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街，孕育一片新天地

劉倉頡

編者按：

近百年前，我黨曾在鄂北創建鄂豫邊革命根據地，與當時的鄂豫皖、湘鄂西同屬湖北三大重點蘇區。當年的中共鄂豫邊臨時省委、臨時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就在現宜城市板橋店鎮新街村。在這里，黨帶領人民發動了聲勢浩大的農民武裝起義，形成了棗西和隨北紅色割據區域，組建了工農革命軍鄂北總隊，并且在戰爭中成長壯大了第一支正規部隊——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第二十六師。昔日的戰火已經遠去，紅色的故土依然佇立在那里。在這草長鶯飛的時節，讓我們走近新街那片紅土地，感受那段風起潮涌的崢嶸歲月。

紅色名片

中共鄂豫邊臨時省委、臨時省蘇維埃政府及紅九軍二十六師指揮所駐地舊址，位于現宜城市板橋店鎮新街村的老集市及周邊自然村落，是鄂豫邊區革命的中心和軍事后方。

新街，不是一條街，而是座落在大洪山西麓、長北山南側，襄、棗、宜三縣交界地帶的一個其貌不揚的小集鎮。然而，近百年前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鄂豫邊臨時省委、省蘇維埃政府駐地就在這里，其所創建的鄂豫邊革命根據地，與當時的鄂豫皖、湘鄂西同屬湖北三大重點蘇區，領導過轟轟烈烈的鄂豫邊區土地革命戰爭。如今，這里已成為緬懷先烈的紀念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紅色旅游勝地。

陽春三月，山花爛漫。來到當年中共鄂豫邊臨時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的舊址，一座青磚黛瓦的四合小院，掩映在綠樹叢中，這就是宜城人民修建的“鄂豫邊革命紀念館”。佇立館前，遙望遠方，昔日的戰火硝煙已經化成平淡而寧靜的山村生活，離我們漸漸遠去。觀看館內的“紅星照耀鄂豫邊”主題展覽，仿佛時光回溯。那段艱苦卓絕、風起云涌的崢嶸歲月，在心中回蕩，久久不能平息。

烽火點燃鄂豫邊

從肖楚女播撒革命火種，到程克繩創建中共鄂北第一個黨小組;從大革命失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武裝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浴火重生。點點星火，喚醒了民眾覺悟和斗爭精神，積累了革命力量，點燃了鄂北地區土地革命的烽火。

1927年8月，八七會議后，中央派李富春、陸沉來到鄂北，在棗陽組建了中共鄂北特別委員會，重點恢復和建立遭到破壞的各級黨組織，發展武裝力量，發動了聲勢浩大的農民武裝起義，形成了棗西和隨北紅色割據區域，組建了工農革命軍鄂北總隊。

在中共鄂北特委領導下，鄂北地區革命運動持續高漲。棗陽蔡陽鋪起義，棗、襄、光、谷、均五縣暴動等一系列軍事斗爭，縱橫在襄陽、棗陽、宜城、鐘祥、隨縣和周邊地帶，創建起面積達2700平方公里、人口約40萬的襄棗宜革命根據地。

與此同時，豫西南的革命形勢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1930年10月上旬，為了適應鄂北、豫西南地區武裝斗爭形勢的需要，加強黨對鄂豫邊區的領導，遵照中共中央關于將鄂北特委、豫西南特委合并的指示，兩特委在鄧縣白落堰召開聯席會議，正式成立中共鄂豫邊區特別委員會，直屬中央領導，下設南陽、襄陽、光化3個中心縣委，管轄21縣，機關設在河南省的南陽。

鄂豫邊區的革命形勢，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度震驚和恐慌，他們調集了五十一師等軍隊和大批地方民團，大肆圍剿革命武裝，血洗地方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鄂豫邊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敵我力量懸殊，形勢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鄂豫邊區革命委員會和鄂豫邊區特委，分別于1931年5月下旬和12月初，由白區遷到宜城新街。

新街地處國民黨統治較為薄弱的襄陽、棗陽、宜城交界地帶，東、北、西群山環抱可作屏障，宜東入漢最大的支流鶯河穿境而過，帶來南部丘陵河谷的豐饒。加之這里的人民在大革命時期掀起反對封建統治、打倒土豪劣紳、取消苛捐雜稅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建立有宜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中共黨組織和秘密革命武裝宜東赤衛總隊，有著廣泛可靠的群眾基礎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基礎。

