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的歷史邏輯、實踐特質與優化路徑

韓 穎

（中共深圳市委黨校 黨史黨建教研部，廣東 深圳518000）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選賢任能在古今中外都是治國理政的一項重大議題，只是與此有關的制度設計理念及其運行效能有所不同?！皥猿值虏偶鎮?、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的顯著優勢之一，強調必須繼續“健全黨管干部、選賢任能制度”。[1]一些國內外研究者據此也將之稱為“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中國賢能政治制度”或“中國選賢任能模式”。梳理相關文獻發現，學界對選賢任能的研究闡釋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維度：

一是關于選賢任能的基本理論分析。學界主要從黨史研究、政治理論、制度改革變遷、賢能政治等角度進行理論分析。辛曉霞（2020）從制度治黨的視角梳理選賢任能制度適用于現代治理的合理性，指出選賢任能是符合中國國情，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2]麻寶斌和仇赟（2018）從溯源分析、對比分析和政治功能分析三種視角入手，對中國共產黨“選賢任能”道路選擇與實踐進行政治學分析，從中西方政治制度差異對比中探尋“選賢任能”的獨有特色和政治功能。[3]聶菲璘（2021）梳理中國選賢制度的歷史沿革及其對當代選人用人實踐的借鑒和啟示。[4]加拿大學者貝淡寧（2016）認為中國的賢能政治模式比西方民主政治更適合中國，并可能成為受到普遍關注的一種政治發展模式。[5]

二是關于選賢任能的實證研究。學界主要從民主推薦制度、選拔任用程序、制度轉化為治理效能、國家治理與程序正義等角度進行實證研究。麻寶斌和仇赟（2017）從政治學視角分析民主推薦制度的起源、背景、調適和前景發展。[6]王春璽（2020）指出，選賢任能制度是將國家治理體系轉換成國家治理能力的關鍵制度，提出要從完善黨管干部和發揚民主相結合的機制、實現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統一、完善干部選拔任用的監督問責機制、提高選賢任能的法治化水平與科學化水平等方面進一步完善選賢任能制度。[7]陳輝（2020）指出，選賢任能干部制度的現代性精神、制度體系的科學性、動力機制及與時俱進的改革，為選賢任能干部制度管理效能、政治效能與社會效能的持續發揮提供內在保障。[8]仇赟（2021）基于國家治理與程序正義視角的觀察來研究選賢任能制度，認為追尋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相統一的完善的程序正義，是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發展的重要方向。[9]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選賢任能的關注從黨史到政治學，從理論分析到實證研究，從理論研究到制度轉化，這為本文繼續研究選賢任能的歷史邏輯、實踐特質以及未來可能存在的優化路徑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方法借鑒。然而，梳理相關文獻發現，學界對選賢任能的歷史邏輯和實踐特質的相關論證并不多，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選賢任能的政治學框架分析、民主推薦和選拔任用程序的實證研究，歷史邏輯和實踐路徑研究還有待拓展、深入。因此，本文的創新點包括：論證選賢任能的歷史邏輯；勾勒選賢任能的實踐特質；提出選賢任能制度的優化路徑。本文立足歷史、實踐特質、優化路徑三個維度：首先論證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是扎根于我國肥沃的歷史土壤，汲取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繼承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選賢任能的歷史經驗，是中國共產黨傳承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堅定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來源；其次從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中國的最大國情出發，分析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的實踐特質突出表現在特別注重通過黨風廉政建設來提升其治理效能，這是中國共產黨貫徹“黨管干部”“黨管人才”原則并不斷釋放其治理效能的關鍵途徑；最后從發揮新型政黨制度優勢出發，探討強化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是進一步優化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的一項可能性選擇。

二、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的歷史邏輯

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有其特定的歷史底蘊。在歷史邏輯層面，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繼承中華民族長期以來“任人唯賢”的優良傳統，汲取中華民族長期以來“能上能下”的人才管理理念，延續中華民族長期以來“退而致仕”的退出機制。這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堅定選賢任能制度自信的歷史文化依據。

