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至隋唐時期織物翼馬紋樣來源及其成因

李細珍 孫志芹

摘要： 翼馬紋樣作為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典型的織物紋樣，不僅反映了此時期社會的審美趣味與思想情趣，更是絲綢之路暢通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例證，具有較高研究價值。文章以中國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的紡織翼馬紋樣為研究對象，通過考古出土實物結合文獻記錄，對此時期出現的紡織翼馬紋樣的來源、發展過程及其盛行的原因進行分析。研究認為：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出現的紡織翼馬紋樣直接受到薩珊波斯文化的影響，但其間接根源于希臘的翼馬形象。希臘的翼馬紋樣在傳播至西亞和中亞的過程中受到雙馬神奈撒特耶和波斯襖教文化的影響，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重塑，形成了具有薩珊波斯風格的團窠翼馬紋樣。之后隨著絲綢技術的興盛和粟特人的貿易活動帶至中國本土，中國本土民眾對翼馬紋樣的接受與當時特定的文化背景不無關系。

關鍵詞： 翼馬紋樣;織物;北朝至隋唐時期;發展過程;文化背景

Abstract： As a typical fabric patter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winged horse pattern is of high research value for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aesthetic taste and ideological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but also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hen the Silk Road was unobstructed. By taking the fabric pattern of winged horse from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to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bini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fabric pattern of winged horse in this period， as well as the reasons for its prevalence. The result indicate that the fabric pattern of winged horse appearing from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to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a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Sasanian Persian culture， but indirectly originated from the image of Pegasus in Greece; when it was spread to West Asia and Central Asia， it was affected by Nsatya， the god of two horses and Zoroastrianism in Persian， remodeled to varying degrees and formed a medallion pattern of winged horse with Sasanian Persian style. Later， with the prosperity of silk technology and the trade activities of Sogdian， it was brought to China. The local Chinese peoples acceptance of winged horse pattern was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cultur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Key words： winged horse pattern; fabric; Northern dynasties to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evelopment process; cultural background

2020年6月，中國絲綢博物館舉辦的“絲綢之路周”上一個顯明的主題形象——翼馬紋樣，引起了筆者的關注。馬作為古代人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動物，承載了人類太多的經驗和文化。大量考古資料表明，在古代的希臘、兩河流域、歐亞草原、中國的西北地區等，都發現有馬紋樣的圖騰崇拜符號。馬作為一種裝飾紋樣，其不僅出現在神話故事中，更在人們的觀念中穿行。古代世界文明幾乎都有關于馬的宗教信仰和傳說，如古希臘神話中的珀伽索斯[1];雙馬神奈撒特耶[2];中國《山海經》中的天馬[3]。這些實例證明，遍及世界的馬紋樣題材的表現并非源于人類自發性形成的裝飾審美追求，而是源于古代人類宗教和民間信仰中的共同文化現象——馬崇拜。以馬為題材的設計藝術貫穿人類古代設計史，也是中國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織錦紋樣的重要裝飾主題之一。探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紡織翼馬紋樣的淵源與傳播，對研究古絲綢之路中西文化傳播與交流具有重要意義，其不僅體現了人類文化的共有特征，也體現了各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個性。

