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音樂會”的當代傳承

冀中地區的“音樂會”這一樂種主要流傳于冀中及京、津地區的農村。在樂器使用上，音樂會以管子為主奏樂器，還有笙、笛子、云鑼等有調樂器和鼓、鐃、鈸、鐺子、板（小鈸）等打擊樂器。音樂會演奏的樂曲，其曲牌名可見于唐宋詞牌和元明戲曲曲牌，與中國古代音樂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具有“中國古代音樂活化石”的性質，有著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音樂會不僅是一個民間樂隊，同時還是一個鄉村的公益組織，他們的活動與中國傳統禮儀規范、當地民俗和民間信仰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每年，音樂會要在全村重要的祭祀和風俗性節日中演奏，在村落中常常主持與社區事務、宗教信仰密切相關的活動，主要有春節祈祥、神靈朝拜、喪葬祭祖、祈雨驅雹、中元祭鬼等。傳統上，音樂會的這些活動都是義務服務性質的，因此在村落里往往享有崇高的威望，被稱為“圣會”“善會”。

從楊蔭瀏、曹安和1952年對定縣子位村“吹歌會”（音樂會的“南樂”分支）的考察開始，學術界就關注到了音樂會這一古老樂種。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中國音樂研究所從1986年對固安縣屈家營音樂會的考察開始，又在20世紀90年代對冀中一帶的音樂會進行了較全面的普查。此后學術界開始了對冀中音樂會曠日持久的考察，其卷入人數之眾，產生的學術成果之多，為當代中國學術界所罕見，這一現象被張振濤稱之為“冀中學案”。

這樣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被學界廣泛關注的民間樂種，在中國由傳統農耕社會急遽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卻普遍遭遇到了生存危機。今天的農村社會，已經打破了過去“農忙、農閑”的農耕社會生活規律，年輕人外出打工，以往音樂會利用農閑時節傳承新人擴大隊伍的傳統也就難以為繼了；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接觸到了城市文化，受其影響，他們對家鄉傳統文化的親近感也在逐漸淡漠；音樂會在傳統上是義務服務村民的，可在“等價交換”的市場經濟環境下，肯常年盡義務搭功夫為村民服務的人越來越少了。這些改變顛覆了音樂會舊有的傳承模式，眼見著老一輩樂師漸漸逝去，年輕人接續不上來，許多音樂會因此走向了衰落和泯滅的末路。中國音樂研究所在20世紀90年代普查過的那些樂社，估計至少有約一半已經不能正?；顒恿?。

但是在另一方面，傳統文化局內人面對不容樂觀的傳承困境，也在積極地想辦法延續自己文化的生命。他們以卓越的創造力，在與現代化社會環境的互動中探索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和走出困境之路。通過他們切實有效的努力，一個個民間樂社得以再續輝煌，甚至中斷活動幾十年的樂社也重新恢復了生機。冀中音樂會的局內人為努力克服傳承危機復興傳統文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體現了傳統文化局內人高度的文化自覺意識。一個個走向復興的民間樂社，也印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頑強生命力。

筆者長期從事冀中民間樂社的考察與研究，與許多樂社的樂師們保持著朋友般的持久聯系，對他們的傳承情況也較為了解。根據長期考察所得，筆者把目前冀中音樂會這一樂種的傳承方式分為固守傳統的傳承、師徒關系的傳承、吸收女性會員的傳承、吸收本村小學生的傳承、校園傳承、被撥款養起來的傳承等幾種類型。本文將對這幾種傳承模式各自成功的經驗、不成功的原因等進行剖析，以為傳統民間樂社的當代傳承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固守傳統的傳承方式

冀中音樂會的傳統傳承方式，在性別上是傳男不傳女，在人際關系上以親緣（親屬）和地緣（本村人）傳承為主，在時間上以農閑時節為主。在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沒有了以往農忙與農閑的季節更替的時候，這種傳承方式日漸式微。但在今天，因為某種機緣，仍然有一些民間樂社能夠固守這種傳統的傳承方式，且一定程度地保持了樂社的活力。

