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術變革下的我國城鄉融合發展前瞻

【關鍵詞】 新技術變革? 城鄉融合發展? 城鎮化? 國際經驗

【中圖分類號】F32?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7.013

技術革命與城鄉融合發展的國際經驗

西方國家有關工業化推動城鎮化的理論中比較著名的是熊彼得的工業技術發展長周期理論（Schumpeter， 1934），該理論將主導技術的創新分為五次長波，即蒸汽機和紡織工業技術、鋼鐵工業和鐵路、家用電器和重化工業、汽車和電子計算機、信息技術;技術革命的五次長波分波次推動產業革命和城鎮化發展，紡織、能源、交通、建筑、信息技術的重大突破推動了農業、工業和商業服務業的發展，帶來了人口的流動和城鎮化的演進。如交通工具由原始的風帆車、馬車向蒸汽火車、輪船演化，最終發展為內燃機車、汽車、飛機;建筑材料由原始的磚石發展為鋼構架和鋼筋水泥材料，鋼筋水泥構筑的摩天大樓大大提高了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輕便木質構架則大大加快了美國人口向郊區別墅區的擴張;信息技術則由原始的驛站傳信發展為電報、電話通訊，后來發展為衛星、互聯網和手機通信（Berry， 1990）。與之相對應的是以城鎮化和逆城鎮化為標志的人口流動，從人口向工業化城市聚集，到向大城市郊區擴張，再到逆城鎮化和鄉村振興。

技術革命推動了人類的城鎮化進程。二戰以來，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生態環境惡化等壓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以及高耗能、高污染和對礦產資源依賴性強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通過國際貿易獲得城鎮化必需的能源，通過進口礦產資源和原材料發展冶煉工業、加工業和制造業。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工業發展的機遇，同時也使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工業污染和環境惡化現象。在歷次工業技術革命和發達經濟體產業升級的驅動下，世界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經歷了四次國際產業轉移。第一次是19世紀末期自英國向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第二次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向日本的產業轉移，第三次是20世紀60年代日本向“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第四次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眾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向中國的產業轉移。2010年以來，伴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來臨和我國制造業的內移外遷，全球開始了對我國城鎮化進程影響深遠的第五次國際產業轉移，中國開始加入發達國家的產業外移行列，產業轉移目的地主要是我國內陸地區、南美洲、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施瓦布，2016;趙偉，2018）。

發達國家城鄉融合發展模式各有其特點。英國最早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其城鄉融合發展的特點是注重中心村建設，通過城鄉一體的規劃體系，形成多樣化的中心村發展模式。日本的特點是進行市町村合并，允許二地域居住和發展市民農園，通過“一企結一村”發展六次產業，城鎮化后期著力建設小城鎮，逐步使中小城鎮同大城市生活相當（張瑩，2020）。以色列城鄉融合發展特點是建設三級鄉村服務中心，區域中心集中了大型企業，是農村工業中心;地區中心為社會文化中心，服務于25～50個移民村;村莊集團中心為4～8個移民村提供日常和經濟服務。荷蘭圍繞溫室產業生產鏈建成的社區是最具特色的城鄉融合模式，政府注重營造社區生產經營和生活環境，服務于產業發展，為從業人員提供產業信息和知識培訓。美國土地資源豐富，城鄉融合發展特征鮮明，主要是大力發展郊區新社區和新村，將居住、工作、購物和娛樂集為一體，注重通過發展步行道、自行車道和公交系統緩解交通擁堵（徐志華，2012）。20世紀初，德國南部地區各種經濟活動如工業、商業、貿易、服務行業等向城市聚集，形成了城市數量和規模等級有規律的空間分布。1933年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泰勒出版了《德國南部的中心地原理》，提出中心地理論，眾多研究表明，世界許多地區的城鎮體系的分布符合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論，該理論對我國城鎮體系建設亦具有指導借鑒意義。

