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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匱要略》北宋官刻原貌探究*

2021-03-19 02:27付陽張承坤沈澍農顧培杏
中醫學報 2021年3期
關鍵詞:篇名醫書金匱要略

付陽,張承坤,沈澍農,顧培杏

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

《金匱要略》為東漢張仲景述、西晉王叔和集、北宋林億等詮次之書[1]。其前身為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中發現的3卷蠹簡,名為《金匱玉函要略方》。北宋政府召集儒臣校訂醫書,孫奇、林億等人對《金匱玉函要略方》進行了大規模的詮次整理,刪除該書傷寒部分,將單獨成卷的諸方分列在相應條文之下,又把散落在其他醫書中的張仲景方增補進來,最終形成定本流傳至今。

所謂定本,徐光星認為在經北宋林億等人校正之后,《金匱要略》的內容和體例基本歸于統一,因而可以稱作是定本[2]。傳世的《金匱要略》皆屬于定本,但諸本之間仍有差別,由于其北宋官刻分為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大字本和紹圣三年(公元1096年)小字本。因此,既往研究常以大、小字本兩個系統來區分金匱要略的版本[3]。小字本系統現僅存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吳遷抄本(以下簡稱吳遷本),而除吳遷本外則屬于大字本系統,并以鄧珍刊本(以下簡稱鄧珍本)為祖本[4]。筆者在此前研究中證明了鄧珍本對《金匱要略》官刻做了全方位修改,屬于元代民間重編本。因此,鄧珍本及其衍生的各傳本都已失去宋版原貌,不應再繼續稱之為大字本系統;而吳遷本最大程度保留《金匱要略》北宋官刻原貌,它是《金匱要略》現存最正宗、最權威的傳本[5]。由于吳遷本具有這樣的特點,所以能通過分析吳遷本以對《金匱要略》北宋官刻進行一定程度的還原。

1 書名

《金匱要略》傳世各本存在多種書名,如《新編金匱方論》《新編金匱要略方論》《金匱要略方論》《金匱玉函要略方論》《金匱要略方》等[6],其中吳遷本的書名《金匱要略方》比較符合歷史記載,應當是北宋官刻原書名。元代官修《宋史·藝文六》記載:“《金匱要略方》三卷,張仲景撰,王叔和集[7]?!睍c吳遷本完全一致。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記有“金匱要略”[8],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金匱要略》三卷”[9],皆與吳遷本書名更加相近,僅少了一個“方”字,而宋元時期省寫醫書最后一個“方”字的現象并不少見,如《遂初堂書目》便將《外臺秘要方》記為“外臺秘要”,此可為例證。

既往研究受到鄧珍本書名及宋臣序言“依舊名曰《金匱方論》”的影響,多認為北宋大字本書名本是《金匱方論》或《金匱要略方論》[10],至刊行小字本時方才改為《金匱要略方》,然而在元代以前《金匱方論》之名卻不見任何記載[11]?,F已確定鄧珍本非大字本,而是一種民間修改重編的俗本。因此,《金匱方論》應當是改編后的書名。吳遷本書末附有北宋國子監牒文:“今有《千金翼方》《金匱要略方》《王氏脈經》《補注本草》《圖經本草》等五件醫書,日用而不可闕,本監雖見印賣,皆是大字?!边@段文字亦可見于傳世《脈經》所附牒文[12],二者皆明確記載大字本之名是《金匱要略方》。由此可見,北宋官刻《金匱要略》的書名正是《金匱要略方》,先后刊行的大、小字本的書名并無差別。

2 篇名及篇章順序

《金匱要略》共25篇,各有篇名。當今通行的鄧珍本系統諸本篇名參差,有的寫成某病“脈證治”,如“痙濕暍病脈證治第二”“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13],這樣的情況還有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一共9篇;時而寫成某病“脈證并治”,如“瘧病脈證并治第四”“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第五”,這樣的情況還有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二共12篇[13]。對比同為宋臣整理的仲景醫書,《傷寒論》病證諸篇統一為某病“脈證并治”[14],《金匱玉函經》病證諸篇則為某病“脈證治”[15],都沒有出現混用的情況。能夠最大程度反映北宋官刻面貌的吳遷本,其篇名也沒有出現參差錯亂的情況。除了未列治法的第一篇、雜療、飲食禁忌等4篇之外,其余諸篇皆作某病“脈證并治”,格式齊整且與《傷寒論》相同。由此可知,北宋官刻《金匱要略》之篇名應當是統一作某病“脈證并治”的,政府官修醫書不應連篇名格式都未得一律。參差錯亂的篇名應是后世鄧珍本重編修改的結果。

