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制度認同與后趙天王體制的演變

李 磊

[提要]后趙君主采用了有別于皇帝稱號的天王號并為十六國北朝政權所仿效，然而后趙天王體制只是君主在其統治基礎薄弱情況下對皇帝制度的調整。由于建政缺乏部族基礎，后趙在建構王權時較為依賴君主家庭成員，在禮儀權威上模糊彼此間的差別，但這一調整并不成功，宗室內爭的反復出現迫使后趙回歸傳統的皇帝制度。從政權架構來看，后趙以魏晉王朝為樣板，一方面沿襲吏兵配屬制度、宗室出鎮制度，以保證“皇室作為一個家族駕于其他家族之上”；另一方面天王以宿衛親軍為王權的軍事基礎并建立內朝決策機制，以保證天王的王權專制。在后趙的政治實踐中，吏兵配屬、宗室出鎮存在著反噬王權的發展面相，這一矛盾既根源于視宗室為一體的天王體制，也根源于自我矛盾的魏晉舊制。后趙天王體制的演變過程體現了中華制度傳統對少數民族政權的約束，而以魏晉為樣本的政權架構則反映出后趙的中華制度認同。

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政權的中華意識，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所在。在這一論域中，后趙君主稱天王的現象頗為引人注目。這不僅是因為后趙參與開創了十六國北朝君主以天王為政治名號的新傳統，還因為這一名號背后可能隱藏著有別于漢魏晉王朝權力模式的變化。近來有學者著力發掘后趙政權的演變，認為石虎長期以天王為政治名號表明他創制出新的權力結構，與此前有別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后趙開國君主石勒，還是統治期最長的石虎，他們最終的政治名號仍然是皇帝，天王號只是稱帝之前的階段性名號。這表明后趙的權力體制雖有所創新，但仍舊不得不向傳統政治模式回歸。這既是緣于后趙君主對中華制度的主觀認同，也反映出中華制度傳統對少數民族政權發展的約束。具體而言，后趙所面臨的政治制度傳統主要指戰國秦漢以來的官僚君主制、郡縣制以及魏晉以來的宗室出鎮制。以此為參照考察后趙的天王體制，它仍是皇帝制度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君主在統治基礎薄弱時對皇帝制度的適度調整。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②，對后趙的天王王權結構及其運作方式進行探討，澄清天王號的政治內涵與歷史意義，以期從一個層面闡明十六國政治發展所處的中國歷史道路。

一、后趙的天王體制及其向皇帝制度的回歸

后趙天王號始于石勒，太和三年(330年)二月石勒稱大趙天王，此時距石勒建政稱趙王已經過去了十一年。太和二年(329年)，石勒滅前趙，統一了華北的大部分地區。在這一背景下，后趙群臣原本勸請石勒即皇帝位，但石勒僅以大趙天王的名號行皇帝事。

關于天王號的起源，學界曾進行了持久地討論，這些觀點大致可概括為兩類：一類是從中華傳統中追溯其根源，認為天王號源自周代；一類是從漢文化之外尋找其來源，或認為源自佛教，或認為源自少數民族的政治傳統③。由于石勒是將天王號視作統一華北之后的最高君主號，無論這一政治名號的淵源如何，其運用本身便表明后趙政治出現了不同于傳統王朝的新特點，而且這還是后趙君主的有意為之。然而從石勒以天王號行皇帝事來看，天王號是在皇權的層面上使用，與趙王王號存在著性質上的差別。后趙的這一政治框架又恰恰是以秦漢魏晉的皇帝制度為參照，這表明后趙天王號的創立及運用其實仍是以中華制度傳統為背景的。

石勒之后，石虎也使用了天王號。從使用時間上看，石勒在太和三年(330年)二月至九月的七個月里稱天王；而石虎從延熙元年(334年)十一月稱居攝趙天王至建武十五年(349年)正月即皇帝位，其間居攝及稱大趙天王近十五年。稱大趙天王只是石勒在即皇帝位之前的一個階段性方案，他的最終目標是稱皇帝，石虎則是想長期使用天王號。從權力結構來看，石勒稱天王行皇帝事，天王王權的運轉仍是基于傳統的皇帝制度，而石虎則試圖開創新的王權形式。盡管石虎與石勒在使用天王號上有著諸般不同，但其所力主的天王體制難以避免地以皇帝制度為依歸，這表明無論少數民族君主的主觀意愿如何，政權的演進仍然受到中華制度傳統的制約。

