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圖說教——儒學視閾下顧愷之畫作的解讀

王志達

（西南民族大學 藝術學院，四川 成都610225）

一、引言

《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兩者皆為敘事性人物畫長卷，兩幅作品從構圖上皆采用單景式構圖，人物形象具有很強的時代審美特征——瘦骨清像。顧愷之在用筆上：細膩流暢，似春蠶吐絲、春云浮空、流水行地。人物造型上：身材清瘦、動作自然、衣飾飄舉。人物處理手法上：傳神寫照、形神兼備、頗有神韻，正如姚最在《續畫品錄》中所言：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張為張僧繇、陸為陸探微、顧為顧愷之，三人合稱六朝三大家）。

綜合用筆、造型和人物處理手法都可謂“技”的層面，或“形式”層面?！墩撜Z》有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揚雄在《法言》中提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相符則禮”。

以上言論是關于文學作品中修辭與文法的觀點，對于以上兩段言論可以理解為:“內容好過于文采的文章就會顯得野逸，文采好過于內容的文章就會顯得虛浮，內容與文采高度統一的文章才會顯得中庸，符合‘禮’的標準”。這其實就是在強調“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系，引申到繪畫中就是“技道均衡”的觀點，即繪畫技法與繪畫思想要均衡的觀點，做到“以技載道，以道馭技”。

顧愷之生活在魏晉時期，魏晉時期是國家大分裂與民族大融合，文化碰撞交融的歷史時期，在文化思想上表現為儒釋道相互吸收融合，文藝上表現為中國繪畫與書法藝術迅速發展，書畫理論也出現繁榮局面。魏晉在審美歷程上處于審美教化階段，審美教化階段美術作品的一大特征是：借助美術作品的審美性來實現教育感化與勸誡。

顧愷之創作的《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受儒家倫理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響，使繪畫作品具有強烈的教化與勸誡功能。以宣揚綱常倫理為主的倫理思想和以德化民的教育思想對于繪畫思想的表現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因此繪畫作品具有明顯的政治屬性，所謂的政治屬性就是繪畫作品中的“教化”與“勸誡”的思想，即繪畫作品的“道”的層面。

二、畫作中的教化與勸誡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學”?！叭鍖W”與“儒家”、“儒教”兩者之間的概念是要劃清界限的，并不能混為一談?！叭鍖W”是一種學說，是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論；“儒家”是一個階層概念；“儒教”是宗教層面的，是指一種宗教信仰。儒家思想的創立人是孔子，經過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大儒的不斷發展，在漢朝時形成完備的體系，并且成為了官方主流思想，在其后的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仍然煥發著無窮的生命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在封建社會占據了正統地位，是因為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統思想與倫理綱常等思想有利于穩定人際關系與維護社會安定，有助于鞏固封建統治，所以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

曹植在《畫說》中講“是知存乎鑒誡者，圖畫也”。本句可理解為：“是否存在借鑒和勸誡的事物存在？繪畫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

謝赫在《古畫品錄》中云“夫畫品者，蓋眾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誡，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本句可以理解為：“畫品是衡量一切畫作好壞的標準；繪畫作品可以用來勸誡人們，并且能夠記載歷史的興衰更替，因此千年以來的歷史事件的警示和經驗通過繪畫作品就可以獲得”。

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言：“夫畫者，助人倫，成教化，窮神變，測幽微”。對于此句可以理解為：“對于繪畫，它的目的在于維護倫理綱常，達到教育感化的作用，并且能夠探索鬼神變化之道，推測細致入微的天體運作規律”。

以上三個論斷都肯定了繪畫具有教化和勸誡功能，誠然，教化和勸誡功能在顧愷之的畫作中也有所體現，其背后的思想理論基礎就是儒家的倫理思想與教育思想。

唐朝文學家韓愈提出“文以明道”的觀點，北宋理學家周敦頤又在《通書》中重申“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之觀點。對于此句可以理解為“文章之所以能夠體現道，就像是文章是車子，道就像車子上所要承載的東西，所以文章是用來體現道的載體”。文以載道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講具有“工具化”的特征，用文以載道的觀點來解釋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似乎并無不妥。

以《女史箴圖》為例，該圖共有十二段，唐摹本收藏于大英博物館，因英方保管不善，導致畫卷僅存九段。唐摹本的九個片段所呈現的主題是：以女范事跡勸誡教化女子，“以圖說教”是《女史箴圖》最大的特點。

