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藏陸元輔《經籍考》的流傳

孫瑞隆

(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四川綿陽 621010)

陸元輔(1617—1691)，字翼王，江蘇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區)人，晚年撰有提要式目錄學著作《經籍考》，惜乎其書未竟而其人歿。今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藏清抄本《經籍考》三十四冊，為盧文弨增補、周星詒批按本?！督浖肌烦浶虬?、解題，考撰者、卷帙、撰書之旨，于元明遺籍索引抉微，是《文獻通考·經籍考》的接續之作。盧文弨增補本后來散入福州陳氏帶經堂，周星詒于同治四年(1865)從陳樹杓(字星村)手中購得。周星詒對《經籍考》盧文弨抱經堂寫本進行了整理，添加批按并撰題記。本文擬據周氏題記及全書內容考察國圖藏《經籍考》的流傳情況。

一、周星詒題記所見《經籍考》遞修情況

周星詒(1833—1904)，字季貺，原籍河南祥符(今開封市祥符區)，后遷居浙江山陰(今紹興市)，喜收藏金石書畫秘籍，多前賢手錄本、乾嘉名家精校善本及宋元舊槧，是清朝著名藏書家。國圖藏《經籍考》第一冊冊首有周星詒題記，對比書中周星詒手跡，知題記為周氏手書。從內容看，題記是分三次撰寫。周星詒題記介紹了其從陳氏帶經堂購《經籍考》事及其對《經籍考》遞修情況的考證，今分三部分迻錄于下并予簡釋。

(一)整理前

《續經籍考》十冊，為抱經堂寫本。卷中識語、添注、圈點皆召弓先生手跡也。予于乙丑冬得之福州陳氏。書無卷數，莫知其全否，當俟暇日考著之也。星詒。[1]2

此部分頂格題寫?！独m經籍考》即《經籍考》，此其別稱。陸元輔之書以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為職志，故有此名，然其書未成，未可確知其名?！督浟x考》卷二百九十四載：“按：王氏《續通考》本以續鄱陽馬氏之書。乃中間有卷帙者僅十之一二而已，兼之世次之后先紊亂，名字之稱謂錯雜，典籍之篇目重復，其牽率為已甚矣。亡友嘉定陸元輔翼王毅然欲別撰《續經籍考》一書，以洗王氏之陋?！盵2]1508《帶經堂書目》亦著錄為《續經籍考》[3]57。國圖藏本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國圖數據庫中均著錄為《經籍考》[4-5]，且書首亦題《經籍考》。故本文采用《經籍考》之名。

段末署名為結束標志。周氏這段題記應為整理前所題，交代書的來源與簡要情況。周氏于乙丑年(同治四年，1865)冬從福州陳氏處購得抱經堂寫本《經籍考》十冊，書無卷數，無法得知此書是否完整。題記說書中的“識語、添注、圈點”是盧文弨手跡，察其書僅署“嘉定陸元輔纂集”，并無“召弓先生”云云，而書內有盧文弨按語，應是周氏粗翻所得而書于題記。福州陳氏是藏書世家，陳征芝①帶經堂藏書甚富，至其孫陳樹杓時漸次散出。同治三年(1864)十月到同治四年(1865)三月，周星詒官福建邵武同知，由譚獻代周星詒購陳氏帶經堂藏書[6]，其后直到同治六年(1867)應為其親自交接。而題記所說的購得十冊則與現在國圖所藏三十四冊書目不符。

周星詒手批錢曾《讀書敏求記》“《說文解字》三十卷《標目》一卷”：“陳氏居文儒坊，其先人蘭鄰大令，以名進士為令浙江，藏書極富。星村名樹杓，亦善鑒別，予所得書泰半得之渠家?！盵7] 97-98國圖藏《帶經堂書目》稿本之蔣祖詒序稱：“帶經堂藏書為南中一大家，舊槧精鈔所收甚備，元人集部中尤多異本。同光間，藏書歸周季貺(名星詒)、蔣香生(名鳳藻)?！盵3]3周星詒購得陳氏帶經堂的大部分藏書，后來周氏于光緒二年(1876)四月在福建任上因“蚊船虧累案”被革職流放②。蔣鳳藻時任福建福寧知府，與周星詒友善，周氏罹難后，蔣鳳藻以四千六百金盡得周氏家藏[7]203，由是藏書蔚為大觀，現存周氏藏書中多有蔣鳳藻印記、題識。

