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蘇青的交往

沈劍英

蘇青原名馮和儀，字允莊，1914年出生于浙江鄞縣（今寧波），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不過湮沒已久，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張愛玲重新受到熱捧，蘇青才又受到人們的關注。

我與蘇青在上世紀50年代有過一段交往，歲月匆匆，雖已過去六十余載，往事卻時時縈繞心頭，難以忘懷。

難忘的交往

1953年夏，我奉命從部隊文化學校調到部隊文工團搞創作。部隊文工團的駐地是處于上海貴州路北京路口的湖社（貴州路263號），這座房屋建于1931年冬，原為陳英士（民國首任滬軍都督）紀念堂，是一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筑。湖社的近鄰是兩座同樣歷史悠久的戲院：門對面是隔著貴州路的金城大戲院（今黃浦劇場）;隔著北京路的對面是麗都大戲院（貴州路239號），原名北京大戲院，1935年更名為麗都大戲院。此時正是尹桂芳領銜的芳華越劇團長駐演出的劇場，身處這樣的環境，我與蘇青不期而遇了。

當時麗都大戲院正在上演《賣油郎》，戲院大門旁的大海報寫著編劇馮允莊，導演司徒陽，我便想去拜會這兩位先生。一天上午我去麗都大戲院，守在后臺門邊的工作人員聽我說明來意，又見我是解放軍，便進去通報。沒多少時間，出來一位穿著樸素的中年女性，說：“我是馮允莊，請問有什么事嗎？”我原以為馮允莊是位先生，不意是位女士，忙說：“我是對面湖社里部隊文工團的編劇，特地來拜訪討教的?！彼B說“哪里哪里”，便引我進入后臺一間辦公室。她向我介紹了改編《賣油郎》的大致過程。我感到她說話很直率，容易親近。那天導演司徒陽不在，我與蘇青互留了電話，便告辭出來。數日后，我終于見到了導演司徒陽。他似比馮允莊年輕一些，身材微胖，頗為干練的樣子，我們相談甚洽。當時芳華越劇團是私營劇團，盈虧全靠票房收入，所以每天都演日夜兩場，星期日還要加演早場，演員非常辛苦。我有暇時就會去看司徒陽給演員排戲，有時編劇馮允莊也與我坐在一起看排練，互相交流一些看法。我也邀請馮允莊到湖社來參觀敘談，如此一來二往，過從頗密。她那時只有39歲，比我年長不少，我就尊稱她為馮大姐。

一次她來湖社，送了我一本《結婚十年》，我說：“這本書我在1948年讀大學的時候從同學手里借來看過的?！碧K青笑著說：“這是我寫的書，送給你留個紀念吧?！蔽疫@才知道馮允莊原來就是名噪一時的蘇青！于是我們便聊起過去有關《結婚十年》的一些評論問題。我說：“人家說你是‘大膽女作家，你怎么看？”她說：“說我直爽、坦白，我的個性確實如此，但有些人說我‘大膽卻含有貶義，意思是我書中有什么不雅的描寫似的，其實是這些人閱讀時動機不純?！蔽彝馑恼f法，彼此談得很投緣，所以她也就滔滔不絕地說起一些人如何攻訐她，為此她也曾在文章中反唇相譏過。聽了她的一席話，我對她有了多一層了解。她比我年長且社會閱歷豐富，卻能與我這個閱世不深的人作如此坦露心跡之談，令我內心生起對她的好感。那時我正根據屈原的《九歌》編寫了一部大型歌舞劇，于是我拿出劇本來向她請教，她欣然接下劇本，答應拿回去細看。

幾天后，我應約去麗都大戲院與她會面。她說她饒有興致地看完了我的劇本，并問我：“你怎么對屈原的作品這么熟悉？”我說：“我非常喜歡楚辭，最早是受了郭沫若《今昔蒲劍》一書的影響，后來便常向復旦中文系蔣天樞教授請益?！彼f∶“我想將郭沫若的《屈原》改編成越劇，但屈原的《離騷》很難懂，你能幫我解解疑嗎？”我說：“你的古文底子比我厚，我怎么敢為你解惑答疑呢？不過《離騷》我倒是鉆研過的，我們可以一起討論?！庇谑撬s我星期日去她家談。