1932年2月2日，鄂豫邊特委將特委改組為中共鄂豫邊臨時省委，鄂豫邊革命委員會改組為鄂豫邊區臨時省蘇維埃政府，內設土地、經濟、文化、軍事、肅反、裁判6個委員會，加1個警衛隊。從此，新街成了鄂豫邊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襄棗宜根據地由此進入鼎盛時期，豫西南的革命形勢快速發展，紅色政權波及湖北的襄陽、棗陽、宜城、鐘祥、隨縣、南漳、?？?、光化、谷城、均縣、房縣、鄖縣、鄖西、竹山、竹溪和河南的南陽、內鄉、唐河、泌陽、桐柏、方城、新野、鄧縣、鎮平、南召、淅川、社旗、舞陽等28縣。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是毛澤東同志總結中國革命的寶貴經驗和沉痛教訓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共鄂豫邊區黨委始終把武裝建設作為軍事斗爭的重中之重，除了發展起各地赤衛隊地方武裝，更為重要的是在戰爭中成長壯大了第一支正規部隊——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第二十六師。

紅九軍二十六師的前身是1930年4月組建的鄂北紅軍游擊隊第13大隊。5月14日蔡陽鋪起義成功的當天，該大隊整編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第五總隊。6月25日，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的指令，這支隊伍在襄陽縣黃龍垱陶山廟再次進行整編，正式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第二十六師，進入紅軍正規編制序列，下設5個總隊和1個手槍隊，共1500余人，600多支槍。從此，這支革命隊伍在黨的領導下，英勇作戰，為開辟和保衛革命根據地立下了不朽功勛。不僅取得過翟家古城保衛戰的勝利，還南征鐘祥豐樂河、長壽店、洋梓，北上攻占唐河縣城等，取得大小戰斗40多次，殲敵1300多人，繳獲長短槍320多支的輝煌戰績，而且涌現出程克繩、余益庵、謝耀武、楊秀阡、張星江、袁書堂、范家義、楊世健等一批可歌可泣的革命英烈和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尤其是程克繩，被開國將帥賀龍、許光達譽為中國工農紅軍早期軍事將領、鄂北革命武裝和鄂北紅色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

軍民魚水情誼深

前方，黨領導革命隊伍奮勇殺敵;后方，新街人民為這支紅軍部隊的建設和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當地熱心向導的帶領下，我們沿著新街北部的山谷蜿蜒而上，來到一個叢林掩蔽的山洞，這就是紅九軍二十六師的指揮所蘇家洞。幽深的山洞高大空闊，當年的石凳、石桌隱約可見，可以想見當年這里的一片緊張和繁忙，紅軍將領們在昏暗的馬燈和松明子下制定了一系列作戰計劃。在蘇家洞周邊的村落，散布著紅軍槍炮廠、子彈廠、被服廠等兵工廠，還有紅軍前方醫院和后方醫院。

當地蘇維埃組織勞動婦女解放會、少年先鋒隊、紅色補充軍、童子團、貧農團和雇農工會、互濟會等群眾組織，分別擔負巡邏邊界、打擊竄犯蘇區的敵人，配合紅軍和赤衛隊打仗、運送和轉移傷員，站崗放哨、盤查過路行人，發動群眾做軍鞋、縫軍服等任務，一方面為紅軍提供安全和生活物資保障，一些重傷員就直接寄養在老百姓家里;另一方面幫助兵工廠采購和輸送生產物資材料。

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蘇區與老百姓建立起魚水般的情誼。其中有一個人的名字，在新街一帶方圓上百平方公里無人不知。人們不僅熟悉他，而且喜愛他，親切地稱他“余聾子”。他，就是當年曾任紅九軍二十六師師長的余益庵。

1976年12月，曾任中國盲聾啞人協會主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的余益庵，最后一次回到這片曾經戰斗過的地方，看望老蘇區人民，慰問烈軍屬，尋訪當年的蘇區醫院、紅軍兵工廠遺址。冒著刺骨的寒風在戰友們的墓前肅立默哀，他真誠地對當地的領導說，在那腥風血雨的戰爭年代，是這里的百姓給了蘇維埃紅色政權和人民軍隊極大的擁護和支持。在一次次歷險中，都是當地的百姓冒著殺頭的危險，千方百計地掩護我們脫離險境。停頓了一下，他接著動情地說，希望在死后，能把自己的骨灰安葬在新街附近的扁石巖上，陪伴死去的戰友。

