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十七年”文學中的蹇先艾

陳 洋

（黔南民族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貴州 貴定551300）

一、前言

蹇先艾是由貴州走向全國的著名現當代作家，20世紀20年代以一篇應征作品《人力車夫》步入文壇，代表作品有《水葬》、《在貴州道上》、《鹽巴客》等，《水葬》更是被魯迅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目前，學界對蹇先艾的研究主要停留在1949年以前，且多從鄉土文學、地域文學的角度展開，對他在“十七年”文學時期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在面臨政治環境與文學環境巨變背景下的思想轉變鮮有涉及。作為從國統區到解放區、從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家，對蹇先艾在“十七年”文學時期的一系列選擇、調整、適應與堅守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學史與思想史的價值與意義。

二、蹇先艾“十七年”時期的政治選擇

政治環境的改變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是巨大的。蹇先艾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后從北京返回故鄉貴州的，作為長期生活在國統區的作家，在大轉折時代來臨之際，他面臨的情況雖是復雜的，但整體來說蹇先艾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跨進是平穩的。

不管是“老遠貴州”的鄉土文學創作，還是描寫社會黑暗、反映民生凋敝的現實創作，蹇先艾都屬于“為人生”的創作之列。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期間，蹇先艾因不滿國民黨當局的反動統治，在貴州興教育、辦報紙，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和國民黨當局的黑暗統治，鼓舞了人心，幫助人民進一步認清了社會現實。蹇先艾曾在《一個先決問題》中，明確提出“文章下鄉”的口號，提倡寫通俗文藝，主張文學作品大眾化、通俗化，這和黨在抗戰期間的文藝工作線路是高度一致的。

蹇先艾除了關心民生疾苦，擁有高尚的愛國情操外，他在生活中亦性情溫和、謹言慎行。1948-1950年間，蹇先艾主動輟筆，認真學習解放區和“新中國”文學的文藝政策，為自己補課，讓自己盡快趕上時代。在短時間內，蹇先艾很快調整好心態，陸續發表了《我逐漸認識了中國共產黨》、《關于開展文藝創作的幾點體會》、《我的文藝思想批評》等文章，向著工農兵方向轉進。即便《春耕》作為蹇先艾“新中國”文學文藝思想的轉變之作，招來批評：“舍麒、一村、寧靜、魯勘（合寫一文）和崔茅、張德樞幾位同志都寫了很尖銳然而是善意的批評寄來?！卞肯劝€是低調行事、認真反省檢討自己：

“為了熱心趕任務，就沒有認識到藝術的宣傳與一般宣傳的區別。我當時對農村情況不了解，對農民生活斗爭無體會，完全用小資產階級的感情來代替農民的感情，只寫了一些死板的、繁瑣的表面現象，而且是作為客觀現實來描寫的，缺乏生活，充分表現出天真的、自然主義的色彩”。

作為從舊社會過來的作家，蹇先艾在解放前因不滿黑暗的社會現實，從不與國民黨反動統治合作，從不參加政治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政府多次主動邀請蹇先艾參與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籌備工作?！拔矣浀么髸_幕那天早晨，我站在臺上，凝望著那些魚貫走進來的，熱情洋溢的獻旗代表們，……我想到因為政府是人民的，所以才這樣愛戴政府，感動得幾乎要流出眼淚來”，這里面既有對新政府知遇之恩的感動，也有新時代朝氣蓬勃帶來的歡樂。蹇先艾認識到了自己的責任，決心要努力改造自己，他一方面更加如饑似渴地閱讀革命理論，特別是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的著作，另一方面他主動參加革命實踐活動，每年都要多次下鄉，參加了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政治活動，見證了廣大農村翻天覆地地巨大變化。正是在這樣的形勢推動下，蹇先艾的文藝思想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在以后的生活和文學創作中不斷向工農兵文學靠攏。

三、“十七年”時期蹇先艾的文學創作

“十七年”時期，在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指引下，蹇先艾積極貫徹文藝的工農兵方向，把自己所看到的新人、新事、新氣象融入創作中，提倡和發表了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笆吣辍睍r期，蹇先艾發表了各類作品，有散文、有小說、有雜文、有游記和報刊文章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為小說《春耕》、《節日歡歌》和散文集《新芽集》、《苗嶺集》。

進入新時代，在黨的領導下，農民翻身做主，這一時期蹇先艾的作品多著重描寫黨的政策給農村各個方面帶來的新的變化。小說《春耕》于1950年發表在《貴州文藝》創刊號上，這篇小說標志著作家文藝思想的轉變?！洞焊访鑼懥诵艽合楹退钠拮?，兩人在黨和人民政府的感召和支持下，不再害怕土匪，勇敢地把受蒙騙當了土匪的鄉親們召喚回來參加春耕的故事。小說一掃蹇先艾以前憂傷、低沉、苦悶的敘事風格，塑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農民形象，作品的主人公也是普通農民。

