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政策推動居民消費升級了嗎？
——基于雙重差分法的實證檢驗

唐紅濤，成 凱

(湖南工商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一、引言

隨著中國經濟不斷轉向高質量發展，消費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已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聚焦到消費層面主要體現在，隨著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長，我國消費者在馬斯洛需求層次中的起點逐漸上升，從簡單滿足消費剛需到更加注重商品的品質、內容、購物的體驗等轉變。同時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能力的增強，消費者越來越傾向于境外消費。境外消費快速增長，這造成了大量的消費外流?？缇畴娚套鳛橐环N新型交易方式，更多地滿足了人民群眾個性化、多元化、差異化消費需求。2019年中國跨境電商用戶規模達到1.54億人，跨境電商零售進出口額達1862.1億元①，正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新常態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拉動消費回流、驅動消費升級的新動力。

截至2020年4月，國務院先后設立五批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以下簡稱“綜試區”)，著力在跨境電商交易、支付、物流、通關等環節的技術標準、業務流程、監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先行先試②。2020年4月，國務院決定再次新設46個綜試區，綜試區數量由2015年的1個增加到105個，輻射30個省、市、自治區，其中第三、第四、第五批綜試區輻射重點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傾斜，將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發展格局。經過六年的發展，綜試區建設已經取得重大成效，拉動了跨境電商爆發式的增長，進一步激發了跨境電商消費潛力。2019年12月，國務院下發《關于同意在石家莊等24個城市設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的批復》，文件指出，繼續實施跨境電商零售出口試行增值稅、消費稅免稅等相關政策，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這表明綜試區政策有利于加快跨境電商發展，促進貿易便利化，具有推動消費升級的政策效應。

二、文獻綜述

2014年為跨境電商元年，同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跨境電商逐步為消費升級注入新的動力，逐漸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加速器。學術界對跨境電商的研究如火如荼，大多從跨境電商影響因素、消費升級影響因素和綜試區政策經濟效果等三方面展開研究。

(一)跨境電商影響因素研究

Krugman(1979)[1]研究發現消費者具有多樣性偏好，而跨國貿易能夠交易更多差異化產品，這證明了跨境電商為何能夠蓬勃發展。楊堅爭等(2014)[2]歸納出國際營銷、電子支付、電子通關、跨境物流、電子商務法律等五個影響跨境電商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在跨境電商影響因素方面，跨境電商相較于國內電商影響因素更為復雜(Wang 和 Jia，2018)[3]，因為跨境電商交易需要經歷海關、進出口商等交易環節，而研究發現進口商、出口商、海關等正是跨境電商的重要影響因素(Asosheh等，2012)[4]。但有學者研究發現國家政策、互聯網普及率和物流發展水平是影響跨境電商發展最重要的三個因素(張偉年等，2019)[5]。進口稅收政策同樣受到學者廣泛關注，張衍斌和李洪心(2017)[6]運用CGE模型模擬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稅收政策，發現進口稅收政策短期內抑制了居民的海淘行為，但消費并沒有回流國內。而有學者認為跨境物流對于跨境電商的發展越來越重要(Hsiao等，2017)[7]，因此研究了歐盟市場距離和快遞對于跨境電商的影響(Kim等，2017)[8]，并且發現跨境電商的發展可以顯著降低與地理距離相關的貿易成本(Gomez-Herrera等，2014)[9]，進一步馬述忠等(2019)[10]詳細梳理了跨境電商降低貿易成本的機理，研究發現跨境電商確實能夠顯著降低貿易成本。