(二)初步整理

按：嘉定陸翼王先生元輔曾撰《續經籍考》，以補馬氏之遺而洗王圻《續通考》之陋見。竹垞太史記其事于《經義考》著錄門，記翼王窮年抄撮，積數十冊，未經刪定而歿。然元明遺籍索引抉微不少。此書前題陸(元輔)纂輯，每書后亦間有輔案云云。然按之《經義考》各書條下采引陸氏案語甚多，而此部經類僅寥寥數書，中又有國朝雍朝(“雍朝”之“朝”為衍字)乾人撰述，為陸氏所不及見者。余三部亦然。且又往往間入召弓先生案語，書似非陸氏原書也。通部無序跋目錄，冊數亦更為裝治者雜亂，部分舛混，莫從究其原第。著錄諸書，詳于明人，而宋、元、國朝為略，若宋以前著述僅十數，或疑為召弓先生抄錄陸氏原書而欲補其遺漏者。然《抱經堂文集》未嘗言有此著，《群書拾補》中《補四書藝文志》又與此體例不同。其國朝撰述已見《四庫全書提要》不少，召弓先生時已開館纂撰，又不載此書，莫名其意。若欲續四志而補明志，則尤不應及此。至陸氏原書，或為召弓先生有所刪汰，或為陳氏遺佚，抱經堂抄補各書或全與否？當求先哲之熟舊聞者詳訊之也。[1]2-3

此部分頂格題寫。段前“按”字原無，為后加，后之正文頂行寫。周氏指出朱彝尊《經義考》“著錄”部分《續文獻通考》條下有陸元輔為“補馬氏之遺而洗王圻《續通考》之陋見”事，而他所得《經籍考》經部著錄極少，又有“陸氏所不及見”的“國朝雍乾人撰述”，每卷又“往往間入召弓先生案語”，推知非陸氏原書。周氏又因書無序跋目錄、卷次混亂，內容“詳于明人，而宋、元、國朝為略”，疑為“召弓先生抄錄陸氏原書而欲補其遺漏”。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及《四庫全書提要》均無一言提及編纂《經籍考》事，周氏頗以為怪。陸元輔只是做了先導性工作，《經籍考》畢竟并未成書，也并未刊刻排印廣為流傳，《四庫全書提要》中未著錄并不奇怪?！督浖肌放c盧文弨?？北姇膶Ｖ度簳把a》中的《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藝文志》(即題記所謂《補四書藝文志》)體例不同，可見并不是盧氏專書，《經籍考》的體例一仍其舊，遵從陸元輔稿本所確立的撰著原則?！督浖肌分懈鞒瘯康臄盗坎町愝^大，周星詒猜測是盧文弨“刪汰”或“陳氏遺佚”所致。按陸元輔撰《經籍考》“窮年抄撮，積至數十冊，未經刪定而歿”[2]1508，《經籍考》為未竟之書，故無序跋目錄，觀其書內雍乾人撰述及盧文弨按語可知盧文弨增補陸書亦無異議。盧文弨增補《經籍考》采掇收錄尤多而辨正不足，我們對比《群書拾補》中補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的《文獻通考經籍拾補》[8]，可以看到其體例和《經籍考》差別較大。

周氏根據初步整理所見卷帙、內容，與盧氏文集及其所著同類書對照，發現“此部經類僅寥寥數書”“中又有國朝雍乾人撰述”“詳于明人，而宋、元、國朝為略”，得出該書為陸氏原書而盧氏抄補這一結論。

(三)進一步整理

此書中有重葉錯簡，疑原未裝訂而為陳氏所得耳。抱經先生生平于古書校錄最詳慎，斷無刪削陸氏原書之理。陳氏售書于予，頗無賴，疑以原書蛀損亂其原次。唯其殘帙為此，當訪求陸氏原書能明也。[1]3

