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一本書的自白

□冉隆中

緣 起

想寫這本書，想了很多年。我說的是《滇池治水記》。

最早可以回溯到2006年。那年春天，我大約吸入了“春城無處不飛花”的過量花粉，鬼使神差，一頭就往滇池里扎——我給自己布置了一道作業題：采寫滇池。

記得當時新聞里說，滇池治理有了大起色?！芭芸凇庇浾哌@樣說，分管官員乃至昆明“主官”更是天天這樣說。某時任“主官”在昆明友城瑞士蘇黎世某條河流的碧波中暢游時甚至說，相信不用太久的某一天，他會像暢游外國的河流一樣，在滇池里劈波斬浪。

或許是受到這些蠱惑，我決定走近滇池，采寫滇池?？墒呛芸毂亲酉扔谘劬σ蚕扔谀X子做出了反應：彼時的滇池，依然是“劣Ⅴ類”，因為它是一池老遠就能聞到腥臭味的臟水。

滇池之臭，主要來自藍藻和水葫蘆的此消彼長。特別是藍藻，一到春夏，隨著氣溫上升，滇池總會大面積暴發藍藻。那時節，只要路過海埂堤壩，或坐船泛滇，目光所及，整個湖面一片混濁，一片陰綠，那懸浮的藍藻，隨便用根棍子測到的深度，一般在幾十公分——滇池污染形勢根本未曾改變。

也就在那個時間段，一次我被安排陪同到昆的中國作協某領導去安寧溫泉休息，正好途經海埂。這位曾主管某文化大省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到作協崗位后，成了散文家兼詩人兼書法家。他見到車窗外近在咫尺的滇池，自然不愿意放過近距離考察體驗的機會，于是下令停車。海埂道路狹窄，他指示司機將汽車開到海埂另一端等候，讓我陪同他徒步“走近滇池”。雖然我心中暗暗叫苦，卻也由不得我說話，只好下車。沒想到的事情隨之發生：當時的滇池正是藍藻滿湖，而海埂又是藍藻暴發最烈、臭味最重的集中區。散文家兼詩人領導下車只走了幾步，就用手掩鼻，面部表情懊悔不已，無奈汽車已經一溜煙跑遠，我只好邊走邊聽他感嘆和責問：好端端一個滇池，不是說好的高原明珠嗎？不是大觀樓長聯五百里嗎？不是三春楊柳九夏芙蓉嗎？怎么會是這個臭德性？我看出了他的滿肚子不高興，卻沒辦法代表昆明人民向他賠小心。我只是學他樣子，掩鼻疾行，并不搭腔。好在那段路也不算太長，終于上得車后，原來談興甚濃的領導變得興味索然，一路無話。我也落得清靜，心里卻說：都是滇池惹的禍——準確地說，都是藍藻惹的禍！

彈指十年過去。2016年，終于，滇池摘掉了背負三十年以上的“劣Ⅴ類”帽子！

比權威資訊更早可以坐實的其實是人的肉眼。此時我已在滇池畔棲居數年，陋室與滇池直線距離不到一公里。跟滇池朝朝暮暮的守望，已然讓我確信，滇池向好，此言不虛。于是，曾經摁下的采寫滇池的念頭，再次浮上心頭。

定 調

滇池，在清代詩人孫髯翁筆下，號稱“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語出大觀樓長聯）?，F實的滇池，真實面積逾三百平方公里。寫這樣一個大湖的前世今生，只能是“非虛構”。而“非虛構”寫滇池，這個題材和主題，據說“敏感且重大”。這就不是“私人寫作”力所能及的事情。為此，我申請了相關部門的“專項支持”。整個寫作于是按部就班地開始“走程序”——

先是填表報批、專家論證、領導平衡、立項公示……繁文縟節，按下不表。公示期滿，相關部門又立馬以最快時間、較高規格，鄭重其事地召集了像模像樣的“大綱審定會”。會議室里人頭攢動，各路大神拿著我百余字“急就章”的“大綱”，紛紛發聲且振振有詞。他們語重心長地說：寫滇池，茲事體大，非同小可，“調”必須如此定，“綱”必須這般舉，“目”必須那樣張。然后又告誡我：張三不能入書，李四必須繞行……一時間弄得我張口結舌目瞪口呆——真真切切我還一字未著，就得到了諸多諄諄教誨，這就是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現實版么？

