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邊文化：構建邊境安全治理機制的新思維

夏文貴

(云南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一、引言

自國家產生以來，國家安全問題就與之相伴始終。國家安全是國家的基本利益所在，關涉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同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和發展息息相關。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深刻變化，在創造了各種新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伴生著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國家發展面臨的安全環境越來越復雜化、安全內涵越來越豐富化、安全風險越來越多樣化、安全任務維護越來越艱巨化，加強和深化國家安全治理勢在必行。從長遠來看，國家安全的有效維持和鞏固，需要全社會形成一種穩固活躍的并由國家安全意識和觀念構成的國家安全文化的支撐。

201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概念，對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作了嶄新而系統的闡發。此后在一些重要會議場合以及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均有關于這一問題的特別強調和論述。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既在理論層面深化了國家安全的闡釋力度，也從法理上賦予了國家安全全新的法律地位。其中，在國家層面上首次設立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為增進社會大眾國家安全教育、強化國家安全意識、提升國家安全認知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2019年10月，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則有專門針對全民國家安全意識培育的闡述和要求。這樣看來，國家安全文化作為國家安全建設的重要方面已被納入國家頂層設計及議事日程，而將其作為一個專門性問題來進行深入研究，就顯得十分必要。

就現實情況來看，我國的國家安全具有顯著的結構性特點，不同區域條件下的國家安全情勢及其表現往往不盡相同。其中，相對于內地或核心區，邊境因其特殊的地理區位、地緣稟賦、自然條件和人文結構，往往成為國家安全問題易發、多發的重點區域，并會涉及國家安全的整體形勢。因此，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邊境安全同國家整體的安全、穩定和發展是息息相關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確保邊境安全的問題。與內地或核心區安全相比，直接毗鄰國家邊界、直面他國、地處國家最邊緣地帶而形成的邊境安全問題是較為特殊的，有著特殊性的安全問題生成邏輯及表征形態，同時集合了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各種特點?？傮w上，傳統安全問題呈現出隱匿化的趨勢，但也不乏局部區域的沖突，非傳統安全問題則構成了當前邊境安全的主要形態。

基于這樣一種情勢，邊境區域的國家安全問題及其治理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不斷加強該區域的國家安全文化建構成為現實要求。在獨特的邊境地理空間條件下，這種國家安全文化突出表現為維護和鞏固邊境安全的“戍邊文化”。對此，部分邊境地方政府也形成了一定認知，并進行了嘗試性建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施的系列“文化戍邊工程”就屬于這方面的典型，其中包括“小白楊”戍邊工程、“素質提升”工程和“家園文化”工程等，在激勵和強化兵團人的屯墾戍邊精神及意識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有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了戍邊文化的探討，并注意到了其在守邊固邊和邊境安全治理中的重要功能：一是戍邊精神錘煉，即主要基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墾荒戍邊實踐，提煉形成了兵團精神、兵團文化、扎根文化等邊境文化形式；二是依托以哨所文化、國門文化、界碑文化等為主題的邊防文化建設活動，探究和構塑戍邊文化品牌；三是提出“文化戍邊”概念，強調文化在守邊固邊中的重要作用，并把文化視為一種重要的戍邊手段或方略[1]。

客觀而言，不論邊境地方的實踐作為，還是學界的理論探討，其實都在強調國家安全文化在守邊固邊和邊境安全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但總體來看，目前有關邊境區域的這種特定國家安全文化即戍邊文化的研究仍顯欠缺，對其闡發也多限于表層，缺乏對其內涵的準確界定和把握，由此導致了對戍邊文化這一重要而特殊的國家安全文化始終未能給出強有力的理論闡釋。面對這種情況，筆者專門提出了“戍邊文化”概念，就此來描述和分析邊境場域這一特定的國家安全文化現象，以期形成新的學理性認知。

二、邊境地區國家安全文化的特殊形態

概言之，戍邊文化是國家安全文化在邊境地區的特殊表現形態。國家安全文化屬于政治文化范疇，具有政治文化的一般內涵和基本特性，主要是指國家及社會大眾對于國家安全的政治取向，本質上屬于一種關于國家安全的認知、觀念、意識和態度。國家安全事關國家核心利益，歷代統治者無不將其置于頭等重要位置來對待。在此過程中，有關國家安全的治理謀劃，在經由長期的實踐沉淀之后，便常常會凝聚形成一套相對穩定的關于國家安全的行為模式和價值取向，這便是國家安全文化，其構成了國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心理驅動因素。