石虎的天王王位是通過政變而得來。石勒死后，太子石弘即位，石虎廢黜君主自稱“居攝趙天王”。建武三年(337年)，經歷三年居攝期后，石虎正式即天王位?！多捴杏洝份d，“石虎正會，虎于正殿南面臨軒，施流蘇帳，皆竊擬禮制，整法服，冠通天，珮玉璽，玄衣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蟲粉米，尋改車服，著遠游冠，前安金博山，蟬翼丹紗里服”[1](P.138)。所謂“竊擬禮制”乃指承襲漢魏晉的皇帝服制。但隨后石虎“改車服”，著遠游冠，蟬翼丹紗里服。按《中朝大駕鹵簿》，金博山與通天冠皆為天子朝服，遠游冠則為雜服[2](P.766)。石虎于遠游冠前安裝金博山，乃是混搭、獨創。這一改制或許反映了石虎對天王特殊身份的強調?！多挸枪适隆份d：

永和三年，命其子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后宮升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3](P.1371)

永和三年即建武十三年(347年)，石宣為太子?！锻ㄨb》將此事系于該年九月[4](P.3078-3079)。金明門是鄴城西門，靠近三臺與九華宮。東宮位于太武殿東[5]。太子出行，“建天子旌旗”，由東向西，從大朝前面橫穿鄴城，這是有意宣揚政治威儀。對于這場盛大的儀式，石虎是滿意的，并不認為太子有何僭越之處。從“我家父子如是”的表述可見，石虎將天王與太子的權勢視作一體，并未予以細分。

除了太子外，皇后也享受殊禮?！多捴杏洝酚涊d石虎“皇后出，女騎一千為鹵簿”[6](P.3067)。但這一殊禮并非緣于石虎對妻子的愛敬，他曾先后殺掉郭氏、崔氏兩任妻子。郭氏為將軍郭榮之妹，崔氏出身第一流高門清河崔氏[7](P.2761)。崔氏蒙冤不獲辯白，被石虎親手射殺[8](P.1713)。石虎對皇后的殊禮，也當是出于天王、皇后一體的觀念。石虎讓其家庭成員分享天王權威，使天王家庭以整體的方式居于最高統治地位。

除了禮儀殊榮外，石虎還讓太子代行部分天王職權。在任“居攝趙天王”時，石虎“命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唯祀郊廟、選牧守、征伐、刑殺乃親之”④。天王將尚書政務交由太子處置，自己只控制州郡官以上的選任并扮演禮制角色，保留在軍事、司法上的決策權。這一分工沿襲自石勒，“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9](P.2750)。石勒的這一安排是聽從徐光的建議，以太子執政來防范石虎[10](P.291)。石虎在“居攝趙天王”、任“大趙天王”時期并未面臨權力挑戰，他以太子“省可尚書奏事”，其實是緣于對天王王權內涵的理解。

天王家庭成員的保母如受寵信也可借用天王權勢?！稌x書·石季龍載記上》載：“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盵7](P.2763)劉芝因為太子石邃保母的身份，不僅獲封宜城君，而且能夠干預朝政、干預人事。其地位、權勢均得到石虎的認可。之所以如此，乃因石虎將政權理解為私有產權，天王、太子可因私人寵信而授予爵位、增其權勢。

石虎對其所建構的天王王權結構一度十分滿意。建武三年(337年)冊封石邃為天王皇太子后，石虎對群臣說：“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11](P.3011)阿鐵即石邃，石虎認為他們之間不會出現像司馬氏父子兄弟相殘的情形。然而就在受封的當年，石邃便因“欲行冒頓之事”而被廢殺。繼立的太子石宣又于建武十四年(348年)圖謀弒君。石虎先后與兩任太子都勢成水火，這與他對天王王權的構想完全相反。石宣事件后，石虎對天王、太子間的和平共處再無信心，他對群臣說：“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腹穢惡，故生兇子，兒年二十余便欲殺公?！盵12](P.2785)

