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的理論和實踐探究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與中國共產黨領導扶貧開發的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鄉村振興是當前農村發展的主題，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的理論和實踐中總結經驗，有效銜接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對于消除相對貧困、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意義重大。

關鍵詞：?反貧困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

貧困貫穿于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是一切罪惡的根源。新中國成立后，面臨著歷史遺留的艱巨的扶貧問題。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僅承認了貧困問題的存在，并且毅然決然帶領人民一起開啟了消除貧困和改善民生的減貧事業。在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思想在我國扶貧開發的實踐中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開發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就明確闡述了扶貧與現代農業、鄉村振興、美麗鄉村建設之間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的客觀必然性[1]。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的理論和實踐，對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發展

消除貧困是全世界人類之殷殷期望，聯合國在《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把“減貧”作為了首要目標，全世界人民都在為減貧事業而奮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消除貧困，自古以來就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國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權利?！盵2]人們在不斷探索減少、減緩并最終消滅貧困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反貧困理論，包括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谶@些理論，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緊密結合國情和七十多年來的扶貧實踐與經驗，逐漸孕育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貧困理論。

（一）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

19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結合資本積累、經濟危機、人口過剩、勞動異化等理論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做出了論述，從制度層面分析了貧困產生的原因和反貧困的路徑。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反貧困理論。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滋生了貧困，所以人類社會最終會向生產力高度發達和沒有貧困的共產主義社會發展，“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是資本主義積累的必然歷史趨勢[3]。

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導致了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在工人階級中的發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創造的超過自身勞動力價值的剩余價值，并將剩余價值投入再生產的過程之中。資本積累的過程伴隨著貧困的積累，“資本增長得越迅速，工人階級的就業手段即生活資料就相對地縮減得越厲害”[4]，“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影響和規模就越大，他就越貧窮”[5]。所以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條件下，經過不斷的生產和分配，社會中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這一過程中，工人變成了勞動力商品，受到資本家的剝削和壓榨。隨著資本積累過程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生產方法的改進使得資本有機構成發生變化，進而導致不變資本比重逐漸增大，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增長超過了資本對工人的需求增長，引發了大量工人失業，相對過剩人口成為了“產業后備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貧困就此產生。

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6]，實現一切原料、機器、工具等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公有制，使其變為社會財產，生產創造的財富全民所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認為社會分配不公平所引起的貧困歸結于資本主義私有制，消滅私有制是消除貧困的必要前提[7]。消滅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私有制是消除貧困并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

（二）毛澤東反貧困理論

我國落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頻發的自然災害、過剩的人口等國情以及薄弱的經濟基礎使得新中國沒有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迅速實現消除貧困。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開展“土地改革”幫助農民減貧，大大優于舊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也在“三大改造”后建立起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扶貧開發，確立了與我國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這些都考驗著黨和政府的領導能力和治理能力。毛澤東反貧困理論將共同富裕作為減貧目標，強調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來促進共同富裕，以合作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為基礎發展生產力，走工業化道路和進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在此基礎上將生產資料私有制改變成社會主義公有制，在新的生產關系下發展生產力。毛澤東帶領人民在過渡時期實行了“一化三改”，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改革了生產關系。

（三）鄧小平反貧困理論

在探索得出社會生產力水平不發達是社會主義中國貧困發生的根源后，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薄案闵鐣髁x，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盵8]在生產關系方面，鄧小平認識到要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1978年我國在體制改革扶貧階段，通過市場競爭提高效率，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代表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改變了生產關系，突破了平均主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1987年黨的十三大確立了現代化“三步走”戰略。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盵9]鄧小平反貧困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和我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體現了共同富裕的反貧困思想，發展了馬克思反貧困理論的內涵。

（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思想

共同富裕是改革和發展的基本原則，是精準扶貧思想的理論源泉。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關注扶貧工作，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貧困地區長期貧困，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提高，那就沒有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也不是社會主義?！盵10]習近平總書記深入實際思考我國扶貧實踐，結合我國的扶貧思想發展創新提出了精準扶貧戰略思想，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思想的精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盵11]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思想：“精準扶貧，就是要對扶貧對象實行精細化管理，對扶貧資源實行精確化配置，對扶貧對象實行精準化扶持，確保扶貧資源真正用在扶貧對象身上、真正用在貧困地區?！盵12]精準扶貧戰略的核心是要實現識別、施策、管理和考核方面的“四個精準”，以及扶貧對象、措施到戶、項目安排、資金使用、因村派人的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脫貧成效方面的“六個精準”，目的在于解決“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四個問題。脫貧攻堅是以農村扶貧開發為核心的階段性任務，顯示了社會主義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本質特征，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3]。2015年中央扶貧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绷暯叫聲r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思想貫穿了群眾路線，明確了人民的主體地位。精準扶貧戰略強調扶貧與扶志相結合，調動貧困群眾的積極性，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和主觀能動性，擺脫貧困。在此基礎上，通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優越性調節收入分配，完善再分配機制，并結合稅收和社保等多方面政策措施完成農村人口全部脫貧和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的歷史演進

1949-1977年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扶貧探索階段。土地改革邁出了我國減貧之路的第一步。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提出以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代替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全國43%的耕地改為無地的貧困農民所有，約3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在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后分得了約7億畝的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資料，農村生產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為推動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和改善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提供了條件，同時農業生產進步也為我國實現工業化提供了充足原材料和廣大市場。為了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出現，滿足農業個體經濟所不能滿足的工業發展對農產品的需求，毛澤東提出實行大規模集體化。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實施農村合作社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國家提供最低限度糧食的保障，杜絕了赤貧無地農民的產生，1958年99%的農民都加入了人民公社，通過組織起來發展生產走上了集體化道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不但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還建立了相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制度。在扶貧探索時期，農村極端貧困現象得到遏制，貧困問題第一次得到大規模緩解。