自人類步入國家時代以來，維護國家安全就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行為。在此基礎上又伴生形成了相應的國家安全文化，這種文化又反過來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政治行為產生了影響?！皩φ涡袨榈挠绊懻钦挝幕囊环N基礎性的功能?！盵2]就實踐層面而言，維護國家安全的過程，是由各種治理行為構成的，但這種行為的發生往往又會受到一定國家安全文化的規約、支配和指導。我國疆域范圍廣袤，各疆域部分之間的差異性較為明顯，特別在地緣、民族、宗教、社會發育水平、經濟發展狀況等方面存有較大差異，因此，各區域面臨的國家安全情勢是不盡一致的，需要遵循和實施一種差別化的治理理路。與此相對應，國家安全文化在各個地理空間區域也呈現出不同的表征形態，并影響著具體的國家安全治理實踐。

在國家疆域結構中，邊境是一個獨特的地理空間部分，具有迥異于其他疆域部分的特殊區域特點。一是地理特質方面，邊境處于國家疆域最外端，對內地或核心區發揮著安全拱衛功能，同時也是國家實施沿邊開發開放的前沿。二是地緣屬性方面，邊境毗連國家邊界，直面他國，地緣關系復雜，更容易受到鄰國或周邊局勢的影響。三是人文特性方面，邊境社會廣泛存在的跨界民族、跨國婚姻、跨境交往等特有現象，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偏低、社會發育程度有限等特點，是非傳統安全問題產生的重要誘發因素。在這樣一種地理空間場景下，國家安全治理主要體現為對邊境安全的維護和鞏固，構成了國家安全在邊境區域條件下的具體表現形態。

顯然，維護和鞏固邊境安全，也有賴于邊境地區的國家安全文化建構。在獨特的邊境空間場景下，國家安全文化就集中表現為一種拱衛和保障邊境安全的戍邊文化，而戍邊文化這種文化形態和內容本身，也體現了沿邊居民群體對于維護邊境安全的主觀取向。具體說來，戍邊文化是沿邊居民群體所持有的特定政治文化，發揮著規約、教育、引導和凝聚等功能，形成了邊民守邊固邊、自覺參與邊境安全治理的重要心理機制，具有自身獨具一格的多重特性。

一是特定的對象群體。文化由人所創，人又深受其影響。同戍邊文化相關聯的人群，不僅有邊境地方政府、駐軍系統等，同時還包括生于斯長于斯的廣大沿邊居民群體。前者在戍邊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中扮演著建構者、倡導者和踐行者的重要角色，后者同戍邊文化的關聯則較為特別，即戍邊文化廣泛存在于邊民群體的生產生活之中，有著非常日?；捏w現，因而顯得更為簡單明了、直白樸素。曾被外界稱為“三人鄉”的西藏隆子縣玉麥鄉，自然條件異常艱苦，交通通訊極為不便，幾十年來，只有桑杰曲巴及其女兒卓嘎、央宗兩代人在此接力堅守，在有一次接受采訪時,卓嘎深情說道：“作為玉麥人，我們的職責就是放牧和守土固邊?！盵3]類似這種對于國家領土的責任意識和情感流露，從側面說明戍邊文化是同邊民群體及其日常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二是獨特的空間環境。文化生成于一定的空間環境之中，并以此作為依托和載體。不同的時空條件，往往會伴生不同的文化樣式。邊境是戍邊文化存續的基本空間載體，并區別于其他地理空間條件下的國家安全文化。在有邊陲而無國界[4]的傳統王朝時代，由于不存在相對穩定和明晰的主權性邊界，戍邊文化主要反映的是對伴隨國家實力而呈現出盈縮變化的邊陲之地或邊塞要地的駐防?！霸谶@樣的條件下，盡管古代中國早就有‘邊民’一詞，但此時的邊民并不具有現代性的國民內涵，也自然無法形成與國家認同、公民義務相結合的邊民意識?！盵5]近代以來的主權領土體制下，戍邊文化在空間上獲得了更為明確穩定的內涵和外延，在深層次上反映著國家對沿邊地帶的安全守護，并延伸到了邊民的國家意識、國界觀念、主權概念、邊防認知等層面。

三是明確的目標指向。國家安全文化以維系國家安全為其要旨，在邊境場域下則以維護邊境安全作為目標取向?！斑吘匙钪饕突镜囊饬x是代表著一個國家的領土界線范圍，也象征著一個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安全，……當我們從主權的視角來看邊境安全時，它所指向的一定是國家安全?！盵6]在前主權時代，戍邊的內涵及形式主要彰顯為國防、軍事、戰爭等元素，這樣的戍邊氛圍多為對抗、肅殺、蒼涼的悲情色彩所環繞，而守護邊陲地帶免遭侵擾及安寧自然是最為重要的目標追求。近代以來，邊境獲得了具體的主權意涵及明確的空間范圍，并具有了更加多樣化的目標指向。在此條件下形成的戍邊文化，不僅蘊涵著對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治理的基本取向，而且關聯著更為廣泛的特定目標追求，涉及領土安全、政權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以及具有特殊性意涵的邊境生態安全、疾病疫情防控、森林火災防范等內容。

