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與古希臘勞動分工思想比較

邴 檸

一、引言

古希臘學者色諾芬和柏拉圖就已經意識到勞動分工的重要性，且柏拉圖所在同時期，中國的哲學也歷經了實質性的發展，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景象。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正義與秩序、市場交換體系等等都引發了社會思考，也培育了深刻的創造性思想?！吧瞎艜r代哲學之發達，由于當時思想言論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論之所以能自由，則因當時為一大解放時代，一過渡時代也[1]?！钡聡軐W家雅思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描述，這一時期是人類歷史的軸心期，經過軸心期的洗禮，“產生了人類精神的全部歷史從此所依賴的創造成果”[2]。

18至19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指出了在社會生產中勞動分工和就業分工的必要性，而早在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就提出了不同行業的分工思想，指出市場對于個人追求私利的激勵作用，追溯到子學時代，《管子》《孟子》和《荀子》均有論述提及勞動分工這一思想。

《管子》認為國家治理的理想境界是君臣一體，《管子·君臣上》有言:“上下之分不同任, 而復合為一體[3]?！钡加袆e，必須明曉各自的職業分工。對于民眾的社會分工，《管子》中“士、農、工、商”四階層論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管子·治國第四十八》云，“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3]?！薄豆茏印氛J為四個階級的分工與民眾間的交流，不僅使一個穩定富裕的國家成為可能，而且也帶來了社會的公正。

孟子在駁斥儒生陳相“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的觀點時，闡述了勞動分工的必要性，《孟子·滕文公上》有言：“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试唬夯騽谛?，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4]?！蹦懈?、自給自足的社會分工模式處在一種生產力低下，物質匱乏的低欲望社會狀態，如果每個人都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東西，那么就會沒有任何閑暇時間，甚至危害社會發展。

中國的荀子、孟子，古希臘的色諾芬和柏拉圖以及18至19世紀的亞當·斯密都認為社會分工是人類文明的前提?！盾髯印ね踔啤吩?，“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5]?！比祟惻c其他動物的決定性區別在于他們天生的合作傾向和分工能力，可以通過階層劃分進行社會合作，這是先秦時期社會政治理論中對于分工合作系統而深刻的思考。

二、專業分工和市場交換：《管子》和司馬遷的市場秩序思想

《管子》提出集聚經濟的原則之一即同一行業集中定居所產生的知識溢出效應，是對勞動分工的進一步思考，具備重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意義?！豆茏印ば】锏诙吩疲骸笆哭r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圣王之處士必于閑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枪势涓感种?，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3]?！辈煌A層居住或聚集在一起，可以為同一職業的人互相傳播職業技術和專業精神提供便利，從而產生知識溢出，工匠間互相談論生意與成就，互相尊重知識與技能，可以帶動集體共同從事一項職業，促進技術的代際傳遞和人力資本的積累?！豆茏印こ笋R第五》亦云，“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3]?！彼鲝埐煌A層的人民聚集在一起，應于集市中進行商品交換。商品交換不僅使交易雙方受益，而且還能促進整個經濟的總體發展。盡管《管子》沒有進一步明確闡述交換如何促進社會生產每一個部門的勞動分工，但是他認為，當市場秩序良好運行時，會擴大各個部門產品需求，從而促進整個經濟體系的良好運轉。

司馬遷對于勞動分工和市場價格體系中“看不見的手”這一思想進行更為深刻的思考，著重書寫商人的作用，這在中國古代長期延續的重本抑末思想中獨樹一幟。他對市場機制和商業活動的探究始于承認追求自身福祉的“人的本性”，《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言：“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6]?！鄙倘说拇嬖诩捌浣洜I活動不妨礙國計民生，有益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追求財富也是人類的天性使然?！妒酚洝へ浿沉袀鞯诹拧酚性疲骸肮蚀r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6]?！彼抉R遷認為，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通過勞動分工，市場可以有效地協調經濟活動，使不同行業之間自發地進行市場交易，從而實現理想的商貿秩序。

當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進行分工合作，市場不再需要政治指令來計劃和約束，司馬遷主張順應無為而治的市場秩序，《史記·貨殖列傳第六十九》亦云：“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6]”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認為的市場秩序與“道”的自然方式是一致的?！暗馈币恢笔菛|方古代哲學中對事物本源的思考，是以超驗的思辨方式予以論證的形而上學?！暗馈弊鳛槭袌鲋刃蚺c原則，與亞當·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有異曲同工之妙?！翱床灰姷氖帧痹?8至19世紀被大量的歐洲和英國作者使用，通常具有宗教里神學的內涵。所以，可以假設司馬遷與亞當·斯密在涉及市場秩序此類比較復雜的自發秩序形式時，借助于某些宗教、神圣天意的觀念，用以代表其自然形成的過程。