仔細分析世界城鎮化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存在6個規律，對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有重要參考價值。（1）最早城鎮化的英國城鎮化發展速度最慢，第二波次城鎮化的歐美國家的城鎮化發展速度比英國同階段的城鎮化速度快，第三波次的日本快于歐美國家，第四、第五波次的韓國和中國又快于日本。這種現象可以用后發展優勢理論和交通通信技術變革加快了新技術傳播擴散速度來解釋。（2）農業發達國家城鎮化發展相對滯后，如美國和法國明顯滯后于同一波次的德國和荷蘭，中國城鎮化發展滯后于同一發展水平的阿根廷、波蘭、俄羅斯、土耳其、巴西和墨西哥等國。這種現象可以用發達的農業對勞動力有吸引力、部分抵消了工業發展和優越的城市生活對勞動力的吸引力來解釋。（3）發達國家城鎮化過程伴隨著農村人均耕地面積增加，農村居民收入追趕和超越城鎮居民的過程;以日本最為典型，目前日本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城鎮居民的1.1倍，農民人均耕地面積遠高于耕地資源豐富的中國，政府支付高額農業補貼和農村勞動力非農化促成的農業經營規模擴大是兩大決定因素。（4）逆城鎮化過程的開始標志著城鎮化過程的基本完成（徐和平，2019），發達國家逆城市化開始時間從1910年的英國開始延續近100年，但是開始時的城鎮化率在73%～80%之間，平均值為76.1%，且存在耕地資源豐富、農業發達國家逆城鎮化的起始城鎮化率偏低和逆城市化開始時間偏晚的現象。如美國和法國逆城鎮化開始時間節點分別為1970年和1975年，城鎮化率分別為73.6%和73.7%，滯后于德國1950年的城鎮化率75.0%，節點城鎮化率明顯低于英國1910年的79.6%;日本和韓國逆城鎮化開始時間節點分別為1976年和1996年，城鎮化率分別為75.9%和78.7%，節點城鎮化率明顯高于美國和法國（見圖1）。（5）發達國家城鄉融合發展的共同特征是強調城鄉均衡發展，制定城鄉融合相關的計劃和規劃，完善法律法規，實行政策傾斜，加強農村環境治理和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利用農村豐富優越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發展鄉村旅游業。（6）亞洲發達國家城鄉融合發展經驗最值得中國借鑒（朱紅根，2020），主要有加大對鄉村工業開發區的財力支持和稅收貸款優惠等政策措施，引導城市工業合理有序向農村轉移;工業農業部門融合發展，打造農業生產產業鏈，使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在農村實現一體化;通過提供技術服務將高新工業技術應用于農業生產，大大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這些措施分別同我國日益強化的支農政策、農產品加工業向產地轉移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相對應。

綜上所述，西方國家推進城鄉融合的共同點是以法律體系保障為前提，始終貫徹城鄉融合發展思路，以農業現代化為發展方向，以鄉村產業帶動為主要模式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措施有美國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實現產業聚集，歐洲發展農村工業帶動農村可持續發展，日本通過快速工業化帶動農村勞動力轉移。這些寶貴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當前新技術變革的特點和我國城鄉融合的現狀

充分了解新技術變革的特點和我國城鄉融合的現狀，把握好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優勢和劣勢、機遇和挑戰，方能為我國選擇利用新技術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合適途徑，提供參考數據和決策依據。

當前新技術變革的特點。首先，新技術革命是技術集群的突破和崛起。新技術變革是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延續，也稱為新技術革命或新一輪技術革命，是以新型信息通信技術為核心，以新能源技術為動力支撐，以新型制造技術為標志，在生物、交通、新材料等多方面取得突破的技術創新集群。新技術革命相對于前三次技術革命，凸顯了多種技術交叉融合發展的特點。從世界范圍看，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技術突飛猛進，不斷改進人們的信息獲取和傳遞方式，為人們搭建了便捷高效地獲得更豐富信息的平臺，帶動其他新技術的出現和快速發展。AI（人工智能）技術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其次，新技術革命是技術、產業和經濟的一體化變革和發展。技術革命是產業革命的先導，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周期性變化的主要因素。以上新技術的發展，促使新的工業革命的到來，被稱為工業革命4.0、第四次工業革命，催生了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蓬勃發展，為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能。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形成歷史性交匯，將為我國加快轉型發展提供戰略機遇（易信，2019）。目前，新技術應用于衣、食、住、行、用，文、體、娛、育、康等各方面，覆蓋農業、建筑業、制造業、商業服務業等各行業，改進了生產組織，降低了資本循環的成本，縮短了資本的總周轉時間，實現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大規模定制生產。5G網絡開啟萬物互聯時代：大數據云計算應用于農業、醫療、金融、教育等領域;互聯網同區塊鏈結合，應用于金融、物流、公共服務等領域，實現了去中介化;現代生物技術應用于農業、醫療、健康等行業;3D打印技術使零部件生產小作坊化，使工業品生產實現私人定制，可融入生物醫藥、航空、汽車、工業設計等多個行業。鑒于人工智能對社會有深遠影響，學者呼吁加強人工智能的產業治理，特別是應關注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張旭，2019）。新技術推廣應用在新基礎設施建設中，主要包括5G基站、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八大領域，同城鄉融合發展均緊密相關。