（一）繼承中華民族長期以來“任人唯賢”的優良傳統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陳戌國，1991）。[10]513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之中，以儒家為代表的選賢任能思想和實踐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后人尊之為“賢能政治”。那么，何謂“選賢與能”？孟子對此解釋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陳戌國，1991）。[10]77照此行之，此后中國逐步探索形成了以“任人唯賢”為鮮明特征的選賢任能制度。從先秦的舉薦制到漢代察舉制，再到魏晉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直至隋唐科舉制度，中國古代選賢任能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定型，為中華民族的長期繁榮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供給和制度保障。這是中國五千多年浩瀚歷史遺留下來的一筆寶貴財富。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同時也是一個長期堅持實事求是和獨立自主政治品格的政黨。它不是機械地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圣旨和教條，而是懂得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去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不斷在實踐中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與此同時，較早就懂得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使之呈現鮮明的中國內容、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就是繼承中華民族長期以來“任人唯賢”的優良傳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忠誠”繼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珍貴遺產的一個生動體現。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是當前我國關于黨政部門領導干部的選拔、選舉、任職和使用的一系列制度、機制、體制、程序的總稱，其在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無不始終貫穿著“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的鮮明主線。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近百年歷史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2016）多次強調指出，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我們要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把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精心培養起來、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11]新時代對于“任人唯賢”原則的再強調，既是對于我們黨歷史經驗的總結運用，也是對于我國數千年選賢任能優秀傳統的良好繼承，對于貫徹新時代路線方針政策更是有著決定性的指導意義，因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

（二）汲取中華民族長期以來“能上能下”的人才管理理念

為政之要，首在用人。用人之道，選賢與能。那么，察選人才之后，又該怎么管理呢？中國古人經過長期實踐探索，逐步形成了“升遷”“降黜”“巡視”“監察”等制度，也由此培育起“能上能下”的人才管理理念。據《尚書》記載，早在大禹時期，我國就開始探索實施“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秦漢以來，定期考核官員并據此確定升降已經是常態化的人才管理方法，時至唐朝，中國古代典章法制趨于成熟與定型，其中就包括通過管理考核來推動人才“能上能下”這種人才管理制度。以唐朝為例，根據《唐六典》，時間上，規定全國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考核層級上，規定三品以上由皇帝親自主持考核，四品以下由吏部執行考核；考核標準上，是“四善二十七最法”。所謂“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針對不同部門和不同類別而設置的考核要求，如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等等（李林甫等，1992）。[12]42在考核結果評定上，劃分了“上、中、下”三等九級，規定“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者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者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缺者為下中，居官飾詐，貪濁有狀者為下下”（李林甫等，1992）。[12]43這種“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的古代察官治官方法相當于現代意義上“能者上庸者下”的考核辦法，一直延行至清朝。

中國共產黨在借鑒傳統選賢任能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形成頗具自身特色的選賢任能制度，考評內容側重于政治思想、經濟發展、科學發展等方面。例如，1949年11月4日中組部頒布《關于干部鑒定工作的規定》，規定干部鑒定“采取個人自我檢討，群眾會議討論，領導負責審查三種方式結合進行”，鑒定內容“重點應放在立場、觀點、作風、掌握政策、遵守紀律、聯系群眾、學習態度等方面”（潘晨光，2005）。[1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探索出臺《關于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定（試行）》，這是進一步堅持和完善我國新型選賢任能制度的標志性成果。這既汲取了中華民族長期以來“能上能下”的人才管理理念，又吸納了我們黨長期以來選賢任能制度的實踐經驗，對著力解決為官不正、為官不為、為官亂為等問題，推動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導向和從政環境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三）延續中華民族長期以來“退而致仕”的退出機制

退出管理是選賢任能的一個重要環節，關系整個賢能政治的新陳代謝。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探索建立了選賢任能退出機制?！洞呵锕騻鳌酚涊d：“退而致仕”（陳戌國，1991）。[10]1344（《春秋公羊傳》）《禮記》有規定，“大夫七十而致事”（陳戌國，1991）。[10]430受此影響，此后中國長期遵循“致仕”“致事”“致政”“休致”這種選賢任能退出機制，且退出年齡約定俗成一般是七十歲，直到明清時期才發生較大改變。如明朝時規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可以辭官，且必須經過皇帝恩準。漢平帝元年規定，“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班固，1962年版）。[14]宋太宗規定，“應曾任文武職事官恩許致仕者，并給半俸，以他物充，于所在州縣支給”（脫脫等，1985年版）。[15]

