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感對道德思維方式的影響
——社會距離的中介作用

郭曉慧, 高 玲

(1.南京師范大學 心理學院，南京 210046; 2.山西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太原 030006)

隨著社會文明化，道德成為人們對事件決策的一個衡量標準，而對事件進行判斷和決策往往是思維的結果，因此，越來越多學者在道德研究中關注道德思維方式。道德思維是一種心理過程，它是利用某些道德知識來處理道德事件。道德思維方式一般分為兩類：規則導向和結果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前一種是以規則為衡量標準的決策方式，而后一種是考慮事件后果的決策方式。在以規則為導向的道德思維中，事件發生時的情境不會影響對行為合理性的判斷，而以結果為導向的道德思維，某種行為的正確與否不會依據規則確定，而是由行為產生的后果而確定[1]。人們在進行道德判斷時，很可能受到道德思維方式的影響，這會導致一些道德或不道德行為的發生。

古往今來，廉潔奉公者有，徇私舞弊者有。生活中，當領導能夠用權力給人民造福時，會形成一種良好的社會氛圍，但是當權力帶來的是不良的影響時，則給社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權力引發的社會事件一直都備受關注。Emerson認為權力存在于人與群體間彼此依賴、相互作用的一種社會關系中，且是一個重要特征[2]。一些研究者也將權力定義為能對他人產生影響和進行控制的一種能力，是來自于控制、獎懲某些有價值資源的能力[2，3]。隨著心理學對社會認知領域的廣泛研究，人們基于已有的研究結果，對權力這一概念進行了深層次的探究。Galinsky，Gruenfeld和Magee認為權力是一種心理準備狀態，隨著權力被啟動，與其有關的概念以及一些行為表現都將被激活，權力感的概念由此產生[4]。權力感是指人們認為具有對自己和他人資源影響和操縱的能力，與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真正具有的權力無關[3]。Winter將權力感定義為是對人和群體進行作用的過程中獲得的某類獎勵[5]。人們總是試圖感受和識別他人的關注點和影響他們的能力。有關權力感的相關研究涉及到多個方面，如道德判斷、助人行為、不道德行為、合作意向、道德思維方式等等。

大量研究表明，權力感與道德思維方式密切相關，即權力感可以顯著預測道德思維方式。Kipni認為,不同權力水平會導致道德決策的差異。在社會環境中，標準、價值觀等抽象規則都可以作為穩定權力關系的基本手段[6]。有研究發現，面對道德兩難困境時，高權力感被激活后，個體表現出以規則為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低權力感被激活后，個體表現出以結果為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7，8]。此外，有研究者提出權力社會距離理論，認為權力會增加個體對他人的刻板印象和“去人性化”的傾向，同時，還會產生一種主觀分離感，從而增加個體之間的社會距離[9]。也就是說，高權力感更可能使人感知到遠的社會距離。社會距離是心理距離的維度之一，指社交對象與個體自我之間的距離，如家人-朋友，我-他人等。心理距離的概念是在解釋水平理論的基礎上產生的。解釋水平理論的觀點是心理表征水平將影響個體對事件的決策：對事件采用高水平解釋會增加概括、高級的特征對決策的影響；相反，對事件采用低水平解釋會增加特定、次要的特征對決策的影響。Eyal，Liberman和Trope認為心理建構通過道德判斷表現出來，探討了心理距離對道德判斷的影響，結果證明，相比于較近心理距離狀態，較遠的心理距離下，人們更強烈反對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認為遵從道德法則的行為是更加高尚的假設[10]。有研究者用社會距離表征人際關系，讓被試在扳道岔的道德兩難情境中做出決策，從而探究人際關系對道德思維方式的影響。結果表明，在具體情境中，個體的道德思維方式會受到人際關系的影響[11]。Smith和Trope試圖研究權力對解釋水平的影響，研究中假設權力大，則采用高解釋水平，結果表明，進行高權力啟動的被試在分類任務中的分類更具有包含性[12]，因此，高權力個體更可能進行高級、抽象的心理表征，更傾向于采用規則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而低權力感個體反之。也有研究者探究了不同社會距離狀態下，權力感對道德思維方式的影響。如，在谷麗麗的研究中，被試處于觀察者和當事人角色，啟動不同權力感條件，結果表明，作為觀察者，高權力感啟動者進行道德判斷時會比低權力感啟動者表現得更加苛刻，作為當事人，高權力感啟動者和低權力感啟動者進行道德判斷時的表現沒有區別，他們都表現得比較寬容[13]。張靜偉在研究中呈現了四種不同的情境，然后探究在各種實驗情境下，權力感和權威人格對道德思維方式的影響，并使用特定的道德兩難材料來評價個體的道德思維方式。研究結果表明，在不同角色條件下，權力感和權威人格影響道德思維方式[14]。由此可以推測，權力感可能會通過社會距離而影響道德思維方式。