畢竟立了項，有了跑路費，而且還開了采訪綠燈?！澳萌耸侄?，吃人嘴軟”，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既如此，我還是——且先聽吧。

至于寫作，以我以往經驗，那是另一回事罷。

書 名

凡事需名正，名正則言順。論證會上，我最先拋出的書名是：《滇池清了嗎？》。

稍微有一點報告文學常識的都知道，這個書名脫胎自《巴黎燒了嗎？》——那是新聞和文學史上的一部紀實杰作。該書作者拉萊·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爾，分別是美國《新聞周刊》和法國《巴黎競賽》記者。用作書名的這句話，來自阿道夫·希特勒于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當天，在東普魯士（臘斯頓堡）一個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總參謀長約德爾上將氣急敗壞地提出的責問。地球人都知道，后來的事實當然是巴黎沒有燒。但是在阿道夫·希特勒發出那聲責問之前，巴黎正處于岌岌可危的毀滅邊緣。毫無疑問，這個書名以及這樣的敘事開頭，富于懸念又引人入勝，讓人有即刻打開書本進入故事的濃厚興趣。事實上，《巴黎燒了嗎？》正是一部從始至終扣人心弦的紀實文學，讓你拿起來就放不下。我知道兩位作者為寫作此書，在作品的史實方面力求翔實，花了將近三年時間搜集材料；他們翻閱了美、法、德三國的軍事檔案，采訪了上至艾森豪威爾、戴高樂高級助手，以及當時的巴黎城防司令肖爾鐵茨，下至法、美、德軍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達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三十六人的親身經歷，因此使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據，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處。

我依樣照葫蘆畫瓢寫下書名《滇池清了嗎？》，其實是愿意將《巴黎燒了嗎？》視作標桿，即便力所不逮，但也心向往之。

第一個回合就敗下陣來。論證會上，一些話語權重者說：“滇池清了嗎”明顯是一個疑問句，是對滇池治理成效存有疑惑疑慮的一種表達，這樣的書名與滇池治理已經取得的巨大成績是不匹配的——至少，寫作者從書名開始就是對治理現狀懷疑和不信任的，這樣如何能夠引領讀者歡欣鼓舞并發生共情共鳴？我試圖以疑問句式的書名懸念勾起讀者關注的想法，反而被一句質疑所問住，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才有了后來更中性的書名：《滇池治水記》。

隊 伍

一想到這種受管控的寫作，采訪也有諸多麻煩，我就自作聰明，組織了個集體寫作隊伍，有點像“寫作坊”，美其名曰“老帶新”。參與者有三四個人，土生土長，熟悉滇池，熱愛寫作，而且都是女作者——想當然地以為，她們去跟相關單位和個人打交道，容易溝通。然而帶著跑了幾次，問題來了：她們都是來聽我安排的，人是來了，但是作為寫作的主體——藏在頭腦里的想法或曰主觀能動性，好像沒來。說實話我也不是一個好導師，跑得人困馬乏了，也懶得跟她們交流，彼此找不到采訪和寫作的“點”，反倒增加了共同的焦慮。終于，我這個“洪常青”帶領的“娘子軍”還沒正式進入實戰，就無疾而終。

也見到過某些紀實文學大師帶著女弟子撒腿跑得歡而且成果斐然的例子，這讓我后來捫心反思，一是不能怪我那些“女弟子”——教書界有格言“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我顯然屬于后者；二是在我看來，無論哪種寫作，都屬于老母雞下蛋，必須很私人，很私密，而我正是其中一只，換個窩下蛋都不中，更別說邀約眾人一起下蛋。

交了一點時間成本的學費后，我只好及時剎車。

采 訪

這種書的寫作，“功夫在詩外”。而所謂功夫，就是采訪。

繞滇池一圈將近兩百公里，跟滇池關聯的單位和個人，星散大湖的東南西北，一天跑幾十公里采訪是常事。最遠的一次采訪，一天下來，我跑了大約四五百公里，而且一路走州過府，翻山鉆洞——那是為了對滇池外來生態補水進行追根溯源。我在書的“后記”中寫道：“一年多來，我行程逾萬里，連續走訪了與滇池治理有關的數十家單位和數百名個人，其中既有體制內的官員學者和科技專家，也有大量民間環保人士或志愿者，以及一些普通市民或滇池沿岸原住民?！?/p>