中國古代關于官員退休的歷史實踐，為我們黨探索完善選賢任能制度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啟發，其中之一就是實施干部退休離休機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黨和政府領導終身任職是一種實際上普遍存在的現象。受此影響，新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干部退休制度。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初期得到重視和改進。鄧小平同志曾經在改革開放初期親自帶頭執行《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干部離休退休至今已經實現常態化管理，這是我國選賢任能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定型的重要標志。

三、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的實踐特質

當代中國“最大國情”和“最本質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就是基于這樣的“最大國情”和“最本質特征”而設計的，因此，在執行環節長期始終堅持“黨管人才”原則?！叭瞬拧奔劝ㄖ袊就恋恼尉?、科技文化經濟軍事領域的知識精英、基層社會精英如村干部，也包括海歸人才乃至在華工作的外籍專家。從選賢任能的操作層面看，黨的領導在此方面的實踐特質突出表現在特別注重通過黨風廉政建設與改革來提升其治理效能。這是中國共產黨貫徹“黨管人才”原則進而不斷釋放其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徑，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明晰了黨委責任，實現了從“黨委負全面領導責任”到“黨委負主體責任”的歷史性轉變。這種更為清晰的責任界定是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在執行過程中極為關鍵的一環，直接維系著這項制度的“生死存亡”。

在探討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的實踐效果時要特別提到黨風廉政建設，因為在實踐層面黨風廉政建設為選賢任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治穩定和質量保障，或者說黨風廉政建設在防止選人用人環節發生腐敗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確保中國共產黨“黨管人才”原則保質落實到位的重要舉措。習近平（2014）指出，必須“始終把選人用人作為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關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16]411。為此，每逢干部換屆時段，各級組織部門都多次申明換屆紀律要求并高度警惕干部拉票賄選等問題。

（一）黨風廉政建設從“黨委負全面領導責任”到“黨委負主體責任”

觀察和認識當代中國，既要看歷史也要關照現實?？疾煨聲r代黨風廉政建設改革實踐首先要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有關歷史，但梳理我國黨風廉政建設歷史的主線不應單線性地清點懲處違紀違法干部的級別、數量和涉案金額，抑或細數期間出臺了哪些規章制度，而是應該從其實踐成效的角度，檢視它在過去的探索是否有效、當下的改革方向是否正確、又有哪些可預期的政治效果等。以下把這段歷史劃分為如下兩大階段。

1.“黨委負全面領導責任”階段

在時間跨度上，“黨委負全面領導責任”階段大致是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前。我國黨風廉政建設開始于中共中央1990年10月批轉中央紀委《關于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的意見》。黨的十八大是一個重要的分界線，新時代黨風廉政建設改革步伐在十八大落幕后不久就正式啟動。

《關于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的意見》的重要價值不僅僅是它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明確提出黨風廉政建設，更為重要的是它從一開始就構想要推動建立健全黨風和廉政建設責任制，一級抓一級，達到層層落實。這一政治構想不僅助力平息了當時國內由于外界形勢變幻所產生的“黨政分離”思潮，還促使黨風廉政建設從一開始就超越腐敗治理從而上升到更高層面即處理黨政關系問題。也正因如此，時隔七年之后，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必須把黨風廉政建設“列入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之中，與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結合起來，與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結合起來，與民主法制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17]由此，黨風廉政建設又從處理黨政關系問題延伸到“民主法制建設”層面。這是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政治發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然而，無論是《關于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的意見》還是中共中央國務院1998年出臺的《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這些文件主要是根據“誰主管，誰負責”原則，或者說是遵循“黨委負全面領導責任”的思路來規制黨風廉政建設的。具體則是“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主要領導親自抓，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的支持和參與”（奚潔人，2012）[18]。比較之下，這種頂層設計的實踐思路，與當時其他領域如反腐斗爭和社會綜合治理的工作推進方式如出一轍。

盡管“黨委負全面領導責任”這一頂層設計并不違背中國國情，也符合當代中國政治傳統以及人們慣常思維，但付諸實踐遇到了最常見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即責任不清。在責任追究環節，上述制度設計極易引發分歧：黨政“一把手”在理論上通常級別相同，紀委是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開展工作，黨委班子成員在集中之下又各有分工負責。那么，由于黨風廉政建設不力而產生的政治責任，究竟該孰主孰次？除了黨委和紀委，諸如政府“一把手”這樣的黨委班子成員是否也該承擔一定的責任？