此部分低一格題寫。周氏進一步整理該書時發現有“重葉錯簡”，疑陳氏得書之時尚未裝訂。對第二部分提出的《經籍考》“或為召弓先生有所刪汰”進行了否定，認為是陳氏因書為蟲蛀損而“亂其原次”?？梢姶瞬糠峙c第二部分并非同時題寫。盧文弨一代大家，刪削前人遺著的事情應當是不會做的，《經籍考》中經史子集四部著錄書的數量差異與原作并未成書而盧氏只是增補不無關系，即盧文弨可能并未在整合全書上用力。

題記中涂抹、改定處較多。如：“竹垞太史記其事于《經籍考》著錄門曰：‘窮年抄撮，積數十冊，未經刪定而歿。然元明遺籍索引抉微不少?！逼渲校骸啊督浖肌贰钡摹凹弊指臑椤傲x”字，“記其事于”四字全抹去，等等。周氏題記顯示其對所購《經籍考》的認識層層深入，是探究《經籍考》流傳的重要依據[9-10]，得到段曉春、陳東輝等研究者的重視。國圖藏本中陸元輔按語一般以“輔按”“愚按”“元輔按”“予”標示③，盧文弨按語以“文弨案”標示，周星詒按語以“詒案”“星詒案”“周星詒曰”標示，按語比正文低一格。由此可以看出，國圖藏本《經籍考》流傳過程中經歷的三個階段為：原稿、抱經堂增補、周星詒批按。

二、周星詒購帶經堂《經籍考》事考

題記言《續經籍考》僅十冊，而《帶經堂書目》載：“《續經籍考》三十四冊，鈔本。國朝陸元輔撰。元輔號菊隱，江南嘉定人，布衣薦試鴻博，有《菊隱集》?！盵3]57可知抱經堂寫本《經籍考》三十四冊在陳征芝時即已入藏帶經堂。今國圖藏《經籍考》是三十四冊而非十冊，其差異是否是陳氏后來又售給周氏剩余部分，抑或周氏重新分冊所致？

(一)《帶經堂書目》著錄的《經籍考》

《帶經堂書目》凡四卷，第一卷首題“蘭鄰鑒藏，孫樹杓星村編次”，是陳樹杓為其祖陳征芝藏書所編書目?！稁Ы浱脮俊肪幊珊?，陳樹杓曾向周星詒、陸心源等人請教，并由二人批注。蔣祖詒作序稱：“時周陸并宿閩省，皆從事目錄板本之學者，故樹杓以手稿就正焉。改正刪削處極經意考訂，源流亦詳?！盵3]3

譚獻初見《帶經堂書目》是在同治三年(1864)八月初九，南京圖書館藏譚獻《復堂日記》第二冊之《城東日記》載：“過陳誠庵談，見陳氏《帶經堂書目》，多有影宋抄本?！盵6]周氏見《帶經堂書目》在其后。周氏于《讀書敏求記》“《說文解字》三十卷《標目》一卷”批曰：“二書福州陳氏帶經堂藏有宋刻本。丙寅歲(同治五年，1866)，……向星村秀才索觀，則為其從兄攜赴臺陽學舍矣，悵惜久之?！盵7]97-98又《帶經堂書目》錄宋嘉祐刊本“《說文解字》三十卷”“《說文系傳》四十卷”，周氏于其后批：“此書未必全是宋刻，應查缺卷。無缺亦應與明初刻對勘著明?！盵11]40由此可知，最遲在同治五年(1866)，周氏已見《帶經堂書目》手稿，時任福州同知④。周氏既手批《帶經堂書目》，自知帶經堂藏《經籍考》冊數。周星詒直至光緒二年(1876)三月仍在福州同知任上⑤，與陸心源來閩訪陳氏書時有所交接。陸心源字剛甫，號存齋，咸豐九年(1859)舉人。同治二年(1863)，從直隸總督劉蔭渠鎮撫魯西北農民起義。同治四年(1865)，補廣東南韶兵備道。同治六年(1867)，調廣東高廉道，三月“開缺送部引見”⑥。同治十一年(1872)，福建總督李鶴年以陸心源有佐治之才，奏調赴閩，署理福建鹽法道。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因故“著即開署缺。仍遵前旨送部引見”⑦，其“歸志決矣，以吳太夫人年高乞歸養”[12]?？芍懶脑磁啞稁Ы浱脮俊窇?872年至1874年間，較周氏批訂晚。

