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偷走了我們的童年？

黃帥

近期，一位老師在網上貼出了一些自己學生寫的作文，引起了輿論場上一片喧嘩。在一些題為《我的媽媽》的作文里，孩子們可謂童言無忌——“媽媽老是說要減肥，可是一直瘦不下來，因為，她還是吃得太多”“媽媽的雙眼皮是去店里做的”“她有點胖，她的肚子像個小皮球”……這類表達讓人忍俊不禁。

正如意大利心理學家皮耶羅·費魯奇（Piero Ferrucci）在《孩子是個哲學家》中所言：“孩子們常常百無禁忌地將我們最隱私的情感呈現在世人面前，被暴露在舞臺當中的是真實的我們，除了歡樂、喜悅，還有難以啟齒的種種難堪?！边@更讓人慨嘆，孩子長大后，這些純真的言論為什么消失了呢？

誰在規訓兒童：媒介還是教育？

相比成人世界的復雜與多變，童言無忌的實質是簡單、直接的思維方式。這首先與兒童知識儲備少、分析信息能力弱有關。當我回溯往昔時，童年的面貌有時依稀可見，有時卻含糊不清。記憶在爭奪童年的真實，它抹去了一些圖景，保留了一些圖景，甚至在二次闡釋里去創造和想象童年。吊詭的是，稀缺的體驗和神圣感的形成之間的關聯，是神秘而靜謐的，時而肅穆時而狡黠。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將這種感覺描述為“在一定距離之外但感覺上如此貼近之物的獨一無二的顯現”，他化用了Aura一詞，叫它“光暈”也好，“靈暈”也罷，總歸是不可復制的奇妙感覺。

等孩子長大后，外界對兒童的規范化引導也變多了。當孩子長大后，之所以讓人產生“童年消逝”的感覺，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一套規訓的體系，這個體系從知識結構到思維方式，再到情感模式，讓他們不得不服從其規范，不得不按照既有的規范說法做事，進而走完人生歷程。如果有人要突破這個規訓體系，則要面對他者的“偏見”——在一個規范固化的環境里，作為社會關系的產物，人們很難脫離環境的干預和影響。

在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名聲大噪的同時，人們也習慣于從“童年消逝”“媒介批判”等角度理解相關問題。毋庸置疑，波茲曼的分析有一定合理性，其研究本身也代入了個人情感的希冀，“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兒童的天真無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漸退化，然后扭曲成為偽成人的劣等面目，這是令人痛心和尷尬的”。但“逐漸退化”并不簡單地受電視媒介的影響，盡管它在波茲曼寫就此書的1982年，可以解釋當時的社會現象。

結合媒介和教育兩方面因素加以觀察，或許是一個更精準的方法。與其對孩子進行所謂的“規范教育”，不如首先承認其天性，并在尊重的前提下加以引導。正如《童年之死》（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中所說，“我們必須有勇氣準備讓他們來對付這個世界，來理解這個世界，并且按照自身的特點積極地參與這個世界”。這部來自英國思想家大衛·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的著作名氣不大，卻從媒介素養教育的角度更深刻地闡釋了兒童認知在傳播學上變化的過程及其原因。

媒介素養教育研究本身就具備傳播學和教育學的跨學科特質，但其思維的核心環節仍在于媒介，只是通過對不同媒介性質和內容的分析，來觀察它在教育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相比理論的晦澀，現實中有很多案例更淺顯易懂。

比如，一個剛步入小學階段的孩子，或許只是和家長觀看諸多充斥著婆媳關系矛盾、婚戀復雜難題的都市情感劇，可能就會逐漸生成對婚戀的復雜認知，甚至在正常接觸異性前就形成了刻板印象，這種早熟恐怕是大多數家長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如果小孩的兩性觀完全來自價值觀傳統的電視劇，也會形成另一種極端的看法，并不了解現代人的情感世界，將來的“晚熟”則不可避免。

這說明，把兒童思維與觀念的生成歸咎于電視媒介（以及現在更流行的網絡媒介）是不合適的，在媒介內容分化的趨勢下，“觀看什么”“如何觀看”的影響更大。按照帕金翰的說法，“早熟”的孩子是“成人化的童年”，但對其不必大驚小怪，“早熟”的背后也可能是想象力的解放和創造力的發揮，而當前流行的電子媒介則加速消解了知識障礙，讓兒童更早地接觸真實的世界。

