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江蘇等沿海省份中心城市經濟發展能級的思考

王進 潘 娟 湯玉簫

摘?要：?以2010—2020年中國經濟20強城市演變特征為基礎，剖析我國20強城市排位變化趨勢和中西部地區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經濟能級變化趨勢及影響因素。研究發現，經過10年的發展，我國城市經濟能級的排位在空間上發生很大變化，突出表現為中西部地區區域中心城市發展迅速，而沿海地區中心城市的發展地位和競爭力呈現衰減態勢，中西部地區區域中心城市與沿海地區城市的差距呈縮小態勢。差距縮小的原因，一是中西部省會城市首位度較高，區域內集聚要素資源能力相對較強;二是受內外部形勢變化影響，沿海省份出口導向型城市的發展動能正呈衰減趨勢;三是沿海地區中心城市的要素成本逐漸增大，部分年輕勞動力資源和產業開始向中西部城市升級轉移。未來提升江蘇等沿海省份中心城市經濟能級提升的戰略路徑，一是將科技創新作為城市發展能級提升的源動力，推動城市經濟發展新舊動能有序轉換;二是將都市圈（城市群）建設作為提升城市發展能級的重要抓手，全面增強區域中心城市經濟首位度和區域輻射帶動能力;三是將區域一體化發展作為推動城市發展能級全面提升的現實路徑，在暢通區域內部經濟循環中彰顯中心城市的擔當和作為。

關鍵詞：?沿海省份?中心城市?發展能級

區域中心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撐點和參與世界經濟競爭的結節點[1]，中心城市的經濟能級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城市在一定區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對于中小城市和一般城市而言，區域中心城市是在經濟上有重要地位、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起關鍵作用的城市，具有較強的吸引能力、輻射能力和綜合服務能力[2-3]。根據近年來《中國經濟周刊》關于中國經濟20強城市報告，可以發現，中西部地區區域中心城市特別是諸如重慶這樣的直轄市和一些省會城市經濟能級逐年提升，而沿海地區省份部分中心城市排序呈明顯下滑態勢。在當前內外部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和區域經濟格局重塑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實證分析研究一段時間以來我國城市經濟能級區域變化特征和演變趨勢，總結影響城市能級提升或衰減的關鍵因素，圍繞如何持續提高城市經濟能級和競爭力，對我國沿海省份中心城市特別是江蘇省的區域中心城市發展提出一些關鍵路徑和對策舉措，為推動沿海省份中心城市未來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

一、2010—2020年中國經濟20強城市區域演變特征

從10年來全國經濟20強城市的排位來看，經過10年的發展，我國城市經濟能級的排位在空間上發生很大變化，突出表現為伴隨區域空間格局變化，中西部地區區域中心城市發展迅速，而沿海地區中心城市的發展地位和競爭力呈現衰減態勢，中西部地區區域中心城市與沿海地區城市的差距呈縮小態勢。具體表現為：

（一）除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始終位居前列以外，其他20強城市排名呈更迭態勢

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上半年GDP核算數據，與2010年相比，北京、上海的經濟霸主地位難以撼動，始終位居前列，深圳、重慶、杭州、成都等城市排位有所上升。其中，2020年重慶GDP總量首次超過廣州，從2010年的第7位上升為第4位，廣州作為我國南部沿海開放型城市之一，排名從2015年的第3位下降至第5位。南京自2010年以來排名持續攀升，2020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南京首次進入前十強（排第9位），也是全國唯一在今年新冠疫情影響下一季度經濟保持增長的城市;天津作為京津冀地區重要港口城市，城市經濟能級排位呈下降趨勢，從2010年的第6位降為2020年的第10位。近十年來，杭州一直位列前10強，2012年從第8位下降至第10位，近年來排名基本沒有變化，2020年上半年又上升至第8位。武漢長期保持排位在全國10強城市以內，今年上半年數據顯示，受新冠疫情影響跌出10強，排名第11位（見圖1）。