陸心源《〈帶經堂陳氏書目〉書后》稱其“粵東歸田”后因“聞陳氏藏書散出，多世間未有之本”，遂赴閩訪書，僅在陳氏后人處購得三書。他以書詢問陳樹杓，陳答以“最秘之本，其先人別儲一樓，為蟲蝕盡”?！爸芗举L太守謂其目為星村所偽造。然如《梁溪集》《玉堂集》等皆注明藏印及序人姓名，恐非偽造。后之人其再訪之?！盵13]吳欽根認為陳樹杓秘本已無的回應及周星詒書目偽造的說法是“買賣雙方兩種不同的托詞”[6]。帶經堂主人陳征芝“平生好聚書，官俸所入悉以購之，比歸田，積至八萬卷，宋元名槧十居六七”[14]，以其藏書之精與鉅完全能夠支撐起《帶經堂書目》。且正如陸心源所言，《帶經堂書目》著錄甚細，不似偽書。周星詒既得陳氏大部分藏書，并不會認為《帶經堂書目》為偽，對于珍本書籍、文物的出售，買賣雙方一般都會對外人故意隱瞞，周陳二人敷衍之詞，或因此故。陳樹杓向譚獻展示《帶經堂書目》后，多次攜書至譚舍出售(偶或有贈)、交流，可知《帶經堂書目》之作用與《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差似，并非僅作藏書書目，亦是鬻書目錄。既如此，作偽毫無必要，《經籍考》共三十四冊的記載殆無可疑。

察《帶經堂書目》中二人校語，除訂誤外多以己書或他人藏書比附《帶經堂書目》著錄的內容，可見出校之書大多未經目驗原書。目驗原書之處如：“《爾雅》四卷：宋刊本。晉郭璞注。每卷末有‘乾道四年三月’六字?！盵11]39周星詒批：“此是明槧，但本甚佳，《釋訓》注不脫，與藏書志同?！馈}字，書賈偽造，宋諱不缺可征也。星詒別有跋?！鼻矣凇八慰尽敝八巍弊峙耘懊鳌弊諿11] 39。周氏認為《帶經堂書目》著錄之宋刻為明刻之誤，由“別有跋”知此書為周氏購得，故可征之原書。

(二)各冊書衣題字及內容

書衣無題字的共九冊。第二冊書衣無字，考其著錄《晉陽春秋》《翊運錄》《平胡錄》《北盟會編抄》《流寇志》等書，知有史部雜史、史部編年二類。第四冊書衣無字，與第三冊同屬史部。第六、七、八、九冊書衣無字(第六冊第二頁右有方形簽條“紀傳史 末附《白虎通》跋 又金石跋三通”)，與第五冊同屬史部別史類。第十六冊書衣無字，為子部兵家、小說家、釋家、農家、天文算法等類。第十八冊書衣無字，為史部金石、史部政書、經部小學、子部藝術、子部類書等類。第三十四冊書衣無字，屬集部和子部。第四、六、七、八、九冊未題書衣或可以用與前冊部類相同而未題字解釋，然察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冊題“集部 明人”，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冊題“集部 國朝”并未省題，可知此解不確。國圖藏三十四冊中有周星詒按語的為第一、三、五、七、十五、二十八冊，其中第七冊書衣未題字，然其中周氏按語甚多，其余書衣未題字之冊亦當為周氏所有。如謂國圖藏三十四冊為周氏所得之十冊分成，則全書部頭太巨，恐非其實；周氏作為藏書家，亦無強為之分冊以使符合《帶經堂書目》著錄之數的理由?？梢娭苄窃r所藏三十四冊《經籍考》并不是一次購入，陳樹杓起初只售周氏十冊，題記之陳氏“頗無賴”洵非誣言。

