干事創業。(2)政府控制成本較高、可持續性差，只能保證部分行政任務的強激勵水平，政府檢查負向激勵村干部，因此，應謹慎使用該激勵方式。(3)村干部工作目標的模糊性、多維任務關聯性、工作效果的滯后性以及工作績效的外生性使得固定工資制成為最優契約安排，不可隨意將由固定工資制轉變為績效工資制，且應根據縣級財政、村莊集體收入實際情況確定村干部工資水平，減少不必要的開支。(4)村民自治制度低效運行制約了村干部工作積極性，應著力提升村民自治制度運行水平，發揮其低成本、高效率優勢。由于提升村民自治水平難度較大，因此，應著力提高村域社會資本。(5)村域社會資本作為德治的重要內容，借助激勵規范、信息分享作用，能有效激勵村干部；相較于其他激勵方式，具有持久性、低成本、精準性優勢，是現有村干部激勵方式的有效補充。因此，有必要將村域社會資本視為一種有效的治理手段，積極培育和利用村域社會資本，增強村域認同和村域信任，正確引導村域網絡，緩解其他激勵方式的激勵鈍性，加快德治與自治的有機融合，協同激勵村干部擔當作為，助力鄉村治理現代化與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