諸如此類問題的存在讓黨風廉政建設在執行環節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這也是促成新時代監察體制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因素。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探索實踐看，黨風廉政建設這項制度設計本身較好地改變了過去存在的“誰出事、誰負責”“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寬松軟狀態，通過明確“黨委負領導責任”這種方式有效地遏制了我國政治體系存在的不正之風和消極腐敗現象，特別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帶病提拔”干部的現象。這也是黨風廉政建設歷經多年探索至今仍然堅持不懈的主要原因。

2.“黨委負主體責任”階段

黨的十八大之后，黨風廉政建設進入“黨委負主體責任”階段，確切的時間節點是2013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它的突出特質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舉措，是把“黨委負全面領導責任”深化改革為“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這是黨的歷史上首次明確提出黨委要承擔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其改革思路發軔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一新規定是中國共產黨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的重點部署之一。這一改革舉措在防范和遏制選賢任能滋生腐敗方面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效果。

什么是黨委“主體責任”？這是關乎實踐成效的基礎性問題。從詞義結構看，“主體責任”是一個復合詞匯，此處的“主體”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責任”是指分內應做之事，以及由此應承擔的不利后果或強制性義務。由此可見，黨委主體責任的提出在實際上明確規定了作為“實現集中統一領導”的黨委（黨組）必須承擔因黨風廉政建設不力而產生的不利后果的主要責任，旨在確保各級黨委（黨組）權責的一致性，從而要求他們“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根據習近平的相關論述，“主體責任”的本質內涵主要包括：“一是加強領導，選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現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二是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三是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從源頭上防治腐??；四是領導和支持執紀執法機關查處違紀違法問題；五是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要管好班子，帶好隊伍，管好自己，當好廉潔從政的表率”（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5）。[19]75此外，從外延看，黨委主體責任是一種直接責任、領導責任、全面責任和終身責任。

從新時代改革實踐效果看，2020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黨委（黨組）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規定》，從黨委（黨組）這一關鍵主體入手，扭住了責任制這個“牛鼻子”，不折不扣地推動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的落實。黨委主體責任的探索實施進一步廓清了黨委和紀委的權責邊界，有效克服了過去黨風廉政建設中存在的責任不清、落實無力、追責不夠等問題和不足，是全面從嚴治黨能夠在短期內形成“壓倒性勝利態勢”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這種壓倒性勝利的其中一個重要體現就是選人用人方面如今比過去更加“風清氣正”，新時代“好干部”五大標準之一的“清正廉潔”目標正在不斷深入實現。

（二）黨委主體責任制是黨風廉政建設改革實踐、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和選賢任能提質的關鍵依托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之所以在短期內解決了一系列關系黨和國家事業歷史性發展和歷史性變革的重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主導這一偉大變革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自我革命的道路上審時度勢改革了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通過落實“黨委負主體責任”這種方式來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進一步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種改革舉措在選賢任能方面也同樣效果明顯。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般原理，人可以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來正確認識客觀事物并最大限度地把握其未來發展趨勢。倘若從歷史、實踐和理論等維度來展望新時代我國黨風廉政建設改革的發展前景，則有充分理由相信：黨委主體責任制是我國當前和未來有效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牛鼻子”，進而能夠有效減免選人用人環節滋生腐敗，確保選賢任能的質量。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1.從理論邏輯看，新時代黨風廉政建設改革邏輯符合政黨中心主義和權責一致原則。這兩大理論是許多后發展國家有效治理國家和走向現代化的重要理論依據。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政黨中心主義所做的理論分析較之西方長期盛行的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更加貼近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研究結論對于中國也更具可行性。

倘若不按照政黨中心主義而是其他兩個理論，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是最終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進而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的主導力量，為什么孫中山和毛澤東等人都高度重視政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這種“政黨主導”模式又并不必然地排斥監督制約。相反，基于政黨主導這種國家行為模式，當代中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在“治黨”環節，中國共產黨除了必須敢于自我革命且以此來推動社會革命，還必須按照“權責一致”這一現代政治文明理念，自覺擔當由于“領導一切”的核心地位而相應附帶的“負責一切”。這是新時代黨風廉政建設改革的理論邏輯，也是這種嶄新的改革實踐能夠擁有光明未來的重要原因，更是確保執政黨“不犯顛覆性錯誤”的重要條件。

