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濕地生態補償研究的文獻計量學分析*

劉新科 華國棟 鄒璐璐 張春霞 劉彩秀 賈小容

(1.廣東省林業調查規劃院，廣東 廣州 510520；2. 華南農業大學 林學與風景園林學院，廣東 廣州510642；3.廣東省龍眼洞林場，廣東 廣州510520）

濕地生態系統介于陸生和水生生態系統之間，具有生物多樣化的顯著特征，是人類最重要的生存環境之一[1]，它與森林生態系統、農田生態系統被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UCN)并稱為全球陸地三大生態系統[2]，但長期以來濕地生態效益價值未能得以實現。一方面，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和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濕地資源銳減，濕地生態系統環境受到嚴重破壞[3]。另外，由于濕地生態保護所具備的公共物品特性和外部經濟性，利益相關者得不到對應的補償，嚴重降低了人們保護濕地的積極性[4]，因此，通過適當的措施使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外部性內部化，實現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效益價值的有效補償，使得濕地生態系統得到更有效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顯得尤為重要[5]。濕地生態補償是國內外相關領域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問題，其研究成果可以為濕地保護和管理政策的制度設計提供依據，進而探索人類與自然和諧的相處方式，具有十分的重要意義[6]。

我國關于濕地生態補償領域的跨學科研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近幾年國內學者開始借助多類數據資源，從多元視角分析濕地生態補償問題[7-8]。本文通過文獻計量學[9]的方法全面梳理國內濕地生態補償研究，分析濕地生態補償研究的文獻年際變化、高產作者與結構分布、高被引文獻等[10]，呈現學界對濕地生態補償研究的演化歷程，以把握研究熱點領域、整體發展趨勢等，旨在揭示濕地生態補償研究現狀[11]，為推進濕地生態補償的深入研究，科學濕地生態補償方法以及標準提供參考價值。

1 數據來源與方法

1.1 數據

1.1.1 中文文獻 以中國知網提供的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作為中文數據庫來源，首先，使用“濕地生態補償”為主題詞，進行檢索，得到文獻632 篇；其次，查閱論文摘要或全文，判斷內容是否屬于濕地生態補償研究內容；最后，共篩選出在2002—2019 年發表的中文論文621 篇。博碩論文276 篇（占44.44%），期刊文章299 篇（占48.15%），會議論文32 篇，報紙12 篇，輯刊2 篇。

1.1.2 外文文獻 以Web of Science 中的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數據庫為外文數據來源進行高級檢索，檢索式為：TS=((wetland* or marsh*or mire* or swamp* or bog* or peatland*)and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 OR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benefit*” OR “compensation* for ecosystem service*” OR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 OR “compensatory mitigation*” OR “incentive* for ecosystem service*” OR “incentive*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 OR “reward*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 OR “reward* for ecosystem service*” OR“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R eco-compensation))and AD=China。檢索到27 篇文獻，文獻語言都為英語，發表于2010—2019 年期間，23 篇研究論文，4 篇綜述。中英文獻檢索及引用信息查詢時間段為2002 年1 月1 日到2019 年12 月31 日，檢索日期為2020 年3 月4 日。

1.2 方法

用HistCite 引文分析軟件結合Web of Science數據庫分析功能分析外文文獻，中文文獻使用中國知網的可視化分析功能與STAI、excel 進行分析，結合Ucinet 和NetDraw 進行可視化，以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中國濕地生態補償的研究進行系統梳理，為以后的研究提供基礎與方向。

2 結果與分析

2.1 文獻總體分析

國內關于濕地生態補償的研究于2002 年開始，總體上發文量呈明顯的上升趨勢（圖1），具有階段化特征，可分為3 個階段：2006 年以前為萌芽期；在2006 年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12]中提出要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后，進入發展期（2007—2013 年）；2014 年后進入加速發展期。2017 年論文數量達最高峰，推測這與2016年5 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13]的發文有關，雖2019 年文獻量有所下降，但可預見濕地生態補償在未來仍然是研究的熱點。

論文以中文論文為主，英文論文總體數量偏少，只占發表論文總數的4.17%，檢索到的首篇相關英文論文發表于2010 年，2015 年發表的英文論文數量最多，為8 篇，英文文獻同樣保持增長的趨勢。

圖1 2002—2019 年間中國濕地生態補償研究的發文量Fig.1 The number of papers on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2—2019

表1 中國濕地生態補償研究發文量排前10 位的機構Table 1 Top 10 institutions of publishing articles on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2.2 主要研究力量

2.2.1 主要研究機構分析 發文量前十個機構均為高校，說明高校是濕地生態補償研究的主要力量（表1）。北京林業大學以30 篇文獻成為發文量最多的機構，可見北京林業大學對濕地生態補償研究領域極為關注，且研究基礎、實力較強。從篇均被引頻次來看，北京師范大學中文文獻以31.17 篇均被引頻次位列第一，說明文章具有較強的認可度，機構在此方面具有深厚的研究實力。另外，山東大學在外文期刊發表的4 篇文章的篇均被引頻次也較高。研究機構具有地域分布特征，前10 名研究機構中有4 個來自山東省，這可能與該省自身具備的濕地資源相關。