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中國西北地區出土的織錦中經?？梢钥吹綆в须p翼的天馬形象，并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翼馬形象的出現并非偶然，因為在春秋戰國至唐朝的帝王陵墓中都發現有翼神獸，典型的翼獸形象有天祿和辟邪。關于有翼神獸的來源目前國內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外來說，另一種是本土說。以李零[4]為代表的學者通過文獻資料與考古實物分析，認為有翼神獸是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是來自西方神話中的格里芬（Griffin），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以朱希祖[5]、沈琍[6]為代表的學者根據文獻記載和有翼神獸的形象特征，論證中國有翼神獸源自本土。以上專家學者對有翼神獸來源都有著系統的論述，但有關翼馬形象的來源與傳播尚未進行深入的探討。目前，筆者僅發現李光宗在《唐代所見有翼馬與東西方文明互動》[7]一文中探討了翼馬紋樣的來源，并認為紡織翼馬紋樣的來源受希臘珀伽索斯的影響，但此文并未進一步論述翼馬紋樣從西往東的發展過程及其發展動因。另外，趙豐在《唐系翼馬緯錦與何稠仿制波斯錦》[1]一文中也認為北朝晚期到隋唐時期織物翼馬紋樣的原型就是珀伽索斯，但沒有做專門論述，此文更著重于對聯珠翼馬紋織物的織造技術與紋樣特點進行論述。因此，本文試圖以圖像學為視角，結合文獻資料和出土的紡織文物，分析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織物翼馬紋樣的來源與發展過程、紋樣形式與內涵，揭示翼馬紋樣在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盛行的原因。

1 織物翼馬紋樣的發展歷程

1.1 翼馬紋的起源

關于紡織翼馬紋樣的起源問題，趙豐[1]認為紡織翼馬紋樣來源于希臘的珀伽索斯;李光宗[7]認為翼馬紋主要受古希臘的珀伽索斯（Pegasus）和格里芬（Griffin）的雙重影響，并且有兩個傳播階段。第一階段是希臘化時期，隨著亞歷山大東征傳至東方，對中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翼獸造型方面。第二階段是絲綢之路暢通時期，翼馬紋樣在北朝晚期通過絲路經商的粟特人傳至中國，主要對中國的絲織品產生了巨大影響。從考古出土的翼馬紋樣實物的時間序列來看（表1），筆者也認為翼馬紋樣是受到希臘翼馬文化的影響，但其原型是否就是珀伽索斯還有待進一步考證，因為古希臘神話中的天馬形象并非珀伽索斯一例，而且不可否認的是，翼馬紋樣在向東傳播的過程中還受到同時期西方格里芬造型的影響。

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出現的紡織翼馬紋樣與之前在中國出現的翼獸造型屬于兩個不同的類別。首先，紡織翼馬紋樣在外觀造型上與之前的翼獸造型存在很大不同;其次，在細部裝飾、翅膀的結構上帶有明顯的薩珊波斯的元素，與之前的翼獸造型明顯是兩個不同的體系?，F藏意大利國立伊特魯利亞博物館陶罐上就有雙翼的天馬圖像[1]，翼馬前面的雙蹄做奔跑狀，即將展開的雙翼，似要向前騰飛。梵蒂岡博物館也藏有一件帶有飛翼的馬頭形陶制建筑裝飾[8]，此件作品被雕刻得莊重典雅，優美大方，整體造型古樸而神秘。此外，在意大利發現的一些希臘銀幣中有翼馬形象，這都是在西方出現的翼馬形象。此后翼馬的造型可能隨著亞歷山大東征帶到中亞地區，因為中亞和草原各民族都有對雙馬神崇拜的傳統，馬生雙翼的造型自然能被當地民眾所接受。但到了西亞受雙馬神崇拜的影響，帶翼的馬在西亞和中亞地區開始成對出現，如在巴克特里亞地區（今阿富汗地區）出土的雙馬形發飾和龍馬形吊墜，就是典型的雙馬神崇拜飾品，其中龍馬形吊墜中的龍馬帶有雙翼。此外，在中國北方天山、陰山、新疆巴里坤和內蒙古等地均發現有雙馬神造型，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出土的一件雙馬紋青銅鍍金帶扣，雙馬相對，并帶有雙翼，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影響[9]?？梢钥吹轿鞣降奈幕谕鶘|方傳播的過程中開始與當地的文化進行融合，創造出了富有當地文化特色的藝術品。