蘇青住在八仙橋一帶的自忠路244弄7號，星期日那天我應約前往。這是一幢假三層的石庫門房子，門楣上還鐫有“樂石”二字，進了大門就是天井。我自小就生長在石庫門里，對石庫門很有感情，這是上海最為普遍的住宅樓。蘇青住在二樓，亭子間也是她家的。二樓前樓擺著一張八仙桌和幾把椅子，陳設簡單樸素。一上午我們都在討論《離騷》，中午時她留我吃飯，我也不推辭。我們邊吃邊談，話題就轉移到改編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上面來了。我說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寫于抗戰期間，宣揚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是有時代意義的，但他在劇本里將宋玉描寫為無恥小人卻是歪曲歷史。宋玉悲秋是千古絕唱，《九辯》與《離騷》一脈相承，所以自古屈宋并提，不應該一褒一貶。我見蘇青含笑不語，便問她是否同意我的意見。蘇青說：“這是戲劇藝術，藝術是允許虛構的?！蔽艺f：“宋玉是歷史人物，將他虛構成無恥小人總是不應該的?！碧K青說：“曹操是一個政治家，在歷史上作出過貢獻，應該是個正面人物，但《三國演義》卻將他塑造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奸臣，后來各種戲曲也都是將曹操作為奸臣來表演的?！蔽艺f：“《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是明朝末年的人，他出于正統觀念將曹操塑造成奸臣可以理解?，F在時代不同了，應該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塑造歷史人物，應該在這樣的基礎上作藝術虛構?！碧K青說：“你的話是不錯的，但我改編郭老的劇本，很難作太大的改動?！蔽蚁胂胍彩?，郭沫若身份顯赫，改編他的作品怎么能作大的變動呢？我的這些看法，說說而已，難道還能寫文章去與郭沫若商榷嗎？

一天蘇青告訴我，她與尹桂芳要去北京觀摩趙丹主演的《屈原》。但她這一去卻在北京呆了半個多月，原來經北京的一位記者介紹，她認識了文懷沙并在其家里住了半個月，似乎頗有收獲。她還將文懷沙書贈與她的一張條幅拿給我看。我說文懷沙的《九章今繹》《九歌今繹》《離騷今繹》我都有，質量還可以。她見我對文懷沙著作的評價一般，便說：“人家可是楚辭專家?！蔽艺f：“‘今繹之類的書只是普及性讀物，文懷沙好像還沒有學術性著作?！?/p>

大概過了兩個月，她的劇本寫成，向我征求意見。我坐在后臺的一間屋里一口氣讀完，覺得劇本改編得挺不錯的，唱詞通俗，韻腳整齊，朗朗上口。我提不出什么修改建議，只是禮節性地贊揚了幾句。這時導演司徒陽走了進來，他說正在研究排演方案，不日即可開排。

《屈原》一劇終于開排了。

一日午后，我去麗都大戲院后臺，見尹桂芳在她的化裝室里靜坐，便進去跟她招呼后坐在她的化裝桌邊。她說：“在北京時田漢對我們說：‘你們把《屈原》改編成越劇，勇氣不小??！我確實心中沒底，不知道如何演屈原這個角色。有人勸我讀點屈原的作品，但我文化低，不要說原文，就是讀譯文也很難理解?！边@時蘇青也進來了，我們一起勸她不要犯愁，并為她講屈原的生平和歷史背景，讓她對屈原所處的時代和屈原的經歷以及精神世界有所了解，后來她的心態似乎放松了許多。

《屈原》進入彩排階段前，又發生尹桂芳演屈原這個角色要不要戴胡須的問題。尹桂芳不想戴胡須，因為她一向以風流瀟灑的小生面貌出場，裝上胡須就改變了形象，怕老觀眾不能接受。蘇青和導演的意見是屈原這個角色應該有胡須。蘇青認為，趙丹扮演的屈原就是有胡須的，這在觀眾的心目中已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她力勸尹桂芳鼓起勇氣戴上胡須，一定會得到觀眾的認可。在眾人力勸下，尹桂芳終于同意戴上胡須。

我向蘇青要了三張彩排觀摩票，告訴她要請復旦中文系蔣天樞先生和蔣師母一起來看戲，蔣師母挺喜歡看越劇的。蘇青聽了很高興，她也很想與蔣天樞先生謀面。彩排那天，蔣先生夫婦如約而至，我們的座位是第5排貴賓席，離舞臺近而又無需仰首。劇終以后蘇青趕過來與蔣先生寒暄，蔣先生對此劇稱贊不止，然后彼此握別。

《屈原》一劇于1954年5月在麗都大戲院上演以后，天天客滿。我的宿舍是湖社四樓一間朝南的房間，每晚站在窗前便可見麗都大戲院大門口燈火輝煌，門邊售票窗口外的人行道上排著長長的隊伍（其中不乏眾多“黃?！保?，等著買第二天的票子，這可是通宵排隊！為此蘇青很興奮，她告訴我：“前幾天田漢先生也來看過戲了，特地跑到后臺來找我，說我改編得很成功。他對尹桂芳的表演更是贊不絕口?！?/p>