目前為止，雖然有不少研究者探究過權力感、社會距離與道德思維方式三者之間的關系，但幾乎都是以一個變量調節其余兩個變量的關系進行探討。依據權力社會距離理論以及結合以往研究結果，社會距離很可能是權力感與道德思維方式的中介變量，因此有必要進行實證研究驗證這一假設,進一步探索權力與道德思維方式間的內部機制，為解釋一些道德事件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樣的方法，從山西某高校中抽取在校大學生80名(男40名，女40名)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大三學生占34.3%，大四學生占65.7%；獨生子女占34.3%，非獨生子女占65.7%；城鎮生源占43.3%，農村生源占56.7%，年齡分布在20歲至22歲，在實驗研究過程中，向被試發放實驗設計紙80份，按要求填寫完成后收回，將13份未按要求填寫或未完整填寫的剔除，最終回收有效實驗設計紙67份，有效率為83.8%。

1.2 方法

1.2.1 圈詞任務

Chen，Lee-Chai和Bargh在權力與目標的心理聯結研究中[15]運用了此范式。通過向被試呈現一個由12行12列的漢字構成的矩陣，讓其根據指導語圈出提示的18個詞匯[12]。進行高權力感啟動時，要求被試從18個詞語中圈出與“命令”“控制”等相關的15個詞匯，另外3個為“時鐘”“單元”等無關詞；當進行低權力感啟動時，要求被試從18個詞語中圈出15個與“順從”“依附”等相關的詞匯，另外3個為“時鐘”“單元”等無關詞。通過這種方式將被試分為高權力感啟動和低權力感啟動兩種。以往研究表明，該范式能夠有效地進行權力感啟動，是一種具有較好啟動效應的方法。

1.2.2 社會距離感知

采用吳燁凝[16]研究中社會距離感知的部分材料，由一張男性或一張女性圖片以及3個問題構成。如，“我覺得我與圖片中的人物內心貼近”“我覺得圖片中的人物很親近”“我覺得圖片中的人物容易親近”采用7點計分的方式，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平均得分越高，表示被試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越近，平均得分越低，表示被試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越遠。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8。

1.2.3 道德思維方式材料

由鄭睦凡和趙俊華[17]實驗中的兩個情境和海因茨偷藥故事構成。采用9點計分的方式，1代表完全同意，9代表完全不同意。最后平均得分越高，表示個體更可能表現出以規則為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平均得分越低，表示個體更可能表現出以結果為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

1.2.4 數據收集

給學生呈現知情同意書，征得其同意后，開始實驗流程。首先將所有被試隨機分配到兩組中，每組男女各半，一組被試進行高權力感啟動，而另一組被試進行低權力感啟動，然后進行社會距離感知任務。為了避免圖片人物性別對實驗結果造成影響，男女各一半分別看男性圖片或女性圖片，然后完成社會距離測量題目，最后呈現道德兩難情境材料讓被試進行作答，全部作答完成后回收實驗設計紙。

1.3 統計處理

本研究采用SPSS22.0進行數據分析和處理，其中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道德思維方式和社會距離在不同權力感條件下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用Person相關分析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通過PROCESS插件檢驗社會距離在權力感與道德思維方式間的中介作用，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不同權力感條件下，社會距離和道德思維方式的差異檢驗

在不同權力感啟動條件下，對社會距離感知和道德思維方式得分進行描述統計，并進行差異檢驗。結果顯示，高權力感個體在社會距離感知上得分較低，M高=3.71，而低權力感個體在社會距離感知上得分較高，M低=4.60，且二者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t(65)=-3.08，P<0.01，表明高權力感個體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較遠，而低權力感個體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較近。此外，高權力感個體的道德思維方式得分較高，M高=5.71，低權力感個體的道德思維方式得分較低，M低=4.37，且二者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t(65)=5.00，P<0.001，表明高權力感個體更可能表現出規則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而低權力感個體則更可能表現出結果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結果見表1)。

表1 不同權力感啟動條件下，社會距離和道德思維方式的差異檢驗

對社會距離和道德思維方式兩個變量進行性別差異檢驗，結果顯示，在社會距離感知上，男女得分差異顯著，M女=4.45，M男=3.82，P<0.05，男性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較遠，女性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較近。但在道德思維方式上，男女得分差異不顯著，P>0.05(結果見表2)。

表2 社會距離和道德思維方式上的性別差異檢驗

2.2 權力感、社會距離和道德思維方式的相關分析

權力感為分類變量，將其設置為啞變量(0代表低權力感，1代表高權力感)，然后進行各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權力感(0代表低權力感，1代表高權力感)與社會距離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r=-0.36，P<0.01；權力感(0代表低權力感，1代表高權力感)與道德思維方式存在顯著正相關，r=0.53，P<0.01；社會距離與道德思維方式存在顯著負相關，r=-0.37，P<0.01(結果見表3)。