（二）中西部地區中心城市排名持續上升，與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差距正逐漸縮小

2010年以來，我國區域經濟格局最顯著特征是中西部地區直轄市、省會城市發展迅猛，包括重慶、成都、西安、武漢、長沙等城市經濟總量逐年上升，GDP增速整體上高于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城市區域輻射帶動作用較為明顯，與東部地區城市之間差距正不斷縮小。盡管從20強城市的區域布局看，沒有發生較大變化，但是中西部城市與東部地區城市之間差距正不斷縮?。ㄒ姳?）。其中，成都、長沙、西安三座中西部最具代表的城市，經濟總量排序分別從2010年的第13位、18位和30位上升至2020年的第7位、16位和20位，上升勢頭明顯（見圖2）。重慶、成都已成為中國經濟20強城市的領頭羊。相比而言，東部沿海地區城市排序總體上呈下降趨勢，青島、佛山、無錫三市分別從2010年的第10位、11位、9位下降至2020年的第14位、19位、13位，下降幅度較大（見圖3）。成都排位已全面超過青島、無錫等沿海經濟發達城市。大連、沈陽、唐山、東莞等部分東部沿海地區城市2020年排位跌出20強，特別是大連從2010年的14位降為29位，下降幅度最為明顯。

（三）空間上中國20強城市以城市群內城市為主，中西部近年來部分城市亮點頻出與城市群快速發育關聯較大

從空間上看，中國經濟20強城市全部布局在城市群中，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內更是集中了60%的20強城市（見表2）。其中，長三角城市群有7個城市入圍前20強，分別為上海、蘇州、杭州、南京、無錫、寧波和南通;珠三角城市群中深圳、廣州和佛山3個城市入圍前20強;京津冀城市群中占據兩席，分別是北京和天津。相對而言，中西部地區入圍20強的城市均得益于城市群都市圈的快速發展，有效帶動了城市能級和吸納要素資源的能力。比如，長江中游城市群中武漢和長沙入圍前20強;近年來亮點頻出的成渝雙城經濟圈內重慶和成都兩個“雙子座”城市攜手雙雙入圍，此外，中原城市群、關中城市群內也均有城市入圍。

（四）10年來江蘇20強城市數量變化不大，但是城市排名除南京有上升較為明顯外，總體上排位呈下降趨勢

總體上看，江蘇作為我國沿海經濟發達省份之一，入圍中國20強的城市數量相對其他省份較多，近10年間從3家上升為4家（見圖4）。除蘇州、南京、無錫等長期位居20強的中心城市外，南通于2017年成功入圍，排位第18位，2019年跌出后于2020年上半年又再次回歸。南京作為江蘇省省會，得益于科技創新驅動下的經濟轉型升級，2010年以來排位持續上升，從2010年的第16位上升至第9位，上升幅度較大。相比而言，蘇州、無錫作為江蘇重要的制造業城市，近年來排位呈下降趨勢，特別是無錫從2010年的第10位下降至2020年的第13位;蘇州近年來發展勢頭雖然迅猛，但受外部形勢影響排位也較2010年下降了1位。

二、中西部城市崛起、沿海與內陸城市差距縮小原因

根據2010—2020年中國經濟20強城市區域演變特征，比較明顯的是近年來中西部直轄城市、省會城市發展較快，與沿海地區城市差距正不斷縮小，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中西部省會城市首位度較高，區域內集聚要素資源能力相對較強

城市首位度是衡量城市規模分布狀況的一種常用指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鎮體系中的城市發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5]。從首位度對于城市獲得要素能力的角度看，相較于沿海地區城市，一是中西部省會城市經濟首位度相對較高，一般接近或超過30%，沿海省會城市因省內多極、均衡發展等原因，經濟首位度相對較低，江蘇南京和山東濟南低于15%，不到成都一半，濟南在兼并萊蕪之前常年在10%以下徘徊（見圖5）。二是在首位度水平較高的情況下，中西部省會城市的經濟首位度仍以較快速度增長。西安城市經濟首位度從2013年的30.14%上升到2019年的36.14%，一年上升1個百分點;成都也從2010年的32.30%上升至2019年的36.5%。三是較高的經濟首位度決定了中西部省會城市可以集聚更多要素資源，擁有更強的資源調配能力。以成都市為例，截至2019年，成都市高技術企業數量為4149家、進出口總額5822.7億元、國家級開發區（含高新區）5家，分別占到四川省的73.18%、86.05%、22.73%，三項指標分別高過南京63、75、11個百分點，這也進一步說明成都承載了四川省大部分經濟發展要素，是四川省乃至西部地區重要的產業創新和開放高地。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盡管中西部省會城市的首位度較高，獲取了區域范圍內更多的要素資源，但是與省內第二名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區域空間上發展極為不平衡。

