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遷與凝聚：大理洱海流域水信仰與傳說及其社會功能

吳宇航，李富倫

（1.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廣西桂林 541001；2.云南大學文學院，昆明 650091）

本主，意為本境之主，是大理地區各村的保護神，亦是大理白族的民族神。在大理，幾乎每一個村莊都有白族居住，并都有一個本主神。這些本主神，來源豐富，各司其職，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在眾多的本主神中，與水利有關的本主占有重要地位。通過對大理地區現存的文獻資料、碑刻、壁畫、塑像進行考察且分析后不難發現，大理白族與水利有關的本主信仰與本主傳說在發展中既有變遷，也有整合，明清時期經歷變遷和整合后漸趨穩定?！吧鐣庾R是社會存在的反映”[1]，社會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同時，社會意識能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影響著社會的變遷與整合。這些水信仰與水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理的地方社會、文化風貌和民眾的精神生活，并作為一種強大的信仰力量影響著當地民眾，推動著地方社會的穩定和大理白族水利共同體的形成。因此，對大理白族水信仰與水傳說的研究既有歷史價值又具現實意義。

一 明清時期洱海流域水信仰與水傳說的變遷

“社會的變遷會推動民間信仰、觀念的變遷，同時，民間信仰對社會變遷具有極強的適應性?！盵2]因此，民間信仰、觀念的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歷史的發展過程。

洱海流域水信仰的變遷，一方面是從魚螺崇拜到龍王信仰的變遷，體現了大理白族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是從自然物崇拜到人格化神的信仰，是本主信仰建立和發展的過程。水傳說的變遷經歷了注重治水到注重分水的過程，這是大理白族認識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其核心是人與自然關系的轉變。究其原因，與大理白族農業的發展和農業化、水利化的發展密不可分。

（一）水信仰的變遷：從魚螺崇拜到龍王信仰

一般認為，“白族的本主信仰起源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等多種原始宗教觀念?！盵3]大理白族原始居民主要居住在蒼洱地區，由于原始農耕和漁獵活動及對自然環境的極大依賴，日月、雨雪、云霧、河湖等都是其主要崇拜對象。洱海地區白族先民以漁獵經濟為主，在洱海地區原始居民自然力量崇拜的意識中，眾多的自然物被先民加以崇拜，大到山川河流，小到草木石頭動物都可能被奉為神靈。因此，水信仰的變遷與大理白族先民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密切相關，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是從魚螺崇拜到龍王信仰的變遷。

1.魚螺崇拜的變遷及邊緣化?；凇按罄淼貐^本主信仰具有的功利性和實用性的特點”[4]，洱海湖畔白族最初的本主信仰對象應取材于與他們先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自然物?！皬亩５貐^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陶器上刻有的頗似魚網形狀的符號來推測，網罟形符號可能是以捕魚撈蝦為主要生活來源之一的生產方式的一種表現，也可能是后期以魚或螺為圖騰的氏族的一種標志”。[5]故而，金魚與海螺最初可能是白族先民日常食物。如今巍山還流傳著這樣的傳說：“細奴邏是彝族祖先，與白族祖先羅剎交戰。因羅剎王一天吃3對人眼睛，細奴邏請觀音來制服羅剎。觀音請羅剎吃面條，面條變成了繩索拴住羅剎后，把他拴在大石頭內。后來祖先羅剎白族不吃人的眼睛，改吃螺螄了?！盵6]

張錫祿，通過對史料和白族沿襲下來習俗的研究分析，認為金魚和海螺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被當作崇拜對象，并留下了豐富的文化孑遺。[7]

唐《南詔中興圖傳》中也描繪有西洱河金魚、金螺的情景。其中有一洱海圖，畫面作兩蛇相交之狀，中有魚和螺螄各一，洱海周圍有河相通，各有題記。圖上端另有小字題記六行：“西洱河者，西河如耳，即大海之耳也。河神有金螺、金魚也。金魚白頭，頭上有輪爰，毒蛇繞魚之，居之左右，分為二河也?！盵8][10]426在此明確指出：金螺和金魚是洱海的海神。由此可見，南詔時期洱海周圍的居民西洱河蠻（即白蠻）是崇拜魚和海螺，并把它們作為神物來描繪。

喜洲河涘城下面有座洱海海神祠——金圭寺，寺內有尊石頭浮雕的六手神像，神像前面一只手托著繞著線的魚，胸前掛著一只海螺，號曰“歸源寺鎮圀靈天神”。雖沒有標明年代，但從里面的唐武則天時流行的“圀”字來看，疑是建造于南詔大理國或稍后些時代。