最后，新技術革命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形成了以數字經濟為標志的新的經濟形態。目前，在全球經濟整體下行的情況下，數字經濟實現了逆勢增長。數據顯示，2018年，工業數字經濟占比超過30%的國家有韓國、德國、美國、英國等。根據預測，2021年全球數字經濟規模將達到45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約為50%（陽軍，2020）。中國在新技術運用上正趕超發達國家，2020年10月中國網民總數達到9.4億人，5G手機用戶達9000萬;《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6.2%，同比提升1.4%;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名義增長15.6%，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約7.85%，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以中國零售業為例，其經歷了雜貨店、商場超市、電子商業的演進。目前，全渠道零售、全場景服務成為零售業發展的方向，國內的互聯網巨頭紛紛加入新零售戰場，線上線下融合，云聯網與傳統業態協同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機器人、無人機、自動化分揀等技術逐漸應用于零售業，零售業支付方式、獲客方式的革命使零售業從實體商業轉為全渠道的運營（裴亮，2017）?！度嗣袢請蟆窌r評指出，新技術能夠提高生產效率，催生新動能;新技術能夠改變生活方式，帶來新業態;新技術能夠重塑力量對比，塑造全球經濟新格局;新技術的進步映照著創新的厚度和活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中國需要在新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空間技術等顛覆性、戰略性技術上占據制高點（余建斌，2019）。

當前我國城鄉融合的現狀分析。有學者將城鄉融合定義為通過招商引資，在農村發展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按照城市標準進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實現產業融合、農民市民化（郭紅海，2020）。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歷程大致為：1978～1985年農產品集市貿易實現城鄉之間經濟貿易互通;1986～1997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迅速發展;1998～2011年工業反哺農業，城鄉統籌發展;2012年以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胡丹，2019）。農村中小企業是非農就業的蓄水池，小微企業是帶動就業的主力軍。我國農村經濟結構變化趨勢是鄉鎮企業、農戶個體企業份額穩定，村組、村辦企業占比下降;外來資本占比明顯增加，表明外來資本更具有活力，有利于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高鳴，2019）。中國城鄉融合發展現狀，可以透過SWOT模式進行深入分析。