(二)消費升級影響因素研究

在綜試區政策的推動下，通過加快跨境電商交易、互聯網金融、物流等技術創新，推動創業就業，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拉動海外消費回流，從而實現消費升級。嚴先溥(2004)[11]認為，收入、供給、消費政策和消費觀念是制約消費升級的主要因素，并且可將消費升級影響因素分為內生和外生因素兩類，內生因素包括居民收入、財富和消費心理預期等，外生因素主要由技術、利率、國家政策等因素組成(杜丹清，2017)[12]。在消費升級方面，互聯網消費金融有利于擴大居民的發展享受型消費支出、優化消費結構(趙保國和蓋念，2020)[13]，通過技術創新改善供應渠道，提高物流效率，削弱消費品在地理空間上的阻礙，為消費需求提供更大的供給市場(杜丹清，2017)[12]，并且海外高端消費回流對國內規?；M升級構成驅動力(張夢霞等，2020)[14]，因此要加快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造良好的跨境電商購物環境，滿足不同階層差異化的消費需求，才能從根本上釋放消費潛力，實現消費結構升級(金曉彤和黃蕊，2017)[15]。凱恩斯學派指出，居民收入是消費升級的決定性因素，同時電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固定成本，增加了商品多樣性，提高了消費者福利(Fan等，2018)[16]。

(三)綜試區政策研究

張曉東(2019)[17]建立了跨境電商系統與經濟系統耦合模型，認為綜試區應集聚跨境電商產業，準確定位市場，優化供應鏈管理，創新人才培養體系。綜試區建設取得了積極成效，有效促進了我國外貿轉型升級(韋大宇和張建民，2019)[18]。但綜試區在核心競爭力、監管服務創新、引導產業有序發展等方面仍存在諸多問題(朱賢強和王慶，2019)[19]。在綜試區發展水平測度上，蘇為華和王玉穎(2017)[20]從三個不同維度，綜合測度了我國綜試區的發展水平，發現13個綜試區綜合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進一步通過測算綜試區跨境電商發展指數，發現綜試區之間跨境電商發展存在顯著的梯隊性(劉一覽和楊愷鈞，2020)[21]。張夏恒和陳怡欣(2019)[22]通過構建綜試區運行績效評價模型，對2018年中國35個綜試區運行績效進行評價，發現綜試區運行績效具有顯著的區域性差異，呈現出由東向西逐步遞減的趨勢。

對以上文獻進行梳理發現，現有研究認為綜試區政策是通過推動跨境電商發展間接推動消費升級，且不同綜試區發展水平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但現有文獻中綜試區實證研究相對匱乏，且集中在綜試區發展水平和績效測度上，缺少從微觀尺度樣本來研究綜試區政策的消費升級效應。因此，利用2012—2018年中國36個大中城市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綜試區政策對消費升級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模型構建與變量描述

(一)模型建立

目前國家綜試區設立共計五批，但由于第三、第四、第五批成立的時間較短，數據獲取難度較大，且從自然實驗樣本選擇的時間角度考量，將前兩批綜試區作為考察范圍，通過將2012—2018年中國36個大中城市劃分為4組子樣本，即綜試區試點政策之前的實驗組、綜試區試點政策之后的實驗組、綜試區試點政策之前的控制組和綜試區試點政策之后的控制組。通過設置du和dt兩個虛擬變量區別上述4組子樣本，其中du是分組虛擬變量，du=1代表設立綜試區的城市，du=0代表未設立綜試區的城市，dt是政策實施虛擬變量，dt=0代表設立綜試區之前的年份，dt=1代表設立綜試區之后的年份。因此，基準回歸模型設定為如下形式：

Yit=β0+β1duit+β2dtit+β3dtitduit+β4Zit+εit

(1)

其中，下標i和t分別代表第i個城市第t年，Zit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被解釋變量Yit度量了消費水平，表示第i個城市第t年的消費水平。

(二)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2012—2018年中國36個大中城市的面板數據來評估綜試區政策的影響。數據來自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市郵政管理局網站、各市歷年的統計年鑒和Wind數據庫。變量情況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及其計算方法

(三)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comsu作為被解釋變量。由于跨境網購的運輸方式主要是物流快遞，所以跨境快遞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跨境電商消費水平。從各市郵政管理局網站中發現跨境快遞數量缺失嚴重，因此借鑒張軍和金煜(2005)[23]、張錫寶等(2020)[24]的做法，將快遞總量劃分為境內快遞和跨境快遞，選取城市對外貿易量和實際利用外資額來對快遞總量進行分解。公式如下：

Packageit=α+λtradeit+βfdiit+εit

(2)

其中，Packageit代表快遞總量，tradeit和fdiit分別代表城市對外貿易量和實際利用外資額，按照以上公式得出回歸系數后，則跨境快遞數量約為λtradeit+βfdiit，分解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快遞總量分解結果