司馬遷對市場交易的權力和公平方面的思考具有開創性，他對社會分工的起源和市場協調進行探索，這與《管子》所追求的并不相同?！豆茏印窂闹螄碚矫娴贸鰧⑸鐣止樗膫€階層，不同階層利用交換從階層分工中獲益，認為民眾的自利本性、民眾對財富的不斷追求以及家庭財富狀況的改善可以通過人與人之間分散的交換來實現，這也是維持社會分工的驅動力。而司馬遷開創了自下而上的政治經濟思想，通過社會分工來組織市場秩序，盡管道家的哲學思想在司馬遷的自由市場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他也超越了道家自給自足、勤儉節約的思想，而且對商業活動的必要性和正當性有著更為透徹的理解，百姓的消費欲望和商人對私利的追求都有助于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發展，這種思想也就驅使他采用更加自由的經濟政策。

三、自然平等和社會階級劃分的起源:荀子思想的系統分析

《荀子》在個人層面分析了專門化學習對實踐的積累，在社會層面上對階級劃分的起源和功能進行了闡述。他認為將勞動分工運用于實踐當中，專注于某一具體目的或特定任務，通過實踐積累使知識不斷專業化，可以熟練地掌握其方法與要領?！盾髯印そ獗巍酚性疲骸靶闹t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5]?！睔v史上的杰出英才并非出生就與眾不同，而是勞動分工出現在本質上相同的個體之間，個體后天沿著不同的路線，在不同的實踐中因不斷積累的努力或“打磨”而改變了其天生的本性?！盾髯印と逍А芬嘣疲骸肮适ト艘舱?，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欠翘煨砸?，積靡使然也[5]?！碑斢心康男缘呐蛯嵺`集中在單一目標上，個體間的差異就變得更加明顯，圣人也是不斷積累從而達到完善。

孟子認為人類天生的本性足以建立一個良好的秩序狀態，這也是他在儒家思想中處于獨特地位的原因?！盾髯印返淖匀黄降人枷肱c亞當·斯密更為接近，斯密提出“個人之間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遠沒有我們所設想的那么大，這些十分不同的、看來是從事各種職業的成年人彼此有區別的才賦，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7]?！彼姑苡靡晕镆孜?、物物交換來區分人與動物的習性，因此，職業的自由選擇會引導“自由平等”的狀態發生。在《荀子》的理論中，人類天生形成的本性和社會發展的差異自然導致社會分工，每個人所占據的位置不同，并不是由天賦或社會地位上產生的先天差異，而是一個人在積累與打磨中形成的結果。盡管荀子和亞當·斯密在人類社會分工的最初起源上有著差異，但是二者共同認為這種分工可以發生在自然相似或天性相同的人之間，而且不斷累積的努力可以改變天命論的觀點，意味著可以實現跨社會階層的代際流動。

《荀子》提倡通過自身不斷努力來改變天命，并且他對于人的力量和智慧的極限都有非凡的理解?！盾髯印そ獗巍酚性疲骸胺惨灾?，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5]?！笔挛锏淖匀恢刃蚴强梢员徽J識的，人有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但天生受限于一生所能學習的東西，一個人最多只能掌握“客觀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這部分恰好是實現專業化分工的方式。在社會層面上，荀子對社會階級劃分制度起源的分析，則成為每個人在專業化分工中努力發揮作用的框架，這也與他人性論中性本惡觀點有所聯系，善是通過不斷努力而獲得的，分工合作是社會文明形成的基礎。

《荀子·富國》有云：“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5]?！彪A級劃分、職業分工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若民眾離群索居、互不依靠將會面臨內憂外患，在社會形成過程中，融合和分化都有其必要性。荀子進一步采用功利主義的方法來解釋社會的起源和勞動分工，他認為民眾擁有智慧及獲取知識的能力，但社會階級結構劃分才是救患除惑的基礎，而社會階級的劃分并不應自發發展，君王才是掌管等級劃分的樞紐，“禮”是社會存在的制度保障，是國家統治的工具?！盾髯印s辱》云：“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5]?！痹谲髯拥男詯赫撝?，正義感和道德感并非民眾與生俱來的本性，君王通過建立規章制度，確立儀式原則來統治國家，為社會文明奠定基礎。因此，荀子認為社會階級的劃分來源，是由圣人(也就是君王)自上而下的設計，用以作為國家機器，而成為圣人的道路對每個人都是開放的，只要民眾通過后天努力不斷積累都可成為圣人，這一論斷也緩和了階層之間的社會矛盾。

四、古希臘思想家與荀子勞動分工思想對比

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家色諾芬、柏拉圖在勞動分工方面進行了廣泛地討論，這種社會分工思想在社會文明秩序建立時期有獨特貢獻；荀子關于社會分工和社會秩序的理論是先秦諸子中較為深刻和系統的論述，所以將軸心期中西方所產生的勞動分工思想加以比較十分有必要。對于分工專業化和市場經濟來說，先秦諸子和古希臘哲學家最顯著的差異在于他們對社會合作和勞動分工思想的起源和決定因素。