目前，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優勢（S）有：（1）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取得重大進展，戶籍制度改革持續深化，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的門檻不斷降低、通道逐步拓寬。（2）中國城鄉化發展是數次產業革命的疊加，農業新技術和農業規?；洜I不斷發展，城鎮化速度快于英國、美國和日本。（3）大都市圈正在走向成熟，為新技術應用于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技術支撐和發展經驗，也為國內經濟循環提供廣闊的市場。（4）鄉鎮企業快速發展促進了前期城鎮化，當前城鄉融合通過資本下鄉發展中小企業可以再一次大量轉移農村勞動力。（5）正在探索并逐步完善城鄉基礎設施統籌規劃和多元投入機制，城鄉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顯著成效，以鄉村公路為主的農村交通基礎設施得到改善，手機和互聯網覆蓋多數農村地區，農村電商打破了“農產品難賣”的魔咒，城市、小城鎮和鄉村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程度正在提高，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得到很大改善。（6）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機制逐步建立，統一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制度逐步建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向著制度接軌、質量均衡、水平均等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我國城鄉融合發展仍存在制度短板和薄弱環節，劣勢（W）有：（1）農戶經營規模小，農業規?；洜I發展緩慢，不利于新技術的推廣應用;（2）過分鼓勵發展新業態，盲目限制傳統業態，就會破壞產業內部的自由競爭環境，可能使新舊業態不能平穩過渡，經濟增長放緩。（3）長期以出口導向推進城鎮化，形成國際循環發達而國內循環較弱，在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下，經濟增長受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逐步加大。（4）城鄉二元的戶籍壁壘依然存在，造成城鄉要素流動存在障礙，要素市場改革明顯滯后，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尚未建立，嚴重制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提升。（5）城鄉金融資源和金融機構配置分布嚴重失衡，導致人才、土地、資金等要素更多地單向流入城市，農村資金外流嚴重，還未建立起城市資本適度合理進入農村土地市場的機制，鄉村發展缺乏要素支撐。（6）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尚不健全，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和組織體系還不完善，農業的產業鏈短、附加值低、競爭力弱，農產品的階段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供給質量和效益都亟待提高;城鄉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發展不均衡。（7）地方土地財政刺激了城市蔓延擴張，造成土地城鎮化速度顯著快于人口城鎮化速度（胡祖才，2019;張海鵬，2018）。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流轉、農業規?；洜I、農業新技術的發展產生了更多農業剩余勞動力，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情況下，農民工失業或隱性失業現象日趨嚴重。

機遇（O）在于：（1）國家推行鄉村振興戰略，政策傾斜力度大，資金投入有保障，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戰略機遇;（2）政府最近提出的國際國內雙循環政策，以大力發展國內經濟循環為經濟增長的突破口，大力開發國內消費市場，有利于發掘鄉村消費市場。（3）當前城鎮化水平仍然較低，工業化發展潛力大，廣大農村為新技術推廣應用提供廣闊市場和發展空間，在世界性經濟下行危機下能夠保持相對高速增長。中國新技術推廣可以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在農村發展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通過引進、吸收、改造和超越四個階段漸進式發展，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轉變。（4）制造業結構和布局調整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契機，通過產業梯度轉移，利用低地租優勢在農村地區建設分廠和零部件生產車間，有利于實現工業向農村地區擴散，增加非農就業。（5）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制度確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正在試點推廣，土地流轉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加速城鄉融合發展。

挑戰（T）在于：（1）我國人口眾多，公共服務水平不均衡，服務質量有待提高，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大。（2）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中后期，逆城鎮化還未到來，大城市多處于郊區化時期，中小城市新興產業薄弱，農村產業化發展滯后，對農村帶動力不足。（3）整體經濟下行和大量農民工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人口的就業壓力（馮丹萌，2020）。（4）土地制度改革步伐決定著市民返鄉置業的意愿和城鄉融合發展速度，農村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權分置”、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需在法律保障下進一步完善和推廣。（5）鄉村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吸引力仍不夠大，鄉村企業稅收政策需要有同經濟特區相當或出臺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6）農民增收長效機制有待完善，雖然城鄉居民收入比近幾年的縮小幅度逐漸收窄，但農民持續增收仍面臨較大的挑戰。