2.2.2 主要研究期刊 有關中國濕地生態補償的中、英文論文發表在200 種中文期刊上和19 種外文期刊上，共計219 種期刊。其中，有175 種期刊只發表了相關論文1 篇；25 種期刊刊載相關論文2 篇；只有20 種期刊載文數量大于2 篇，共載文103 篇，僅占發表論文總數的15.90%，由此可見，發表濕地生態補償研究論文的期刊的離散度很高。

表2 所示，濕地科學與管理期刊相關載文量最多，該刊對濕地生態補償給予的關注度較高。從篇均被引頻次來看：生態經濟、自然資源學報、江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濕地科學刊載的論文質量較高。從影響因子來看：Sustainability、自然資源學報、濕地科學、環境保護刊載的文章具有較強的影響力。

2.2.3 高產作者 共有839 位學者參與到相關研究中。發文量排前10 名作者發表文獻總計56 篇（表3），僅占總發表量的8.64%，說明我國濕地生態補償研究力量整體較為分散。發文量前十的作者中有4 位來自北京林業大學，從中文文獻篇均被引頻次來看，來自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的王克林、熊鷹（121.67）的論文質量最高，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濕地研究所的崔麗娟居第三位（30.00）。外文文獻中，熊凱和孔凡斌的篇均被引頻次較高。

表2 中國濕地生態補償研究發文量排前10 位的期刊Table 2 Top 10 journals of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research in China

表3 中國濕地生態補償研究領域高產作者Table 3 High-yielding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表4 濕地生態補償研究高被引論文前10 名論文Table 4 Top 10 highly cited papers on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圖2 中國濕地生態補償主要涉及的學科領域Fig. 2 Subject areas of wet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2.3 研究方向

2.3.1 高被引論文 我們可以根據高被引論文來追蹤該領域研究熱點和最新的發展方向。2002 年，鐘瑜等[14]發表的一篇《退田還湖生態補償機制研究——以鄱陽湖區為案例》提出了“誰補償誰、補償多少、怎樣補償”3 個基本問題，拉開了濕地生態補償研究的篇章?！抖赐ズ^濕地恢復的生態補償效應評估》[15]總被引次數最高（表4），熊鷹等在分析洞庭湖濕地退田還湖生態補償的基礎上，對生態補償額度、補償途徑等問題進行了系統分析；并探討了評估方法與建立補償機制的重要性，為合理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提供參考。其余高被引文章主要內容包括濕地生態補償的概念及內涵、補償主客體及補償標準的確定、補償方式和補償機制以及立法等方面的研究。

2.3.2 涉及學科分析 從數據庫收錄的數據看（圖2），關于濕地生態補償的研究是集環境科學、法學、生態學、經濟學等多學科交匯研究的一個熱門領域。其中基于環境科學領域的研究占總發文量的59.58%，基于法學學科的研究占到了19.00%，學科跨度較大。

2.3.3 高頻關鍵詞分析 本文選取詞頻大于8 的關鍵詞，共計30 個，利用SATI 軟件生成30×30的共詞矩陣，再將矩陣導入網絡分析軟件Ucinet及NetDraw 中，得到高頻關鍵詞的共現網絡可視圖（圖3）。其中節點大小表示關鍵詞的中心度，節點越大表示中心度越高；節點之間的連線表示節點之間兩組關鍵詞出現的頻次，連線越粗、表明頻次越高，代表兩組關鍵詞的關系就越密切[16]。

從圖3 可知，黃河三角洲、鄱陽湖、洞庭湖湖區及濱海濕地是主要研究區域；除去“生態補償”與“濕地”這兩個最高詞頻的關鍵詞外，其他居于可視圖中心位置的高頻關鍵詞如：濕地保護、濕地生態補償機制（包含補償范圍、目標、主客體、標準、實施程序、監督管理以及效果評估等方面）是研究熱點區域，其中，生態補償標準的研究是生態補償機制研究的重點。

2.4 研究主題分析

以中國知網、Web of Science 中的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數據庫為數據源，以“濕地生態補償”為主題詞檢索相關期刊文獻，發現濕地生態補償方式是目前國內該領域研究的熱點主題。濕地生態補償方式狹義上有資金補償、實物補償、政策補償和智力補償等，又可分為直接補償和間接補償[17]。直接補償一般指直接提供給濕地保護利益受損者的實物或資金補償，間接補償一般指通過技術援助、就業幫扶等政策上的扶持和傾斜為發展機會受損者提供的補償[18]。針對不同類型濕地的屬性特點，不同補償對象，補償的方式應該因地制宜[17]。例如，洪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濕地功能區濕地補償研究中，朱寶光[19]建議以建設引水工程和保水工程作為生態補償。王愛敏[20]在解決山東等省的12 個地市的水源地保護區補償中指出對于需要搬遷或關閉企業，可采用資金補償的方式以及土地置換的方式；對于限產及轉產的企業，政府可以采用稅收優惠、土地利用優惠等政策措施，間接地對企業進行補償。對于遷出水源地保護區的生態移民，可采用資金補償的方式；對于水· 源地保護區的居民，可在教育、生活等方面采用智力培訓、就業培訓等形式，幫助其提高就業能力。