孟子、荀子都明確地把社會文明的形成建立在社會階級劃分的基礎上，社會階級的劃分又是由“圣人”或君王自上而下的設計。荀子在社會分工問題上更具有獨創性，不僅分析了君王劃分社會階級的原因，還詳細表述各階層間的禮儀制度和道德準則，引導各階層民眾的社會行為，而且打破了天命論對民眾的思想桎梏，說明君王本不是天生的圣人，而是通過后天的禮儀教化，棄惡揚善，這也蘊含著人生而自然平等的概念。盡管荀子的思想中忽略了個人選擇權利的自由和職業選擇機會均等等現代經濟學理念，但是他基于社會階級、禮儀制度和道德準則，對社會文明制度的形成做了功利主義的解釋，只有這樣君王才能建立和維持一個和平、穩定、富裕的國家。

古希臘的哲學家們與之理念大相徑庭。他們認為社會分工是城邦社會政治經濟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他們來說，不需要“圣人”來實現社會分工。古雅典是現代民主的原型，其特點是與其他城邦進行軍事或商業的激烈競爭，所以需要從事不同生產活動的個人或家庭之間相互依存，從而實現專業化與社會合作，不同個體的分工才能促進城邦的交流與發展。

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提出，城邦首先是因民眾相互依存而形成，通過勞動分工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務，節約交易成本而發展起來，“我們每個人為了各種需要，招來各種各樣的人。由于需要許多東西，我們邀集許多人住在一起，作為伙伴和助手，這個公共住宅區，我們叫它作城邦[8]?！卑乩瓐D生動地描述了城邦的最基本形式，即為了滿足對糧食、住房和衣服的需要，“最小的城邦起碼要有四到五個人……一個農夫、一個瓦匠、一個紡織工人……只要每個人在恰當的時候干適合他性格的工作，放棄其他的事情，專搞一行，這樣就會每種東西都生產得又多又好[8]?！贝送?，他認為城市應建立在進口貨物的貿易中心，要通過與其他城市的聯系和貿易才得以生存，“交換產品正是我們合作建立城邦的本來目的[8]?！?/p>

從自上而下的角度來看，分工秩序的形成是為了社會穩定與商貿往來，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則提出勞動分工與生產力發展是受到勞動力市場專業化程度的限制。盡管先秦諸子也曾把分工與交換聯系在一起，但未涉及這一層面。相比之下，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清楚地認識到了城市規模與勞動力分工之間的聯系，他解釋更大規模的城市才允許更多的職業分工，從而可以生產更高質量、更大數量的產品，“在小城鎮里，一個人要制造床、門、犁和桌子；有時還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維持生活的主顧，他就很滿意了。但在大城市，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許多買者，只從事一種手藝就足以維持生活。有時，一個人為男人做鞋，另一個人為女人做鞋；有時，有人只是把鞋縫好，有人把鞋皮剪斷，有人只剪斷鞋幫，還有人什么都不做，只是把鞋的碎片縫在一起。因此，一個人從事最小范圍的工作，必然要把它做得最好[9]?！?/p>

但古希臘思想家忽視了先秦諸子學者的分工思想中自然平等的觀念，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根植于儒家的基本原則，柏拉圖則認為是與生俱來的天賦和天性的自然多樣性導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專業化分工，“他們雖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鑄造他們的時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黃金，這些人因而是最可寶貴的，是統治者。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在農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鐵和銅[8]?！币驗樘焐煌?，各類人的特質也會代代繼承，人與人之間的這種自然差異也意味著不同職業之間流動性的巨大困難，因此，這與亞當·斯密提到的“自然自由體系”背道而馳。在這一點上，亞當·斯密與荀子的思想更為接近，個人在社會分工關系中的地位不是由于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或能力的差異，而是不同職業選擇的結果，不同的分工發生在本質相同的人之間。

作為軸心時代最杰出的社會秩序理論家，荀子的社會經濟思想從根本上是由儒家的人性觀所塑造的。他對勞動分工和社會秩序的分析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他能夠系統地闡述社會的形成是由君王自上而下的指導，另一方面以自然平等的思想為基礎，旨在建立一種穩定、和諧的理想社會。

五、結語

《管子》明確論述了同行業人員聚集所造成的知識溢出以及市場交換對生產的深刻影響，司馬遷所提出的市場機制能夠有效協調社會分工的思考也獨具開創性，荀子對勞動力專業化進行了系統地分析，并對社會階級劃分的起源提供了功利主義的解釋。特別是，荀子提到通過后天的努力與積累可以改變天性，民眾之間會出現不同的就業分工及專業化模式，提出不同以往“天命論”的開創性思想?！盾髯印返姆止に枷胍舶l展了儒家自上而下變革的理念，在政治哲學層面樹立了勞動分工思想，就分工思想而言，荀子無疑能作為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

先秦時期由于重本抑末的傳統思想，對于社會分工的思想分析還不夠全面，直到宋明理學家發展起來的新的社會分工理論，使商人和商業活動享有更重要的地位，同時對明、清市場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促進作用。對先秦儒家價值觀體系變化的研究為現代經濟分析勞動分工網絡化、長途貿易的興起以及信息時代下制造業的變革都可以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