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多恩作品在中國的研究

郭建偉

約翰·多恩作品在中國的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49年前，以零星翻譯和介紹為主，研究不足；1949年至1979年30年，約翰·多恩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幾近停滯；1980年至今，又可分為三個階段，80年代是約翰·多恩作品在中國譯介的一個高潮期，他的很多作品被收錄在相關教材中。20世紀90年代是多恩作品在中國研究的發軔期，很多開風氣之先的譯本和研究成果出現。21世紀是多恩作品在中國研究的狂熱期，大量有關多恩作品的研究論文和著作涌現，使得多恩研究更加深入。

一、1949年之前約翰·多恩作品在中國的研究寥寥無幾

這一階段對約翰·多恩作品的翻譯和介紹呈現出零星、分散的特點。關于玄學派和詩人約翰·多恩的研究，多數體現在文學史中，并且基本上只是略微提及，并未詳細展開并進行系統論述，其觀點多是國外研究成果的簡單復述和陳列，國內學者基本沒有自己的觀點提出。如歐陽蘭的《英國文學史》(1927年)、林惠元翻譯的《英國文學史》(1930年)、張越瑞的《英美文學概觀》(1934年)、金東雷的《英國文學史綱》(1937年)和柳無忌等的《英國文學史》(1947年)等。

二、1949年—1979年間約翰·多恩作品在中國的研究基本停滯

在這一階段，國內學者如楊周翰、裘小龍、飛白、樊心民、孫梁、汪劍釗、李霧野等對多恩部分詩歌進行了譯介，但是所關注的詩歌較為集中，數量上也不多，也沒有學術上的研究展開。鄭敏的碩士論文《論多恩的愛情詩》應該是國內第一篇關于多恩愛情詩的學位論文，盡管它在國外發表，也算是這一階段多恩研究少有的亮點。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一階段，中國的新詩人，尤其是九葉派詩人在研究了多恩作品后[1]，在自己的創作中開始模仿多恩的風格。游友基說“九葉詩派堅持‘現實、象征、玄學的新的綜合傳統’,其詩具有鮮明、突出的‘玄學’特征”。

此階段多恩作品在中國的研究基本停滯的原因有二：一是1956年11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審訂的《英國文學史教學大綱(草案)》中對約翰·多恩并未涉及。這從一個層面上影響了學人對約翰·多恩的研究；二是當時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的制約和影響。

三、1980年—2019年間約翰·多恩作品在中國的研究深度開掘

國內對多恩研究氛圍的形成始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

在80年代，學者劉炳善、陳嘉、王佐良、卞之琳、孫梁、吳偉仁、何功杰、何其莘等編著的外國文學史或作品選集中翻譯介紹了多恩的多首愛情詩，并進行了評注。在這些著作中，除了陳嘉之外都對多恩持肯定的態度。劉炳善稱“多恩的詩標志著其與當時所流行的詩歌傾向的明顯決裂，對他同時代的詩人有著極大的影響”[2]。

1984年，裘小龍在《論多恩和他的愛情詩》中首次向國內介紹了歐美多恩研究動態，并對其愛情詩進行了評述。他指出：“多恩的愛情詩是文藝復興后期一種獨特的產物?！逼湔撐谋粚W界稱之為國內約翰·多恩研究的開山之作[3]。

1991年，衡孝軍在《外國文學評論》上發表了《試論玄學派詩歌在英國文學發展中的歷史地位》一文，其中指出了當時我國學界對約翰·多恩研究的忽略這一事實。

1995年，傅浩發表文章對多恩的艷情詩(即愛情詩)和神學詩進行比較研究。楊周翰的《十七世紀英國文學》(1996年)一書，第一次把多恩的布道文作為文學來研究，可謂獨辟蹊徑，開拓了國內多恩研究的新視野[4]。