1978-1985年是體制改革帶動減貧階段。該時期還未形成專門的扶貧工作計劃和工作機構，主要集中于放松或者解除對農民的限制，為農民致富提供暢通的途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我國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這一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在實踐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1978年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取消，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流通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推進，城鄉農產品交易逐步放開。1979年國家強調社隊企業發展，以支持鄉鎮企業發展農村經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民收入來源得到拓寬。國家自1980年開始開展專項扶貧工作，設立“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資金”、制定“三西”扶貧開發農業建設計劃等。1984年中央開展“以工代賑”促進了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并對18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進行重點扶持。在該階段，國家放松城鄉人口管理的政策推進了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我國普遍存在的貧困現象。1985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下降到1.25億人，比1978年的2.5億農村貧困人口減少近一半，在此期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實現了2.6倍的增長，年均減貧人口在1786萬人以上[14]。

1986-2000年是有組織大規模扶貧開發階段。1986年中央和省市縣各級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制定了扶貧標準，并規劃對國家重點扶持的592個貧困縣給予扶貧專項資金和優惠政策。1994年我國第一個明確扶貧目標、對象、措施和期限的綱領性文件《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指出，要在20世紀的最后7年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和社會各界力量解決中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扶貧開發工作逐漸進入攻堅階段，2000年底減貧目標基本達成。社會流動為我國農村人口獲取財富提供了機會，同時政府通過建立貧困地區發展專項資金、明確國家貧困縣和集中連片貧困區等財政與行政相結合的手段支持我國減貧工作的開展，使得開發式扶貧成效顯著。1986年到2000年每年減貧人口在700萬人以上，貧困人口數降為3209萬人，我國基本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城鄉差距進一步縮小。

2001-2012年是綜合開發推動全面減貧階段?！吨袊r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提出為更好改善貧困地區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要盡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溫飽問題。黨的十六大提出“多予、少取、放活”、“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方針，統籌城鄉發展，集合經濟增長和專項扶貧計劃與行業、區域和社會政策的合力共同推動“大扶貧”格局建立。2006年全國取消農業稅，逐步實行農業稅費改革和“兩免一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種糧補貼、農村低保等財政轉移支付，實現農民增收減負，為脫貧工作提供了強勁動力。同時，我國約15萬個貧困村通過整村推進實現產業發展和勞動力轉移，促進不同個體能力的貧困群體共同分享扶貧利益，扶貧工作由區域性扶貧轉向貧困村扶貧，扶貧對象更加細化。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國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逐漸完善，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逐步優化，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逐步建立，政府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扶貧推動了社會大扶貧格局的形成。2007年我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施全面“兜底”幫扶?！吨袊r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確定了重點實施扶貧開發的14個連片特困地區，提出到2020年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的總體目標。2012年按現行標準農村貧困人口下降到9899萬人，貧困發生率降到10.2%，并主要集中于“老少邊窮”地區。

2013—2020年是我國實施精準扶貧戰略階段。精準扶貧是一項系統工程，強調“造血”與“輸血”并重的內生與外生的系統性，注重城鄉統籌和東西部統籌脫貧的地域協調的系統性，注重多措并舉的扶貧方式的系統性，注重聚社會合力扶貧的扶貧力量的系統性，體現了靶向精準脫貧的系統優勢。精準扶貧通過實施“五個一批”工程，精準幫扶不同致貧原因的貧困人口實現“真脫貧、脫真貧”，將扶貧資源聚焦貧困地區，瞄準貧困人口，采取滴灌式扶貧精準到戶和人，完善“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開展駐村幫扶、選派第一書記，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以黨建促扶貧。2015年11月，《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再次提出了“兩不愁、三保障”的總體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到2020年要確保我國在現行標準下實現農村貧困人口、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區域性整體貧困全面解決，啟動實施“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國開啟了凝聚多方力量不斷鞏固脫貧攻堅成效、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新征程。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實踐成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得益于堅持黨的領導，得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因素，得益于持續改革開放的市場因素，得益于內生動力被激發的人的因素。在黨的領導下，中央負總責，各級扶貧開發機構層層落實責任，省市縣鄉共同發力的扶貧開發的自上而下直達基層的體系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體制優勢?[15]。我國逐漸將救濟式扶貧轉為開發式扶貧，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有效防止了實現脫貧后大規模的返貧現象出現。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努力，按2010年標準，我國完成了76448萬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97.5%降至2019年的0.6%，2019年末農村貧困人口剩余551萬，貧困人口和貧困發生率實現大幅“雙降”。2019年我國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達到9057元，與2016年的4124元相比年均增幅接近40%，90%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通過產業扶貧和就業扶貧的政策支持解決了就業難題。中國特色減貧思想強調要發揮貧困人口作為減貧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不斷提高其自身脫貧致富能力，最終實現脫貧[16]。

四、結論

以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為指導，逐漸由消除絕對貧困轉向消除相對貧困、促成共同富裕，是新時代我國減貧事業的重點[17]。我國貧困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國民經濟結構的優化得益于扶貧開發的卓越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的探索成效，不僅向世界充分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向全球充分證明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執政能力，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扶貧借鑒經驗。在打贏脫貧攻堅戰后，我們依然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激發貧困人口內生發展動力，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道路的理論和實踐中總結經驗，有效銜接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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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雅媛，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