2.從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看，解決中國問題最終要采取中國辦法。此處所謂的中國辦法，就是要自覺回歸政黨本身尋找答案。在當代中國，就是要從中國共產黨自身去尋找解決問題的可能性途徑。從根本上講，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的這種領導核心地位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與實踐的復雜交匯而并非自封。因此，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對于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有著非凡意義。

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所取得的“壓倒性勝利”實踐看，通過進一步落實黨委主體責任制來搞好“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作風建設，有利于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奮斗目標的早日實現。從另一角度看，人民政府是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革命創建的權力機關，同時又是在黨的領導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載體。新時代在突出政黨主體責任的基礎上繼續把黨政關系深度糅合為一，通過塑造優良黨風帶動政風乃至民風不斷向前發展。這是一種尊重中國歷史經驗的合理選擇，在未來中國政治場域的政治價值和政治生命也將愈加顯現。

3.從實踐邏輯看，抓好黨委主體責任是實現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奮斗目標的有效途徑?！盀槭裁匆獜娬{黨委負主體責任？是因為黨委能否落實好主體責任直接關系黨風廉政建設成效”“從嚴治黨，必須增強管黨治黨意識、落實管黨治黨責任。歷史和現實特別是這次活動都告訴我們，不明確責任，不落實責任，不追究責任，從嚴治黨是做不到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5）。[19]74因此，習近平多次強調，全面從嚴治黨必須牽住黨委主體責任制這個“牛鼻子”。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看，面向未來，落實好黨委主體責任對于提高黨的建設質量特別是選賢任能方面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責任一旦明晰且長期追責，那么在選人用人環節“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機制就不會是遙不可及，就可以確保選賢任能的質量和清正。

新時代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必須繼承和發揚中國共產黨敢于“自我革命”的偉大精神。重新提振中國共產黨人自我革命的偉大精神，面對當前黨風廉政建設中存在的諸如“責任分解不具體、追責對象區分難，考評機制不完善、追責依據確定難，同級監督不強硬、追責線索發現難”等問題，乍看巍峨如山復雜如麻，實如沙雕朽木一擊即潰。從更寬闊的視域看，倘若我們黨以自我革命精神徹底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其重大意義已不止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提高黨的領導水平，更不僅僅限于選賢任能，而是昭示著當代中國能否向世界貢獻“中國智慧”，即探索以政黨自我革命來有效革除政治機關科層制固有弊病的經驗或模式。

四、加強民主黨派民主監督：進一步提升選賢任能制度效能的必要舉措

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有其特定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這是堅定制度自信的歷史文化依據。這項制度仍然尚未成熟定型而需要立足國情繼續探索完善。從當代中國政治實際出發，加強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是進一步提升選賢任能制度效能的必要舉措。這是因為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深蘊在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中，這種外部的監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將有利于確保我國選賢任能制度的執行效能，可以提升我國選賢任能制度的運行質量。

以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為標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形成。這一制度賦予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和“政治協商”三大基本職能?；诿裰鼽h派民主監督這項重要政治功能，民主黨派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對中國共產黨執政進行批評和監督。這種民主監督對于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更具必要性，對此，鄧小平同志（1994）曾做過明確強調：“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習氣。因此，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更加需要聽取來自各個方面的批評和監督，以利于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克服缺點，減少錯誤?！盵20]但毋庸諱言，較之于參政議政和政治協商，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國實踐層面還未得到充分彰顯，在選賢任能、遏制和預防政治腐敗等方面的作用比較乏力，但這并不意味著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就無足輕重。相反，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在選賢任能方面大有作為，只是囿于主客觀因素等相關功能作用還沒充分發揮出來。

眾所周知，從政治生態理論的角度看，在我國政治生態系統中，中國共產黨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作用。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系統中的唯一領導核心，而民主黨派民主監督也是中國政治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生態因子，是中國政治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不僅執掌國家權力，政治上領導八個民主黨派，還領導共青團、婦聯、工會、工商聯等群眾組織。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關鍵因素。盡管中國共產黨這種領導核心地位是通過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而自發形成的，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民主黨派就無足輕重。從歷史上看，民主黨派曾經與中國共產黨“聯合革命”和“協商建國”，毛澤東（1993年版）曾經明確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可以說是幾個政黨聯合進行的，但是以共產黨為首……這兩次革命，都是以共產黨為領導進行的”[21]。民主黨派的歷史貢獻并不是“一根頭發的功勞”，背后代表的社會力量“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1988）[22]。在今天，民主黨派是我國唯一明確享有民主監督職能的政黨組織。