1932年6月，蔣介石“齊頭并進”“分進合擊”，在對中央蘇區和各地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的危急情況下，中央派到鄂豫邊區的新任領導沈宗源，由于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結果變成失敗后的右傾逃跑主義，丟失了鄂豫邊蘇區。黨的組織大都遭到破壞，蘇維埃政權被摧毀，蘇區1萬多群眾慘遭殺害。6月底，鄂豫邊臨時省委機關被迫離開宜城新街，遷往白區南陽，轉入地下工作。

鄂豫邊蘇區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第一次沖破了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關系，勞動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蘇區存在的時間雖然只有兩年，但是她像漢水的波濤，蕩污滌濁;像青山的松濤，摧枯拉朽。邊區人民不畏強暴、不怕挫折、不惜犧牲、前赴后繼、奮發進取的精神，必將融入我們的血脈，成為我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不竭動力。

（文中部分史料來源：襄陽市檔案館）

延伸閱讀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偉大實踐

李福新

鄂豫邊區鄂北革命根據地是襄（陽）棗（陽）宜（城）和均（縣）房（縣）南（漳）保（康）谷（城）兩塊革命根據地的統稱，中心在宜城市新街村。它于1930年6月建成，到1932年6月完全喪失。雖然其存在時間只有兩年，但它卻是鄂豫邊區革命斗爭史上最為光輝的一頁，是我黨在實踐中豐富完善毛澤東同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偉大實踐。

農民起義是鄂北革命形勢得到根本扭轉的關鍵

1927年8月，在革命處于危急時刻，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八七會議。會議指出，共產黨在現實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有計劃盡可能地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然而，鄂豫邊蘇區卻將工作重點放到了策動國民黨軍隊的兵變上，致使鄂北的秋收起義未能如期舉行。

9月上旬，鄂北特委認真吸取了前段工作的教訓，改變了斗爭策略，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發動農民起義上，鄂北的革命形勢很快發生了根本轉變。首先是棗陽縣的程坡、蔡陽鋪、七方崗和襄陽縣的雙溝、張集等地農民武裝萬余人，一舉拿下了棗陽縣隆興寺區署和團防局，創建了以棗西翟家古城為中心的紅色割據區域。接著是隨縣工農革命軍大隊和各地工農自衛大隊，先后打垮了祝林店和青苔鎮等地反動武裝，成立了祝林和青苔兩個區革命委員會，創建了兩塊紅色割據區域。棗陽、隨縣秋收起義的成功，充分顯示了農民中蘊藏的偉大力量，增強了其他地方黨組織發動農民起義的信心和決心。一時間農民起義的烽火燃遍鄂北大地。

鄂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一次生動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實踐課

早在井崗山根據地創建中，毛澤東同志就初步形成了武裝斗爭、政權建設、土地革命三位一體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1930年1月，他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進一步提出“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仡櫠醣备锩鶕氐膭摻ㄟ^程，我們不難發現，鄂北特委及后來的鄂豫邊區特委所采取的方針、政策、步驟、方法，正符合了毛澤東同志這一偉大理論的要求。

第一，鄂北特委是在經歷兩次兵變失敗，將工作重點轉移到農村后才取得棗陽、隨縣、襄陽等地秋收起義的勝利。第二，鄂北的革命武裝是由農民自衛武裝“紅會”、“硬社”等，到農民游擊隊、赤衛隊、工農革命軍，最后到工農紅軍一路走來的。第三，鄂北革命根據地是由游擊區、小塊紅色割據區域，到初具規模，而后有計劃、有目的地逐步擴大。第四，鄂北根據地政權建設是由鄉到區、縣、省逐級發展和完善的。第五，根據地內普遍實行了土地改革。如此等等，充分證明了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理論是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是革命勝利之本。鄂北革命根據地在創建過程中，所創造出的“化整為零，插槍隱蔽，秘密割據，集零為整，伺機而起，大舉擴展”的獨特模式，既是鄂北人民鮮血與智慧的結晶，也是對毛澤東同志“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理論的豐富和完善。

（作者系宜城市原文化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