北元宣光六年（1375年）的《重建陽派興寶寺續置常住記》載：“梵貝鈴螺，祝贊國家康泰，雖干戈擾攘之際，諸郡寺院摧毀過半，而茲寺賴侯（高實）之篤信得以安全?！盵9]由此可知，唐元時金魚和海螺已從最初的崇拜對象逐漸成為宗教法器或本主神裝飾。至明清時，隨著龍王信仰達到興盛，魚螺崇拜逐漸被邊緣化。

大理白族甲馬紙大約產生于明清時期，按照如今流傳的版本來看，金魚和海螺的形象已不多見，人格化水神的形象則較多，主要包括龍王、龍本主、洱海海神等，現今金魚和海螺的形象多出現在地方廟會的中。

2.龍王信仰的出現及興盛。大理白族對龍王的信仰源于何時，到今仍沒有一個準確的定論。有學者認為龍王信仰中包含著諸多原始宗教的因素，龍是白族圖騰。徐嘉瑞從文化交流與延續的角度說：“九隆神話中之龍，乃夏民族之徽幟，亦羌族之圖騰”。[10]30并明確提出龍既是華夏圖騰，也是白族圖騰，大理白族與中原華夏龍文化是一個整體。趙櫓則認為“龍不是白族圖騰”[11]2，一方面肯定“龍”意識在大理白族地區普遍而深入，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根源；另一方面，認為大理白族龍文化具有相對獨立性，白族原始文化中只有“水神”崇拜的意識，白族龍文化和龍信仰是積極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結果，“它自始至終都以傳統的‘水神’意識與外來的龍文化相互交流?！盵11]4此說不無道理。大理白族龍信仰應當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是白族先民在自然崇拜的基礎上，主動融合外來龍文化所形成的。

唐南詔時，大理白族龍信仰受印度教和佛教的影響較大，天龍八部中的龍，其實并非中國古代所信仰的龍，而是一種長身無角無足有劇毒、單頭或者多頭的眼鏡蛇神，此時的龍與后來大理信奉的龍王無論從外形還是宗教內涵都相去甚遠。

宋大理國《張勝溫畫卷》中（見圖1），龍王作為護法神出現，仍是多頭眼鏡蛇神的形象，不過已專司興云降雨，在承繼了唐南詔時龍神的基礎上開始了本土化的轉變，如在《張勝溫畫卷》中出現的白難陀龍王后來成為了大理市下關大展屯村、荷花村、陽平村等八村的本主。而龍王作為白族信仰，并當地廣泛信仰則是在明清時期。

圖1 《張勝溫畫卷》中的“龍王”

明清時期，大理白族對龍王信仰非常興盛。龍分善惡，與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密切相關，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李元陽撰并書的《大觀堂修造記》中記載當地父老曰：“吾郡古澤國也，蛟龍是患，沒人田廬。昔有異人令多所建塔，水患用弭。今千有余年，塔圮什七，而水患薦至?！盵12]666-667同時，在明清時，龍王信仰對象及范圍不斷擴大，其中包括生前為當地民眾開溝修渠、挖井筑壩、治理水患、樂善好施的普通人，甚至投水自盡的著名官員將領，這些事皆與“水”關系密切，因此包含著英雄崇拜與祖先崇拜的諸多因素。明正德二年（1507年）年趙儀撰文的《重修龍王廟記》中說：“粵稽，龍王姓李，起自大唐。將軍領命南巡，至此而終，遂□□貞感，而威靈主廟。享祀與古者句龍后稷之類，有功于世而人祀之者，一道也?！盵12]567-569由此可知，本主神崇拜由自然之神向人物之神過渡，同時龍王作為水信仰對象的代表，宗教內涵更加豐富，崇拜對象更加廣泛。

概言之，第一，大理白族水信仰首先經歷了從魚螺崇拜到龍王信仰的過程，既是大理白族農業發展的反映，也是龍文化本土化發展的結果。第二，水信仰對象從自然物崇拜到人格化神的發展過程，是本主信仰建立和發展的過程。第三，則是魚螺崇拜退居次要地位，龍王信仰居于主導地位。喜州一帶海舌上有個村叫“河矣城”，村中有座洱河神祠，建于明清時期，其中供奉的是“九隆圣母”“洱河靈帝”。洱河靈帝帝位右側立一神人，頭戴狀元帽，帽上有條魚，稱之為“魚神”，其上懸一匾額書“金魚現身”四字。帝位左側立一神人，雙手捧一托盤，內盛一個大“吐慶”即海螺，當地白族稱其為海螺之神。其上懸一匾額書“玉螺現彩”四字?？梢?，大理白族水信仰在“人格化”變遷的過程中金魚、海螺的崇拜退居次要地位，“洱河靈帝”（即龍王）的信仰地位提升，取代魚神、螺神而成為主神。