兩任太子的弒君之舉其實與石虎“腹穢惡”無關，而與天王王權的結構有關。如前所述，在天王的王權展示上，石虎讓太子“建天子旌旗”；在政權運作上，自居攝趙天王始，讓太子“省可尚書奏事”。這些舉措所表達的政治信息是：天王與太子權勢一體。但權勢一體化在抬高天王家庭成員地位的同時，也模糊了天王、太子之間的權威邊界。司徒申鐘曾預言太子與天王發生沖突的必然性，他建議削減太子的政治權勢：“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盵7](P.2776)申鐘認為太子“不及政”，石邃“聞政”的舊例不應遵循。

“聞政”的太子，在主觀感受上容易放大自我，將自己等同于君主。石虎與太子間的矛盾便始于太子的這種“驕恣”?！稌x書·石季龍載記上》說石邃“荒酒淫色，驕恣無道”，舉出盤游于田、淫宮臣妻妾、斬首美淑宮人、交褻殺食比丘尼諸事，并特意指出這些事情是在“邃自總百揆之后”[7](P.2766)?？梢娛涞摹膀滍o道”是“聞政”“總百揆”的結果，并非其歷來的行徑。石邃被廢，便與這種“驕恣”有關。石邃因爭寵而稱疾不省事，“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7](P.2766)。石虎在得知石邃的不軌行為后，“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為庶人”[7](P.2766-2767)。石邃意圖殺害女尚書、中人之舉，以及對石虎不謝、不顧的態度，均表現出對天王權威的蔑視，故被石虎廢為庶人。石邃“驕恣”緣于后趙天王、太子間權威邊界的缺乏。

除了模糊天王與太子間的權威邊界外，石虎還模糊了太子與受寵王子間的差別，這引發了太子與受寵王子間的矛盾。石邃“欲行冒頓之事”的直接原因是“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于季龍，邃疾之如仇”。石邃為了誅殺石宣，“稱疾不省事”，親率宮臣文武五百余騎前往冀州[7](P.2766)。石邃被廢殺，石宣繼任太子，隨即陷入同樣的處境。石虎“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啟也”[7](P.2771、2776)。石韜分享了太子“省可尚書奏事”的權力。建武十三年(347年)，石虎命石宣祈于山川，“建天子旌旗”，“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同年，“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石韜獲得了與太子相同的禮儀待遇?！稌x書·石季龍載記上》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12](P.2782-2783)。此后又發生了石韜建宣光殿而與石宣沖突之事，最終引來殺身之禍。石宣謀殺石韜后，還計劃在石虎臨喪時廢君自立。

對于太子與受寵王子間的沖突，司徒申鐘認為是“二政分權”所致。他說：“二政分權，尟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盵7](P.2776)申鐘認為“二政分權”必然導致“亂國害親”，這一權力結構根源于天王對王子的“寵之不道”。

在后趙的王權結構中，天王、太子、受寵王子的權威缺乏足夠的差別，這成為兩任太子發動政變的體制性根由。不得不說，石虎建構天王王權的結果與其初衷完全相背。建武十四年(348年)石宣事件發生后，石虎改立幼子石世為太子。他向群臣解釋立石世的緣由：“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盵12](P.2785)石虎認為王子們“二十余便欲殺公”，故而在立第三任太子時選定年方十歲的石世，以便于在晚年時能有較為充足的統治時間。這表明石虎已經意識到天王與太子間必須有主次、強弱之別。較之天王家庭的權威不分，皇帝制度更加強調皇帝獨尊的地位。太寧元年(349年)正月石虎即皇帝位，轉而以皇帝號來凸顯君主的絕對權威。經由實踐，后趙的天王體制最終以皇帝制度為依歸。

二、吏兵配屬制度與宗室出鎮制度：后趙制度的魏晉淵源

石虎之所以為太子“建天子旌旗”“省可尚書奏事”，并讓受寵王子與太子“二政分權”，與其所處的政治環境有關。十六國時期的多數政權是依賴部族建政，與此不同，石勒起事憑借的是個人力量，身邊的核心支持者是不具部族勢力的群盜“八騎”(后擴展到“十八騎”)[13]。石勒在建政之初凝聚流寓于河北的并州胡人，再以河北為地域聯系，建立超越本籍、門第、民族的統治集團[14]。缺乏部族、宗親的支持是石勒不得不依賴石虎的緣由。石虎誅殺石勒諸子后，除自己子嗣外，再無石氏人物可作依憑。石虎奪位非正，所面對的首要政治問題是在國人中凸顯天王權威，這僅靠天王個人是不夠的，不得不重用太子及其家庭成員，于是建立起以天王家庭為第一家族的權力結構。