雄縣韓莊村音樂會早在1993年8月就有喬建中、鐘思第、張振濤、薛藝兵等學者兩次前來考察，1995年9月他們又應邀為參加“首屆中國民間鼓吹樂學術研討會”的各地學者演出。2016年和2018年，他們還曾經到中央音樂學院和臺灣的一些大學演出，是一個知名度較高的樂社。這個樂社目前仍然固守“傳男不傳女”的傳統，由清一色的男性樂師構成。在會長解秋路、李法通等人的勉力維持下，現在這個樂社共有老、中、青樂師近四十人，還有固定的活動場地“菩提寺”，整個樂社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

在其他同類固守傳統的樂社紛紛走下坡路的時候，為什么它卻能夠維持并發展下去？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家族勢力的強大和文化傳統的悠久。韓莊村音樂會以親緣關系作為主要傳承方式，解姓族人占了樂社成員的半數左右，因此村里有“解半會”的說法，其他樂社成員之間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親屬關系。家族傳承在今天能夠維持，家族勢力的強大是一個重要因素，許多人連續幾輩人都在會里，如會長解秋路，他太爺解東洲、爺爺解福恩、父親解永祥，以及兄弟子侄全都在會。這種傳統是非常強大的，如果家中的男孩不在會，整個家族都會出來作說服工作，后生晚輩豈敢不從。在這方面易縣神石莊村是個相反的例子，村里的四個大姓原來各有一道音樂會，各自伺候本宗族的各種儀式，呈現出“家會一體”的特點?？稍诟母镩_放以后隨著宗族勢力的衰弱，四道音樂會今天已經全不見了蹤影。

二是會中的長者說話有權威，坐得住鎮，能夠制約晚輩一些有違傳統的想法與做法。這就保證了樂社不會因為一些不同意見造成內部的紛爭，這些紛爭往往是民間樂社解體散伙的原因。比如韓莊村音樂會的年輕人也有參與民間喪事時要適當收費，以補償自己誤工收入的想法?？蛇@些想法在會長解秋路、李法通等人看來就是背離傳統，離經叛道，一句“我們只要死不了，傳統就不能改”就把年輕人的想法堵了回去，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遇到民間喪事還要盡可能地趕回來義務參與。

三是與一般常年在外打工者不同，韓莊村的年輕人大多以種紅薯致富，農忙時節他們在外村承包土地日夜勞作固然辛苦，但仍然有農忙與農閑的更替，這就有了在農閑時節集中時間學習樂器演奏的機會。每到農閑時節，音樂會的老人就會組織村里的年輕人韻唱工尺譜，進行各種樂器演奏的學習?？偟膩碚f這種傳承方式與傳統社會差別不大。

雄縣常莊村音樂會雖然勢力不如韓莊村音樂會強大，但是也基本上保持了家族傳承為主、傳男不傳女的傳統傳承方式。近些年來，這個會有幾個對家鄉傳統音樂有責任心的年輕人入會，并逐漸撐起了會里的各種事務。這些年輕人雖然多在城里打工，但是因為村落地處縣城邊緣，大家可以每天都回家，晚上聚在一起學習音樂會的韻譜與演奏。雖然傳統的農忙、農閑的季節更替被打破了，但是年輕人每天晚上的相聚有效地彌補了這一變化給音樂會傳承帶來的不利影響。

二、師徒關系的傳承方式

這里所說的“師徒關系傳承”，是指打破音樂會傳統的地緣（本村人）關系傳承方式，采取帶外村的徒弟，以有別于傳統會社的方式進行人員的跨村落自由組合，并以盈利為目的的一種傳承方式。以這種方式傳承和組合的笙管樂組織，以天津市郊和廊坊市郊較為多見。這樣的民間組織雖然有時仍然稱之為“音樂會”，但是其傳承方式、組織構成、行為目的已經與慣常的公益性音樂會有了較大距離，而從文化屬性上更接近于冀中一帶另一種盈利性民間器樂組織——“吹打班”。