四是鮮明的情景再現。國家邊界是界定和認知邊境的核心要素。在這樣一個由“線”而“面”的地理空間場景中，存在各種各樣的主權性標識，包括界標、口岸、互市貿易點、邊境通道、邊防檢查站、邊境禁區等，形成了一種具象化的戍邊文化符號，彰顯著鮮明的戍邊情景和氛圍，標示著“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國民身份分殊，并意示著對來自國境線之外的其他要素的阻隔和屏蔽。另外，不同于其他區域，邊境場景下的安全問題具有易發、多發、頻發和突發等特點，生活于此地的邊民總能或多或少“遭遇”這樣那樣的邊境安全問題，甚而衍生為留存于內心深處的安全記憶。因此，維護邊境安全，同時也是邊民自覺不自覺的一種樸素意識和生活方式。據此可見，在獨特的邊境場域中，戍邊文化還傳遞和表達著一種身臨其境的切身之感，蘊含著鮮明的情景感和現場感。

三、戍邊文化形成的二重機制

作為國家安全文化在邊境地區的特殊表現形態，戍邊文化更多是以觀念的形式或自覺不自覺的意識潛藏于沿邊居民的內心深處的，包括國家意識、領土認知、國界觀念、邊防認識和責任意識等多重維度。誠然，這種文化觀念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在特定的邊境空間和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逐漸形成的。其中，毗鄰國家邊界的地域環境條件，為戍邊文化的生發預置了一個獨特的社會空間場景。在此空間條件下，戍邊文化既有基于邊境特質之上的自發生成的一面，同時也表現出了國家力量主導下的主動建構的一面，是二者的有機結合和雙向互動產物。

1.生成機制。在邊境場景下，戍邊文化的形成具有自身特有的內生邏輯及演進規律，由此造就了其獨具一格的生成機制。也就是說，相較于其他外部力量嵌入推動下的主動建構，戍邊文化的產生和演變，很大程度上具有源于邊境特質基礎之上的自生自發的一面，其內生性特點是較為明顯的。戍邊文化的這種生成機制，蘊涵著一種自發維護邊境安全的秩序導向，一定意義上實現了對沿邊地帶權力覆蓋的填補，以及對國家管邊控邊治邊活動的力量補充。

一是場域生成機制。在空間形態上，“邊境是基于邊界線所劃定的一定的‘區域’”[7]，其存在一些區別于其他非邊境區域的獨特邊境要素，如界標、口岸、邊民互市點等社會地理現象，以及跨境務工、跨國婚姻、跨界犯罪、邊境難民、“三非”人員等跨境事務和問題。邊境地區的這些特有現象，為戍邊文化的形成預設了一個特定的空間場域。在位于中哈邊境的新疆哈巴河縣白哈巴村，傳唱著這樣一句歌謠：“我家住在路盡頭，界碑就在房后頭；界河邊上種莊稼，邊境線上牧羊牛?！蓖瑯诱Q生于此地，并被譽為西北邊境“第一民兵哨所”的主人公馬軍武夫婦曾動情說到：“界河在，家就在?！盵8]不論歌謠的廣為傳唱，還是護邊員的深情流露，都十分形象地勾勒出了邊境場域的獨特性。正是在此空間場域下，“國”與“邊”、“家”與“國”、“小家”與“大家”均被緊密地關聯在了一起，而對生活于這一空間場景的沿邊居民來說，其不僅可以在邊境時刻感受到國家在場，獲得一種不同國家分屬下的身份意識，更在于家國意識和家國情懷的凝聚與鞏固。