表1 《經籍考》各冊書衣題字情況

國圖藏三十四冊經部和子部內容過少，尤其是經部僅著錄十三條，且多為盧文弨增補之清朝著作，與陸元輔經學大家的身份相去甚遠，必非其全部。北京大學圖書館另有《經籍考》二冊，不分卷, 依次著錄明、宋、元三朝經部書籍一百五十七種，與國圖藏本內容無一重復，應為殘帙部分。周星詒言《經籍考》“通部無序跋目錄，冊數亦更為裝治者雜亂，部分舛混，莫從究其原第”，“此書中有重葉錯簡，疑原未裝訂而為陳氏所得耳”，又“疑(陳樹杓)以原書蛀損亂其原次”[1]3。周星詒購得此書時卷次已非抱經堂寫本原貌，冊頁散亂。如第二十五冊第三十二頁“姜寶鳳阿為墓志銘，略曰：‘君諱楨，字志同，一字仲墻，自’”之左頁為“《潘仲文詩集》，附葉時中、汪耳伯詩”，墓銘后文錯置在第三十三頁。又如第二十六冊第八十八、八十九頁著錄的應是謝鐸某書，然第八十八頁前無書名等，與前頁銜接不上，必有脫漏?！督浖肌冯m經周氏整理，然仍有錯亂、漏頁情況，可見其“錯簡”之甚。題記又言：“卷中識語、添注、圈點皆召弓先生手跡也?！盵1]2細察國圖藏本有少部分并無標點，且無標點之頁面字跡與其前后有標點頁面不同，當是周星詒重新整治時闌入，是以知周氏購得本中加標點的與未加標點的都有，周氏重排致其雜羼。如第十五冊第三十二頁至第三十八頁未施句讀，其中第三十二頁至第三十六頁筆跡相仿，第三十七頁至第三十八頁筆跡相若，與其前后部分字跡有別。亦可知抱經堂流出之《經籍考》并未全經句讀。

三、結語

陸元輔的遺稿為盧文弨所得，盧氏抱經堂依原書體例另行謄抄，并增補書目，主要是清朝雍乾間的撰述，后于其上添注圈點，施加句讀。盧文弨增補本后來落入陳蘭鄰帶經堂，至陳樹杓時售予周星詒。周星詒作為收藏家與學問家，對所得《經籍考》的散頁重加整治，并在書衣題寫部類、時代，為《經籍考》撰題記、加批按。國圖藏《經籍考》是陸元輔、盧文弨、周星詒相繼工作的結果，是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

(本文所體現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吳欽根老師的指點，謹致謝忱！)

注釋：

①陳征芝，字蘭鄰，一字世善，號韜庵，福建閩侯人。嘉慶七年(1802)進士，歷任浙江會稽、平湖，江西永豐、廬陵等地知縣，于浙江秀水知縣任上賦歸。性喜藏書，官俸常充購書之資，又得黃丕烈、王惕甫之書，歸田時所藏已達八萬余卷，藏書樓名“帶經堂”“愛日堂”“陶舫”等。參歐陽英修、陳衍纂《閩侯縣志》，風雨樓叢書本《帶經堂書目》鄧實序。

②革職見《清實錄·光緒朝實錄》卷三十，流放見《清實錄·光緒朝實錄》卷三十九。

③《經籍考》第十四冊第十三頁有：“陸元輔曰：‘此幕賓應用之書?！钡谑藘缘谖迨豁撚校骸拜o聞《鐵網珊瑚鈔》，吾吳陸氏有全本，槜李朱錫鬯曾借抄之?！睉抵变涀躁懺o原稿。

④見《清實錄·同治朝實錄》卷一百七十六。

⑤見《清實錄·光緒朝實錄》卷二十七。

⑥見《清實錄·同治朝實錄》卷一百九十九。

⑦見《清實錄·同治朝實錄》卷三百六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