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空間演變特征及其治理

李 晶，黃熙森，唐 彧

(大連海事大學 交通運輸工程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

一、引 言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不斷加強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并提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西非是中國重要的能源進口地區，西非幾內亞灣因其豐富的石油、漁業等資源在國際上快速發展，其沿岸國家是我國對整個非洲的主要投資地區。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中國和西非國家正積極推進海上貿易合作，并且形成日益密切的經濟往來。近年來，中國與西非國家的進出口規模逐漸擴大并且增幅很大，西非航線的運價持續走高。[1]鑒于海上通道是中國—西非經貿往來的重要渠道，保障海上貿易順利進行，推動中國—西非海上互通，對促進中非經濟協同發展并實現互利共贏具有深遠影響。

但是，海上通道的安全性一直是中國—西非海上貿易往來的主要問題，其中影響最深的因素是海盜的襲擊與掠奪。孫海泳[2]研究了“一帶一路”背景下中非海上互通的安全風險和防控，提出海盜活動是中非海上互通的重要干擾因素，并且非洲的海盜活動已逐漸從東海岸向西海岸轉移。長期以來國際海域海盜襲擊頻繁的地區主要包括南海、馬六甲海峽、亞丁灣、紅海、索馬里海域、印度洋和西非幾內亞灣幾大海域，近年來索馬里周邊海域的海盜活動日益減少，但隨著西非航線的需求逐年增長，幾內亞灣海盜活動增加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同時南海和馬六甲海峽海盜活動并沒有平息。

現有的關于海盜活動的研究方向比較廣泛，主要集中在海盜活動的表現行為、演變特征、安全預警等多個方面。劉榮元[3]從海盜活動總體入手分析海盜的分類、活動區域等，并從多方面提出應對海盜的措施。Hassan等[4]針對海盜的起源、發展和演變進行了研究。Marchione等[5]利用時間序列模型對世界范圍內的海盜襲擊事件進行研究分析，發現海盜襲擊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具有關聯性。李晶等[6]運用空間點模式方法探究索馬里海域海盜襲擊區域空間演變情況。張聆曄等[7]提出一種海盜襲擊事件應急方案選擇方法，可以迅速為海盜襲擊事件提供可靠的應急預案。孫茂金等[8]結合海盜襲擊事件的歷史數據特點及事件的形成過程，選取最適合的方法構建海盜襲擊事件預警模型。

雖然目前關于海盜活動的研究成果比較豐富，但是缺少對特定海上通道海盜活動的空間演變特征的研究。因此本文探討2009—2018年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形式，分析10年內通道上危險海域海盜活動特征，進而提出有效策略來應對海盜風險，保障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安全，促進中國和西非國家海上互通深入發展。

二、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概況

中國—西非海上通道以“臺灣海峽—南?！R六甲海峽—印度洋—好望角—幾內亞灣”為關鍵通道，隨著中國與西非之間貿易的快速發展，中國—西非海上通道的建設也存在著諸多非傳統安全問題，其中海盜問題正是威脅最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之一。

根據國際海事組織(IMO)發布的全球海盜襲擊事件統計數據，2009—2018年全球共發生海盜襲擊事件3261例。表1展示了2009—2018年全球危險海域海盜襲擊事件的數量和占比，可以看出曾經全球最危險的索馬里海域和亞丁灣的海盜襲擊事件正在減少，西非幾內亞灣海盜襲擊事件日益增多，南海、馬六甲海峽和幾內亞灣成為全球海盜活動最猖獗的三大海域，同時也是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受海盜威脅最嚴重的三大海域。因此，本文將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危險海域界定為南海、馬六甲海峽和幾內亞灣三個海域。2009—2018年三個危險海域共發生海盜襲擊事件1860例，占全球海盜襲擊事件的57%。2018年全球共發生海盜襲擊事件176例，三個海域共發生海盜襲擊事件150例，占全球海盜襲擊事件的85%。

表1 2009—2018年全球危險海域海盜襲擊事件的數量和占比

在三大危險海域中，南海作為中國—西非海上通道貿易運輸的起止點，是中國極其重要的戰略運輸生命線，在國際運輸中也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另外，作為全球重要航道，南海海運貿易頻繁，導致海盜有利可圖，2009—2018年海盜襲擊事件達到756例，占全球海盜襲擊事件的23%。馬六甲海峽由于寬度狹小，其天然的地理位置不僅僅作為中國—西非海上通道的關鍵節點，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同時還是全球海上運輸的重要通道。自19世紀以來，馬六甲海峽就是一個海盜極其猖獗的海域，2015年海盜活動極為頻繁，達到144例，占同年全球海盜襲擊事件的48%。幾內亞灣周邊國家是我國重要的進口國，其具有豐富的石油和漁業等資源，但是由于幾內亞灣周邊國家社會保障、經濟發展長期比較落后，導致不法分子尋求海上掠奪的方式謀得利益。幾內亞灣也是目前全球海盜活動猖獗的海域，2018年發生海盜襲擊事件82例，占同年全球海盜襲擊事件的47%。