同年10月，《屈原》一劇參加華東六省一市的戲曲會演，演出陣營強大，合作越劇團的戚雅仙、云華越劇團的商芳臣、新新越劇團的許瑞春等主要演員均來加盟出演角色。當時我作為一名部隊文藝工作者亦每日忙于觀摩，常常是一日要跑兩個劇場，不免有點疲憊，但《屈原》觀摩演出時我還是重看了一遍。這場演出確實更為精彩，好評如潮，也榮獲了不少獎項。蘇青本來應該獲得編劇獎的，評委會討論再三，還是礙于她的“歷史問題”而未通過，而且為了求平衡，連導演獎也不給了。蘇青想不通，曾向我吐過苦水：“我做得再好也討不到好！”說是這么說，接著她又在計劃下一部戲的創作了。

1954年10月，毛澤東發起批判俞平伯以所謂資產階級唯心論的觀點研究《紅樓夢》的運動，《人民日報》也發了社論，于是《紅樓夢》這部古典名著便成為廣大群眾新的關注點。蘇青抓住這一熱點，著手編寫越劇《紅樓夢》，至成稿時覺得內容主要寫寶玉與黛玉的愛情悲劇，便改名為《寶玉與黛玉》。經我介紹，她將劇本寄給復旦中文系賈植芳教授征求意見。賈先生于1955年元月5日給她回了信并寄還劇本，劇本上附有一些修改意見，是賈先生請即將畢業的學生潘行恭代勞的（潘行恭后在香港中圖社工作，已故）。這時《寶玉與黛玉》排練已近尾聲了。

彩排那天，蘇青要我請賈植芳先生來觀劇，賈先生欣然接受邀請?？赐陸蛱K青趕過來說，她與導演司徒陽、作曲連波邀請幾位嘉賓去天香樓吃飯。天香樓離麗都大戲院不太遠。入席后經蘇青介紹，另兩位嘉賓原來是著名電影導演蘇靈和女作家趙清閣。席間大家邊吃邊聊，對《寶玉與黛玉》一劇作了頗多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通過這次見面，蘇青與賈植芳先生建立了聯系，但也埋下了意想不到的政治隱患。

《寶玉與黛玉》一劇更迎合越劇觀眾的口味，上座率一直居高不下，竟連演了三百多場。劇團里人人興高采烈，蘇青在劇團里更受重視，這使她從過去的委屈情緒中解脫了出來。一次她告訴我：“劇團給我300元一月的工資，我也對得起劇團了！”在當時能拿到300元工資的人并不多，這相當于1956年工資改革后二級教授的工資了！但她的工資在劇團里尚屬中等水平，導演司徒陽的工資是500元，尹桂芳最高，月薪900元（舊時戲曲界稱“包銀”）。從1953年到1955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蘇青過得最順暢的一段時間。

1955年上半年我所在的文工團即將與另一文工團合并，我也即將轉入地方工作，蘇青知道后便欲推薦我去芳華越劇團當藝術指導，但我不想去，因為我的志趣是想到高校去從事文學研究兼搞創作。此時不意一場反胡風運動將我牽連了進去，1955年5月15日復旦大學賈植芳教授被捕后，不久我也被關進了上海警備區拘留所接受審查（拙文《我在胡風冤案之中和之后的所歷所聞》有詳述，載《粵海風》2019年第6期），自此以后我與蘇青便“動如參與商，此生不相見”了。這之后蘇青的不幸遭遇，我是在上世紀80年代才獲悉的。因為從胡風冤案的發生到“文革”結束，我亦生活在風風雨雨之中。雖然改革開放以后我在政治上重獲新生，在生活上、事業上都有了很大變化，但當時我還以為她已隨芳華越劇團去了福建，沒有及時探問她的下落。當我從賈植芳先生處得知她的一些情況時，我們已是天人之隔了！

“歧途佳人”終以悲劇落幕

1955年發生了兩大震驚世人的冤案，一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一為“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蘇青在這兩大冤案中都有所牽連。在胡風案中，上海市公安局在逮捕賈植芳先生以后，從賈家查抄到蘇青給賈先生的一封信。蘇青跟賈植芳先生的往來并不多，公安局在賈家查抄到的那封信，也只是一封學人間討教的信，與政治問題無關，所以一時也并未對她采取什么措施（胡風案中的涉案人員早在1955年五六月間已基本被關押或隔離審查）。但1955年12月1日午夜，蘇青終于被捕入獄。其實纏在蘇青身上的政治歷史繩索，主要還是她與陳公博以及周佛海夫婦的關系。

那么蘇青又怎么會與這樣兩個大漢奸有交往呢？

1943年的早春，蘇青與丈夫李欽后決裂，暫住友人平襟亞家中的亭子間里，想找一份工作能有固定的收入，但一時竟難以找到工作。其時她寫了一篇雜文《論離婚》，發表在《古今》上。這篇文章妙語連珠，見解深邃，堪稱美文。不意此文竟受到時任偽上海市長陳公博的青睞，陳公博向《古今》雜志主編朱樸詢問此文作者的情況，并對此文大加贊賞。于是朱樸將陳公博的話轉告蘇青，蘇青聽了竟受寵若驚。朱樸于是囑她寫篇文章回報陳公博，這對她找工作會有所幫助。正愁找不到工作的蘇青覺得這是一個機會，便應承了下來。其時正值《古今》創刊一周年，蘇青便寫了《〈古今〉的印象》一文，發表在《古今》“周年紀念特大號”上，其中寫到讀了陳公博發表在《古今》上的《上海的市長》和《了解》二文的感受，多有美譽之辭。