（二）水傳說的變遷：從治水傳說為主到分水傳說為主

大理白族地區流傳著大量的水傳說，這些傳說大多形成于明清前后，有的已被收集匯編成冊，存于《大理叢書·本主篇上卷》《大理海東風物志續編》《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白族卷》等中，有的至今被當地口耳相傳。這些豐富的水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理白族與自然關系的變化，總體來看經歷了從治水傳說到分水傳說的變遷。這些水傳說以人與自然為核心，從最初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到逐漸認識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時伴隨著人們對水資源與水利建設重要性的認識過程。在變遷過程中，水的地位不斷被提高。

1.治水：唐宋及其以前水傳說的核心。從現存的文獻史料和相關傳說來看，大量治水傳說出現在唐宋及其以前，到元明時，治水傳說已明顯趨于對水的來源、水利建設的描寫。大理市處于壩區，關于這一地貌的形成，龍怯村有一傳說：“相傳大理原為澤國，洱海出口被黑龍所阻。黃龍為了拯救人民、降低洱海水位，因而與黑龍交戰，逐走了黑龍，洱河北水大大降低，現出壩子，人民得以從山林移居平壩?！盵13]3

大理市下關鎮葭蓬村供奉著黃牛本主，號“護國安邦信神景帝”：

相傳有一年，連日的暴雨引發了兇猛的山洪，洪水肆虐，沖垮河堤，直逼村莊，人們拼命往外逃。等洪水退去，百姓返村看時，發現村子安然無恙，房屋沒有倒塌。有人說正當洪水沖向村莊的時候，一頭大黃牛跑到洪水決口處，用身體堵住了決口，為保住村子而犧牲了自己。后來村里的百姓才知道這黃牛是村中姓字家兒子變的，全村百姓都非常感謝它，把他奉為本主。[14]5

這則傳說體現了大理白族先民與自然力量抗爭時的悲壯與偉大，在治理水患的同時，也難免有人犧牲的事實，大多治水傳說都具有壯闊的英雄情懷。

大理市下關鎮登龍村和鳳儀鎮鳳翥村的本主是大理國王段思平的長子，他不以父親當國王為榮，長大后不進朝廷做官，反而深入民間為民眾做善事。

當年大理國都城周圍登龍村一帶，一到雨季，登龍河洪水成災，淹沒莊稼農舍，百姓深受水患之苦。段思平關心百姓疾苦，派大兒子前往幫助百姓治水患，大兒子到登龍村后一心治理水患，是的百姓安居樂業，五谷豐登。他與世長辭后，被尊為登龍村本主，享受百姓祭祀。[14]21

諸如此類的傳說數不勝數。段赤誠斬蟒的故事，在大理白族地區也廣為流傳。大理古時常遭山洪水患之災，因而，產生了不少龍神話傳說。其中不少是降龍治蟒的傳說。這些降龍治蟒的人物多是白族先民與自然抗爭、建設和利用自然中涌現出來的英雄。

此外，大禹、李宓部屬七將軍、鄧姓官員、李定國等歷史人物被奉為本主或雨神，皆與其在當地治理水患、建設水利有關，相關的傳說多集中在唐南詔國、宋大理國及其以前。

2.分水：明清時水傳說的核心。明清時，與分水相關的傳說大量出現，相較之前的治水傳說，其內容更加豐富有趣，同時更具現實意義。

如騰龍村的本主為“大圣東海龍王玉璧天帝”（共有5子）：

相傳東海龍王不喜歡大兒子，因此也就不給用水。大兒子向他的母親哀求，母親給了他繡花針大的一股水，所以現在頭村水利缺乏。但東海龍王愛自己的三兒子，就給了他一瓢水。老三很高興地回家時，路上遇到四腳地神，四腳地神認為東海龍王太不公平，所以就踢了老三一腳，水灑在地上。老三再向東海龍王要水時，東海龍王不愿意再給。老三只得哭告母親，于是也向大哥一樣得了細至針般大的一股水，因此現在井塝村也水利缺乏。[13]6