分層的童年：帶來不同的人生？

帕金翰的看法代表著樂觀主義者的態度。從技術角度看，人們在受媒介因素干預后，轉化它、利用它且超越它并非難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真正令人擔心的，是社會階層分化帶來的文化和思維上的差異，它對童言無忌的規訓意味更加濃烈。

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里深入探討了這個問題。人們熟知的布爾迪厄根據社會資本劃分的場域概念，在兒童教育中也有突出表現，乃至表現為規訓力量對兒童教育的“操控”。拉魯認為，個體在公共機構里扮演的角色也具有社會性，它與社會評價和引導互為參照，“孩子們是在一個寬泛而分層的社會系統里長大的”。

表面上，孩子們的童言無忌是相似的，但因為所處家庭背景的不同，分化的種子從一開始就被植入了?！耙汛_立的職業慣例”和“教育機構制定的標準”是對兒童進行規訓的要素。比如，如果孩子來自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其成長環境里“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受家人職業和生活環境的影響，孩子的規訓目標是成為未來社會精英的候選人。相反，一個身處底層家庭的孩子，從小浸染的文化和習慣，幾乎沒有能讓他改變命運的可能，而是被要求安于現狀、耽于短暫的欲望滿足即可。這些規訓與媒介因素不大，但它對孩子的影響卻是最大的，也是最難改變的。

為了驗證不同階層及其文化對兒童規訓的持久性，英國紀錄片《人生七年》回答了這個問題。這部系列影片開始拍攝于1964年，從當時的英國選取20名來自不同階層背景的7歲孩子，拍攝他們當時的生活學習狀態，詢問他們關于未來的展望、對異性的看法、對其他成員的看法、對節目的看法等等問題。影片每隔7年拍攝一次，追蹤這些孩子的生活。孩子們在14歲之前的精神面貌和言語表達差別很小，但隨著時間流逝，其命運變化巨大，且基本與其童年時代所處的階層和受到的教育水準相吻合。

童年的影像會伴隨人的一生，如果是美好的童年歲月，其成長相對會比較快樂，與之相反，童年若是與痛苦相伴，則容易成為牽絆其性格乃至命運的問題，這也是心理醫生在診斷治療患病者時，偏愛從童年陰影的立場對癥下藥的理由。

童年不再來：童心亦可在？

對于人生而言，童年畢竟只是一個短暫的時期，每個兒童都會長大，承認也好，逃避也罷，離開校園，面向社會，是絕大多數人的選擇。復雜的社會環境在磨礪品格的同時，也逐漸使人們開始失去來自童年的快樂與純真。既然童年終將消逝，那么葆有純真的意義是什么呢？

明代思想家李贄曾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逼渲兴f的“童心”并非時間概念上的童真，而是赤子之心，純真之念。塞繆爾·厄爾曼的名篇《青春》，也在這個層面上，詮釋著純真的意義：“無論年屆花甲，抑或二八芳齡，心中皆有生命之歡樂，奇跡之誘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p>

童年有一些可貴的品質，比如好奇心、想象力、率真坦言、充滿理想，這是來自童年的充盈感和批判力，有如初生的力量，充滿自然的活力。社會的環境固然復雜，但這并不是否定這些品格的條件，相反，對于一個有追求、有理想的人來說，恰恰是這些品格，可能在不經意間改變了人生的發展軌跡。虛偽造作、油腔滑調的人，可以用一句“社會復雜”來訓斥所謂不更事的年輕人，但時間久了，這樣的人終究會面臨危機，永遠達不到人生的高度，受到人們的尊重。相反，那些葆有童心的人，即便默默無聞，也能活得舒心、自然，實現個人價值。

永葆赤子之心是可貴的，如果一個中年人，在歷經了許多人間滄桑甚至苦難之后，仍舊對于夢想、正義、平等、未來和人心懷抱著一種謹慎樂觀的期待，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為他鼓勵和驕傲呢？

談到這，讓我想起了北大老教授錢理群先生，他一輩子潛心學術，投身教育，盡管年近八旬，仍然保持著開放的心靈與對知識、學問的執著，這種思想狀態的青春，在前先故去的文藝理論家錢谷融先生身上也可體現。錢先生強調“文學是人學”，在學問面前，得“做一個心地坦蕩、人品磊落的人，因為只有一個真誠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賞真的美”。他像是一個老頑童，把“玩”、“學問”、“人生”有機地結合起來，活出了自己的自然。童年不再來，童心亦可在，無礙年齡，只在初心，愿我們終能收獲一份童心，找回失落的童年夢想。

（摘自“新京報書評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