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條”與“暗號”：巧妙結構的鄉土敘述與現實批判
——讀李佩甫《生命冊》

梁盼盼

2012年，李佩甫出版《生命冊》，依然是寫鄉人的生命狀態，寫鄉土經驗與城市文明的對峙與碰撞，寫人的異化。然而，作為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生命冊》顯然希望能為鄉人/現代人的奮斗提供希望。

小說面臨著守成與突破的雙重難題：鄉村/城市的相互對立、相互滲透在小說中如何布局與體現？主人公吳志鵬的鄉土記憶與城市焦慮是何種關系？小說要如何同時對鄉土文明與城市文明展開批判與分析？小說尋找到了意象化與結構性的呈現方式：“白條”與“暗號”?！鞍讞l”是源自于恩義的債務與責任；“暗號”是警訓與教訓，是“我”反思前行的精神資源。

一、“白條”與“暗號”——兩個核心意象

小說開頭就提出了人活著的“背景”與“關系”，但并不止于討論人情為表、利益為里的權力網絡，而是延伸至鄉土民眾性格、人倫、人情及它們對個體的影響與形塑。那么，鄉人構成了“我”什么樣的“背景”，“我”與鄉人們構成了怎樣的“關系”？

小說的第一個核心意象與敘事線索是“白條”?！拔摇背錾蟮谌炀统闪斯聝?，在支書老蔡主持下吃百家奶、百家飯長大；學費由各家平攤，讀大學是村人逼著老蔡找的關系。一切恩義與債務總領于老蔡；鄉人來找“我”辦事，經常手持老蔡書寫的白條，托“我”辦事的電話亦可視為“白條”的變體。然而“我”曾為逃離請托的電話辭職遠行；“白條”幾經輾轉，時有延遲，卻終能抵達，提醒我往日的恩情與永恒的債務。

“白條”成為了小說的敘述線索與結構方式。單數章主要敘述“我”與突入城市后的友人(駱駝)、情人(梅村)的生活；雙數章(第十二章除外)主要敘述鄉人們的人生經歷。兩種平行敘述以“白條”作為紐結：自老蔡為尋找三女蔡葦香向“我”求助，白條便源源不斷發到“我”手里；梁五方每次都能帶來一張，有偽造之嫌；蟲嫂五張，“一張是二國考大學的時候寫的，另一張是為三花找工作時寫的……還有三張是蟲嫂收破爛時，她的三輪車數次被工商局沒收的事”；有關杜秋月的五張，兩張幫他“跑事”，三張幫其妻劉玉翠跟他打離婚官司；幫春才推銷豆制品的七張?！鞍讞l”將鄉人的活動與“我”的生活，將“我”的歷史與現實紐結到一起，標示為恩義與債務的關系。

另一核心意象與線索是“暗號”：“我”以鄉人的人生故事編制歇后語，以提醒規勸駱駝。這套暗號誕生于“我”與駱駝制訂向書商老萬討債的策略的時刻，其應用卻遠超出這一事件。實際上，這套語碼的編制方式非“我”獨創，而來自無梁村的風俗，可理解為“我”對鄉人思維方式的繼承。這種由個體命運構成的警訓，成為了“我”的精神資源，使“我”與駱駝走上了不同道路。

“暗號”使對鄉人的敘述與對“我”、駱駝及“我們這個時代”的敘述構成了相互對照關系，使前者成為審視、反思與批判后者的參照與資源。由此，小說在結構上更具整體性，其反思更具厚度與力度。

二、駱駝與“我”——鄉土經驗對城市文明的現實批判

“我”與駱駝是相互對照的一組人物。二人都有著艱苦的過往、強烈的欲望、報答鄉里的意愿。但駱駝身有殘疾，身負兄長為保全他而死的精神重負，具有重構宏偉的自我形象的意欲；并未背負如此之重的來自鄉人的恩義與債務，也未諳熟鄉人們平凡卑微卻又極具悲劇性的人生，因而未能從中獲取警訊。于是，駱駝難以把握分寸，難以察覺“過頭”，不設“底線”，不知何時“面臨危險，立即回頭”。其人生的失敗，印證了“白條”與“暗號”的有效性。

小說將駱駝的心理與行為模式概括為“搶”，認為這源于其天性的急躁，亦來自時世氛圍。應當說，小說對駱駝的急躁性格與“搶”的塑造讓人印象深刻，對于情緒氛圍的渲染極具感染力，但其現實性與可信性卻存在可商榷之處。小說所敘述的駱駝的“商業行動”，主要是錢權交易，不僅通過名、利、色，更可能通過滿足其“行善”之志，攻陷干部。這恰如對《羊的門》的官場故事的重述，只是視角由“守方”轉移到“攻方”。但僅以此類敘事塑造“商界”，卻顯得單薄了：一是缺乏對“權力場”的敘事建構，無法指明這些行為的結構性，二是正常商業活動的缺席，無法構成“商界”。于是，駱駝的“搶”，無法真正落實為對“時世”的有效指認。

另一方面，“平原三部曲”所長，在于以鄉土作為人的性格形成的地場。然而，駱駝的鄉土與歷史僅以三言兩語交代；“我”的主觀視角敘述又限制了對其內心的刻畫。這使得駱駝的急躁性格與焦灼欲望，缺乏個人歷史及社會文化背景的支撐，顯得乖戾而空蕩。這一形象的虛浮，使得小說的批判難以落到實處。

借助“我”于車禍中視力受損的隱喻，以及在眼科病房內邂逅的病友的形象及病因，小說對“搶”這一“時代病癥”作出了象征化的表現。然而，與其說“搶”是時代的病理機制，不如說是其最直觀的癥候。僅指出其危險性，未深究其社會結構性成因，則“鄉土經驗”也僅幫助“我”在價值判斷上對此進行翻轉，未真正成為分析性、批判性的思想武器。