雖然翼馬形象經亞歷山大東征帶到中亞后傳到中國，但從絲綢之路正式開通至北朝早期，具有薩珊風格的翼馬紋樣織錦不見東傳。根據文獻資料的記載，筆者發現其原因之一是當時西方還未獲得中國的絲綢生產技術，這一時期主要是中國絲綢文化向西傳播，這在東西方文獻中均有體現。中國是最早掌握養蠶技術的國家，在絲綢西傳之初，西方一直將盛產絲綢的國家稱為“賽里斯”即“絲國”的意思。古羅馬的老普林尼在成于公元77年的《自然史》中記載，賽里斯民族以森林大樹上盛產的羊毛著名，他們向大樹噴水沖下羊毛，然后由妻室完成紡紗織布這兩道工序[10]?？梢姰敃r西方對蠶絲的來源并不清楚，更別說掌握絲綢生產技術了?！妒酚洝芬草d：“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無絲漆，不鑄鐵錢器?！盵11]此外，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也記載一段傳絲公主的故事：“聞東國有也……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以桑蠶種留于此地?！盵12]從出土實物來看，這一過程發生在公元3世紀前后，從那時起中亞一帶開始有了桑蠶絲綢業。蠶種從西亞傳播到歐洲據說是在查士丁尼統治時期，當時有一位波斯僧侶將蠶種藏于手杖之中帶至羅馬[13]。西亞與中亞地區在掌握蠶桑技術后，薩珊波斯地區的紡織品開始發展起來，至此，絲織品在北朝晚期開始一股絲綢文化的回流[14]。

1.2 織物翼馬紋的重塑

目前中國發現的紡織翼馬紋織錦主要分為三種：一種是無聯珠圈的成行排列的翼馬紋，這種翼馬在烏茲別克撒馬爾罕遺址的壁畫上可以看到[1];另一種為有聯珠圈包圍的成對翼馬紋及單獨翼馬紋，這種類型的翼馬在阿弗拉西阿卜古城粟特壁畫人物身上出現過[15];還有一種是有聯珠圈的，騎士、樹相結合的對稱翼馬紋。不管為何種形式的翼馬，其雙翼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征那就是翼尖卷曲朝前而不是朝后，這是明顯的中亞風格。另外，翼馬身上的裝飾較為繁瑣，有的翼馬頭頂帶冠，頸后飾有飄帶，馬的雙腿關節部位用綢帶系縛作為裝飾，有的在翼間亦裝飾有聯珠紋，這些翼馬紋樣和之前希臘的翼馬造型有很大不同（圖1）。這應是希臘的翼馬紋樣傳至西亞和中亞后，與當地的文化相融合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創造出了新的翼馬裝飾紋樣，之后隨著當地絲綢技術的發展和絲路貿易的興盛于北朝晚期傳至中國。

來自希臘的翼馬形象由馬其頓亞歷山大東征帶到波斯，隨后波斯帝國進入希臘化時期，該地區先后經歷了馬其頓帝國、塞琉古王朝和帕提亞帝國。在公元前1世紀前期，帕提亞進入“反希臘”時代，開始提倡襖教文化，到公元224年波斯人阿爾達希爾一世推翻帕提亞，建立薩珊王朝。而翼馬紋在薩珊波斯有著崇高的宗教含義，在其所定的國教襖教里，翼馬是日神密特拉的化身。此外，翼馬周圍通常有聯珠圈包圍，關于聯珠圈的淵源目前有三種說法，一說源于中國[16]，一說源于西亞[17]，還有一說源于希臘[18]。其實聯珠圈在中國早期的原始彩陶和青銅器上都有出現過，但沒有形成自覺連續的系統，也看不出其對后世藝術產生的影響[19]。而薩珊波斯的聯珠紋早已廣泛使用在各類裝飾中。并且，在襖教中聯珠象征著太陽，眾多珠狀紋樣圍成環形，象征著太陽光源。將象征著日神的翼馬紋樣放置在聯珠紋中，剛好借以強調日神發出的萬丈光芒。另外，翼馬頸部和腿部裝飾的飄帶也是薩珊波斯藝術品中常見的裝飾紋樣，可能源于王室專用的披帛，借以強調所系之物的神圣屬性，這種裝飾形式在同時代的金銀器、雕刻、壁畫和金幣中都有體現。因此可以推斷，中國西北地區發現的翼馬紋樣是經過希臘式及中亞宗教的影響，漸進式發展起來的，并通過絲綢之路上擅于經商的粟特人傳入中國。