傳統的音樂會傳承方式是以地緣（本村人）傳承為主的，樂師們很少對外村的人傳授本會的音樂。當然村落之間也有音樂文化的傳承。如果有的村落想來拜師學習本村的音樂，那要以非常隆重的方式，鄭重其事地拜師，并世世代代奉所拜師的音樂會為“師傅會”，自己則要謙稱為“徒弟會”?！巴降軙痹趯W成后，每年的逢年過節都要來“師傅會”拜會見禮。

而師傅跨村落帶徒弟，師徒好友結社相聚以藝盈利的組織，卻是在以樂社之名行樂班之實。音樂只是掙來衣食、養家糊口的手段，他們從來就沒有把自己的音樂神秘化，甚至以密碼的方式進行“防偽”的舉動。天津市寧河區蘆臺鎮的羅漢音樂會，因在歷史上與“羅漢會”共生而得名。近些年羅漢會的表演日漸稀落，但音樂會卻因民間喪事等儀式活動的實際需要一直存續下來了。這個樂社的成員由蘆臺鎮多個村落的樂師組成，其成員之間多為師徒關系。樂社里最老的陳煥章師傅目前已經近90歲，仍然時常下場吹管子。目前，會里的主事者周百順會長徒弟眾多，又肯為會里的事務操心出力，在會里非常有威望。這個樂社約有20人，是這一帶遠近知名的職業藝人群體，大約每個月要應白事20多場，幾乎每天都在白事上演奏，每個工（半天）有大約150元左右的收入。由于長期職業性的鍛煉，這些樂師大多是多面手，笙管笛鑼鼓板鐃鈸樣樣拿得起來，高手云集，技藝超群。

廊坊市的“小高禪樂社”，其核心組織者是廊坊市安次區后屯村的高建忠樂師。他本是后屯村音樂會的成員，精通音樂會各種樂器的演奏、喪事儀軌、經文念唱等。出于興趣愛好，他還游走于附近及京津地區許多民間樂社，通過交流習得了更多的音樂會曲目。隨著自己文化積累的逐漸加深和聲譽的擴大，廊坊市郊的許多年輕人都前來拜他為師學習笙管樂的演奏，徒弟日漸增多。幾年前以他為首，聚集徒弟、朋友多人，成立了“小高禪樂社”，在廊坊市區和市郊農村一帶從事經營性的音樂演奏、經文念唱活動。這個樂社的傳承及經營性表演活動，與音樂會傳統的地緣（本村人）關系傳承方式及非盈利的公益性宗旨已經完全不同了。

三、吸收女性會員的傳承方式

在華北一帶農村，年輕男性外出打工是一種普遍現象，家里只剩下“九九三八六一部隊”，即老人、婦女和孩子。在大量年輕男性出走的情況下，音樂會的傳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為了使本村的音樂會能夠傳承下去，以往“傳男不傳女”的老規矩不得不被打破，各村的音樂會紛紛吸收在家婦女入會進行學習。對于這種現象，有的學者認為是由于當代女性社會地位提高而造成的，但筆者認為這更多是由于傳統的傳承方式在當代遇到危機情況下的無奈選擇。

較早這樣做的樂社，如安新縣的趙北口村音樂會，這也是一個較早為學界所關注的樂社，1993年7月張振濤等人就曾對趙北口村音樂會進行過考察。到了新世紀之初的2001年，隨著該音樂會老樂師的過世，傳承新人的問題顯得越來越突出，年輕的小伙子都在外面打工，于是就把許多五十歲左右的在家婦女吸收到了音樂會里來。這些新入會的大媽們雖然年紀大了一些，但是她們時間充裕，經過幾年的學習，就撐起了音樂會的半邊天。女樂師宋書苓出生于1953年，于2001年入音樂會學習韻譜和吹笙，現在是音樂會的主力樂師，2017年被評為保定市級非遺傳承人。她還曾經在2015年10月去中央音樂學院教研究生韻唱工尺譜，受到了師生們的歡迎。