涉滇人多、點雜、面廣，路遠不算難，最艱難的，是對人的采訪。

其中一些人，既是繞不過去的涉滇重要人物，又是有關部門明令禁止采寫的“有爭議”人物——比如，一個號稱以畢生精力專打“滇池保衛戰”的“孤膽英雄”。

在書里，為了減少麻煩，姑隱其名，我稱其為“老賈”。其實十多年前我就采寫過他，當時的他還未曾暴得大名?？缭绞嗄陼r間，此人一度名滿天下，關涉“環?！薄案袆印敝惷襟w或民間大獎，獲得無數。沒想到“老賈”還牢牢記著我。從茫茫人海中“打撈”到他，見面時他就大叫一聲：“冉作家！”然后直奔主題，向我訴苦，說他基本被人遺忘了，“就相當于‘社死’！現在，報紙、電視，以及公眾，都不找我了。這種遺忘，正是滇池走向更深苦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泵襟w和公眾（包括我）對他的遺忘，與滇池“走向更深苦難”，被他劃上了不容置疑的等號。

我問了他一個問題：“你沒有覺得，現在滇池治理發生變化了嗎？你見到的滇池，是否比最污染的那些年好轉了？”

他說：“冉作家，你屁股是不是坐歪了？你是代表政府來跟我討論這些問題的嗎？”

我有些哭笑不得。

那天，我對他說出了一句“名言”：如果滇池在污染之前，人人都像他現在一樣“捍衛”它，當然不會走到后來“談水色變”的境地；如果在滇池已經嚴重污染之后，即便人人都像他那樣只是唾沫亂飛地“捍衛”它，滇池也不可能像現在這樣較快得到重大改善。我與“老賈”不相見已十三余年了，他和我，世界和滇池，都發生了很多變化。我確實感受到他為了“滇池清”而不惜以命相搏的凜然一面，也多次聽見有人說他所做一切，無非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多年來他對滇池的執著，到了常人難以理解、他也不理解常人的地步。他對除自己以外幾乎所有與滇池環保相關的人和部門，一律都持否定態度。他只接受鮮花和追捧，而公眾以及大多數媒體卻只在滇池成為社會熱點時才會想起他來，并獻上“追蹤關注”和浮皮潦草的掌聲。其實，他也差不多一葉障目，不見滇池正在轉身變好的事實；似乎即便見到了，也不愿意接受和承認這個事實。這是一種什么心理作祟？沒有人愿意深問細想。他其實是一個“病人”——一個身體和心理有疾，既不自知，更不為人知的病人。他有一種唐·吉訶德向風車挑戰的精神。他孤獨而倔強，憤懣而偏執，此生注定了不會與人合作。然而這個世界，絕大多數的道路，都是由獨孤者所開辟，卻為合作者而預留?！袄腺Z”屬于其中哪一類呢？

他幾十年如一日地繼續著“一個人的戰斗”。他就像混入魚群中的那一條絕不吃素的“黑魚”——在給其他魚類帶來恐懼的同時，也輸送了至為可貴的救命氧氣。這位生長在滇池岸邊西山腳下某山村的“老賈”，以他微弱的一己之力，以他的堅韌存在，確實讓某些造成滇池污染的食利者雞飛狗跳，甚至驚恐不安。

一個人的戰斗，意味著無效、悲壯、獨孤求敗。但他偏偏卻有著極強的求勝心。

對于這樣一個桀驁不馴、充滿難能可貴的優點，但缺點甚至謬誤也并存的孤獨奮斗者，我花了較大篇幅來書寫、辨析，并試圖在人性的層面真實還原，但到最后，卻連他的真名也無法呈現——因為這是兩頭不討好的事情。這是我采訪寫作最“尬”的一次遭遇。我們的社會，能夠給他這樣的偏執者更多一些寬容、接納、理解、引導和幫助嗎？