谷川道雄先生認為石虎時期的權力結構是“以皇帝為中心的衛星式軍事體制”，并將這種結構溯源于匈奴國家的政治結構[15](P.44)。實際上，石虎統治初期延續了石勒時期的軍事制度，宗室并未因受爵而獲得軍事上的分封[16]。即便在東宮，宮臣文武亦非太子私屬。如上文所述，石邃率五百余騎趕赴冀州誅殺石宣，當眾人得知行動目的時，“行數里，騎皆逃散”[7](P.2766)。石邃所率包括宮臣文武，但宮臣文武并不以太子為絕對權威。

“以皇帝為中心的衛星式軍事體制”其實是吏兵配屬制度。漢晉歷史的一大趨勢是自耕農逐漸成為豪強依附民，這一社會關系反映在魏晉制度上，則是在郡縣編戶之外另設兵戶與吏戶，由官府役使。后趙的吏兵配屬制度建立于建武三年至八年間(337年-342年)?！稌x書·石季龍載記》：

右仆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偙?，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毙丶彩w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三分置一，余兵五萬，悉配東宮。于是諸公咸怨，為大釁之漸矣。[7](P.2773)

《資治通鑒》將此事系年于建武八年(342年)[4](P.3052)，后趙諸公侯設府吏、帳下兵的時間當在此之前。府吏、帳下兵皆有數額限定，故而才說得上“吏兵過限”。從推行“三分置一”的改革后余兵五萬的情況來看，諸公侯原來的吏兵總數在七萬五千左右。這些吏兵名義上歸五兵尚書統屬，實際上卻是諸公侯役屬的勞動力與兵員。張離上奏建議改革后，府吏、帳下兵有了新的定額，諸公侯吏兵總數仍有大約二萬五千?？梢韵胍?，諸公侯不遵制度而增設的吏兵及各類依附人口當不在少數。正因吏兵數量關系到諸公侯的經濟利益與軍事勢力，故而張離建議太子石宣通過限制公侯吏兵的數量來達到削藩的目的，諸公侯也為此而“咸怨”“大釁”。

在經歷了石邃之亂后，石虎不僅沒有削弱太子權勢，反而賦予太子及諸子更大的軍事權力，這是因為在其政治議題中，拱衛天王權勢比防范家庭成員更為重要。易言之，石虎在缺乏充足歷史資源與政治基礎的情況下弒君奪位，又急于凸顯天王的絕對權威，只能以家庭成員為主要依賴力量。太子“建天子旌旗”“省可尚書奏事”與宗室配屬吏兵，其實是石虎解決同一個政治議題的兩個步驟。

按《三十國春秋》記載，謫戍涼州的東宮衛士在定陽梁犢的率領下“謀兵東還”，“犢軍人皆多力善射，一當十余，無兵甲，所在略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擬向崩潰”[17](P.1378)?！捌錁菲酵跏鷷r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季龍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12](P.2786)。東宮衛士在“無兵甲”的情況下起事，連續擊敗鎮守關中的精銳與鄴城派出的主力，其戰斗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宮廷宿衛所需。建武四年(338年)太子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斬首四萬余級[7](P.2768)。此戰使朔方鮮卑遭受沉重打擊，為鐵弗匈奴劉務桓在黃河以西地區的崛起創造了條件[18](P.2054)。石宣擊朔方鮮卑的時間與吏兵配屬的施行時間相近，所率步騎二萬或許有若干成為東宮衛士。建武九年(343年)石宣“討鮮卑斛谷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7](P.2773)。石虎為東宮配屬“多力善射”“一當十余”的衛士，又在“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7](P.2775)，增強東宮的軍事組織能力，并多次令太子野戰拓邊，可見他將東宮衛士視作后趙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宗室出鎮制度是石虎時期的另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在上述張離改革吏兵的方案中，秦、燕、義陽、樂平四公獲得了高于其余諸公的地位。秦公石韜“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燕公石斌、義陽公石鑒、樂平公石苞在改革前后皆有出鎮的經歷。燕公石斌督邊州，免于建武六年(340年)。義陽公石鑒鎮關中至建武十一年(345年)，由樂平公石苞接替[7](P.2774，2776-2777)。太寧元年(349年)四月，除石苞出鎮關中外，還有彭城王石遵鎮幽州，燕王石斌鎮襄國(同月免，新興王石祗代)[12](P.2787，2791)。宗室出鎮的軍事力量主要是朝廷禁兵，而非配屬的吏兵。如太寧元年(349年)四月，彭城王石遵由幽州移鎮關中，先至鄴城朝拜，石虎為之配禁兵三萬[12](P.2787)。誠如唐長孺先生所言，宗室出鎮制度根源于魏晉“皇室作為一個家族駕于其他家族之上”的政治結構[20](P.123-140)。石虎及其諸子作為一個整體共同建構王權，他們掌控朝廷禁兵，以禁兵為基本軍事力量出鎮地方，這一舉措亦是沿襲魏晉舊制。