2.核心解釋變量

交乘項du*dt是度量綜試區政策的核心解釋變量，代表了綜試區政策實施后的綜試區試點城市，根據上文所述篩選出13個綜試區。

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九個部分：(1)經濟發展水平(pgdp)，選擇名義GDP與年末戶籍人口之比衡量經濟發展水平；(2)產業結構水平(rs)，選擇地區第三產業產值與名義GDP之比衡量產業結構水平；(3)政府規模(gov)，主要從財政收入方面進行考察，以地方財政稅收收入與名義GDP之比衡量財政收入；(4)信息化水平(tech)，以移動電話用戶數與年末戶籍人口之比衡量信息化水平；(5)人力資本水平(hum)，選用普通本?？圃谛W生數與年末戶籍人口之比作為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的指標；(6)金融流動性程度(finance)，選用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貸款余額與名義GDP之比衡量金融流動性程度；(7)固定資產投資水平(invest)，選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名義GDP之比作為衡量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指標；(8)物流發展水平(los)，以郵政電信業務總收入與名義GDP之比衡量；(9)可支配收入水平(income)，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3。在實證分析中，為使結果更穩健，對上述變量進行取對數處理。

表3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平行趨勢檢驗

在使用雙重差分法檢驗政策效果時，最重要的前提假設是實驗組和控制組在政策實施前具有一致的發展趨勢，如果在綜試區政策實施之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消費水平存在差異，將直接影響估計結果的可靠性。因此首先對實驗組和控制組在2012—2015年發展趨勢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分析實驗組和控制組各自的發展趨勢，進而為使用雙重差分法提供實證依據。本文參照汪德華(2016)[25]、潘勇濤和施震凱(2019)[26]的做法，在基準回歸模型中加入時間趨勢與分組虛擬變量的交乘項，相關估計結果見表4。

表4 平行趨勢檢驗

模型(1)是未控制地區效應和時間效應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交乘項的系數大多顯著，這表明如果按照模型(1)，實驗組和控制組存在顯著差異，意味著無法通過平行趨勢檢驗。模型(2)通過對地區效應和時間效應進行控制，發現各時間趨勢和分組虛擬變量的交乘項系數大多不顯著，這意味著實驗組和控制組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即滿足平行趨勢檢驗。這一結果表明通過模型(2)研究綜試區政策對消費升級影響的結果是可靠的。

(二)基準結果分析

首先考察綜試區政策對消費水平的直接影響，估計結果見表5 ，其中第(1)列為未加入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此時綜試區變量du*dt的回歸系數為1.531，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第(2)列為加入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雖然du*dt的系數值下降為0.357，但仍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加入控制變量后能夠較為精準地得到綜試區政策推動了消費升級，這一估計結果表明綜試區政策的實施使得消費水平提升35.7%。

表5 基準估計結果

綜試區政策對消費增長起到了明顯的推動作用，能不斷擴大跨境消費規模。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從微觀上看，綜試區的設立降低了跨境消費門檻。綜試區使得國際消費品和跨境消費突破時空限制，同時彌補了傳統海外代購的不足，擴大了商品供給市場，有利于簡化商品交易流程，提高交易效率，進一步刺激消費需求，擴大跨境消費規模，同時將屬于國外的消費回流到本地區，進而使得本地區總消費規模增加。第二，從宏觀上看，綜試區的發展進一步影響了居民消費函數曲線。綜試區提高了居民參與跨境電商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跨境電商創業，并增加部分就業崗位，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進而為跨境消費增加提供了可能；綜試區的建設促進了國際物流配送體系的建設和跨境綜合服務的完善，降低了跨境交易成本，進一步提升了居民總體消費傾向；綜試區的設立在一定程度上壓低了生產者剩余，提高了消費者剩余和福利水平，進而增強了居民的跨境消費意愿和傾向，為推動跨境消費規模增長提供了內部動力。