（二）受內外部形勢變化影響，沿海省份出口導向型城市的發展動能正呈衰減趨勢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對我國開放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對我國沿海地區出口導向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城市影響更大。一是多數沿海城市外貿依存度明顯下滑，外貿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持續減弱，無錫、青島、寧波、佛山、東莞等城市的經濟能級位次明顯后退，與大環境下外貿依存度下降有很大關聯。據統計，受出口影響，2020年上半年東莞GDP同比下降了1.7%。二是出口導向型城市一般以加工貿易為主，位于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間環節，在海外訂單需求大幅下滑的情況下，加工貿易為主導的城市產業兩頭在外的特征更容易受負面沖擊。三是在當前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促進的大格局下，中西部地區省會城市由于生產和消費均相對集中，在一定區域范圍內可以實現小區域內部循環，有利于中心城市經濟綜合能級的進一步提升。據統計，2019年重慶和成都兩地社會零售品銷售總額分別達到了8667.3億元、7478.4億元，超過了沿海地區南京、杭州、蘇州等城市。

（三）沿海地區中心城市的要素成本越發增大，部分年輕人開始回流，部分產業開始向中西部城市升級轉移

近年來，東部沿海地區城市要素成本呈逐年上升態勢，特別是土地成本持續提高，導致地方房產價格在國內始終處于高位，對城市的營商環境產生巨大壓力。據統計，2018年第一季度深圳、天津、南京、廣州等地畝均工業用地成本為275萬元、84萬元、73萬元、72萬元，同期成都、重慶、長沙等僅為39萬元、50萬元、58萬元，高土地成本疊加環境資源等因素的強約束，導致部分東部沿海城市企業開始在中西部地區城市尋求發展空間。當前，成都高新區鎖定的500余家招引目標企業中，除北上廣深外，主要是杭州、南京、蘇州、廣州、東莞、珠海等東部沿海重點城市。此外，近年來，包括重慶、成都、西安等城市均注重打造優惠的人才政策環境，在高房價沖擊和政策的帶動下，一些年輕人開始回流至中西部地區城市創新創業。以西安市為例，2018年全年遷入的新西安人接近80萬，學歷落戶和人才引進占總遷入人口的63.5%。

三、提升江蘇等沿海省份中心城市經濟能級提升的戰略路徑

中西部地區部分城市經濟排位的持續攀升，以至于出現重慶城市經濟能級超過廣州的現象，一方面說明中西部地區城市擁有較強的區域要素資源的攫取能力，城市經濟、產業創新、開放發展能級不斷提升，另一方面也說明沿海地區城市原有動能優勢正在衰減，近年來江蘇蘇州、無錫等城市排位均有所下降，據此，以江蘇為例，重新審視內外部發展形勢，在高質量和一體化發展的新要求下提出東部沿海地區中心城市提高發展能級的思路和創新舉措。

（一）將科技創新作為城市發展能級提升的源動力，全方位推進自主創新轉型，推動城市經濟發展新舊動能有序轉換

與中西部直轄市或省會城市相比，當前東部沿海地區城市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關鍵期，近年來國際形勢的急轉直下，“兩頭在外”傳統模式難以為繼，產業鏈、創新鏈、供應鏈受制于人，必須在“雙循環”相促進大格局下走出一條自主創新轉型的新路子，實現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一是加快提升產業鏈上應用技術原始創新能力，以產業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依托東部沿海城市制造業發展基礎和科教資源，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聚焦打好創新持久戰，整合國內外創新資源，加快突破創新鏈上卡脖子技術，實現產業鏈、供應鏈的“以我為主”，維護產業鏈安全，全面提升城市產業創新能力，為打造一批世界級地標性產業集群夯實創新基石。二是加大力度建設高質量重大科技創新載體，加速推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加快培育打造一批創新型企業集群。以江蘇為例，聚焦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推進南京等城市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重點建設包括網絡通信與安全紫金山實驗室、材料科學姑蘇實驗室等重點實驗室，建設一批具有市場屬性和研發屬性的新型研發機構和創新街區（創客空間），按照“育苗、造林、集群”的模式，培育形成一批創新型企業集群，成為高新技術企業的集聚高地。三是圍繞激發企業創新活動和人才創新動力，加快構建起以市場為導向、大中小企業和各類主體融通、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生態，提升城市服務功能和彰顯城市文化特性，完善人才發現、評價、使用、激勵和流動機制，打造包容有溫度的創新魅力城市，吸引多層次創新創業人才向城市內集聚，為未來城市能級提升注入活力。