此外,北宋官刻《金匱要略》的篇章順序也與現今通行的鄧珍本有所區別。這主要體現在“雜療方”上。吳遷本的“雜療方”屬于卷中第二十篇,而在鄧珍本系統諸本中“雜療方”則在卷下,且位于婦人3篇之后,飲食禁忌兩篇之前。

目前,沒有直接證據可以明確宋版“雜療方”的位置,但通過梳理一下宋臣整理的過程,可以得到一個傾向性的看法。宋臣整理該書的序言說:“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于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辨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而后“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所自雜病以下,終于飲食禁忌”。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金匱要略》全書除首篇具有綜論性質外,此后第二(痙濕暍病)至第十九(趺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蛔蟲病)都是治療某種類雜病的專篇,按吳遷本,第二十篇為指向較為紛雜的各種應急之方,統稱為“雜療方”,具有在各類雜病基礎上補遺的性質。在體例上井然有序:截至第二十篇“雜療方”,是舊本中卷分拆為兩卷,而后再列婦人病三篇,在位置上,是對舊本“下則……療婦人”的延續。鄧珍本將“雜療方”后移,可能出于兩個考慮:一是該篇在中卷時,下卷的篇幅偏??;二是“雜療方”篇與最末兩篇(禽獸蟲魚禁忌、果實菜谷禁忌)內容上都具有偏“雜”的特點。但“雜療方”篇本質上是治病篇,與末兩篇內容差別很大,因而并不具備并列的基礎。由于吳遷本是公認忠實抄錄北宋小字本的[16],因此,北宋官刻《金匱要略》的“雜療方”位于卷中第20篇的可能性大。

還有,鄧珍本的目錄中,各篇名多采用簡稱,而吳遷本目錄采用了完整篇名,證明了其具有官方莊重的格式。

3 方名及藥名

鄧珍本屬于民間俗本,其刊行應當屬于商業行為,有常見壓縮版面的行為。如在吳遷本中條文都是分列的,一個條文寫完,則另起一列繼續新的條文;鄧珍本則將多個條文連續在一起,不同條文間以“○”隔開。北宋官刻《金匱要略》乃奉圣旨開雕,刊行數量極少,顯然不會考慮壓縮版面的問題,因此,條文分列的可能性較大。在鄧珍本系統諸本中,許多方劑的名稱都為簡寫,如“橘枳姜湯”“甘姜苓術湯”“苓桂術甘湯”等,這樣的方名省寫約是南宋才開始流行起來的。而吳遷本中這些方劑則都完整寫作“橘皮枳實生姜湯”“甘草干姜茯苓白術湯”“茯苓桂枝白術甘草湯”。苓桂術甘湯方亦見于宋臣整理的仲景醫書《傷寒論》,且完整寫作“茯苓桂枝白術甘草湯”,并未省寫。這些都可以證明,北宋官刻《金匱要略》的方劑名稱并未出現省寫的情況。

吳遷本的一些藥物名稱也與鄧珍本系統諸本不同,例如鄧珍本多次出現“川椒”“川烏”等藥名,吳遷本中則作“蜀椒”“烏頭”且全書無“川”字?!笆瘛睘榻袼拇ǖ貐^古稱,“川”這個簡稱則不早于北宋[5]?!秱摗分幸嗖挥谩按ā弊?,這反映出,北宋官刻《金匱要略》的藥物名稱應該沿用著古名。除“川椒”“川烏”外,鄧珍本中的“陳皮”在吳遷本中皆寫作“陳橘皮”,應當也是北宋官刻保留下來的古貌,這些更加古老的藥名對于追溯仲景醫籍原貌具有重要意義。

4 藥物炮制與藥量書寫特點

表1 吳遷本與鄧珍本藥物炮制對比舉例

通過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吳遷本的藥物炮制明顯詳于鄧珍本。這種詳細記載藥物炮制方法是中古時期方書的特點,所以很有可能是北宋官刻《金匱要略》的原貌。鄧珍本省略了許多文字,一方面,可能出于上文提到的壓縮版面考慮;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宋元時期藥材飲片市場逐漸走向成熟的影響[18],患者可以直接購買炮制好的飲片,無須到用之時再臨時加工,因此,不再贅言炮制加工方法。