進一步分析控制變量系數發現，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消費升級，正如凱恩斯學派指出，居民收入是決定消費升級的決定性因素，隨著居民收入提高，地區居民消費能力也會逐步提升，從而形成推動消費升級的增長效應。政府規模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提高政府宏觀調控水平及政策引導能夠進一步規范跨境電商行業，保障消費者購物安全，為消費市場的蓬勃發展提供可靠保障。信息化水平的系數為正，說明信息化水平越高意味著互聯網技術的提高和信息不對稱交易的降低，使得消費者能更多利用跨境電商消費，優化了消費結構，有利于推動消費水平的上升。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和物流發展水平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和物流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跨境電商消費購買意愿，可以有效激發居民消費潛力，推動消費水平上升。金融流動性程度和產業結構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金融發展、產業結構與消費升級之間存在負相關，這說明雖然長期以來我國依賴金融和產業結構調整來推動經濟發展，但金融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并未有效提高居民跨境消費能力。人力資本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原因可能是由于選取普通本?？圃谛W生數與年末戶籍人口之比作為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的指標，對于學生而言基本無工資性收入，選擇跨境電商購物其消費水平有限，所以與消費升級之間呈現出顯著的負向關系。

(三)地區異質性分析

綜試區的發展根植于跨境電商的發展水平，對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頗多依賴。因此，受各市地理區位特征和跨境電商的區域性影響可能會導致綜試區政策效果存在差異性。為此，將從地區異質性視角展開對綜試區政策效果的進一步探討。

綜試區分布在中國東中西三個區域，這為進行地區異質性分析提供了條件。因此，本文將樣本分為東部和中西部兩組子樣本，分別表示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樣本量過小的問題，降低了異質性檢驗結果存在偏差的可能性。表6顯示了綜試區政策的地區異質性檢驗結果。

表6 地區異質性檢驗

從表6中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區對消費水平的政策效應du*dt回歸系數為1.14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中西部綜試區政策對于中西部消費水平起到了顯著的提升作用，但東部地區的政策效應不顯著。這表明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綜試區政策對于推動消費起到了積極作用，而在東部發達地區綜試區政策對促進消費并未起到較好的作用。這一結果意味著綜試區政策對消費水平的影響會因地區差異而存在區別，這可能是因為東部發達地區原本即具有強大的消費水平，而綜試區政策實施時間偏短，政策效果暫未顯現導致。從國務院頒布的第三、第四、第五批綜試區中，體現了國家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傾斜，通過進一步加大中西部綜試區的建設力度，助力中西部地區加快跨境電商發展，可以有效激發中西部地區居民消費潛力，中西部地區需牢牢抓住這一新經濟增長點，縮小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差距。

(四)穩健性檢驗

1.控制變量滯后一期

考慮到所選控制變量與設立綜試區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問題，為了降低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將所有控制變量滯后一期，進行穩健性檢驗，估計結果如表7中第(1)列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系數符號和顯著性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du*dt的回歸系數為0.278，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這表明綜試區的設立使得消費水平提升了27.8%。因此，驗證了結論的穩健性，即不存在潛在的內生性問題。

2.更改樣本時期

基準回歸主要基于2012—2018年的全樣本，但綜試區的政策發生在2016年，樣本在綜試區政策實施前的時期可能過長。同時為了避免設立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點城市對估計結果的影響，選取樣本時間段為2014—2018年，再次進行穩健性檢驗。如表7中第(2)列所示，du*dt的回歸系數為0.368，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綜試區政策推動消費水平提升了36.8%。估計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說明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擾后，綜試區政策仍然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進一步證實了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綜合上述穩健性檢驗，綜試區政策的控制變量滯后一期和更改樣本時期對回歸結果均不存在顯著的干擾，因此實證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表7 穩健性檢驗

(五)影響機制檢驗

從前述各類檢驗的結果可知，綜試區政策能夠有效推動消費升級。本文將進一步研究綜試區政策促進消費升級的影響機制，通過借鑒石培華等(2020)[27]的機制檢驗方法，考察綜試區對各類消費增長驅動因素的作用來識別其背后的原因。綜試區政策對消費水平的直接影響方面，綜試區政策可以通過加大信息化建設力度、深化政府宏觀調控水平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路徑釋放居民消費需求，推動消費升級。為檢驗各路徑的具體作用機理，研究分別采納移動電話用戶數/年末戶籍人口、地方財政稅收收入/名義GDP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變量表征相應影響路徑。