宗室出鎮的地區都是最重要的戰略要地。建武八年(342年)，石虎為討前涼敕“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7](P.2772)，作好戰爭準備。石鑒、石苞先后出鎮關中，與對前涼的戰爭有關。自建武四年(338年)始，幽州成為征伐段氏、慕容氏的最前線，石遵、石沖先后鎮幽州也與此相關。襄國是石勒故都，石虎奪位后遷都鄴城。以石斌、石祗先后鎮襄國，乃是著眼于對襄國的政治控制，消除對鄴城政權的威脅。

石虎依靠諸子建構天王王權，既為之配置具有私屬性質的吏兵，又讓其分掌禁兵、出鎮要地，然而這一體制容易培育出分裂勢力。建武十四年(348年)石宣事件后，石虎為了緩解天王與太子間的結構性矛盾，改立十歲的石世為太子，為自己預留出十年的獨掌大權期。次年(349年)四月石虎病危，他在臨終前安排了彭城王石遵、燕王石斌與石世的支持者張豺共同輔政的格局。這一安排與其說是確保石世的王權，不如說是承認石遵、石斌與石世間的權力三分。

在建武十四年(348年)立儲討論中，石遵、石斌被太尉張舉列為太子的首選。張舉稱：“燕公斌、彭城公遵并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盵12](P.2785)石斌是石虎諸子中最早出鎮的。建武八年(342年)對諸公吏兵定員時，石斌與石韜、石鑒、石苞同列為第一等。建武十年至十四年(344-348年)石斌為大司馬、侍中、錄尚書事[21](P.4037-4040)。在石虎安排的輔政格局中，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

石遵為廢太子石邃之弟，母親鄭櫻桃原為晉冗從仆射鄭世達家妓[22](P.1756)，先后讒殺石虎正妻郭氏、崔氏[8](P.1713)。郭氏由石勒為石虎所娉，是將軍郭榮之妹。崔氏出身高門士族清河崔氏。石虎即天王位時鄭櫻桃被冊封為天王皇后，石邃事件發生后，鄭櫻桃雖被降為東海王妃，但并未受到太大沖擊，其子石遵仍在太子候選名單中。石世即位后，姚弋仲、苻洪等游說石遵起事，理由便是“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12](P.2788)。

在石虎的輔政安排中，石遵出鎮關中，石斌錄尚書事，這既是出于對石遵、石斌特殊地位的承認，也為了讓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共同拱衛家族權力。石虎還試圖通過移鎮的方案來防范宗室出鎮所帶來的分裂風險，以新興王石祗代燕王石斌鎮襄國，以彭城王石遵代樂平王石苞鎮關右，以沛王石沖代彭城王石遵鎮幽州[12](P.2786-2787，2791)。但石虎對身后事的安排最終未能阻止后趙的瓦解，年幼的嗣君石世無法行使皇權。原本用以拱衛家族權力的吏兵配屬制度、宗室出鎮制度成為培育叛亂勢力的土壤。石遵憑借所配的三萬禁兵，在姚弋仲、苻洪等部的支持下，首先發難奪取皇位。隨即石沖以幽州鎮軍叛，石苞謀劃以關中鎮軍攻鄴，石鑒在鄴城發動兩場政變，石祗在襄國起兵。應該說，石虎以吏兵配屬制度、宗室出鎮制度拱衛政權反映了他對魏晉制度的認同，后趙的瓦解與西晉八王之亂的性質相同，均是緣于這些制度自身的問題，它們無法在根本上消除權力結構中的矛盾。