亞古城村是緊鄰雄縣縣城東南側的一個村子，村里的音樂會是這個縣于2008年6月以“雄縣古樂”名義共同進入國家級非遺名錄的四個樂社之一。這個音樂會的會長史軍平是國家級的非遺傳承人，他頭腦靈活，看到自己的音樂會后繼無人，腦瓜一轉計上心來，到聚在一起跳廣場舞的大媽那里，說動了一群一早一晚以跳廣場舞為樂的大媽們入會學習。他和吳保君兩位樂師拿出孫武子訓練女兵的認真勁兒，對這些大媽嚴格要求，進行全天候的嚴格訓練（這些賦閑在家的婦女有的是時間），幾年后她們中的多數就出落成了非常優秀的民間樂師。史軍平帶領她們參加了“第五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2018年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周”“雄安新區民間音樂赴臺交流”演出，中央音樂學院、國家大劇院、臺灣藝術大學等都留下了他們展示和演出的足跡，樂社的聲譽也在一天天擴大。

類似的情況還有淶水縣的南、北高洛村，徐水縣的南城村，雄縣的北大陽村，高碑店市的南虎賁驛村等許多村落的民間樂社。大量的女性入音樂會學習，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音樂會的傳承危機，或如亞古城村音樂會那樣徹底解決危機，再次走向輝煌。

四、吸收本村小學生入會的傳承方式

因社會生態的改變而遇到傳承危機后，許多民間樂社都把解決傳承難題的希望轉到了本村在讀小學生的身上。小學生多為走讀生，課業學習的壓力也相對較小，因而有精力在學校學習的內容之外再學一些其他東西。在吸收小學生入會解決傳承難題方面，有相當多的樂社作得非常成功。

安新縣端村音樂會的省級非遺傳承人田炳輝為了傳承自己的音樂會，起初每天到了村中小學下課的時候，就趕到校門口去接愿意參加音樂會學習的學生。他在自己家收拾出一間房子，專供孩子們做作業，做完作業再組織他們學習韻譜和演奏樂器。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在縣城附近打工的小學生們的父母也下班回家了，學生們這才各自回家。田炳輝的家實際上成了小學生的課后托管班，他的做法既解決了學生放學后家長因尚未下班無法照顧的后顧之憂，又使得孩子們在文化課學習之外多學了一門傳統音樂技藝，音樂會的傳承危機也得以有效解決。

后來田炳輝又琢磨出了孩子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套辦法，他請一些具有領導能力的孩子做組長，實行學習上的“自治”。孩子們都是成長之中的有靈性的個體，一旦把他們引導到傳統音樂學習的這條路上，他們就會自動地探索和尋找適合于他們的學習方式。比如，以前的老樂師帶新學員，在學習韻譜時都是師傅一遍又一遍地對口教唱，費時費力。今天小學生們利用手機的錄音功能把師傅的韻唱和演奏錄下來，可以隨時反復地聽和學，省卻了師傅的重復勞動；以“小先生”的方式，由“聞道在先”的孩子帶剛剛入會學習的孩子，實現小學生之間的互教互學，也是他們探索出來的好方法，孩子們之間的交流往往比成人教孩子溝通得更容易，學習效率也更高。

安新縣的圈頭村音樂會利用一所閑置的院落，專門為本村的小學生入音樂會學習而辦起了一個傳承基地。保定市級的非遺傳承人夏滿軍、夏廣田等人為了解決因在北京做生意而不能天天給孩子們上課的難題，他們利用QQ的視頻聊天功能，把聊天的畫面投影在大屏幕上，以這種方式實現了遠程教學。每天孩子們下學后聚到音樂會的傳承基地，先由守家在地的音樂會成員張國振老先生陪孩子們做完學校留的文化課作業，然后按照預定的時間實現北京——安新縣圈頭村的視頻連線，由夏滿軍、夏廣田等樂師對孩子們的工尺譜韻唱和樂器演奏進行在線指導。在孩子們的寒暑假等時間比較集中的時候，夏滿軍樂師則犧牲自己做生意賺錢的時間，回到村里為孩子們進行面授。在這樣遠程教學與集中面授相結合的教學方式下，村里的一批孩子迅速地成長為新一代音樂會樂師。