即便如此，書中的“老賈”還算幸運——因其“人微”，對他的書寫大多還得以保留。而另一位落馬人物“校長”則沒有這樣幸運。

遮 蔽

“校長”是某個時期主政昆明、爭議很大、“風頭很勁”的一位官員。關于滇池治理，昆明坊間有個遠近耳熟能詳的“段子”，說“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就出自此官。關于他與滇池治理的關系，實在是退避不了，繞道不開。我先是較大篇幅地“直書”，然后改為較小篇幅地“曲筆”，再后來改為很隱晦地更小篇幅地“提及”，但最終，還是基本比較干凈地刪除了——盡管在治滇史冊上，或許在不遠的將來，可能會留下他比較濃重的一筆；但是，一本書，必須首先活在當下。當下，只好如此。

被刪除的豈止是有爭議的“校長”。采寫中我堅持認為，滇池之殤原因是復雜的，有歷史的，更有現實的，是點源、面源、內源等多種原因造成的。在書中我假托詩人的喟嘆，說：滇池與人的關系，概括來說，以前經常是水欺負人（洪澇災害以及各種水患），后來基本是人欺負水（污染湖水、阻隔湖岸以及填埋湖體等等）。由此我確定下這本書的基調：表現一個大湖向死而生的故事，一個以大湖的瀕死和新生，來拷問世道良心、檢驗人性善惡、審視官員作為的故事，一個讓人看到了滇池向好的生機和希望，雖然還遠不是結局的故事。

如何在一個事物的進行時態中展開書寫和評價判斷各種問題？我按采訪和思考的直感，曾開列出一長串“問題”清單，其中就包括關于“防止在文旅開發名義下出現過度開發滇池樓盤”的問題。事實上，關于滇池治理保護的很多問題，如同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無須“巡察”也一目了然。隨著滇池治理力度加大、水體向好、水質變清、景觀變美，湖濱地產價值陡升，各地圍繞滇池進行房地產開發的熱情再度高漲。我曾在該書某一稿中想當然地提出：在嚴格保護的前提下適度開發，在開發進程中嚴守政策“紅線”和底線，鞏固已有的難能可貴的“人退湖進”局面，各級部門和社會各界可以也必須為此進一步達成新的共識。然而在為滇池成績背書的總要求下，這些文字很快被干凈地刪除了。后來曝光的滇池東岸“長腰山”以及北岸草海片區過度開發樓盤的“災難大片”，無疑給了這樣幼稚的文字一記響亮耳光。但是我也看到，那些姹紫嫣紅又注重環保細節而且修舊如舊的古滇大碼頭、滇王水軍府……就其局部而言，于滇池復蘇、于昆明文旅振興明顯利大于害，然而還是因關聯事件，被以“整肅”的名義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刀切”，讓人莫名心疼肉疼之余，不禁想起，現實中哪里有什么“適度”啊，當下以及今后相當的時間里，“正確”才是唯一“選項”——盡管這種缺乏思辨的選項，其再度犯錯率一定會很高。

寫 作（一）

這本書寫得很撓心。先是想寫，然后無法寫；繼而是動筆之后，突然又想棄寫。

放棄的念頭，與2020年那個讓人撓心的春天有關。

那個春天，時間停擺了。好在我還可以每天到滇池邊上行走。有湖相伴，我對清朗的滇池深懷感恩，卻無以言表，更無法訴諸筆端。足不出戶且每個房間里都有書桌、電腦，卻斷然沒有寫字的一點點心緒。原來寫作者真正的書桌其實是安放在心里，心亂了，才是“世界之大，無以容留一張小小書桌”。

寫 作（二）

我曾說：這是我四十年來，成為云南人、昆明人之后，便萌生心愿想寫的一本書。但顯然，這其實也是地方某些機構想要有的書。一旦列入后者范疇，便是時下流行的所謂“主題文學”。主題文學自有其規定動作或曰“套路”，比如包括主題、題材、人物、事件以及輕重緩急先后秩序等等在內的“甲方”訴求，比如各種規避甚至是禁忌……那么問題來了：作為“乙方”的寫者，是適度堅持“民寫官書”的部分“率性”或曰創作“個性”，還是完全聽命服從“官書民寫”的種種限制或要求？我的“這一本”的寫作，如何在“民寫”與“官書”之間，也就是在自己內心所想與官方要求之間，實現一種良好的平衡？