二是歷史生成機制。在古代中國，歷代統治者對邊陲之地的治理，往往是以安全防衛和維護統一作為基本追求。為此，除了針對某些邊陲要塞進行駐兵防守而外，還廣泛實施了屯墾戍邊和移民實邊等治邊舉措，如是便形成了為歷代統治者所遵循的“以人戍邊”傳統，發揮了重要的守邊固邊功能?！傲晳T成為人們共同遵循的習俗，便成為不言自明、與生俱來、默認一致的‘自然法則’?！盵9]歷史傳統及其習慣的成熟定型，常?？梢詾楹笫捞峁┗镜膬r值導向和行為模式參照。到了近代中國，在戍邊活動成為國家邊防管理的直接體現之后，沿邊居民守邊固邊的國防意義及其重要性也隨之凸顯。有鑒于此，在延承了歷史上的鎮守邊關傳統基礎上，當代中國還深入實施了“愛民固邊”戰略、興邊富民行動等國家工程。這些做法在推動戍邊文化意涵的不斷豐富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是重大事件生成機制。一般而言，某一特定時空下發生的重大事件，如戰爭、政權更迭、突發事件等，常常是改變或形塑政治文化的觸發因素和催化劑，并影響著社會成員對國家的認知、情感和評價。20世紀70-90年代發生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對當地沿邊居民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而其在無形之中形成的深刻戰爭記憶，往往又轉化為了強烈的家國意識。特別是部分年長者對戰爭的親歷，以及對子孫兩代親屬及其他人員的現身說法，使得“保家”與“衛國”的密切關聯有了更為直觀的體現，并凝聚形成“守好了邊關，就是守好我們自己的家園”[10]的深刻認知，強化著邊民的守土固邊信念和意識。另外，邊境與他國的毗連，也使得那些發生于鄰國沿邊地區的重大事件，如近年來緬北地區的頻繁戰事，及其大量難民向我方的涌入，同樣會對我方邊民帶來觸動，并在兩相比較中獲得更為明確的家國認知和體驗。

四是生活生成機制。作為邊境場域下的特有人群，沿邊居民是戍邊文化的主要持有者?！案谶@里，腳下站立的地方就是家。祖祖輩輩生于斯長于斯，他們是天然的家園捍衛者”[11]。在此空間場景下，沿邊居民的日常生產生活實踐已超出了其原初意義，不僅是國家主權的象征及宣示，也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守邊固邊體現?！懊鎸︱暄训慕绾?，背靠親愛的祖國，種地就是站崗，放牧就是巡邏”[12]。雖然與此相似的生活圖景不過是邊民生活中的一個方面，但其無疑也是戍邊文化的生動寫照和直觀體現。與此同時，“多數這些政治文化取向，在個人生活里，是隱含的，而且常是無意識的”[13]。同樣，邊民的守邊固邊觀念和意識，也多是在一種自發狀態下生發和形成的，其中尤以家庭的影響至為重要，如為媒體所報道的“護邊員之家”“三代護邊人”“夫妻哨所”等現象，就反映了這一客觀事實。

2.建構機制。所謂建構機制，即主要由國家力量的介入而推動戍邊文化形成和傳播的方式。邊境是國家之邊境，沒有國家也就無所謂邊境。國家對邊境的安全穩固和繁榮發展負有全面而直接的職責。在此過程中，同時也推動了戍邊文化的建構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戍邊文化是國家力量與邊境場域交互作用的產物?，F實中，邊境的國家在場及其不斷施加影響，是通過一系列政治社會化機制來完成的，其在促成戍邊文化的建構、傳播和發展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一是宣傳機制。宣傳的意義在于啟發和引導邊民的戍邊意識、觀念及行為自覺，蘊涵著國家對守邊固邊的價值期許和思想導向。對此，有兩種形式較為突出。一個是典型事例報道，即通過代表性的戍邊事跡宣傳，來肯定和弘揚守邊固邊行為及其精神，激發邊民守土固邊的自覺意識。近年來，有關長期默默堅守沿邊一線的守邊人及其事跡的報道屢屢見諸新聞媒體。如新疆烏什祖孫四代接力守邊防，云南河口界務員楊天才35年如一日的堅守等。此外，戍邊題材還被搬上了銀幕，電影《我的喜馬拉雅》就反映了兩代守邊人駐守邊地、留守邊關的感人情懷。另一個是邊境法規傳播，即通過開展周期性的邊境法規宣傳活動，來提升沿邊居民的法治意識，涉及邊境打擊走私、販毒、賭博、非法出入境以及反邪教、生產作業、維護邊防設施等內容。在這兩種形式中，前者傳導的是一種自發型戍邊文化，后者則著眼于管理型戍邊文化的塑造。

二是動員機制。在以邊民為主體的邊境社會條件下，“一個邊民就是一個哨兵，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哨所，一個村莊就是一支部隊”[14]。就實踐層面來看，為把散在的邊民凝聚為守土固邊的哨兵，進而形成家庭變哨所、村莊變部隊的護邊格局，國家構建實施了黨政軍警民“五位一體”合力管邊控邊治邊機制。與黨政軍警履行的法定守邊固邊職責一樣，沿邊居民的守邊固邊義務同樣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要不斷激活和釋放邊民的守邊固邊意識及行為自覺，并將其整合為堅定的守邊固邊力量，最終形成“有生命的邊防鋼鐵長城”，根本上還有賴于動員機制的作用發揮。這一機制的意義在于，讓邊民充分感知到家與國、捍衛邊關與守護家園的一致性，不斷塑造和激發其守土固邊的主體意識，并自覺把這種意識轉化為守土固邊和主動參與邊境安全治理的具體行為。