徐水縣城附近的遷民莊村南樂會，在20世紀50年代曾以“躍進吹歌會”進京演出的方式而天下聞名。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遷民莊村南樂會的骨干樂師何成等人辦起了南樂會的傳承班，面向小學生傳承南樂會的音樂文化。與安新縣端村、圈頭村不同的是，端村、圈頭村都是由老樂師義務地組織小學生入音樂會學習，而遷民莊村南樂會的傳承班卻是要向參加學習的孩子們收費?？h城里學習西洋樂器的孩子，每上一節課要交大約100-300元的學費，相比之下，遷民莊村南樂會的民間樂師覺得如果免費教孩子們就有些吃虧了。雖然是收費，但是由于與學習西洋樂器的單人授課不同，南樂會的器樂學習是集體授課，因此收費較低廉，孩子的家長覺得還是能夠接受的。

定州市子位村的吹歌會（南樂會）的情況與遷民莊村南樂會大致相同。這個項目的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王如海、張占民及其他許多樂師也都面向小學生辦起了收費性質的傳承班。

無論是收費還是免費，民間樂社以小學生為對象進行文化傳承，一開始家長們普遍都有怕孩子因入音樂會學習而耽誤了文化課的擔憂，因此在起步階段往往都是較為困難的，要做大量的說服工作，甚至以解決家庭生活的某種實際需要為交換條件，才能動員一些孩子入會學習。但是當家長們看到先期入會學習的孩子并沒有因為學習音樂專長而耽誤文化課，甚至這些孩子的文化課考試成績往往還要優于一般孩子的時候，家長們的顧慮就被打消了，其態度也轉變為積極支持。再加上孩子們之間看樣學樣的攀比心態，入會學習就成了一種孩子們爭相效仿的行為。

孩子們進入初中學習以后，因為路途較遠，許多孩子都要住校，再加上課業負擔的加重，一般入音樂會學習過幾年的孩子，這時就不能正常參加音樂會的活動了。面對這種情況，一般的樂社都以從低年級小學生里不斷續招新學員的方式繼續培養后繼人才。這些曾經參加過音樂會學習的孩子，由于早年的文化熏陶，家鄉的傳統音樂都會在他們的人生歷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無論是將來走出村落還是重新回歸，他們都將是家鄉傳統音樂的衷心熱愛者或積極參與者。

五、校園傳承方式

在上級號召“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非遺進校園”的形勢下，許多農村的中小學校也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有的學校把非遺傳承人請到學校里為學生們進行展示和表演，有的學校以校本課程的方式向學生們介紹本地的鄉土文化，還有的學校開設了傳承班，深入傳授當地某一品類的鄉土文化。

河北省淶水縣南、北高洛村的音樂會，從20世紀80年代末就受到了英國學者鐘思第，中國藝術研究院喬建中、張振濤、薛藝兵等人的關注，鐘思第和張振濤還在這里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駐村考察。2003年4月，又有亞歐二十一個國家的傳統音樂學者前來考察，中央電視臺等媒體也曾做過報道。在名聲遠播的情況下，這里的音樂會在2006年就進入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無論是南高洛還是北高洛，兩個村子的音樂會都在傳承上遇到了難以為繼的困境，他們也曾改變觀念吸收村里的婦女入會，但是最后的效果并不太理想。

2018年3月，淶水縣教育局提倡下屬各個學校搞“特色辦學”，北高洛村的書記閆瑞才也早就想在村里的小學傳承本村的音樂會，以徹底解決音樂會后繼無人的問題。在淶水縣教育局、文旅局、北高洛村小學和北高洛村黨政班子達成共識的前提下，他們開始了在北高洛小學傳承傳統音樂的實驗。