有贊美新時代女性的，《江口姊妹》中有獲得“插秧機手標兵”榮譽稱號的青年女農具手黃寶蘭和章仙桃，兩位女青年努力學習先進技術，破除農村“婦女下田，天干三年”的民間說法，克服重重困難，成為農具改革的先鋒。

《苗家新人》中機智、智慧的苗家新人史秀珍，她積極組織互助組，解決農民生產困難，提高技術，解決矛盾。

《不遇的訪問》中通過他人之口敘述一位貴州東南部重安江一帶的革人姑娘龍德英的事跡，龍德英的父親曾受到地主非人的欺辱在牢中死去，母親不久也死了，孤苦的她被人收留。龍德英比較上進，十三歲就當姊妹團團長，后來又帶頭參與互助組、高級社，學習犁田，逐漸成為社里的先進，后來被選派到北京參加全國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在鎮遠的日子》中描寫了在舊社會被匪兵擄去，在黨的教育下，如今已經成長為鄉婦聯主任和州代表的李秀蘭。

有反應新時代農村新風貌的，例如《十家寨》中描寫黎平縣中朝鄉工作組到一個叫十家寨進行土改的宣傳工作，反映了黨的好政策給農民帶來的新變，以前破爛的草屋得到了修補，增添的嶄新的磚瓦房，農村青年男女個個精神抖擻，機械犁田、積肥、修水利、撒秧等一派農忙場景，把農民翻身做主的新面貌呈現出來。正如作者在文中描寫農村婦女像“山坡上的畫眉或八哥，愛唱、愛跳，彼此間又愛看點小玩笑。據說，在舊社會，他們也是和老人們一樣愁眉苦臉的，像這樣的歡天喜地，還是這些年的事情?！边@種變化使蹇先艾尤為感慨，是黨的好政策使得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有反映新時代和諧關系的，如《友愛》中反映農業合作化初期，農民的不理解，農業合作化遇到重重阻礙，但在黨的好政策下，有著高度的革命熱情工作人員順利解決了矛盾，積極協調分田，積極鼓勵農民參與土改，正如《友愛》中的黃老奶說的：“自從盤古開田地，都沒有過這樣的稀奇事……”。

有反映新時代貴州民族風情畫的，如蹇先艾筆下的鼓臺山，完全是一幅寧靜而優雅的山居圖，“到處是水田和梯土，一條清淺的消息緩緩流著，發出潺潺的聲音，溪底小石頭子盈水鮮明，溪上有一座苔痕斑斕，古意盎然的弓背小橋”?！对阪傔h的日子》一文中，描寫了少數民族盛會，苗族婦女身著盛裝，戴空花銀帽，個個挽髻，髻上插著高聳的銀角、銀花，掛著各式的不同的銀項圈；侗族的婦女們卻梳著偏髻，穿著各種五彩繡花的服裝，用侗青布勒頭，穿大零緣花邊的衣服帶裙子，她們纏腰帶，綁裹腿，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

1961年，在黨中央調整農村經濟政策后，農村經濟很快得以恢復，文藝創作也得以重新呈現繁榮的局面，小說《節日歡歌》正是蹇先艾在此背景下創作出來的作品?！豆澣諝g歌》描寫了作家在一個漢侗雜居的山村與農民共度重陽佳節的情景，大山里洋溢著豐收帶來的歡樂氛圍。蹇先艾在描繪少數民族地區民俗風情畫的同時，通過作品告訴世人，黨的政策的優越性給農民帶來了利好。

應該說，這些作品通過不同的事件、不同人物側面，反映了建國后農村改革的巨大變化，把這些作品串聯起來，就是當時的貴州邊遠少數民族農村改革的一隅。無疑，蹇先艾的體驗是深刻的，他主動走向基層，去感受，去觀察，去體會，而這些親身實踐正是蹇先艾文學創作的堅實基礎。

四、結語

“十七年”時期，蹇先艾的文學創作在反映時代的變化、農村的新貌、黨的新政策的同時，也堅守著他的鄉土寫作，只不過這時的鄉土寫作已不再是二三十年代的揭露與批評的筆觸。蹇先艾通過個人思想的反思，迅速調整自己的認識，并投入到火熱的新中國變革中，于是在他的作品中不僅看到了可愛、年輕的新人形象，同時也感受到了他對新鄉村發自內心的熱愛與贊揚，可以說他是新時代自覺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