三是國民教育機制。國民教育是更為系統和有意識的社會化機制?！叭藗兘邮軐W校教育的程度同樣對其政治態度有影響?！盵15]在邊境社會，國民教育傳輸的一般科學文化知識和思想政治觀念，對沿邊居民國家意識的培養和塑造具有重要影響。尤為特別的是，沿邊一線國門教育的積極發展，構成了邊境國民教育中的一道靚麗風景。國民教育中的這一特殊形式，通過依托和利用“國門”的資源，直接把課堂置于具體的邊境場景中，以感知國門文化、國門前宣誓、國門前誦讀，以及參加國門升旗儀式、體驗邊防巡邏、聽講界碑故事、參觀戰爭遺址等方式，融愛國固邊教育、國防安全教育、民族團結教育、歷史文化教育、國家認同教育等為一體，使沿邊青少年的領土主權意識、愛國意識、國防意識、國家安全意識等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強化。

四是政策機制。隨著邊境地理空間重要性的日趨凸顯，國家制定出臺了多種政策舉措來實施邊境治理。其中，有兩類政策較為典型。一個是國家層面的專門性政策，如興邊富民行動，形成了以固邊、安邊、興邊、穩邊、護邊、睦邊等為價值追求的邊境治理目標體系。另一個是邊境基層政府開創的特殊做法，如在上級政府支持下，云南省麻栗坡縣實施了同互為毗鄰的越南村寨之間以結義形式締結為友好村寨的政策。結義之后，不僅意味著彼此的關系更加密切，同時更意味著一份沉甸甸的約定和承諾，發揮著顯著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導向作用——雙方邊民要在各自村寨范圍內的界碑維護、環境保護、火災預防，以及反對非法跨界、反對跨界犯罪活動、遵守雙邊陸地邊界管理制度等方面互促互進。從這兩類政策可以看到，其在關注于某類邊境事務治理的同時，也在倡導和形塑著特定的戍邊文化，并推進了戍邊文化的發展。

四、戍邊文化與邊境安全的鞏固

戍邊文化廣泛分布于沿邊生活的社會群體之中，構成了邊民守邊固邊、自覺參與邊境安全治理的重要心理驅動機制，是一種基礎性的邊境安全治理資源。有學者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一個社會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16]。事實上，在人的任何行為和意識背后，均潛藏著文化的影響，文化塑造著人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同理，邊境安全治理中的邊民參與及其守邊固邊行為，歸根結底就是在特定的戍邊文化導引下生發的。這意味著，邊民的戍邊文化狀況及其差異，對于維持和鞏固邊境安全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

一種情況是缺乏戍邊文化，即邊民的國家意識、國界觀念、邊防認知、責任意識以及邊境安全意識等較為匱乏。在此情況下，邊民守邊固邊的意識和行為是難以形成的，這不僅不利于邊境安全的維持和鞏固，還可能造成新的邊境安全問題。對此，在我國領土主權體制構建以來的歷史發展中就有典型例證。清末，受西方列強侵略的沖擊，中國開始著手同周邊國家勘界立碑。但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清政府并沒有足夠的主動權進行勘界活動，而沿邊居民國家認同意識的缺失，又加劇了邊境安全面臨的嚴峻形勢。例如，在今天的中越邊境云南省紅河州段，當時的土司因受法國殖民者的利益蠱惑，竟在未開始正式劃界之前，便允許對方“來勐萊建筑營盤，設立郵電，而勐梭、勐萊一帶，縱橫千里之地，法人不用一兵，不折一矢，竟于最短期中據而有之”[17]。到了民國之初，邊民也沒有因為國家邊界的劃分而真正建立起國家的意識和認知，其在維持原有邊疆土司管理的社會秩序下，“既缺乏國家觀念，又無民族意識。散處邊地，易受外人誘惑，今日為中國人，明日亦可為外國人。朝秦暮楚，不知國家民族為何物。對于國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險殊甚”[18]。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源于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國家建設，沿邊居民的國家意識、國界觀念和邊防認知等逐漸得以確立，并在總體上呈現出持續上升趨勢。然而，在特定時期的個別區域也出現了因邊民國家意識匱乏而產生大規模外流現象。影響較大的當屬1962年發生的“伊塔事件”，其造成的邊境地區大面積土地拋荒、社會陷入混亂、基層政權遭受沖擊等問題發人深省。在追溯這一事件的歷史根源時，有研究者就認為當地邊民祖國觀念混亂、國界意識極為淡薄[19]是該事件發生的重要心理誘因。時至今日，也存在個別邊民因國家意識淡薄，無視邊防管理規定而非法出入境、非法留宿鄰國邊民或使用“三非人員”的情況發生。這些現象在深層次上說明，戍邊文化對邊民的守邊固邊活動以及邊境安全穩固的影響是具體而深刻的。

