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宰相死諫都不能上達天聽？

王丹譽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一天，大學士、軍機大臣王鼎雙手緊握一封寫給道光皇帝的遺書，就在皇帝正度假的圓明園上吊自殺。他以生命為代價的舉動，僅僅是想對皇帝提一條幾乎全國人民都會支持的合理化建議。結果此舉變成了徒勞，不僅未能上達天聽，也不為世人所知。

先說，王鼎的身份“大學士、軍機大臣”。清朝宰相制度發生重大變革，對宰相職務實行“名實分離”，以加強皇帝的絕對權力。雍正帝之后，大學士徒有宰相之名“銜”，而無宰相之實;然而軍機大臣卻只有宰相之實，并無宰相之名“銜”。只有像王鼎這樣，同時是大學士、軍機大臣（即大學士授軍機大臣，或者軍機大臣加大學士），才真正擁有宰相的名義和實權。

王鼎可以說是位極人臣。工作機制上，作為“調和陰陽，統率百官，天子首輔”的宰相，應該和皇帝如影隨形，有什么話不能、不便、不該當面陳奏匯報？為什么他與皇帝所有的工作機制、匯報渠道、私人關系都很暢通，表面上近在咫尺，實際上卻遠隔天涯？

王鼎給皇帝的遺書寫著：“條約不可輕許，惡例不可輕開，穆不可任，林不可棄也！”就是講：當時朝廷緊鑼密鼓準備簽訂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不應該簽，千萬不能開這個非常惡劣的先例;此外，當時的主和派代表、軍機大臣穆彰阿不宜繼續擔任此職，必須對主戰派代表、民族英雄林則徐平反昭雪、重新起用。

全國人民都知道，這是一個極其合理化的建議，卻為什么要以這種慘烈的方式來對皇帝表達，結果還無濟于事？實際上，皇帝壓根就不知道這件事。

在王鼎死后的81天，《中英南京條約》如期簽訂，并且隨后增加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作為《中英南京條約》的附件……

就在王鼎撒手人寰的第一時間，軍機章京陳孚恩匆匆趕到王鼎家，并不是為了祭奠國家干城，而是花言巧語先以同朝為官的同僚身份騙取信任，再以一級組織的名義“代為陳奏”，騙走了王鼎尸諫的遺奏。這致使以死報國的宰相遺書并沒有上交皇帝御覽，而是落入政敵之手。

陳孚恩之所以這么做，要么是與本事件有直接利害的關系人軍機大臣穆彰阿授意，因為他是陳孚恩的直接領導;要么，是陳孚恩自告奮勇，掛著報效國家的羊頭，賣著效忠領導的狗肉。

一名高級干部對國家的生死忠告，瞬間變質為政敵打擊報復逝者本人和他家屬親友的確鑿罪證。

王鼎到死也沒有明白，就晚清的腐敗程度，即便有他一百、一千個王鼎仍然于事無補，哪怕再加上這成百上千個王鼎的九族都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