為了實現在學校里傳承音樂會的目的，音樂會里委派了三位市級非遺傳承人頭管樂師閆喜忠、笙樂師閆成和笛子樂師閆文到學校任教，北高洛村小學的李全寶校長還幫助他們根據音樂會的曲目編寫了教材。農村的學校，自己安排課程的自由度較大，學校里每周二、四下午安排給全體學生各上三節傳統音樂課。除了上課之外，學生們還在課外活動及家中進行個人練習。

北高洛村小學不大，目前僅有一至五年級，一共才有南、北高洛村的118名學生，13名老師（其中兩位校領導）。一開始搞“特色辦學”時人們是有畏難情緒的，在家長那里，許多人恐怕自己的孩子因為學習傳統音樂而耽誤了文化課的成績；在學生那里，有的孩子怕因為學不會而被人恥笑；在老師那里，也有傳統音樂是否真正能夠在學校推廣得開的疑慮。

為了使“特色辦學”的意圖得到徹底落實，李全寶校長號召學校的全體領導老師們要與各班的學生們一起進步，要求每個老師都學一件樂器，給學生們做出榜樣。擔任教學任務的三名民間樂師把傳授傳統音樂看作是一種神圣的責任，沒有教學經驗的他們經常聚在一起，琢磨怎么教學生們韻唱工尺譜和演奏樂器。他們不辭辛苦風雨無阻，到了上課的時間，無論多忙也要放下手中的活計按時趕到學校。根據學生們各自的興趣，分為笙、管、笛三個班，由三名民間樂師分別授課，先教學生們韻唱工尺譜，待曲譜韻唱熟練后，再上手學習樂器演奏。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北高洛村小學的傳統音樂學習已經見到了初步成效，每個老師和同學都掌握了至少一件樂器的基本演奏技能；音樂會的笙管樂曲牌，學生們已經學會了【翠花開】【醉太平】【青天歌】【鵝郎子】【琵琶論】【金字經】等六首；打擊樂套曲【粉蝶大套】，學生們也已經學會了前三身。除了民間樂師的引導，學校的老師們也邊學邊教，學生們之間也互幫互學共同進步。一年多來的實踐證明，學生們學習民間音樂不但不耽誤文化課的正常學習，還會對文化課的學習起到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作用，這解除了家長們的一份擔心，使他們對孩子音樂學習的態度由疑慮轉為支持。

北高洛村小學在學校傳承傳統音樂的努力還得到了上級領導的大力支持，縣教育局、文旅局分別為他們解決了樂器、服裝、民間樂師的輔導費用等方面的問題。隨著學生們表演技藝的逐漸成熟，近來他們還多次參加縣、市以至國家級的大型展演活動，社會影響逐漸擴大。

此外，安新縣關城村音樂會的年輕樂師張賀新和會里的保定市級非遺傳承人張小慶，從2019年3月開始在村小學里進行音樂會校園傳承的實驗，還利用課外活動、周六日及暑假的時間，由民間樂師對孩子們進行義務輔導。在張賀新、張小慶的熱心付出和孩子們的刻苦學習之下，這些小學生進步很快，現在有的孩子已經能夠參加音樂會的出會活動了。

誠然，民間音樂會的校園傳承有成功的例子，也有不太成功的情況。

雄縣米黃莊村音樂會通過與當地小學的領導協商，共同決定在這個小學的五年級進行音樂會傳承的教學。學校里每周拿出兩節課的時間，由音樂會的頭管樂師程志通教孩子們學習音樂會的韻譜和樂器演奏，輔之以課外的練習。但是民間樂師沒有接受過專門的教育教學訓練，缺少教學經驗，再加上家長們對于學習民間音樂是否會干擾文化課學習的疑慮一直未打消，至今這個傳承班仍然還在堅持音樂學習的孩子已所剩無幾。米黃莊村音樂會校園傳承的效果不彰，可能還有行政力量支持不夠的原因，北高洛村音樂會的校園傳承有村、鄉、縣各級領導強有力的行政、財力支持，可在米黃莊村只是學校和音樂會之間的合作。