另一種情況是擁有戍邊文化，其與邊境安全之間的關聯又構成了另一番景象。一是“有但弱”，即邊民對邊境安全具有一定意識和認知，能夠配合和服從國家的邊防管理規定，但缺乏主動參與守邊固邊的自覺及行為。在這種情況下，邊民主要對政府制定的有關邊境安全的政策制度、法規條文等輸出環節有感知，而對輸入內化過程則缺乏足夠認知和參與。換言之，只有當邊境地方政府作出明確要求或進行宣傳動員時，邊民才會參與邊境安全治理，存在明顯的參與程度、廣度和效度的有限性問題。誠然，這對于促進邊境安全穩固仍不乏積極意義，并且一般也不存在邊民主觀上破壞邊境安全，或走向邊境安全治理對立面的行為，一定程度上是順應邊境安全治理需要的，但也不排除當個體利益與邊境安全利益發生沖突時，會出現更偏向于個體的情況發生。如此一來，邊民對于守邊固邊以及邊境安全治理參與，就只是作為一種行為規范而非義務和責任來看待。二是“有且強”，即邊民具有強烈的邊境安全意識和認知，不僅積極服從國家邊境管理體系，并且能夠主動轉化為守邊固邊的自覺意識和行為。在此情況下，邊民的國家意識、國界觀念、國防認知和責任意識等，均有著較為強烈的表現。近年來，隨著國家邊境治理力度的持續加大，以及邊境安全治理的不斷深入，涌現出了許多邊民積極履行守邊固邊義務和責任的典型案例。2017年10月，西藏隆子縣玉麥鄉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講述了全家兩代人扎根玉麥，在閉塞艱險的環境中幾十載如一日為國守邊的故事，同時表達了繼續放牧守邊的決心。在回信中，習總書記對卓嘎、央宗姐妹“家是玉麥，國是中國，放牧守邊是職責”的信念和行動予以了高度肯定，勉勵她們“繼續傳承愛國守邊的精神，帶動更多牧民群眾像格?；ㄒ粯釉谘┯蜻呞?，做神圣國土的守護者、幸福家園的建設者”[20]。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回信引起了社會各界對邊民愛國守邊現象的關注，也引發了對這種長期默默守邊固邊、不畏艱險、忠誠奉獻的“玉麥精神”的學習和討論。而這種“玉麥精神”無疑就是戍邊文化的生動寫照和有力詮釋。

面對漫長的邊境線，戍邊文化的建構和發展，對于促進邊民扮演好維護邊境安全穩固的角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此基礎上的邊民守邊固邊功能發揮，擁有不同于政府、軍事等邊境管控力量的獨特優勢。一是護邊日?；?。邊民的抵邊居住、居邊生息、貼邊生產生活，本身就是守土固邊的深刻體現。這也說明，邊民的守邊固邊活動，是融合于其日常生產生活實踐之中的。二是柔性護邊。針對非法跨境、非法生產作業、亂砍亂伐林木資源、毀損邊防設施等行為，邊民尤其是其中的兼職護邊員，通過同一村寨或毗鄰村寨的“熟人”身份的介入，往往可以起到政府或軍事部門的強制性管理所不具備的治理效果，并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協助邊境異常問題處理。邊民依托熟悉沿邊區域的優勢，更能深切感知到多樣、突發的邊境異常情況，特別是對森林火災、抗災救險、群體性偷渡、難民涌入等邊境處突，以及其他日常性邊務的配合與協同發揮著獨特作用。四是力量補充。毗鄰國家邊界的邊境區域，由于自然地理狀況、周邊情勢、民族宗教、跨界互動關系等錯綜復雜，其對日常邊境安全維系所需的人防成本往往較高。而邊民的自發參與，則形成了體制內管邊控邊力量的重要補充，能夠更為有效地達成治理目標。