又如栗木莊村的傳說：

相傳明朝初年，征南軍隊進攻大理時，傅友德在戰斗中腿部受傷，多虧慶安里村的一個白族女子救了他，落腳在當地，他在沙栗木莊村子里，為本村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受到老幼的愛戴。后來，本村百姓聽到傅友德與世長辭后，為他在村里建廟塑金身，尊奉為本村本主。傅友德做了本主后，有一次沙栗木莊村百姓要栽種而缺水，要到慶安村里去求本主借水，傅友德一看，才認出當初救他的正是這位白族本主楊高珍，因而慶安里村的本主楊高珍把水借給傅友德，也給了雨水。[14]133

通過對水資源的分配，沙栗木莊村與慶安村兩村共用一井水，感情更加深厚。

大理喜洲附近的九壇神是附近上下各村的本主，各自都很維護本村的利益。在栽秧用水季節，本主們都為水資源使用和分配爭執不休，有時還會大動干戈。后來大家為了不傷和氣，共同聚在一起商定分水事宜，避免了村與村之間的爭執和械斗，九個本主至今被供奉在喜洲。[14]80大理市周城鎮流傳著“下關水澆上關花”的本主傳說，這也與水資源的分配有關，這些水傳說與現實中當地分水規則相印證。從治水傳說到分水傳說的轉變是大理白族水傳說變遷的基本脈絡。

（三）水信仰與水傳說變遷的原因

大理白族水信仰與水傳說的變遷與大理農業發展密切相關，是大理白族農業化與水利化的表現。

白族本主信仰的源頭何在，無稽可考，但從廣泛流傳著的本主傳說和口碑材料中，能夠推斷，“關于白族本主起源，可以上溯到遠古時代?！盵15]遠古時代，白族先民主要以原始的采集和漁獵為主要生產方式，當時人們從大自然中獲取魚蝦、野果等初級產品，是純粹的“靠天吃飯”，因此原始宗教的產生大多伴隨著從自然中獲得恩賜之后的感恩之情，金魚、螺螄等自然物成為當地白族最初的崇拜對象。

隨著農業的發展，農業生產成為大理壩區主要的經濟方式，白族先民在認識自然規律的過程中，如旱澇的季節變化，認識到了水利工程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能興風降雨的龍神，有治水之功和建設水利設施的人被奉為當地本主并加以崇拜，龍王崇拜不斷興盛起來，其中一部分龍王成為當地本主。這種從魚螺崇拜到龍王信仰的轉變中也體現了大理從求生存到謀發展的變化。

在大理白族龍王信仰興盛以后，“龍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水神”的代名詞，供奉龍王的目的就是祈風調雨順、民眾安居樂業。值得注意的是，白族信仰中的龍不全都是本主，龍本主和龍王是兩個概念，但是都具有“水神”的性質。從性質上看，“龍王崇拜有較多的自然崇拜特征，龍本主崇拜卻有更高的層次，它是龍崇拜的發展，具有人為宗教的特點?！盵16]從在信仰中的地位來看，龍本主的地位高于龍王的地位，龍本主已經成為本村之主或是本境之主，塑像一般在廟宇正殿正中，而龍王塑像不在廟宇正殿正中而在偏殿。龍王信仰在向龍本主信仰轉變的過程中，是水神信仰在大理白族信仰地位的提升，體現了當地白族對農業、水利的重視。

大理白族龍王和龍本主信仰的核心就是祈求風調雨順，與農業發展息息相關。明清是洱海流域重要的土地開發時期和水利建設時期。明朝大理地區“改土歸流”中，眾多衛所建立，中原農耕開發模式打破了當地傳統的生產方式，大理地區的土地被大規模地開發利用，并興修了大量水利灌溉設施。

清代大理地區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有資料顯示：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云貴兩省各地冊載耕地數量及其所占比例中，大理府田地山塘共1089678畝，占全省比例11.5%，位居云貴兩省第一；道光十年（1872年）田地山塘共1088520畝，占全省11.8%，光緒十年（1884年）田地山塘1009932畝，占全省14.5%，均是全省第一。[17]

明清大理地區開發力度之大，耕地數目之多，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與農業相關的本主信仰對象不斷出現，如大理市灣橋鎮大寧邑村、小寧邑村尊奉的育物景帝赤子大爺，釗邑村尊奉的育物景帝赤子二爺，由上甸村、北甸村、南甸村、中甸村尊奉的育物景帝赤子爺和楊家登村尊奉的長子，都因治蝗有功被當地人奉為本主。[14]58因此，水信仰從魚螺崇拜到龍王信仰的發展與大理白族農業化聯系緊密，是信仰在農業發展條件下的具體表現。