三、研究方法

(一)海盜活動重心遷移模型

海盜活動重心是衡量海盜活動空間分布的一個重要指標，本文采用重心遷移模型計算2009—2018年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危險區域海盜活動的分布重心，并通過其重心遷移的方向描述各海域不同時期海盜活動的變化趨勢和空間變化特征。各海域海盜活動重心遷移模型如下：

(二)海盜活動空間分布格局

1.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

全局空間自相關是對2009—2018年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危險海域海盜活動分布整體特征進行描述，用來分析各海域之間海盜活動分布的空間差異，并通過Moran’s I統計量來表示，計算公式如下：

2.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

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是以整個中國—西非海上通道為前提，可以有效地研究危險區域之間海盜活動空間分布情況，分析其總體的空間集聚或離散狀態，但不能準確描述出集聚的具體位置。而運用局部空間自相關可以分析海盜活動在每個危險海域空間分布的差異度，用來識別不同危險海域空間集聚模式。通過LISA集聚指標(又稱Local Moran’s I指數)進行分析，公式如下：

LISA集聚指標表示了四種空間集聚類型：若I為正，表示海域i與鄰近海域的海盜活動集聚性都較高，即高高型(H-H)，或者海域i與鄰近海域的海盜活動集聚性都較低，即低低型(L-L)；若I為負，表示鄰近海域的海盜活動的集聚性要低于海域i的集聚性，即高低型(H-L)，或者表示鄰近海域的海盜活動的集聚性要高于海域i的集聚性，即低高型(L-H)。

四、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空間演變特征

(一)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樣本期為2009—2018年，樣本范圍為中國—西非海上通道，途經南海、馬六甲海峽和幾內亞灣三個海盜頻發海域。海盜活動相關數據來源于國際海事組織數據庫GISIS系統、國際海事局(IMB)海盜報告中心發布的信息。

(二)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危險海域海盜活動重心分布特征

本研究以2010、2012、2014、2016、2018年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危險海域海盜襲擊事件數據為代表，展示各海域海盜活動空間重心變化，分析其空間遷移情況，結果見表2。2010—2012年南海海盜活動重心向東北方向移動，馬六甲海峽海盜活動重心向西北方向靠近。隨后至2014年南海海盜活動重心向西南靠近馬六甲海峽方向移動，同時馬六甲海峽海盜活動重心也逐漸趨向東南靠近新加坡海峽移動，并且新加坡海峽是海上貿易從南海進入馬六甲海峽的重要節點，導致2014年馬六甲海峽海盜襲擊事件逐漸增多，2015年馬六甲海峽海盜襲擊事件數量達到頂峰，為144例。直到2018年期間隨著南海海盜活動重心遠離馬六甲海峽，并朝著東北方向大幅度遷移，使得馬六甲海峽海盜活動重心趨向穩定并且數量開始下降。另外，2010—2016年位于西非的幾內亞灣海盜活動重心主要向東南方向遷移，并且海盜襲擊事件數量平均在50例上下。隨后到2018年幾內亞灣海盜活動重心向西北靠近尼日利亞方向移動，同時海盜襲擊事件達到最高82例，海盜活動重心總體并無太大變化。

表2 不同時期各海域海盜活動重心移動方向

(三)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空間分布格局特征

1.總體特征

2009—2018年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的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見表3，每年的海盜襲擊事件數量的Moran’s I指數結果均為負值，表示危險區域海盜活動呈現空間負相關性，即海盜活動存在較高或者較低的離散現象。從表3中可以看出，2009年Moran’s I指數絕對值較大，表示危險海域海盜活動存在強離散性。2010—2011年Moran’s I指數絕對值大幅度減少，表示危險海域海盜活動的離散性持續降低。2012年Moran’s I指數絕對值又大幅度增加，表明危險海域海盜活動的離散性加劇，并且2013—2014年又恢復到2010—2011年的弱離散格局。隨后2015—2018年Moran’s I指數絕對值大幅度增加，并且趨于穩定，表明2015年之后危險海域海盜活動強離散性趨于穩定。因樣本量有限，部分年份的Moran’s I指數顯著性不是特別高。

表3 2009—2018年海盜襲擊事件數量的Moran’s I值及檢驗結果

2.局部特征

全局空間自相關描述了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空間分布的整體關聯性，為進一步探究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危險區域海盜活動是否存在空間集聚現象，本文在全局空間自相關的基礎上，對每個危險海域的空間相關性進行研究。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危險海域海盜襲擊事件數量的空間集聚結果見表4。