具體結果如表8所示，交乘項是重點觀察的對象，從中可知：一是設立綜試區有效增加了政府宏觀管理水平，結果顯示du*dt的回歸系數為0.145，且在10%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說明隨著綜試區的建設與發展進一步增加了政府財政稅收，有利于提高政府宏觀調控的管理水平，為消費市場提供秩序保障。二是設立綜試區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息化水平，但效果并不顯著。這主要因為綜試區著重點在于建設跨境電商信息共享體系，為跨境電商信息流、資金流、物流“三流合一”提供數據支撐，但對提高信息化水平影響不顯著。三是設立綜試區顯著提升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結果顯示du*dt的回歸系數為0.329，且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說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進一步刺激了消費市場，釋放了居民潛在消費需求，從而推動了消費規模的持續增長。

表8 機制檢驗

在綜試區政策對消費水平的間接影響方面，主要包括提升整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等內容。本文選取人均GDP指標刻畫該路徑。數據顯示，設立綜試區顯著提高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結果顯示du*dt的回歸系數為0.451，且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這主要得益于綜試區政策通過發展多種業務模式，創新工作措施，促進了跨境貿易便利化，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市場的繁榮發展，擴大了消費市場規模，有利于推動消費升級。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作為一項重大的跨境電商綜合試點政策，以跨境電商為突破口，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和業態創新，推動海外消費回流，讓消費者在國內能夠享受到海外的商品質量和價格。綜試區政策是否真正推動了消費升級呢？自設立第一批綜試區6年以來，跨境電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時也存在些許不足，準確評價綜試區政策對消費升級的作用是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問題。利用中國36個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法對綜試區政策是否促進消費升級這一問題進行了檢驗。研究結果表明，綜試區政策對消費升級有較明顯提升作用，進一步的機制識別結果顯示，綜試區政策通過加大信息化建設力度、深化政府宏觀調控水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提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等路徑釋放居民消費需求，這些因素共同檢驗了綜試區政策的有效性，最終使綜試區政策對消費升級的推動作用得以顯現。

根據實證分析，在綜試區政策的試點過程中，本文主要結論如下：第一，綜試區政策對消費升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各項穩健性檢驗證明了研究結論的可靠性。第二，從異質性角度看中西部地區綜試區政策對消費升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政策效果顯著，但東部綜試區的政策效果不顯著，這表明中西部地區應抓住跨境電商這一新經濟增長點，縮小地區發展差異。第三，影響機制分析結果表明，綜試區政策通過加大信息化建設力度、深化政府宏觀調控水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提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等直接和間接路徑推動消費升級。

(二)對策建議

針對以上研究結論并結合機制分析，提出以下對策建議：一是積極推動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政策試點，堅定綜試區是推動外貿增長的新引擎和外貿轉型的新捷徑，也是鼓勵進口消費和拉動內需的新渠道，積極探索以跨境電商產業發展推動區域產業轉型和消費升級的新型商務模式。二是加大綜試區政策的實施力度，將綜試區試點政策進一步復制推廣，積極推動綜試區政策向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傾斜，因地制宜，突出本地特色和優勢，發揮綜試區的示范效應，助推跨境電商均衡發展。此外還應根據地區和經濟發展差異，分批次、分區域對綜試區開展驗收工作。三是應當繼續深化和加強綜試區政策支持力度，加強信息化建設力度，讓跨境消費更加便捷；推動綜試區延伸跨境電商產業鏈條，通過“旅游消費+跨境電商”等措施，推動跨境電商產業和消費融合發展，推動消費高質量和高品質發展；提高政府宏觀調控水平，進一步規范跨境電商行業，保障消費者購物安全，為消費市場的蓬勃發展提供可靠保障；為居民提供就業創業機會，通過降低跨境電商創業門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提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等路徑推動消費升級，并發揮行業協會和電商平臺作用，開展質量共治，探索建立跨境電商消費糾紛解決機制。

注 釋：

① 數據來源于艾媒咨詢《2019—2020年中國跨境電商市場年度盤點及標桿企業運行檢測報告》。

② 資料來源于《國務院關于同意設立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的批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