以擋熊護主的片段來看，畫面描繪了漢元帝率領宮女在后宮中觀看斗熊，期間有一熊破圈而出，為了漢元帝不受這只熊的攻擊，馮婕妤不顧自身安危，擋熊護主，保護了漢元帝。在此后的八個畫面中，皆為此種主題思想，所以《女史箴圖》圍繞“助人倫，成教化”這一主題，來教化女子應該遵守以仁、義、禮、智、信等為代表的道德準則，以達到維護綱常之目的，這是其教化功能的體現，亦是儒家綱常倫理思想的映射。

《列女仁智圖》所要傳達的主題思想和《女史箴圖》一樣。漢成帝執政期間，漢成帝不問政事，沉迷于酒色，導致外戚干政，政權岌岌可危?！靶锬笥谘?，存形莫善于畫”，針對此形勢，顧愷之根據劉向著作的《列女傳》創作了《列女仁智圖》，供漢成帝及其身邊宮女觀閱，其目的在于勸誡漢成帝和周圍宮女，通過列女事跡啟發漢成帝與宮女，以此來得到歷史興衰所給的教訓，避免外戚干政的局面，鞏固政權，穩定統治。通過記載的列女事件勸誡漢成帝和宮女，是畫作中儒家思想的表達。

綜上來看，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借助繪畫作品本身的審美性，以教化和勸誡為手段來宣揚儒家綱常倫理思想，維護封建統治，是顧愷之畫作的思想傳達。通過繪畫這種形式來宣揚儒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方式和文以載道一樣，只不過殊途同歸。

三、畫作的超卓與保守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不相離?！獌炐愕睦L畫作品之所以打動人，除了嫻熟的技法、高尚的審美趣味之外還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達到藝術性與思想性的統一，技法與理念的互補，做到以技載道，以道馭技。顧愷之人物畫中的宣教功能與勸誡功能的存在，是建立在儒家的倫理思想和教育思想之上的，畫面反映的儒家思想與畫家精湛的技法使得繪畫作品的美學意義與思想意義和合統一起來。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以儒家思想為主導，這就決定了繪畫中的思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思想的映射，然而儒學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于維護封建統治，那么站在這個角度來看，顧愷之人物畫中的教化功能和勸誡功能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就在于維護封建統治。

繪畫作品與勸誡、道德教化的關系可以從《論語》中歸納到，《論語·述而》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意思是以道為志向，以德為依據，以仁以依托、徜徉于禮、樂、射、御、書、數為代表的六藝之中。從上句話中就可以看到“藝”要依賴于“道”、“德”、“仁”，并且表現“道”、“德”、“仁”，在某種程度上講，這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對于藝術與理想、道德、教化之間關系的反映。

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的教化和勸誡功能對于繪畫作品本身而言：使得作品本身在擁有超卓的藝術性的同時，兼具了思想性，而優秀的繪畫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具備了審美功能、認識功能、教育功能。所以，教化與勸誡使得繪畫作品在具備審美體驗的基礎上又兼具了它的思想性，這使得繪畫作品不管是在“技”上還是在“道”上都更加完整，可謂“技道均衡”，這是它對于作品本身的積極意義。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對于當時社會的影響是最深刻的，也是最直接的。因為它對當時社會具有極大的價值引導作用，繪畫作品從本質上是鞏固了大一統封建國家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以此來穩定封建統治，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很大程度上維護了國家運轉機制的思想武器，維護了大一統封建王朝的穩定，但是有一個弊端：等級性和人身依附關系的存在。顧愷之的兩幅畫作《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都體現了“夫為妻綱”的倫理思想，對女子的不公平，即女子對男子的人身依附關系是畫作思想的最大弊端，是儒家思想淵源的保守體現。從創作的角度來看，兼及中國水墨山水畫“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創作理念相比，就暴露了它的缺點——服務于統治階層的政治屬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畫家心中的情感構設，相較于山水畫的情感表達，《女史箴圖》與《列女仁智圖》就顯得稍遜風騷。

四、結語

綜上，儒家思想為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注入了思想與靈魂，所以畫作在教化、勸誡等方面有極大的歷史性作用，畫作維護了統治階層的理論基礎。但是需要辯證來看，它也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這種歷史局限性從根本上講是也是因為皈依于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為封建統治者所服務這一歷史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