同時，還要看到，我國民主黨派從來就不是西方國家那樣的“反對黨”或“在野黨”，而是“參政議政黨”，其政黨目標也不是為了奪取國家政權，而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政治協商的基本職能，與共產黨攜手合作建設國家、服務人民和振興民族。盡管我國民主黨派也具有西方政黨那樣的“利益表達”功能，但它歷來就不是通過議會斗爭或院外游說施壓的方式實現自身政治訴求，而是一開始就是以人民政協作為政治平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價值導向，通過與中國共產黨開展“民主協商”的方式嵌入國家政治議題。此外，我國民主黨派成員在國家各級機關都擔任相當級別的領導職務，可以借此與共產黨進行民主協商，這種特殊的生態位優勢是西方國家在野黨所沒有的。

上述特質決定了民主黨派積極開展民主監督的必要性。由于中國共產黨處于核心生態位，掌握著超規模的政治能量，這就決定中國共產黨絕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否則會給中國造成深重傷害。因此，中國共產黨需要不斷推進黨的建設這項“偉大工程”進而實現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同時還要自覺接受來自外部力量，比如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等。因為后者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且是我國唯一可以履行政黨監督的行為主體。這種民主監督具有其他監督如群眾監督、媒體監督難以替代的優勢。進一步說，是由于民主黨派歷來是中國共產黨的“盟友”“諍友”和“密友”，這是其他監督形式無法與之相提并論的。當然，這并不等同于民主黨派就不需要共產黨監督或自身無足輕重，相比之下，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所引發的政治生態能量與信息循環，對于長期處于核心生態位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更為重要。誠如鄧小平所說的，“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鄧小平，1994），[23]“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鄧小平，1993）[24]。

因此，面向未來，中國選賢任能制度的優化路徑，不應僅限于執政黨內部而是要根據我國政黨政治生態系統的實際情況，進一步釋放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治理效能，挖掘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威力，為我國選賢任能提供更優質的保障。

五、結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選賢任能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拔覈裉斓膰抑卫眢w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習近平，2014）。[16]105從歷史維度探討中國選賢任能制度形成和發展的內在邏輯可以看到制度的歷史傳承和延續；從人才選拔、過程管理和有序退出等方面考察中國特色選賢任能制度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歷史實踐經驗的忠誠繼承，有助于堅定廣大黨員領導干部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從制度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角度考察中國選賢任能制度中黨的全面領導作用的指導和發揮，是選賢任能制度在實踐環節中最根本的特質，隨著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進一步推進和深化，以及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重大部署將為選賢任能制度的執行和實踐提供強大的政治保障和政治自覺。

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出“兩個責任”，即黨委的主體責任、紀委的監督責任，在制度層面為新時代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機制創新和制度改革明確了大的方向。通過有效的監督、問責與獎懲機制，運用選拔任用與考核評價等多種手段（李海青，2020），[25]有效地防范和遏制了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對選賢任能制度在國家治理效能上的發揮產生了明顯的積極效果和正向動力。2020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黨委（黨組）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規定》，再一次從制度層面深化聚焦“兩個責任”，進一步深化明晰黨委的主體責任，勾畫厘清黨委的主體責任的范圍和邊界，明晰黨委和紀委的權責邊界，聚焦全面從嚴治黨這一黨和國家重大戰略布局的實施和推進。這既抓住了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落實的黨委（黨組）這一關鍵的主體，也抓住了責任這一重要的使命擔當，為選賢任能制度提供了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為選人用人、干部監督監察、防止“燈下黑”等環節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政治生態。

選賢任能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顯著優勢之一，其制度效能的發揮，除受到黨的全面領導根本制度的正向保障作用外，也需要在國家和社會制度體系的系統性、整體性和綜合性作用下才能產生更大的治理效能。其中，新型政黨制度優勢的發揮是不可小覷的一個方面。新型政黨制度中各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職能，使選賢任能制度的執行和實踐環節同時處于黨內監督和民主監督的共同作用下，充分釋放各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威力，使新型政黨制度和選賢任能制度兩種制度的優勢相互作用，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