綜上可見，戍邊文化的有無和強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邊民守邊意識及行為，常常會對邊境安全穩固產生深刻影響，而邊民在守邊固邊中的獨特價值又進一步凸顯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當然也要看到，上述有關戍邊文化的兩種形態，以及每一種態度類型下的邊民護邊行為及其與邊境安全之間的關聯性分析，不過是一種理想型的簡化描述和劃分，其在現實中往往是混合型的。一方面，同一邊境區域的戍邊文化不僅具有多樣化的表現形式，而且不同人群或同一群體持有戍邊文化的狀況也會不盡一致。另一方面，由于歷史傳統、地緣形勢、民族宗教、人口密度，以及面臨的突出邊境安全問題不同，戍邊文化在不同邊境地區的分布及凸顯程度會有區域性差異。盡管如此，戍邊文化在凝聚守邊固邊力量、發揮邊境安全治理功能中的作用卻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并需要通過行之有效的制度機制和政策舉措來強化這一特定的國家安全文化。

五、戍邊文化的轉型與重構

總體上，戍邊文化的形成與強化，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在前主權國家時代，由于“邊”的模糊性、不確定性和流變性，以及邊民國家觀念的含混、邊防意識的淡薄、國家身份歸屬的混亂，戍邊文化的表現是有限度的。近代以后，國家主權領土體制的構建，使得沿邊地帶的國防意義不斷顯現，邊民國家意識、領土主權觀念、邊防認知的構建由此才真正進入國家視野[21]。但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國家基本處于“有邊無防”狀態，邊民與國家的關系仍顯疏遠和淡薄，更未能形成對國家、國界、邊防等的強烈認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生的國家政權自建立伊始，便全面致力于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國家符號構建，包括設制建政、懸掛國旗、開展民族工作、進行民族團結進步教育、推廣國民教育等，國家權威第一次真正滲透到廣大沿邊地區，邊民可以真切感受到邊境的國家在場，國家觀念也在無形之中得以空前增強。于是，更好地動員和管理邊民，有效激活和釋放邊民的守土固邊功能，就成為邊境安全治理中的重要議題。

當前，國家發展的全面性、均衡性和外向性趨勢及要求，使邊境及邊境治理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凸顯了出來。國家決策層有關“治國必治邊”的強調，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針對“加快邊疆發展，確保邊疆鞏固、邊境安全”[22]的宣示，興邊富民行動的持續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等，均表明邊境治理在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由此，邊境安全、穩定和發展所面臨的情勢也是從未有過的，對戍邊文化轉型的要求和期待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戍邊文化的轉型，最終又要通過戍邊文化的再建構來實現。而戍邊文化突出的建構性特點，不僅意味著對其進行再建構的可能和必要，更意示著這種轉型和再建構主要應依托國家力量的干預和主導來進行。

其一，戍邊文化內涵的豐富化。推進戍邊文化發展，關鍵要不斷拓展“戍”的內涵。在漢語語境中，“戍”的字形為人持戈防衛，本義是守邊或防守。這說明，原初意義的戍邊是指軍事活動，即專門針對邊緣地帶的軍事守御行為。在領土主權體制下，國家邊緣地帶的典型形態，主要是指毗鄰國家邊界的邊境地區，其承擔著拱衛國家安全的重要功能，具有先天的主權性、封閉性、排他性和阻隔性特點。在此意義上，戍邊之“戍”的基本意涵主要就聚焦于傳統安全領域。

但隨著邊境安全形勢的總體向好，尤其全球化及區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以及我國沿邊開發開放的持續推進，邊境已由傳統的封閉型空間，轉向開放與流通特質更為明顯的區域，即昔日復雜敏感的戰爭地帶已變成市場化趨勢鮮明的物資交流地帶。在此條件下，戍邊之“戍”的基本意涵，就不再局限于傳統安全領域的軍事防御范疇，同時還應涵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各種問題，包括作為基礎性領域的邊境開發、建設和發展等內容。畢竟，邊境治理中的邊境安全并非完全獨立的領域，其與邊境的開發、建設、發展和穩定是緊密相連且互為一體的。

其二，戍邊文化傳播的普遍化。由于受教育程度、家庭氛圍、社會經歷等差異，沿邊居民中的不同群體持有的戍邊文化狀況是不平衡的。一般說來，整體素質偏高、有守邊意識和行為的護邊之家、有過重大事件經歷的人群等，會持有較為強烈的戍邊文化，反之則可能趨弱。在這種情況下，重構戍邊文化，還應以推動其更加普遍化的傳播作為著力點，以便讓更多沿邊居民持有戍邊文化，并內化為參與守邊固邊的自覺意識和行為。一是認知更廣泛，即提高戍邊文化的受眾認知度和知曉率，使其不僅流行于官方認識和宣傳層面，更為廣大沿邊居民所感知和體認。二是氛圍更濃厚，即通過構塑和營造濃郁的戍邊觀念、意識和氛圍，給人以熏陶、感染、教育和引導。三是利害更敏感，即對邊境安全的危害性認識和洞悉，尤其是對某些顯性邊境安全問題可能潛藏的安全隱患，具有足夠高的警惕性和敏感性。