1.3 織物翼馬紋的東傳

織物翼馬紋樣從中亞到中國西北部的東傳首先得益于北朝時期絲綢之路的暢通，這一時期絲路上的東西方交流較為頻繁，此時在絲綢之路上主要從事絲綢貿易的是受波斯文化影響極深的粟特人。作為絲路貿易上最為活躍的粟特商人，其不僅將中國的絲絹自敦煌、吐魯番運往西亞，也把西亞和中亞的胡錦銷售到敦煌和吐魯番。因此，從事絲綢貿易的粟特人將與其地區宗教信仰密切相關的翼馬紋樣經西亞和中亞帶到中國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并且，隨著翼馬紋樣東傳的同時，還有其他以聯珠為骨架的紋樣也傳入中國。這也可以從絲綢之路沿線及敦煌、吐魯番出土的聯珠紋織錦中得到印證。粟特人將翼馬紋樣織錦傳入中國后，其在紋樣組合構圖上發生了些微的變化。首先，在安底諾伊出土的聯珠翼馬紋樣在聯珠圈之間用新月紋作連接，粟特人則習慣用小花連接，而傳播到中國后，聯珠圈之間則多用方形回紋做連接[1]。其次，在翼馬的雙翼上裝飾方式有所不同，波斯系統的翼馬翅膀前側多裝飾成羽毛狀，而中國的唐系翼馬紋樣翅膀前側多用龜背紋裝飾。最后，在馬頭的裝飾上也有所不同，在安底諾伊和阿弗拉西亞卜地區發現的翼馬頭部都有冠飾，而中國的唐系翼馬紋樣馬頭的冠狀裝飾已經消失（圖2、圖3）。

此外，從西方傳入中國的紡織翼馬紋樣除了在細部裝飾上有所改變外，其紋樣在宗教語義上也已完全不同，翼馬紋在薩珊波斯地區及粟特人中的流行主要是因為其紋樣所代表的宗教信仰。而在中國大多數人并不信仰襖教，所以筆者認為聯珠翼馬紋樣在中國的傳播可能一方面是因為當時人們對其題材的喜新尚奇，另一方面可能與當時中國本土文化與思想有所共鳴。綜上所述，來自西方的翼馬紋樣隨著絲綢之路的東傳，與所經地區的文化融合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所展現的聯珠翼馬紋樣已有不同文化與藝術元素的滲入。