除了濕地生態補償方式外，濕地生態補償標準也是中國濕地生態補償研究的核心內容[21]。目前，國內濕地生態補償的標準依據濕地生態功能與價值、濕地保護利益受損者的機會成本與受償意愿、受破壞濕地的保護與恢復成本等來確定。補償標準的下限為濕地保護的投人與濕地破壞的恢復成本，上限為濕地生態系統的價值與效益[18]，國內多數學者傾向于以上限值來確定補償標準，認為補償標準要高于機會成本才能激發保護者的動力[22]。由于標準選取的指標、估算方法不同，導致計算結合存在差異[23]。郗敏等[24]運用隨機參數logistic 模型定量評估不同屬性的支付意愿，計算出膠州灣濱海濕地生態補償標準為425.95 元/年/戶。孫紅[25]對湖北部分區域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效益價值進行客觀的評價，核算出最優補償值970 元/hm2/年或64.67 元/畝/年。劉玉卿[26]以支付卡的調查問卷形式，得到江蘇鹽城潮灘濕地農戶平均受償意愿7 727.7 元/hm2/年。統一的補償標準顯然不適用，只有合理量化補償責任主體與受償客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建立有效的生態補償標準評估體系，才能為濕地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27]。補償標準的確定要結合本地區的濕地資源狀況、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并考慮到受償者的意愿因素，保證補償標準的科學合理、靈活、易于施行。

圖3 高頻關鍵詞的可視化網絡Fig. 3 Visual network map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

3 討論與結論

通過對國內濕地生態補償研究論文的文獻計量分析，可以發現國內有關研究文獻整體呈上升趨勢。以北京林業大學為首的各大國內高校是該領域的主要研究力量，《濕地科學與管理》期刊對此領域的關注度最高；溫亞利、郝春旭等是此領域高產作者，山東地區相關機構發文量相對較多。濕地生態補償研究是集環境科學、法學、生態學等多學科交匯研究的一個熱門領域。主要研究的內容包括濕地生態補償的概念及內涵、補償主客體及補償標準的確定、補償方式和補償機制以及立法等方面的問題，其中，濕地生態補償標準、補償方式是研究的熱點。

目前，各省市都在積極探索適用于當地的濕地生態補償辦法。2013 年起，江蘇省省級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專項對全省濕地類生態紅線區域保護予以補助，依照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的不同以及地方財政水平等因素確定每畝平均補償達100元。2020 年浙江省政府明確提出：省財政對生態保護績效考核達標的省級重要濕地開展生態補償試點，補償標準為每畝30 元；在省內流域上下游縣（市、區）繼續實施自主協商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即若上游水質改善，則下游付上游補償款；若上游水質惡化，則上游給下游付賠償金。

2014 年《武漢市濕地自然保護區生態補償暫行辦法》提出：（一）市級生態補償標準：省級及以上濕地自然保護區，核心區每畝25 元、緩沖區每畝15 元、實驗區每畝10 元；市級濕地自然保護區，核心區每畝20 元、緩沖區每畝10 元、實驗區每畝5 元；（二）各相關區人民政府參照市級生態補償標準：核心區每畝不低于15 元、緩沖區每畝不低于10 元、實驗區每畝不低于5 元。

可見，濕地生態補償在實踐中以政府財政投入為主要資金來源[28]。我國濕地生態補償項目存在周期長、回報低、項目交易結構復雜，造成社會資本參與公益性質的濕地生態補償積極性低等問題[29]。潘華指出雖然在市場化機制條件下濕地生態補償引入PPP 模式舉步維艱，但這種模式對于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的長期合作，激活生態環保要素市場，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值得我們繼續探討[30]。也可借鑒英國相關生態保護和補償機構、美國森林驅動機構在生態補償項目中的做法，建立利益驅動機制、激勵機制、協調機制，從多方面調動市場的積極性。針對濕地生態補償在實踐中主要依靠貨幣補償問題，該領域學者應融合多學科知識體系，加強合作，研究建立多元生態補償途徑，增強補償的有效性、彈性和靈活性。

另外，針對實踐實施時缺少標準性文件的問題，政府部門應出臺專門性的濕地生態補償立法，明確濕地生態補償原則、主客體、標準、內容、利益相關方的權責、補償金的利用和管理等，規范濕地生態補償的具體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