本土的學校傳承本土的文化，本來是責任所在。但是許多學校對此認識不夠深刻，沒有傳承本土文化的責任擔當，在行動上也就沒有動力。在安新縣同口村音樂會，會長韓峰、頭管樂師任伯五組織村里的孩子們入會學習，幾年來成效不小。但是音樂會的活動往往和學校的工作安排在時間上有沖突，于是會里就聯系學校，想以“非遺進校園”的方式聯合在一起進行民間音樂的校園傳承。但是學校方面對這件事情不太感興趣，總覺得這是分外之事，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六、被撥款養起來的傳承方式

河北省固安縣的屈家營村音樂會是冀中音樂會這個大樂種中較早為人所知的一個樂社，在村里關心音樂會命運的林中樹老先生的不懈奔走下，1986年3月28日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喬建中老師帶領考察隊前來這個村進行實地考察，這個樂社從此聲名遠播。時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賽福鼎、全國政協副主席司馬義·艾買提、河北省委副書記李文珊、文化部長周巍峙、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音協主席李煥之、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黃翔鵬、中國音協名譽主席呂驥、中央音樂學院老院長趙沨等各級領導和專家學者都曾經來屈家營村音樂會進行過考察、觀摩。

隨著名聲的擴大，這個樂社獲得了社會各方面越來越多的物質幫助，修起了通往村里寬敞筆直的鄉間公路，蓋起了全國農村絕無僅有的音樂廳。從2013年起，這個村作為河北省新農村建設的樣板，每年獲得國家大約百萬元的資助，村里的面貌由此進一步有了改觀。

為了支持音樂會的傳承，近些年村里規定音樂會的樂師和學員們每天晚上的活動都有40元的補助，平均每人每月1200元，2018年每人補助14400元，一年里僅這方面的支出就有40多萬元。由于有了經濟動力，屈家營村音樂會由原來的十幾人增加到了32人，應該說這種物質刺激的效果是明顯的。但在另一方面，音樂會的文化性質卻也在這種經濟補助的誘導下逐漸改變，原來新學員入會是以興趣為主要驅動力的，現在則是為了掙得一份錢財。甚至目前就已經出現了有的人只是每天來會里泡一會兒，也不怎么學東西，就為報個到拿一份錢的情況；原來樂社是無償為村民服務的圣會、善會，現在沒有物質的回報再也使不動人了。

最要命的是這種來自上級撥款的資助是臨時的，不是永久性的?！坝蓛€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參加會里的活動就要拿報酬的習慣養成了，這種報酬一旦不再有，樂社是否還能繼續存續就將成為一個大問題。屈家營村音樂會的會長、國家級非遺傳承人胡國慶為此憂心忡忡：“現在就有只拿錢不學東西的人了，明年再不給錢，音樂會還不散了??！”

七、各種傳承方式的比較

冀中音樂會以傳男不傳女，依靠親緣和地緣關系發展新人，利用農閑時節學習為特征的傳統傳承方式，在一些家族勢力強大，年輕人在外打工情況不是很嚴重的村落，仍然具有一定生命力。事實上在目前仍然有一些樂社以傳統的方式進行傳承，且保持了樂社的活力。但是在更多家族勢力衰落，年輕人外出打工，沒有農忙與農閑季節更替的村落，這種固守傳統的傳承方式已經越來越顯露出其難以與變化了的社會環境相適應的矛盾，造成了樂社的衰落甚至消亡。

改變音樂會傳統的地緣（本村人）傳承關系，以帶外村的徒弟的方式進行傳承，以盈利為行藝目的的傳承方式，在天津市郊和廊坊市郊較為普遍。雖然其傳承方式、組織構成、行為目的已經與慣常的公益性音樂會有了較大距離而與盈利性吹打班相似，但是這種傳承方式適應了當代社會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只要民間喪儀對笙管樂有實際需要，且政府部門沒有嚴令禁止的文化政策，這種傳承方式就能夠得以持續下去。