水傳說經歷了從治水傳說到分水傳說的變遷，體現大理白族與自然關系的變化，從與自然抗爭、到改造自然，再到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從而與自然達到和諧狀態。同時伴隨著人們對水資源與水利建設重要性的認識過程，從對治水英雄的歌頌，到對開荒創業、興修水利的本主進行贊揚，再到對分水本主尊奉的過程，也是大理白族水利化的發展過程，對水利秩序的認可直接推動著農田水利化和農業的發展。

二 水信仰與水傳說的社會功能

民間傳說和信仰具有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整合社會價值、推動地方文化認同感的建立和文化傳承的社會功能，是地方社會的重要精神紐帶。[18]

大理白族水信仰與水傳說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長期、持續地影響著當地社會。共同的水神信仰有利于增強大理白族文化認同、推動地方社會的整合。水傳說是對現實分水秩序的反映，是水源使用和分配的解說，是當地社會的穩定劑，推動著大理白族農業的水利化發展。

（一）地方水利共同體的形成及維系基礎

洱海地區域存在著許多大大小小的水利共同體，這些水利共同體以共同的水神信仰對象，各村遵守著共同的用水規則，是構成洱海地區水利共同體的基礎。大理地區水利共同體的維系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龍王信仰向龍本主信仰的轉變，龍本主信仰更加強調對區域水利共同體的維系；二是小區域間共同的水信仰對當地文化和社會的整合作用。

不同的水利共同體具有不同的水信仰對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龍本主信仰。龍本主信仰經歷了從龍王信仰到本主信仰的發展過程，是大理地水神意識與外來龍文化結合并逐漸本土化的過程，也是大理白族水神信仰地位提高的表現。龍本主信仰有利于村社之間構建起一個以龍本主為中心的小的水利共同體。如大理茫涌溪山谷出口處，有一座本主廟，廟內供奉著一尊山神和一尊水神，廟里的龍本主是溪水所灌溉村莊共同的水神，上下幾個村共同用水，合理分水，和平相處，由此便在各村之間構建起了一個穩定的、小范圍的水利共同體，成為大理白族地區水利共同體的一個基礎部分。

此外，小區域間共同的水神信仰對當地文化和社會具有整合作用。

蘇吉本是唐天寶十三年征南詔軍隊李宓將軍部下高級官員，征南軍來到鳳儀，在云浪村扎營。在和南詔軍隊的大戰中，蘇吉率領的征南軍在鳳儀和賓川之間山上倒刮水處全軍覆滅，蘇吉的尸首安埋在塘房下干塘邊，后來在他墓旁出了一井水，使干塘變成了水塘，給八村百姓永受益。[14]22

“同飲一井水”的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地方的凝聚力和區域認同感。明朝時八村百姓在水塘邊為蘇吉本建廟塑金身，敕封他為“南面婆蘇吉大龍王”，尊奉為八村的本主。

時至今日，每年農歷正月初三、初九，大理市鳳儀鎮云浪村、洗馬塘村、麻地村、洞壁村、許長村、青羅村、高倉村、長發村都會過廟會，共同祭祀本主。每年農歷八月十五，大理下關大展屯村、荷花村、陽平村、四腳村、寶林村、單家村等八村都會共同祭祀為他們疏浚河道、降雨供水、消災解難的本主白難陀龍王。

又如海東一帶10村共同信奉的金鑾圣母本主，每年農歷五月十三和五月二十都有盛大的祭祀活動。諸如此類幾村共祀一本主的情況也很多并雖封號仍是“龍王”，實則已是當地白族本主，是以村社和地緣為紐帶的水信仰表現，對地方社會的文化與社會整合具有推動作用。從宏觀角度上看，水信仰作為白族意識的粘合劑，以洱海為中心構建起一個穩固的水利共同體，共同的信仰文化、宗教活動推動著白族共同心理素質方面的整體性，水信仰作為白族社會中一個顯著的文化現象，熔鑄了白族各個時期的文化和社會生活。

（二）維持鄉村水利秩序

大理白族地區流傳的水傳說一定程度上是對現實分水秩序的解說。水資源是公共資源，不可能個人占有，也無法完全平均分配，且地區間存在差異的現實無法避免。因此，明清時大量出現的水傳說中反映出維護鄉村秩序穩定的樣貌，對于當地樹立順應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具有積極作用。大致而言，這些水傳說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解釋水的來源；二是對村與村之間水量分配情況的說明。