三、掌宿衛兵權與內朝決策：天王體制對皇權專制模式的繼承

在谷川道雄所稱的“以皇帝為中心的衛星式軍事體制”中，天王擁有直屬的宿衛軍隊，性質與東宮衛士、諸公府吏兵相同?！多捴杏洝酚涊d，石虎有女騎一千常隨之游于涼馬臺，“皆手持雌黃宛轉角弓”[23](P.1599)。這支千人規模的女騎兵僅僅是石虎的宿衛軍之一，宿衛軍的核心是云騰黑矟騎。涼馬臺又名閱馬臺、識馬臺，位于鄴城西漳水之南，自建武六年(340年)建成后，一直是石虎訓練云騰黑矟騎的場所?！多捴杏洝份d：

云騰黑矟騎為石虎虎牙宿衛的稱號。這支五千人的騎兵訓練有素，“若數萬人騎”。云騰黑矟騎聽從石虎號令，由石虎以響箭指揮。為了嚴格控制這支宿衛軍，石虎每月都要在朔晦日閱兵于涼馬臺?！多捴杏洝愤€記載，石虎“左右置直衛萬人，皆五色細鎧，光曜奪目”[25](P.1635)。這支萬人規模的直衛，似是云騰黑矟騎之外的宿衛軍隊。

除了掌控數量龐大的精銳宿衛之外，石虎還注重鄴宮的軍事功能。太武殿是朝會的正殿，“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于其中”[7](P.2765)。抬高殿基是為了建造伏室，伏室的作用是暗藏五百衛士在其中，防范政變，拱衛石虎的安全。

天王的王權在很大程度上以宿衛兵權為根基。石虎雖然倚重諸子，卻未曾以諸子掌管宿衛兵馬。領軍將軍王朗曾向石虎揭發太子石宣役使數萬人斫伐宮材的行徑，從而被石宣視作政敵。在領軍將軍與太子的斗爭中，石虎聽信領軍將軍的情報，采納其建議，并在太子的政治攻勢下將其保全[7](P.2775)。這一事例表現出石虎對負責宿衛之領軍將軍的信任，領軍將軍揭發太子行徑很可能是出于職責，即在宿衛之外還擔負監視東宮及諸公的任務。在石虎的輔政安排中，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掌宿衛兵權。這仍然是延續石虎時期的政治傳統，將宿衛兵權掌握在新的君主手中。然而張豺未能掌控宿衛軍，石虎病重時，“龍騰將軍、中郎二百余人列拜于前”，“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12](P.2787)。張豺也沒有得到羯人群體的認可。石遵討伐石世時，“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盵12](P.2788)無論是龍騰軍，還是“耆舊羯士”，都不愿附從石世，這成為石世即位僅三十三天便被推翻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太子“省可尚書奏事”只是在行政層面處置尚書事務，決策權仍由石虎掌控?！稌x書·石季龍載記上》記述了太子石邃與石虎間的沖突：“邃以事為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瘯r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盵7](P.2766)“官家難稱”成為石邃弒君的重要緣由。

為了掌控決策權，石虎還在內朝建立了一套由女官出任的門下、尚書機構。按《鄴中記》，“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蟬，直侍皇后”，“簡其(宮人)有才藝者為女尚書”[26](P.709)?！多捴杏洝酚衷疲骸笆⒁詫m人為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盵27](P.3164)《鄴中記》形象地描述了石虎在內朝決策的場景，“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為詔，書五色紙，著鳳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回轉，鳳皇飛下”[28](P.4056)。

內朝還包括由女官出任的太史機構?！度畤呵铩ず筅w錄》載，“石虎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驗察虛實”[26](P.710)。女太史所在的靈臺位于后宮東南部，牛潤珍先生認為顯陽殿后的靈風臺可能便是靈臺[5]。顯陽殿是后宮正殿，“置女太史于靈臺”正是為了方便顧問。石虎以設置女太史的方式保證其決策不受外朝政治勢力的影響?？梢哉f，女太史的設置是對內朝決策體制的重要補充。