此外,通過表1還可以發現,吳遷本藥物的用量是使用大寫數字的,如“壹兩”“叁兩”“拾貳枚”等,考察其全書,凡方中的藥量數字都是使用大寫,而其他位置的數字依然使用小寫。這種藥量用大寫數字的習慣與北宋官修《圣濟總錄》完全一致(圖1),二者可以共同佐證北宋官刻《金匱要略》藥量書寫的特點。

圖1 《圣濟總錄》卷七十九

5 參考醫書及注文

林億等整理《金匱要略》時參考了大量其他醫書,可知其中有一部分以所附注文的形式寫在了書中。吳遷本中所附參考醫書如下:《金匱玉函經》《備急千金要方》《肘后救卒方》《外臺秘要方》《經心錄》《傷寒論》《深師方》《諸病源候論》《古今錄驗方》《近效方》《崔氏方》《小品方》《集驗方》《千金翼方》《脈經》《刪繁方》共16部,比鄧珍本所載多出了《傷寒論》《經心錄》《集驗方》《刪繁方》等4部。這16部醫書中有些在今天已經失傳,但通過吳遷本可以推測在北宋政府召集儒臣整理《金匱要略》時,這些醫書可能還存在,并且能夠被宋臣查閱。

《金匱要略》中的注文除了附列醫書外,還有多種功能。吳遷本卷中《雜療方第二十》三物備急丸方后附注“已下并附方”。附方是林億等人從其他醫書中搜集來的張仲景方,目的是“附于逐篇之末,以廣其法”。因此,在雜療方這一篇章中,除柴胡飲子和訶黎勒丸出于《金匱要略》的前身《金匱玉函要略方》,其余22首方劑皆為附方,是宋臣從其他醫書中搜集來的[19-20]。這條僅見于吳遷本的注文對于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北宋官刻《金匱要略》具有重要意義。

6 其他

值得注意的是,吳遷本中還反映出北宋官刻《金匱要略》存在一種特殊格式,即一般情況下,各方用藥X味,其方后就會寫道“右X味……”但當方名已經體現藥物數量時,如“厚樸七物湯”“厚樸三物湯”“三物備急丸”等,方后直接寫“右藥”而不再贅言具體幾味。鄧珍本中這種特殊格式只見三物備急丸方一例,恐是對北宋官刻《金匱要略》進行重編修改時遺留下來的痕跡。

吳遷本中還有一些有毒藥物的使用也值得注意。如大烏頭煎中用烏頭15枚,而鄧珍本則只用5枚;吳遷本赤丸方用茯苓、半夏、細辛、烏頭、附子、射罔6味藥,鄧珍本則刪去了附子、射罔兩味。烏頭、附子、射罔等藥物皆是有毒之品[21],吳遷本中所反映出來的,或許就是北宋官刻《金匱要略》繼承張仲景對有毒藥物的認識及使用方法。

綜上所述,可以初步建立起北宋官刻《金匱要略》的面貌:它的正式書名為《金匱要略方》;全書分為3卷,共25篇,各篇篇名較為整齊統一;書中所列方劑名稱書寫完整,一些藥物也保留了較為古貌的名稱;藥物炮制方法記載詳盡,藥物用量全部使用大寫數字;該書編撰時參考了北宋時可能尚存的包括《經心錄》《集驗方》《刪繁方》等在內的多種醫書,它們都通過注文的形式附列;在方名已經能夠展示藥物數量時,該書方后不會再贅言數量有幾味。

由于北宋官刻《金匱要略》原書未能流傳至今,現在已經無法一睹其真正面貌,通過分析和研究吳遷本,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還原北宋官刻《金匱要略》的面貌。這樣的還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可以通過吳遷本來構建《金匱要略》北宋官刻相對準確的原貌,為將來尋找更接近宋版原書的文獻提供幫助;第二,可以更加接近仲景醫書之古貌,完善仲景學術流傳發展情況,啟發當今中醫科研與臨床思路;第三,可以根據林億等儒臣校訂《金匱要略》的特點,如編寫格式、參考醫書等,來管窺校正醫書局整理其他醫書的情況,豐富這一時期的醫史文獻研究資料。

此外,刊行于元代的鄧珍本為何會對北宋官刻進行大幅度重編修改?這些改動是否受到當時醫學知識發展或者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影響?重編修改后的《金匱要略》為何比北宋官刻流傳更加廣泛?而它的改動又在后世對醫家診療疾病產生了哪些影響?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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