第一，解釋水來源的相關傳說利于促使當地民眾在利用水的過程中樹立珍惜水、保護水的意識。在大理市下關鎮向陽村流傳著這樣的傳說：

向陽村的水府龍王本主是大理蒼山腳下陽鄉村人，有一年大理壩子旱情嚴重，村里有一個青年人叫慧生，為了給百姓解除旱情，走遍蒼山十九峰都未找到水源，他的忠誠感動了蒼山神，蒼生神賜他羽扇和隱身衣到天上偷了王母的瑤池水，灑向蒼山，變成十八溪，使得大理人享受永久的灌溉之水。[14]23

雖然向陽村水源并沒有其他村莊豐富，但是他們仍然感念本主為他們求得的一眼終年不斷的井水，他們順應現實，知足常樂，這則傳說也解釋了向陽村水的來源。

第二，與水量分配相關的傳說可以推動村與村之間對現有用水秩序的認可與維護。

洱源河頭龍王一家妻子兒女都是本主，是牛街附近村寨的本主。相傳河頭龍王本主的小女兒嫁到了云南驛，夫婦很和睦，公婆也疼愛她，但那里缺水，生活貧困。小女兒回娘家把此境況告訴河頭龍王，河頭龍王心疼女兒，便給了女兒一股水，水量可以灌溉云南驛龍王轄境的田地，從此那里五谷豐登。人們為此感謝三公主為之建了龍女廟，奉為本主，四時致祭。[13]17

此傳說與當地水資源分配也有很大關系，是對當地水量分配的解說。

還有本主傳說直接與水資源分配有關。大理市喜洲各村信仰九壇神，分別是靈鎮五峰建國皇帝、鶴陽摩訶金缽伽羅大黑天神、賓陽三崇建國雞足名山皇帝、囊聰獨秀應化景帝、鳳崗闔辟乾坤懿慈圣帝、河矣城龍王妙感玄機洱河靈帝、白姐阿妹神武阿利帝、桑霖元祖鎮子福靈景帝、獅子國王—德天中央皇帝，會期在每年農歷四月。

相傳各村的本主非常維護本村的利益，在栽秧用水的季節，本主們都為水源的使用和分配爭執不休，有時候還大動干戈。有一回，大家為了不傷和氣，各村本主相互約定，共聚在一起商議，制定出一個好的分水辦法，免得經常爭吵。于是九位本主來到喜洲本主廟議事，一直爭吵到雞叫了第二遍，因為公雞一叫他們就回不去了，九個本主只好留在了喜洲做當地本主，被叫做九壇神。[14]80

另一則傳說：

相傳福愛圣母是鳳凰女神慈愛圣母的妹妹，她們兩姊妹原先是鳳陽邑村本主，后來妹妹也跟隨姐姐到了大井盤村做了本主。由于大井盤和鳳陽共用水源，慈愛圣母做了大井盤村本主后，掌管了分水權，她就對鳳陽邑村有所忌恨，鳳陽邑需要水時，她就少分給他們，是鳳陽邑村人畜飲水莊稼用水帶來困難。[14]163

此傳說具有解釋現實的作用，并以上這兩則傳說說明在洱海地區存在著明顯的水利糾紛，而這些水傳說起到了維持用水秩序消弭水利糾紛的作用。

三 結語

大理白族地區水信仰與水傳說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伴隨著大理白族農業的發展，水信仰經歷了從魚螺崇拜到龍王崇拜的變遷，同時經歷了從自然物到人格化神的轉變。水傳說經歷了從治水傳說為主到分水傳說為主的變遷。大理白族水信仰與水傳說，一方面維系著大理白族水共同體，推動地方社會與文化的整合；另一方面維持著鄉村水利秩序，通過對現實分水秩序的解說，促進著地方社會的穩定和諧與共同發展。水信仰與水傳說的構建通過民間信仰的方式認識和認可地區間水資源與水利建設的差異性，使得存在差異的區域間水利分配與合作成為可能，推動著大理白族地區共同經濟基礎的建立。水信仰與水傳說作為白族意識的粘合劑，以洱海為中心構建起一個穩固的水利共同體，推動著民族團結和地方穩定的發展。

綜觀所述，筆者認為，大理地區洱海流域的水信仰與水傳說體系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水信仰體系。這個體系，是以洱海為中心，人與自然為核心，以白族原始宗教信仰為基礎，以漢文化和佛教文化為重要元素，以地方社會為依托的綜合體，是一個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水信仰與水傳說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