所有的寫作不外乎“寫什么”和“怎么寫”。這個大題目還延伸出幾個小問題，比如，“我要寫”和“要我寫”。這兩者雖然殊途同歸，實踐起來卻各有側重。比如“要我寫”，它的標準可能就是有關部門（甲方）設定的：政治性、思想性、選擇性，以及甲方理解和闡釋的所謂“文藝精品”……而作為寫者，我自己也設定了“我要寫”的標準或自律：寫我經歷過的、辨識過的、思考過的、“對過眼神”即確認過的，甚至是得到心底高度價值認同的……我希望筆下的文字盡最大可能達到這些目標。而這部書的寫作，無論動筆伊始還是寫作過程中，最大的難點就是找到“我要寫”和“要我寫”之間最大的公約數。多年來類似這樣的寫作經歷，使我產生過某些幻覺，我以為自己是比較善于駕馭這類題材，并且容易找到這種“最大公約數”的寫作者了。沒想到還是很難。最初的設想很好，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實踐起來的難度遠超出了我的想象。事實上，“甲方”和“乙方”只在紙面合同的排列格式上才是平等的。權力的任性自不必說，如果權力外加那么一點點金錢，變成權利，則更可以碾壓在體量和境界上本來就見“小”的“乙方”。因此這類“合作”，“要我寫”才是王道，“我要寫”不過是寫作者的某種自我安慰劑罷了?！耙覍憽备哂?、大于、重于“我要寫”，就是這類寫作的鐵則或必須達成的“默契”?；蛟S，這也是“民寫官書”之使然和必然吧。對于這些“規律”，如果缺乏清醒認識或足夠的精神準備，我的忠告是：勿入此途。

當然，我有時也不免為自己的浮躁和自以為“聰明”的妥協退讓而懊惱甚至后悔。記得一位前輩說過大致這樣的話：創作離不開聰明，但太聰明往往成不了大作品大作家。于文學而言，寫作者如果下筆之前，對于利弊得失，什么都想得很周全、盤算得很精細，反而會丟失那些憑借直覺激發的創作正義和沖動，以及來自生活現場的新鮮感性的、個性獨特的、偶然得之的真材實料——而這些，恰恰是為文之道需要遵循的基本倫理，也是創作的出發和歸屬點。

寫 作（三）

說來有趣，本書送審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連續二十一次修改。這在我數十年寫作、十來部“非虛構”中成為唯一，直到頸椎罷工我住進醫院，也未休止。

甘苦寸心知。那足以另寫一部書，不說也罷。

就說一聲在文學范疇，那些微觀的掙扎或渺小的努力吧。

雖然“甲方”反復要求“站位”必須要高，但我以“文學是人學，新聞是事學，紀實文學正好是人學和事學的雜糅體，因此不僅要記事，更要寫人”為理由，堅持具體的行文準則和微觀的寫作之道。此外，我還反復提醒自己，不要寫成流水賬、功勞薄、表揚稿，更不要做成文件匯編，也不要寫成夢話連篇——事實上，關于滇池之治的文學寫作，這樣的先例是不勝枚舉的。

我還努力堅持，在文學和文件之間，在人和事之間，我盡量選擇前者。為了凸顯文學和人，我甚至以全書近一半的篇幅，列出“滇池十記”即十個題目（第四章、第五章），將滇池沿岸那些鮮活人物、生動場景和毛茸茸的生活細節呈現出來。以第五章當中“開海記”一段文字為例，我寫了來自大灣漁村（已然消失）的一段父女對話：

“我爹，魚兒是滇池里面的什么？”

“是滇池里的錢?！?/p>

“我爹，你就只認得錢兒！我挨你說，魚兒是滇池里的星星，船兒是滇池上的月亮?！?/p>

有讀者讀到這樣的文字，認為“作品的民俗價值和美學價值一樣充分”，“開海記”堪稱“鄉土教材”的樣本。也有熟知滇池并主導地方媒體的文人官員認為，《滇池治水記》是關乎滇池題材的文學和新聞寫作“繞不過去”的“一塊石頭”，她的分量正在日益顯現。