從整體上回顧中國學者對多恩的研究，20世紀算是中國多恩研究的初始階段。這一階段的多恩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對玄學派和多恩詩歌進行的綜合性研究：如衡孝軍的《試論玄學派詩歌在英國文學發展中的歷史地位》一文探討了以多恩為首的玄學派詩人在英國文學史中地位的變遷和重要性[5]。第二，對多恩詩歌作品個案的深入闡釋和解讀。比如胡家巒的論文《一個新世界的發現——讀約翰·多恩的〈早安〉》(1993年)和《第三種類型的“亞當”，讀約翰·多恩〈病中贊上帝〉》(1994年)，都是對多恩具體詩歌作品深入解析的范例。第三，將多恩詩歌與中國傳統詩歌進行對比研究：國內開創這種研究先河的是張旭春，其代表性成果是在90年代所發表的4篇多恩比較研究的系列論文。如在《曲喻張力結構——比較研究李商隱和約翰·多恩詩歌風格的契機之一》一文中，他將中國唐代詩人李商隱和多恩詩歌從修辭視角進行了比較研究，某種程度上為后來國內的多恩詩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和模式[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階段多恩研究仍然缺乏系統性、整體性，也沒有相關專著或者博士論文出現，然而國內學界對多恩作品的研究卻在逐步走向深入。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對于多恩的接受和研究開始風生水起，并達到高潮。國內多恩研究出現了系統化的趨勢，涌現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如沈楊所說“展現了新的研究維度和跨學科的視野”。首先，多恩研究的專著和博士學位論文顯著增多。國內出版的第一部多恩研究專著是200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李正栓的《陌生化：約翰·鄧恩的詩歌藝術》(英文版)。除此之外，還有晏奎的《詩人多恩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胡家巒的《歷史的星空：英國文藝復興時期詩歌與西方宇宙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晏奎的《生命的禮贊：多恩“靈魂三部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陸鈺明的《多恩愛情詩研究》(學林出版社，2010年)、李正栓的《鄧恩詩歌思想與藝術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熊毅的《多恩及其詩歌的現代性研究》(湘潭大學出版社，2011年)、李正栓的《鄧恩詩歌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年)、單暢的《約翰·鄧恩詩歌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3年)、吳笛的《英國玄學派詩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和晏奎的《多恩靈魂三部曲研究》(科學出版社，2016年)等11部。據筆者統計，截至2021年6月，國內共有5篇研究約翰·多恩的博士論文，其作者分別為王改娣、陸鈺明、熊毅、沈揚和汪小英。這些論文不僅角度新穎，而且能夠密切結合文本，詳細闡述多恩詩歌的藝術魅力和深邃的思想性，推動了國內多恩詩歌研究的進程[7]。其次，多恩與中國古代詩人的比較研究更為廣泛。如王改娣的《詩人不幸詩之幸：約翰·鄧恩與王維比較研究》(2003年)、《同是贈別詩，風采各不同——從文體角度看鄧恩〈告別辭：請勿悲傷〉和秦嘉〈留郡贈婦詩〉(其一)》(2003年)、孫謹的《李商隱與約翰·鄧恩可比性研究初探》(2003年)、李小均的《走向經典的必由之路——以陶潛與多恩為例》(2004年)、孟志明的《多恩與杜甫的離別詩比較》(2004年)、歐榮的《約翰·多恩的〈別離辭：莫傷悲〉和柳永的〈雨霖鈴〉的對比》(2005年)、任賀賀的《約翰·鄧恩與李賀愛情詩的比較賞析》(2016年)等論文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將多恩與中國古代詩人李商隱、秦嘉、杜甫、柳永和李賀等進行跨文化比較。同時，也出現了與現代詩人的比較論文，如艾平的《九葉派詩人與約翰·鄧恩可比性探索——從貶抑到重生的歷程》(2012年)。再次，中國的多恩研究呈現出明顯的跨學科意識。一些中國學者逐漸注意到多恩詩歌中的科學特質，并進行文化闡釋。如吳笛的《自然科學的發展與玄學詩歌的生成》(2011年)一文以多元的視角和跨學科的視野探討了玄學派詩風和17世紀人類在自然科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之間的關系。最后，中國的多恩研究呈現出系統化、宏觀化的特點。有不少中國學者開始從宏觀上對約翰·多恩在國內外的研究進行宏觀透視和梳理。如林元富的《遲到的怪才詩人——中國的約翰·多恩研究概述》(2004年)，陸鈺明的《約翰·多恩：從西方到中國》(2007年)，李正栓、劉露溪的《現當代國外鄧恩研究述評》(2008年)和《21世紀初中國的約翰·鄧恩研究》(2008年)，晏奎的《品評、頌揚與反思：17 世紀的多恩研究》(2014年)和《從多恩派到玄學派：18 世紀的多恩研究》(2019年)等。

通過梳理發現，約翰·多恩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和研究，首先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多元化特點，另外一個特點是，雖然多恩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和研究不足，但是其影響卻極為深遠，尤其是對中國現代詩人的影響，如對九葉派詩人的影響等。中國真正的多恩研究可以說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快速發展，21世紀達到高潮。然而不爭的事實是，由于各種原因，中國還缺少國外關于約翰·多恩研究成果的介紹和翻譯，也沒有出現多恩傳記的譯本，同時關于多恩作品的翻譯也不全面，譯本太少，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約翰·多恩在中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