表4 2009—2018年海盜襲擊事件數量的LISA集聚結果

由LISA集聚結果來看，主要顯示為高低型(H-L集聚)和低高型(L-H集聚)。從上述結果可以看出，2009—2013年H-L集聚海域主要集中在南海和幾內亞灣，L-H集聚海域主要集中在馬六甲海峽。主要原因在于馬六甲海峽沿岸國家之間加強維護海峽安全方面的合作，建立應對馬六甲海峽的機制，從而有效地抑制住馬六甲海峽的海盜活動集聚狀態。其次，由于幾內亞灣資源豐富，海上貿易不斷增多，并且周邊國家政局不穩，軍事力量薄弱，導致幾內亞灣海盜大量集聚。2014—2015年，H-L集聚海域轉變為馬六甲海峽，原因在于2014年位于南海的海盜向馬六甲海峽大量集聚，持續到2015年馬六甲海峽海盜活動數量達到頂峰，同時在2014年國際油價暴跌后，海盜搶劫石油獲利甚微，導致2014—2015年幾內亞灣海盜有所緩和。2016—2018年，H-L集聚海域重新集中在南海與幾內亞灣，L-H集聚海域集中在馬六甲海峽，原因在于幾內亞灣海盜改變掠奪方式，由劫持油船逐步向劫持各種船舶和綁架船員勒索贖金轉變，并且活動范圍逐漸擴大。

五、研究結論和治理建議

(一)研究結論

從海盜活動空間分布來看，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主要集中在南海、馬六甲海峽和幾內亞灣三個危險海域。從各危險海域海盜活動重心變化來看，南海海盜活動以東北方向移動為主，馬六甲海峽海盜活動以西北和東南方向移動為主，幾內亞灣海盜活動以東南方向移動為主。從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分布格局來看，10年內通道上海盜活動總體呈現離散現象，2009—2011年和2012—2014年兩個時間段表現出離散性降低，2015—2018年總體離散性加劇并趨于穩定，同時，局部特征體現了各海域海盜活動H-L集聚和L-H集聚兩種集聚特征，且表明通道上海盜活動具有流動性。

(二)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問題的治理

根據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危險海域的海盜活動形勢，為保障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安全，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海盜活動的治理應根據海盜活動的空間分布特征劃分各危險海域：南海、馬六甲海峽和幾內亞灣。首先，對三個海域周邊經濟落后、社會保障不足的國家要進行物資和海洋基礎設施建設的援助，確保各國有能力抵抗海盜襲擊；其次，針對海盜活動變化趨勢，加強對各海域重點區域的打擊力度，避免海盜活動范圍增大；最后，各國之間要加強法律和軍事上的合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積極打擊海盜，保障中國—西非海上貿易通道建設的安全性。具體治理建議如下。

(1)加大南海海域合作治理力度。雖然近年來南海海域海盜襲擊事件逐漸減少，但越南、菲律賓、文萊、馬來西亞等國家沿海仍然有海盜活動。由于南海海域的領土主權爭議久懸不決，導致該地區打擊海盜過程更加復雜，并且海盜活動有向東北方向大幅度移動的趨勢。在此情況下，越南和菲律賓應做好防范和打擊海盜活動的措施，確立沿海國義務。同時我國應加大南海執法力度，并與南海周邊國家以及區域外國家積極合作，加強海上巡邏，提高區域信息安全共享能力，有效遏制南海海盜活動，確保海上通道安全。

(2)積極參與馬六甲海峽安全合作。馬六甲海峽是中國—西非海上通道最重要的節點，其所在海域是沿岸國家的領海。在各國相互配合治理下，海峽內海盜襲擊事件大幅度減少，但同時海盜活動逐漸向新加坡海峽靠攏。鑒于海峽所處位置的特殊性、海峽主權的敏感性以及海盜活動的趨勢，我國應加強海峽安全合作，與海峽沿岸國家相互配合治理，加大對新加坡海峽海盜活動的打擊力度，幫助沿岸貧困國家建設海洋基礎設施，為我國與西非海上貿易提供良好的運輸環境。

(3)確保西非幾內亞灣海上安全。幾內亞灣海盜活動嚴重影響了中國—西非海上貿易的順利進行，尤其是隨著國際上加大索馬里附近海域海盜活動治理力度，近年來西非幾內亞灣海盜襲擊事件日益增多。由于尼日利亞國內安全形勢較為復雜，社會問題突出，并且石油產量豐富，導致海盜活動逐漸向尼日利亞靠攏?；趲變葋啚车膰谰謩?，建議協調國際組織加強幾內亞灣周邊國家的反海盜合作，在海盜頻發地區建立防海盜設施，增加海上巡邏力量，并且各國海軍應聯合打擊海盜。此外，我國可以通過對西非貧困國家海上基礎設施加以援助，提升該區域打擊海盜能力，遏制幾內亞灣海盜活動趨勢，進而保障中國—西非海上通道安全，促進我國與西非貿易活動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