特別是云南作協三任主席，均審讀該書并發表了專業意見。老主席曉雪先生或許出自對高原明珠滇池的“愛屋及烏”，于2021年4月9日在《文藝報》發表長文《生態文明建設的壯麗史詩——讀冉隆中〈滇池治水記〉》，認為：“滇池治理，可以說是‘美麗云南’乃至‘美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縮影，《滇池治水記》堪稱是一部生態文明建設的壯麗史詩?！鼻爸飨S堯認為，本書主題和題材重大，是目前昆明和云南實踐“兩山理論”、在全國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拿得出手”的一個典型范例?，F主席范穩認為，“這部作品有兩個特點，一是人文氣息和時代精神貼合，二是宏大敘事與個人情感貼合。這個主題在寫作上很有難度，具有挑戰性，如何去展現滇池治理，對作家具有很大的考驗，這不僅是文學問題，也涉及到一些政治問題?！?/p>

收 獲 ？

我在寫作實踐中這些微觀渺小的努力，也換來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收獲”：在“昆明市文藝精品創作扶持資金資助項目”基礎上，《滇池治水記》甫一問世，旋即獲得2021年度中國作協重點扶持項目、2021年度“滇版精品出版工程資金資助項目”，并于2021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入選業內有關單位指導評選的“生物多樣性十大好書”，且榮登國內數家“月度好書”榜單。

也是出于“站位”之需，我在本書開篇最后一段說：“我是站在滇池東南岸長腰山頭，俯瞰滇池，回眸歷史，解剖現實，瞻望未來，讓人感慨欷歔！滇池向好緩慢轉身的這個過程，走得漫長，變得艱難，確實來之不易，彌足珍貴?！?/p>

比較尷尬的是，《滇池治水記》出版不久，我在開篇“登臨”抒發感慨的長腰山“水軍府”，卻已不復存在。

但我至今還是堅持認為，滇池，作為湖泊治理的中國樣本，它所經歷的污染攻防戰，意義空前；如果能以“非虛構”文學方式努力廓清隱含其間的經驗或亂象，則更是善莫大焉。滇池治水，正在真實地、膠著地上演著滄桑巨變的活劇。作為一段曲折而光明、總體上屬于進步的歷史的參與者、見證者、思考者、記錄者和文學書寫者，我既感到特別困惑和困難，也感到非常幸運和光榮。

比起采寫過程中的種種限制和磨難，比起作品出版后獲得的某些獎勵和肯定，當然，我更看重的還是自己心底收獲的關乎生態環境保護，也關乎“非虛構”文學創作的某些認知。僅就“非虛構”生態文學寫作而言，二十多年的治理博弈，滇池故事撲朔迷離，情節起伏跌宕，人物眾多，劇情翻轉。滇池故事是一部活態歷史。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的走向必然是符合人性的走向，歷史的深處都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人。因此，記錄和書寫歷史，本質上就是記錄和書寫人的細節和心史。

人的一生，簡而言之，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我認為，滇池治理極簡史的書寫，也可以參照這種結構，分為昨天、今天、明天三個剖面，寫作者可以從作家采訪、百姓觀點、專家視角、官員看法、問題導向等方面，講述最近五年、十年、二十年或更遠時間以來，與滇池治理有關的人和故事。

我一直認為，滇池治理的最大難題，是昆明城市環滇發展的強大動力與滇池生態承載能力有限的根本矛盾；簡單說，就是城市與人總在為自己的利好而打滇池的主意，滇池的小身板卻早已嬌喘吁吁不堪重負。

中國的湖泊治污，有一句來自頂層的名言：重點在太湖，難點在滇池。滇池與太湖都曾經大面積污染，都積重難返，但是現在都有了根本性好轉。至于治理方式上的異同，為何說滇池治理比太湖要更難？舉個簡單例子：太湖之濱有大江依托，滇池周邊卻只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小河溝。地理的歷史的經濟的人口素質的……三言兩語不能說清，書里倒是探討了一些原因，留待讀者閱讀和思考吧。

滇池治理已然發生可喜的“轉身”，未來則更值得期待。治水之路千萬條，人心思治第一條。人心才是治滇的最后一道閘門。我“這本書”的寫作意義，也許就是通過鉤沉滇池治水史和梳理“心史”，從而喚起人們心中的美好和良善：對待盤龍江和每一條入滇河流及整個滇池流域的每一滴水，要像對待自己的母親姐妹和所有親人家人一樣，從心底升起愛意、敬意，敬畏天地，愛惜萬物，這樣，滇池和昆明，以及我們置身其間的每一個人，才有真正詩意的棲居，可期的未來。

詩和美好，不僅在遠方，更在足下，在我們每個人每一天日常生活的細節中。

2021年6月21日改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