內朝決策體制的運行取決于天王的勤勉，史載石虎“不省奏”，決策多由“專綜機密之任”的中謁者令申扁作出?！吧鷼⒊萁员馑鶝Q，于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7](P.2773-2774)，只有侍中鄭系、王謨、常侍盧諶、崔約等十余人能與之抗禮。石虎的內朝決策機制為佞幸政治的出現提供了制度土壤。宿衛兵權與內朝決策，是秦漢魏晉皇權的專制基礎。后趙以宿衛兵權與內朝決策為天王的權力根基，表明天王王權與秦漢魏晉皇權別無二致?？梢姾筅w對天王體制的建構其實是建立在對皇權模式認同基礎上的。

四、結論

后趙君主采納與皇帝號有別的天王號，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與十六國時期的多數政權不同，后趙建政缺乏部族基礎，石勒、石虎在建構王權時十分依賴宗室。石虎將天王家庭視作一個整體凌駕于政權之上，為此模糊了天王與太子、太子與受寵王子間在禮儀與權威上的差別。以天王為君主號正體現了后趙權力結構的這一特殊性。然而建立在天王家庭成員一體化基礎上的權力結構具有不穩定性，家庭成員之間權力界限的模糊容易引發天王與太子間、太子與受寵王子間、出鎮宗王間的沖突。實踐上的困難使得天王體制不得向皇帝制度回歸。太寧元年(349年)石虎稱皇帝意味著天王體制的廢除。后趙天王體制的演變反映出中華制度傳統對少數民族政權建構模式的約束。

后趙實行吏兵配屬制度與宗室出鎮制度，這些制度源于魏晉。在魏晉的國家結構中，“皇室作為一個家族駕于其他家族之上”。后趙以吏兵配屬制度與宗室出鎮制度作為天王體制的重要支撐，正反映了其以魏晉王朝為樣板的國家構想。魏晉制度的另一面是延續了秦漢的皇權專制體制。石虎親自掌控宿衛軍隊，建構內朝決策體制，天王王權的專制性其實也是對秦漢魏晉體制的繼承。

從政權架構的層面觀察，天王號的使用并未隨之帶來政體上的創新。天王及其家庭雖以一個整體居于政權的最頂端，但中央機構的設置，以諸公為最高職銜，以尚書、中書、門下為政治中樞。地方行政制度仍然采用州郡縣三級制。

由此可見，后趙建構天王王權的嘗試并未開辟新的權力模式，它只是在魏晉的皇權傳統中進行了符合其政治需求的即時性調整，而且這種調整并不成功，不得不回歸魏晉制度。后趙天王體制的演變表明中華制度傳統對于十六國的政權建構有著較強的約束，這使得十六國歷史仍舊處于中國歷史的發展軌道之上。

注釋：

①[日]小野響「后趙における君主と軍事力——石虎即位以前を中心として」、『立命館史學』三五、二○一四年；小野響「石虎即位以后における后趙の政変に関する一考察——君主位に対する理解を中心に」、『東洋史苑』八四、二○一五年。

②關于后趙的研究，參見[日]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第一編第一章《南匈奴的自立及其國家》，第22-50頁；雷家驥《后趙的文化適應及其兩制統治》，《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第五卷，1994年第1期；溫拓《石弘即位之局與后趙的政治變革——兼論二石關系》，《史志學刊》，2016年第2期。

③關于天王號的研究，參見[日]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第三編第三章《五胡十六國、北周的天王稱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9—253頁；吳洪琳《王、天王、皇帝——十六國時期各政權首領名號研究》，《西北民族論叢》第九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35-53頁；[日]小野響《五胡十六國時期“天王”號的意義——以石虎與冉閔為中心》，《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

④參見《資治通鑒》卷95《晉紀十七·顯宗成皇帝中之上》“咸康元年”條，第3000頁?！稌x書》卷106《石季龍載記上》作“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見第2762頁?！锻ㄨb》將“惟”前置，文義不同。陳勇先生認為應該取《通鑒》。陳勇《〈資治通鑒〉十六國資料釋證(漢趙、后趙、前燕國部分)》二《〈資治通鑒〉后趙國資料釋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