三、作為精神資源——鄉人群體與鄉土經驗

小說對城市文明的批判未能盡如人意。所幸其以“暗號”引出的對鄉人的人生敘事，并非僅是上述批判在鄉土世界的投影，而有具體與豐富的內涵。

老蔡、梁五方、蟲嫂、杜秋月、吳春才，都曾有跨越城/鄉的經歷，都曾因愛情/情欲陷入困境。老蔡本是戰斗英雄，自愿到無梁村當了上門女婿，成為了無梁村的支書與鄉村社會中的“老姑父”，然而，愛情迅速消磨，二人在仇視與爭斗中度日。匠人梁五方因參建“龍麒麟”出名，與李月仙戀愛結婚，建了新房，卻因為“各色”遭遇“運動”，失去房子，與妻子離婚，走上了上訪之路。最后，這位“上訪專業戶”住進了鎮上的福利院，卻又儼然變成了算命高人。蟲嫂家窮，靠小偷小摸度日，并靠出賣身體逃脫，后來“自己也不把自己當人看了”，遭到丈夫與兒子們嫌棄。即便后來改變了行為模式，到城里收破爛，三個兒女全成了城里的大學生，最終仍是逝于鄉里。杜秋月本是城里的老師，因戀愛被指為“作風問題”下放，與寡婦劉玉翠成婚；平反后重新當上了老師，設計離婚，然而作派早已被村人同化，并因此失去教職；中風后復婚，依靠妻子生活。反倒是其妻生意成功，改頭換面成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吳春才本有一段朦朧的初戀，因對性的羞恥與犯罪感閹割了自己，在孤獨中生活，后來竟當上了豆腐大王，在鎮上開工廠，因不摻假反而在市場競爭中落敗，又回歸到豆腐坊的生活。五個鄉人，都曾跨入乃至穿梭于城市空間，終被此方鄉土深刻形塑了性格，鄉土顯示出了生命力與浸染力。

五個鄉人的生命狀態與精神內涵遠超出小說賦予的警示意義。在遭遇突變后，在頹唐、卑微、困苦的生活狀態中，其靈魂中仍可能存在頑強、執拗、溫暖、善意、安然。五個鄉人的形象獨特鮮活，但在鄉土小說的流脈中顯然存在著其原型，更增添其意蘊。他們五位一體，組成了鄉土人物群像。

相較于駱駝，小說對這五個鄉人的敘述要控制得更好：活潑之下的沉實，荒誕之中的諧趣，質樸之外的華彩；能夠構造微妙的細節與情景，醞釀與推進情緒和氣氛，寫出人生之中真正的無奈，透徹而又酸軟。

相較于對城市文明與時代病癥的批判，小說的鄉土敘述要更為豐富與深厚，顯示出其作為精神資源所應具備的生命力。

四、愿景與鄉愁

小說不僅把吳志鵬塑造為觀察者與敘述者，更試圖讓其成為行動者，以體現鄉土經驗在城市文明中的生命力，以及這個時代自我批判、自我療救的希望。駱駝死后，“我”成為了厚樸堂最大的股東，面臨選擇：是否回去執掌厚樸堂？但“我”是否能建構自己的行動方式，走出自己的道路？小說屢次讓“我”以一個“慢”字作為藥方，然而，如何慢下來，而又立得住，向前進？

小說描述了困境，敘述了期望，卻未能提出解決方案，相反在第十二章提到了一種“僅憑著意念，讓筷子在鍋排上豎起來，走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符號”的“陰陽術”。而“我”把自己尋找的道路，比擬為“讓筷子豎起來”的方法，并許下世代去尋找的心愿。這一方面強調了志愿的誠篤，另一方面卻提前否定了愿景實現的可能性。

為應合此種希冀，緩和迷惘與焦慮，小說最后三章沉浸于漸濃的鄉愁意緒里。這啟始自第十章吳春才未發生即已夭折的青春愛情故事：村莊的夜晚，有神秘的望月潭，家畜與鳴蟲有各自色彩的鳴叫，而春才在田野里游蕩；白天，則是以豆腐坊亙古不變的勞作填滿的日子。這是蕭紅一脈的鄉土書寫，有著落寞與悲哀，亦建構了一個似乎永遠可以復歸的前現代時空。而至第十一章，當“我”因車禍住進眼科病房，對鄉愁的渲染達到了高潮：以十二個“我懷念”，總領十二個自然段，懷念十二樣家鄉風物，描寫細密精致，優美渺遠，情緒上一波推動一波。

這幾章引入鄉愁書寫有著相當重要的功能：駱駝已死，那種急躁焦慮的情緒也隨之退散，此時若無新的情緒進入，小說的感覺可能就散了，回落了，鄉愁的引入保證了小說的情緒飽滿推進至高潮。而在駱駝死后，“我”將要占據行動者的位置，要走出新路，方案卻無從知悉，此種決志便容易顯得“空”。鄉愁則以情緒上的強度與張力，填充著這強烈的“愿”，以召喚尚未現容的“景”。

鄉土敘述與現實批判是相互纏繞的兩大文學主題。而在鄉土敘述中，恩義/債務以及精神資源是鄉土經驗的兩個理解方向?！渡鼉浴芬浴鞍讞l”與“暗號”兩個意象，組織與結構小說的敘述，指明了鄉土經驗的兩個理解方向，又使鄉土敘述與現實批判合理而機巧地結合在一起。小說對人生中悲涼與無奈境況的理解與敘述，對細節與情景的營造，對情緒氛圍的經營醞釀，見出了作家的功力，也生發了作品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