不久，周佛海之妻楊淑慧想請人代筆寫回憶文章，朱樸推薦了蘇青，蘇青由此結識楊淑慧，楊給了蘇青1萬元代筆費。與此同時，陳公博從朱樸口中得知蘇青與丈夫分居，借住在友人家中的事，也資助了她8萬元（這是一筆巨款）。這解了蘇青的燃眉之急，她花了4萬元頂下了八仙橋自忠路的一幢石庫門房子，并花了1萬元買了家具什物，總算有了安身之所。后來陳公博又從楊淑慧口中了解到，蘇青很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便給蘇青寫了一封親筆信，邀請她去市政府工作，或做不負具體責任的專員，或做陳的私人秘書，任選其一，月薪是1000元。信末所具日期是6月19日。陳公博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信中言辭懇切，令蘇青更生敬慕之心。她為了生活，為了感恩，竟接受陳公博的邀請去市政府秘書處當了一名空頭專員。雖然只做了三個月便辭職，但也由此落下了“漢奸”的罵名。她后半生的不幸遭際均與這一段歷史有關。

蘇青被捕后，在提籃橋監獄里關了一年半才被釋放回家，屬于“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給審查結論的“寬大釋放”。1957年夏天她回到芳華越劇團，團里讓她去看門。1959年初芳華越劇團支援去福建，蘇青不愿隨團赴閩，便被分配到黃浦區文化局所屬的紅旗錫劇團去做編劇兼打雜，她亦曾配合政治形勢編過《雷鋒》《王杰》等劇本，但錫劇只是小劇種，上座率不高，故演出難有影響。

1966年“文革”爆發后，蘇青又成了沖擊的對象，抄家、批斗，受盡屈辱，最后被紅旗錫劇團開除，一度生活無著。后來總算有了“給出路”的政策，被安排至黃浦區文化館，依靠每月61.7元的工資維持生活。1976年蘇青退休，退休工資僅43.19元，其晚年生活極為困頓。

她所住的房子，原是花了4萬元頂下來的整幢石庫門，不知何時竟住進了幾戶人家。蘇青屬于“有問題”的人，常受鄰居欺負，于是她通過住房交換從市中心八仙橋搬到普陀區近郊一帶居住，以求安寧。次女李崇美和外孫與她同住，住房僅十幾平方米。1953年蘇青在家中請我吃飯時我見過李崇美，那時她還在上海幼兒師范學校念書。據說1980年蘇青38歲的兒子從安徽回來，實在住不下，崇美便搬出去，由其弟陪母親住。蘇青的兒子沒有工作，靠她這點退休工資，生活更是艱難。

蘇青晚年貧病交迫，她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和肺結核等多種疾病，時常臥床，最后兩年她體力不支，沒有去黃浦區結核病防治所拍片復查，只是改請中醫上門問診，但要出診費一元，又不能報銷，她連付這點錢也感到吃力。她在給友人王伊蔚老大姐的信中說：“我病很苦，只求早死”，“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兩不知的時期也不遠了”。

1982年12月7日，臥床不起的蘇青口吐鮮血，含恨而亡，卒年69歲。

蘇青過早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那時改革開放的大門正徐徐打開，她卻已病入膏肓，難以有所作為了。如果天假其年，在寬松的政治環境里，生活條件又獲得改善，她定能再續前弦，創作出一些好作品來的。

1948年她出版的自傳體小說取名《歧途佳人》，若以“歧途佳人”來稱謂蘇青自己，是最切合不過的。而且在這部小說的扉頁上，蘇青還題了頗有哲理意味的兩句話：“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 ?！边@是她對人生的感悟，也正是對自己一生的寫照。那時她才風華正茂的35歲，不意竟預言到自己后半生的遭際了。

1984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終于作出《關于馮和儀案的復查決定》，對蘇青（馮和儀）的歷史問題有了明確的結論：“經復查，馮和儀的歷史屬一般政治歷史問題，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過交代。據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將馮逮捕是錯誤的，現予以糾正，并恢復名譽?！比欢耪唛L已矣，離世已兩載的蘇青再也感受不到平反的喜悅了。一個與張愛玲結為姊妹花的海派代表作家，其人生的結局卻是如此凄涼，留給世人的唯有無限的嘆息！

2020年11月19日改定，是年八十有九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責任編輯 王嵐 姚亞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