1.4 織物翼馬紋的衰落

通過統計已知的唐系翼馬紋樣織錦（表2），發現織物翼馬紋樣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而后逐漸衰微，到了五代和宋朝時期少見其蹤影。關于翼馬紋樣的衰落問題：首先，從紡織藝術的演變發展史來看，以聯珠為團窠、以中亞的動物裝飾紋樣為主題的織物，傳播到中國一段時間后便開始進入了本土模仿階段，這一時期有文字記載的著名紡織品代表人物之一是唐初的竇師綸，其在模仿中亞、西亞紋樣時繼承了中原傳統的設計思想，一改中亞和西亞的聯珠團窠，將花卉作為團窠環。團窠中間的動物也根據當時人民的喜好逐漸采用傳統的動物圖案，如麒麟、龍、鳳等圖案，史稱“陵陽公樣”[20]。其次，翼馬紋樣衰落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其無法深度融入中國的文化所致。筆者查閱文獻資料發現，雖然在唐朝所禁大花綾錦等赦條例中明確列出了天馬紋樣，如《唐大詔令集》卷109《禁約下·禁大花綾錦等赦》載：“其錦綾錦花紋，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卍字、雙勝及諸織造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盵21]但人們可以發現這并沒有阻斷，如龍、鳳、仙鶴、卍字紋等相關紋樣的后續發展，可想而知該政令在當時所起的作用有限。而從文化融合的角度來看，雖然唐代中國西北地區也有火襖祠與薩保府，但畢竟中國沒有形成對襖教的普遍熱情。具有異域文化特征的翼馬紋樣有著特定的薩珊波斯文化內涵，其代表襖教日神密特拉的宗教語意，難以融入以吉祥祈福、趨吉避兇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翼馬文化在這里只是吸收和碰撞，并未達到消化并創新的境界。最后，唐朝是裝飾紋樣以動物紋樣向植物紋樣過渡的轉折期，唐朝之后的宋朝雖然在絲綢生產方面有相當規模，但受宋朝重文輕武思想的影響，包括翼馬在內的各種獸類紋樣不再受到追捧，植物花卉紋樣開始興起，成為一股時代潮流。

2 織物翼馬紋盛行的文化背景

紡織翼馬紋樣在北朝晚期到初唐時期的大量出現，不僅是因為其新奇的紋樣題材與裝飾形式受到當地民眾的喜愛，更是因為這種紋樣題材和當時特定的社會文化與民間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共鳴。

2.1 崇馬文化的興起

馬在古代中國是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象征，人們常用“千乘之國”“兵強馬壯”來形容一個國家的強大。中國馬文化的肇始，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伯樂為秦穆公相千里馬。漢代，對馬的推崇和重視更為強烈。漢武帝為了提高軍隊的作戰能力，曾專門派人到西域大宛引進汗血寶馬，并為此撰寫了《天馬之歌》，標志了中國汗血寶馬文化的發端。到了唐朝，帝王對汗血寶馬的喜愛并沒有退卻，唐太宗李世民的坐騎“白蹄烏”就是一匹汗血寶馬，并且為了褒揚馬的戰功，下令將“白蹄烏”等六匹駿馬的形象雕刻于石，置于自己的陵墓之中，史稱“昭陵六駿”。唐玄宗李隆基對馬也喜愛有加，在開元年間，唐玄宗曾下令在宮廷設置“教坊”官署，專門訓練汗血寶馬為其跳舞。釋居簡《續舞馬行》詩曾詠道：“見說天元天寶間，登床百俊俱回旋。一曲傾杯萬人看，一顧群空四十萬”[22]。在此詩中，就可了解唐玄宗對馬的喜愛情況。

除了帝王之外，古代中國人對馬的喜愛還可以從當時的詩歌和繪畫作品中窺得一見。唐代著名詩人李白、杜甫與岑參都曾寫過有關汗血寶馬的詩句。其中杜甫詠汗血寶馬的詩篇有近二十首，有“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人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23]等名句。唐代知名畫家如曹霸、韓幹、韋偃等都曾用筆墨創作了一批汗血寶馬形象，如韓幹的《照夜白圖》，畫的就是唐玄宗的坐騎“照夜白”的肖像。由此可見，紡織翼馬紋樣在中國的盛行并非簡單因為裝飾題材的新穎，還源于對文化方面的追求，它與該時期人們的行為模式、信念和感情相適應。