表3 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

2.3 社會距離在權力感和道德思維方式的中介作用

為了檢驗社會距離在權力感和道德思維方式間的中介作用，采用PROCESS插件的模型4進行分析。由于性別會影響對社會距離感知，將性別作為協變量進行控制，控制性別變量后，權力感可以顯著預測道德思維方式(β=1.329，P<0.001)，即回歸系數c顯著(圖1)、權力感可以顯著預測社會距離感知(β=-0.889，P<0.01)，即回歸系數a顯著。將權力感和社會距離同時放入模型中，發現社會距離可以顯著預測道德思維方式(β=-0.255，P<0.05)，即回歸系數b顯著，且權力感對道德思維方式的預測作用下降(β=1.103，P<0.01)(結果見表4，圖2)；中介效應量為0.226，總效應量為1.329，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17.0%，中介效應對自變量與因變量關系的解釋率為5.0%，因此社會距離在權力感和道德思維方式關系中中介作用顯著(結果見表4、表5)。

圖1 權力感對道德思維方式的直接作用

圖2 社會距離在權力感對道德思維方式的中介作用

表4 權力感、社會距離和道德思維方式之間的回歸分析

表5 社會距離在權力感和道德思維方式間中介作用分析

3 討論

3.1 不同權力感條件下，在社會距離和道德思維方式上的差異

研究結果表明，不同權力感條件下，在社會距離和道德思維方式上差異顯著，即在高權力感條件下，個體傾向于采用以規則為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在低權力感條件下，個體傾向于采用以結果為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因為高權力者擁有較多的資源，他們不需要依賴別人，決定事情的結果，往往采用抽象的思維方式，而低權力者幾乎不能決定事情的結果，他們需要對周圍信息進行系統的加工，才能達到自己的預期。此外，研究還發現，高權力感個體比低權力感個體感知的社會距離更遠。這與之前權力社會距離理論相吻合。因為權力感會影響個體心理狀態，高權力者不需要依賴別人，與他人建立連接的動機較弱，而低權力者往往需要依賴于他人，與他人建立連接的動機較強，所以在社會距離感知方面二者存在顯著差異。

3.2 社會距離和道德思維方式上的性別差異檢驗

結果表明，在社會距離上性別差異顯著，即男性感知到較遠的社會距離，而女生更容易感知到較近的社會距離，這可能是社會對不同性別角色的期望所導致，男性會被要求堅強、獨立、有擔當，因此，與他人會保持一種距離，而女性被要求溫柔、乖巧，她們會表現得比較細膩委婉，更容易產生情感依賴，建立共情，拉近與他人之間的距離。但在道德思維方式上性別差異不顯著。有研究者認為，道德判斷中的性別差異并不是絕對的，在小范圍內的道德判斷可能存在性別差異，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道德判斷不存在性別差異[18]。本研究認為這可能是道德兩難情境的本身影響的結果。

3.3 權力感、社會距離和道德思維方式的關系

根據研究結果不難發現，權力感可以顯著預測道德思維方式，這與之前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7][8][14]。高權力者處于一種穩定的狀態，更可能遵從準則來進行行為決策，從而穩固自己的社會地位，而低權力者總是處于一種被動的狀態，想要努力改變這種現狀，而往往要根據事情的結果來進行決策[19]。另外，權力感也可以顯著預測社會距離，也與之前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符[9]。高權力感個體感知的社會距離更遠，低權力個體感知的社會距離更近。權力社會距離理論提出，高權力感會使人產生主觀分離，總是區別于他人，更愿意保持自我獨立[1]，因此會感知到與他人較遠社會距離，而低權力感者則傾向于依附他人，感知到的社會距離更近。本研究也證實了社會距離在權力感與道德思維方式間起中介作用，即權力感會增加社會距離的感知從而影響個體的道德思維方式。從解釋水平理論來講，在較遠的社會距離進行高水平解釋，即概括的、抽象的解釋，在較近的社會距離進行低水平解釋，即關鍵的、次要的解釋，最終在進行道德決策時，前者傾向于采用規則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后者傾向于采用結果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

研究結果既驗證了權力社會距離理論，也解釋了權力與道德行為之間的心理機制，對某些社會道德事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對待同一事件，不同權力者在行為表現上存在差異，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受到社會距離這一因素的影響。這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身邊存在的一些腐敗現象，相比于權力大的官員，權力較小官員的腐敗往往更加嚴重，他們更容易相互包庇，濫用職權，追求物質利益而徇私枉法，進而出現塌方式腐敗。從反腐工作角度來看，基層腐敗現象更值得重視，行為產生的內部機制并不容易改變，因此，可以從外部因素進行干預，對行為者的不良行為進行抵制是比較有效的措施，所以我們要加大基層反腐工作的力度，嚴格要求權力者的職業操守和打擊濫用職權的不道德行為，并進行相應懲罰和激勵，形成一種公正、法制的和諧社會風氣。從權力的角度探究道德決策的內部機制，試圖更深刻地剖析權力者在決策上的心理過程，能夠為一些涉及到權力的道德事件提供一些理論上的參考。

結論

(1)在高權力感條件下，個體傾向于采用規則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在低權力感條件下，個體傾向于采用結果導向的道德思維方式。

(2)高權力感個體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較遠，而低權力感個體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較近。

(3)社會距離在權力感與道德思維方式關系中存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