此外，在邊境治理新形勢下，戍邊文化傳播的普遍化還應有更高的立意和追求，即其傳播不應限于邊境地區，也不應僅僅為沿邊居民所持有，更應有機融入國家安全文化之中，進而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這樣，當人們談論國家安全時，應自覺意識到或關注到邊境及其安全，并形成支持邊境開發、建設和發展的意愿。在信息化條件下，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達成上述目標提供了有力支撐，而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不斷加強與信息化的整體發展趨勢的融合對接，自然也是推進戍邊文化傳播普遍化的必然要求。

其三，戍邊文化運用的廣泛化。當前，要讓這種更具適應性和廣泛影響力的新型戍邊文化，在凝聚守邊固邊力量、發揮守邊固邊功能、維護邊境安全穩固等方面綿綿發力，還涉及戍邊文化的運用問題?？傮w來看，國家有關邊境治理及邊民問題的政策安排，為戍邊文化的有效運用創造了條件，而依托于具體的國家邊境治理政策，則是推進戍邊文化廣泛運用的理性之選。一是同邊境治理的國家政策安排相結合。在興邊富民行動、沿邊重點地區開發開放等專項邊境政策中，國家均關注到了邊民的守邊固邊作用，并明確要把邊民抵邊居住、貼邊脫貧、居邊致富，安居守邊、定心守邊，以及邊民國家意識、國民意識、國防意識的提升作為重要的政策取向來看待，這就為戍邊文化在國家邊境政策中的廣泛運用創設了空間。二是同針對邊民問題的專門政策安排相結合。近年來，國家除了強調要對邊民予以特別傾斜、補助和扶持，以肯定其居邊生產生活的意義之外，還首次針對邊民守邊固邊出臺了專門的政策，即2017年國家印發的《關于加大邊民支持力度促進守邊固邊的指導意見》。面對這些新機遇和有利形勢，理應加強戍邊文化的建構和發展，以便充分利用這一特殊而重要的邊境安全治理資源。三是同邊境地方的護邊員機制相結合。護邊員生于邊境、來自邊民，因其熟悉沿邊環境以及與沿邊居民的熟人關系，從而成為維護邊境安全穩固重要而獨特的力量。這意味著，戍邊文化不僅要轉化為護邊員群體內在價值的一部分，同時也要能夠形成更為廣泛的守邊固邊示范效應。

六、結論與討論

戍邊文化是國家安全文化的特殊表現形態，其在守邊固邊以及邊境安全治理中的資源性價值是極為重要的。但長期以來，人們對戍邊文化并未形成系統的學理認知，更沒有將其作為特定的國家安全文化來對待。此外，一般在提及邊境安全和守邊固邊時，往往多強調具體治理政策舉措的制定和實施，對于戍邊文化這一特殊而重要的治理資源的強調和運用明顯不足。在漫長的守邊治邊歷史中，戍邊文化所發揮的獨特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特別在當前戍邊文化對于邊境治理的重要意義被深刻凸顯出來的新形勢下，立足國家安全文化層面來加強戍邊文化研究就成為必然。

然而，近年來部分涉及戍邊文化的議題，只是局限于從傳統戍邊概念的角度來展開論述。其中，“文化戍邊”概念的提出和闡發最具代表性——一種把文化視為戍邊手段的理論和觀點。誠然，文化對于戍邊的作用和意義是無可否認的，但“文化戍邊”這一概念所包含的歧義性則是不容忽視的。這是因為，戍邊之“戍”的原義為軍事防守。伴隨著邊境安全內涵的發展，戍邊的形式和內涵也日趨豐富，并形成了以軍事力量、技術力量、民防力量等為主導的戍邊手段。顯然，要通過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具體如價值、信念、理想、象征符號等來戍邊，并視其為一種戍邊手段，這在邏輯上是難以自洽的，也不切合實際情況。

實際上，這些在戍邊實踐中累積形成的價值、信念、理想、象征符號等，本質上就是一種戍邊文化。而自覺把戍邊文化作為一個專門的國家安全文化課題來系統研究，就顯得極為重要。在此過程中，不僅要看到戍邊文化表現形態的多樣性、人群差別以及區域性差異，更要抓住戍邊文化這種特定的國家安全文化的本質屬性，即其在促進邊民守邊固邊、參與邊境安全治理中的資源性價值，以及在開發邊境、建設邊境、發展邊境、繁榮邊境中的基礎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