2.2 天馬思想的繼承

漢武帝從西域引進汗血寶馬并撰寫了《天馬歌》，正是因為帝王對馬的崇拜給天馬思想的出現提供了一個契機。漢代崇尚黃老之學，特別信仰神仙學說，在神仙瑞獸思想的影響下，漢武帝因為愛馬而進一步神話馬，他將馬視為死后能送其升天的瑞獸，由此誕生了天馬思想。并且，漢代人認為天馬與龍是朋友，《漢書·禮樂志》載：“天一況，天馬行，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云，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盵24]將天馬視為龍的朋友，可以想象得到當時天馬在人們心中的重要地位，也因此創作了各種天馬形象?？脊虐l現，漢晉時期的畫像石和畫像磚均出現了不少天馬形象，有的有翼，有的無翼，卻都能騰云駕霧。此外，有關天馬思想的作品也反映在漢代的織錦上（圖4），1995年在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的漢代“長樂明光錦”上就刻畫一仙人乘坐于一匹天馬上，天馬被云氣紋包圍著，神態超然，似在仙界閑庭信步[25]。墓葬中出土的這些天馬形象，可以說正是天馬思想的直接反應。

在天馬思想的影響下，漢錦中首次出現了無翼的天馬紋樣，到了唐代天馬紋樣同樣受到推崇，只不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漢代無翼天馬紋樣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有雙翼的天馬形象。唐代的翼馬紋樣與漢代的天馬紋樣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繼承的是思想，發展的是形象與文化，兩者之間既有汲取也有融合。

2.3 狩獵文化的興起

狩獵是一項十分古老的社會活動，是早期人類為獲取食物而捕殺動物的一種生存方式。秦漢以后，狩獵逐漸成為王室們的一項休閑娛樂活動，到了唐代狩獵文化尤為興盛，不僅王公貴族喜愛狩獵，也為普通民眾參與喜愛[26]。唐太宗期間史書上記載的狩獵次數甚至達二十多次。據《唐會要·蒐狩》卷28載：“貞觀五年正月十三日，大狩于昆明池，潘夷君長咸從。上謂高昌王曲文泰曰：大丈夫在世，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奸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盵27]唐太宗認為大丈夫在世，樂事有三，第一是天下太平，第二便是狩獵活動，可見唐太宗對狩獵活動是鐘愛有加的。

唐朝時期也出現了大量以狩獵為題材的藝術形象。例如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墓都出土了不少狩獵俑，章懷太子墓中出土的《狩獵出行圖》即是對當時狩獵活動的生動體現。此外，騎射作為英勇與征服的象征，也是古代中亞和西亞人擅長并尊崇的技能。狩獵所用到的工具必然少不了駿馬，而一匹奔跑迅速的飛馬，能為狩獵活動拔得頭籌。所以，看到從西方傳至唐代的翼馬紋中，有部分是與狩獵活動聯系在一起的，最常見的造型是騎士騎翼馬并轉身射箭，被稱為“波斯射”。如日本法隆寺收藏的一塊四天王狩獅紋錦即是四個騎士分別騎在四匹翼馬上，相背反身射獵獅子（圖5）。通過分析可知，與中亞、西亞騎射文化相一致的狩獵文化的興起，是翼馬紋錦在隋唐時期廣泛傳播的原因之一。

3 結 語

隨著絲綢之路的發展，中外文化交流在北朝至隋唐時期日益繁盛，大量具有異域風格的裝飾紋樣對中國這一時期的紡織藝術造成影響，翼馬紋作為其中之一豐富了中國織物的文化內涵。該紋樣緣起于希臘的翼馬形象，在途經西亞和中亞的過程中受到雙馬神崇拜的影響開始出現成對造型，而后翼馬紋樣在薩珊波斯地區受到襖教文化影響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重塑，并成為了一種宗教符號，隨后隨著當地絲綢生產技術的興盛和粟特商人的貿易活動帶至中國的西北部，在北朝晚期到唐初時期達到頂峰。但隨著紡織紋樣的逐漸本土化，宋代重文輕武思想等影響，使得翼馬紋逐漸衰落。并且通過分析，可以發現隋唐時期翼馬紋樣的盛行與當時社會的文化風氣與背景是分不開的，崇馬文化與狩獵文化的興起及天馬思想的殘存都為翼馬紋樣在中國的流行奠定了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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