（二）將都市圈（城市群）建設作為提升城市發展能級的重要抓手，全面增強區域中心城市經濟首位度和區域輻射帶動能力

中西部城市經濟能級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過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設，實現要素資源進一步在區域內集中集聚，推動了區域內中心城市輻射帶動能力的提升。成渝雙城經濟圈上升為國家區域戰略，改變了兩個城市的競合關系，進而激發了重慶和成都城市發展新動能。江蘇作為全國多極均衡發展的省份，迫切需要聚焦都市圈城市群建設，培育打造城市發展能級的“高原高峰”。一是加快提升南京都市圈發展水平，以同城先行和區域一體為方向，做大做強都市圈“朋友圈”，深入推進創新名城建設，打造軟件和信息服務、生物醫藥等地標性產業集群，建設國際門戶型綜合交通樞紐，高水平建設南京江北新區，將南京打造成為國家中心城市，全面提升南京發展能級，增強其在都市圈中的影響力和帶動力;二是學習成渝雙城經濟圈的成功經驗，進一步強化蘇錫常都市圈這個超大“極核”。提高蘇州、無錫這兩個省內區域中心城市發展能級，更加強調城市之間產業發展、創新協作、互聯互通，圍繞生物醫藥、集成電路、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產業，打破城市之間要素流動的行政壁壘，打造集群協作創新平臺，共同攻克關鍵核心技術，推動產業有序分工協作，形成區域性高質量產業創新高地和城市發展“高峰”。三是加大力度培育發展徐州都市圈和南通都市區，將徐州和南通作為未來中心城市發展的潛在增長極。強化徐州都市圈內區域互聯互通、產業分工協作、公共服務共建共享，提高徐州在淮海經濟區內要素攫取能力，提高經濟首位度和城市發展能級;南通主要是依托快速通道，承接和傳導上海大都市經濟圈能量，打造蘇中蘇北互動的新興城鎮密集發展地區，陸海統籌、江海聯動的新興發展空間。

（三）將區域一體化發展作為推動城市發展能級全面提升的現實路徑，在暢通區域內部經濟循環中彰顯中心城市擔當和作為

城市不是孤立地存在，中心城市指的是在一定區域內的極化中心，具有較為明顯的聚集效應[6]。中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緣何能夠持續提升城市經濟發展能級，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區域內中心城市對周邊的虹吸效應很強，除了成都—重慶外，其他進入20強的中西部中心城市在區域中均是“一枝獨秀”。與中西部地區不同的是，東部沿海地區省份均存在著多極發展現象，聯動、協同、一體發展是主導方向，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還是京津冀，均呈現出多中心城市聯動發展的特征。未來東部沿海地區城市需要在“雙循環”大格局下，更加強化一體化發展思維，在暢通區域內部經濟循環中彰顯力量。依然以江蘇為例，一是江蘇省內南京、蘇州、無錫等中心城市要全方位融入長三角一體化，聚焦產業鏈穩定性，主動參與長三角產業鏈、供應鏈分工協作配套，推動產業項目深度合作，探索建立產業分工合作新機制，聯合建設長三角產業鏈對接平臺，聯合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一體化培育壯大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領域世界級地標性現代產業集群，提高區域內部循環格局中中心城市的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二是在共同打造國內消費主戰場和有效投資需求的主陣地，充分彰顯中心城市的城市特征和影響力，培育網絡、時尚、智能、定制等消費熱點，探索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內供需匹配的消費新模式新業態，增強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加快形成消費新增長點，積極培育打造國內消費中心城市，爭取加快形成區域內供需小循環。聚焦未來發展趨勢，加快在中心城市內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形成更大的有效投資需求。三是在區域一體化的空間格局中聯動打造“數字孿生體”。數字經濟是未來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動能。共建數字長三角是深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關鍵一招。未來南京、蘇州、無錫等中心城市可以借力杭州數字經濟基礎，推動城市間數字創新協作，打造若干個數字經濟“雙城記”和“多城記”，聯合推進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步伐，打造更多的區域性工業云平臺，形成更多的“數字孿生體和共生體”，進而激發形成更大的城市經濟發展動能。

參考文獻：

[1]?李學鑫，田廣增，苗長虹.區域中心城市經濟轉型：機制與模式[J].城市發展研究，2010（04）：26-32.

[2]寶華，李麗萍.區域中心城市機理解析[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西部論壇），2007（02）：35-38.

[3]國家計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課題組.對區域性中心城市內涵的基本界定[J].經濟研究參考，2002（52）：1-12.

[4]王何，馮愛梅.我國三大都市圈域中心城市功能效應比較[J].城市規劃匯刊，2003（02）：72-76.

[5]沈建桑，韓延星，李振.中山城市首位度的城市規劃學思考[J].規劃師，2006（22）：83-85.

[6]姚士謀，湯茂林，陳爽等.區域與城市發展論[M].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4.

〔王進（通訊作者）、潘娟，江蘇省戰略與發展研究中心。湯玉簫，蘇州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