打破“傳男不傳女”的老規矩，積極吸納在家婦女加入音樂會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傳承難題，這是冀中地區許多音樂會的普遍做法。雖然這是大量年輕男性外出打工情況下的無奈選擇，但確實使得一些樂社避免了走向消亡，甚至使有的樂社再度輝煌。一些村落的老樂師總認為女性入會使得樂社的神圣性減弱，覺得“那陣仗不雅氣了”，但是在日益嚴重的傳承危機面前，這種聲音越來越弱，大家一致認識到，“不管怎么樣，音樂會傳下去才是最要緊的”。

吸收本村小學生入會，這些年成了越來越多樂社的普遍做法。這種做法成功的關鍵，是要有幾個甘心為音樂會無償付出的人，肯拿出相對固定的時間來指導和陪伴孩子進行音樂學習。在一開始時還要想出一些迎合家長及孩子生活實際需要的辦法，以贏得家長對孩子學習音樂的支持，打消他們的種種顧慮。一旦這種做法實現了初步成效，得到了家長和孩子的認可，甚至形成一種村落里的新風尚，這條路就算趟開了，從此這種傳承方式就踏入了坦途?，F在時興一種“……從娃娃抓起”的說法，音樂會的傳承從娃娃抓起也至關重要，有了一茬十幾歲的孩子入會學習，就能夠保證這個樂社至少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生命力健旺，這是解決音樂會傳承難題的治本之策。一個樂社就像一個家庭一樣，有了孩子才有未來，沒有孩子也就沒有了希望。

音樂會進入校園傳承，這種做法契合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加強和改進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和教育部印發的《教育部關于在全國中小學開展中華優秀文化藝術傳承學校創建活動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的精神。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具體做法上，卻顯示出國家文件落實到基層學校時那種力度逐級衰減的無奈。而這種校園傳承的方式，離開政府層面的強有力支持，即便是民間文化局內人再努力，往往也難以持久和見到較大成效。我們還應該看到，音樂會這種具有厚重歷史文化內涵和豐富民俗文化內容的傳統文化形式，在校園進行傳承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即演唱、器樂演奏的內容學生可以學習，而民間信仰及其儀式、經文誦唱等內容則難以在學校進行傳承。校園傳承僅僅是把音樂會的音樂這種屬于外形的東西繼承下來，但其中核心性文化的內容卻遭到了遺棄，這是有悖于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這個非遺保護最基本、最原初的目的的。

像固安縣屈家營村音樂會那樣被上級撥款養起來的傳承方式，其實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辦法。這種做法既改變了音樂會的文化性質，又養成了沒有錢使不動人的不良習慣?？此剖恰爸С謧鞒小钡拇罅拷o錢行為，也許就是斷送民間樂社文化生命的一道催命符。還好在冀中音樂會這個樂種里，被錢養出毛病來的僅此一例，其嚴重后果還不具普遍性。這個音樂會已經過世的林中樹老先生曾經有一句名言：“錢是惹禍的根苗”，現在上級撥給的錢已經把這個“惹禍的根苗”種下了，2020年以后如果上級不再撥錢，這個曾經萬眾矚目、名聲遠播的樂社，其前途堪憂。

具體到一個樂社究竟采取什么樣的傳承方式為好，沒有標準答案，這要由傳統文化局內人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因時因勢隨機應變地做出自己的最佳選擇。眾多的民間樂師們普遍都有把自己的文化傳承下去的良好愿望，他們也有足夠的智慧為自己樂社的未來尋找到一條光明的出路。

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幾千年來穿越了朝代更迭、社會動亂、戰爭洗劫、政治運動的磨難，直到今天仍然生機勃勃。在今天的社會現代化變遷中，相信它也一定能夠在與變化了的社會環境的互動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冀中音樂會的民間樂師們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傳承傳統音樂的各種方式，既體現了傳統文化局內人卓越的創造精神，也昭示著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