運用新技術加快城鄉融合發展的對策建議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指出城鄉融合發展的最終目標是促進鄉村振興和農業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城鄉全面融合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城鄉融合發展時期同全球新一輪技術變革和我國的城鎮化發展進程高度吻合、同步發展。根據我國國土空間廣闊、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差別顯著的特點，本文就運用新技術加快城鄉融合發展和城鎮化進程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利用信息技術加強涉農法律制度建設。（1）信息技術提供的人口、經濟、稅收、土地利用、地籍管理等大數據可以有效克服法律的滯后性，使法律制度運行的精確性、時效性、執行效率均大大提高。在土地利用和地籍管理制度建設中應用高精度遙感技術和北斗衛星定位系統，有利于加快土地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步伐，便利農民進城落戶和市民返鄉置業，實現城鄉人口自由雙向流動。目前，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權分置不利于吸引外來資本對農業的長期投資和外來人口的返鄉定居，可以在空心村現象嚴重的地區試點推行宅基地資格權限量入市政策，鼓勵獲得資格權的新戶主進行房屋建設投資;在土地流轉率高的地區試點推行承包地承包權限量入市政策，鼓勵獲得承包權的新農民進行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和規?；洜I。在法律保護和優惠政策下，市民返鄉置業可以順利進行。相較而言，農民進城鎮落戶則需要進一步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光靠出租出售宅基地資格權和農用地承包權只能部分解決農民社會保障問題，主要還得依靠建立和完善農民養老保障制度來解決。（2）利用稅收大數據和稅收信息管理新技術將實施優惠稅收的特區措施應用于農村地區。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采取優惠稅收政策促進經濟特區發展是可以效仿的成功案例;日本對農戶采取優惠稅收制度，涉及農地出售、出租、所有、購取和承租五大類，也值得參考借鑒。因此，建議設立縣城、建制鎮、中心村三級產業園，采取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外來企業和本地創業者投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利用信息技術合理規劃和布局鄉村和城鎮。在行政區劃管理中應用人口統計大數據和地理信息系統，按照行政區劃、商業、交通分布情況和城鎮體系發展規律，以宜居宜業城鎮為目標設立城鄉融合建設規范，集中建設縣城、建制鎮、鄉政府或中心村，發揮居民點的規模效益，提高鄉村振興基礎設施的利用效率，形成城鄉融合規模梯度連續體?？h城和建制鎮以下以建設鄉政府和中心村為重點，將產業發達、基礎設施完善的鄉政府和中心村居民作為城鎮人口進行統計。這樣在人口統計上擴大了城鎮人口統計口徑，同時縣城、建制鎮、鄉政府和中心村的人口變化也可以作為監測城鄉融合進度的指標。

借鑒國際國內新技術推廣和城鄉融合先進發展經驗，因地制宜采取城鄉融合發展模式。如城郊現代農業發展借鑒荷蘭經驗，西北節水灌溉推廣向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學習，東北商品糧基地建設向美國中西部農業區看齊，山地丘陵和南方農村發展鄉村旅游和養老社區可參考日本的布局，小城鎮發展和鄉村城鎮體系建設以德國為藍本。城鎮規劃應注重土地集約開發和建設低密度社區，如設立容積率低限和高限，建設自行車專用道和步行道，合理規劃立體停車場，大量使用立體停車設備，建設郊野公園，同步規劃市民菜園。人口、土地、融資、物流、環境保護等大數據可率先應用于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建設，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直接入市，引導工商資本入鄉發展，促進城鄉公共設施聯動和城鄉融合發展。

應用高新技術因地制宜促進農村產業發展。新技術在農村產業發展中的廣泛應用，是促進農業現代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其覆蓋農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細分為現代農業、農產品加工業、農機制造業、零售業、鄉村旅游業、康養產業等，大幅提升了農業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當前我國農業生產技術創新主要有：高效節水灌溉和水肥一體化智能灌溉，測土配方施肥，水肥一體化滴灌，覆膜保墑，溫室栽培與植物工廠，基于云計算和傳感技術的智慧農業，光誘導滅蟲，中醫農業，種植、養殖和農產品加工機械，農用無人機和飛機，暖棚養畜，秸稈氨化養畜，食用菌養殖，網箱養殖和工廠化養殖，種養一體化循環農業，沼氣技術等。這些新技術正在我國推廣，農業機械化率逐年提升，耕地灌溉率已超過50%;優良農作物品種和栽培方式已普及;在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加工業應用生產型機器人和自動化機械，如使用無人機噴灑農藥、利用GPS定位精準施肥、利用激光平整土地、使用棉花采收機采收棉花、使用核桃去殼機為核桃去殼等;在鄉村旅游小鎮和休閑觀光農業區建設5G基站、智能高效停車場、電動汽車充電樁和電池更換站，運用北斗衛星定位加強旅游業管理等。

農業現代化、農民非農化、農業規?；寝r民增收的主要途徑。運用農村經濟和產業大數據等新技術調整種植結構和產業結構是農民增收的具體措施和實現途徑;而判斷新技術推廣成敗的標準是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能否得到有效提高，農民收入是否明顯增加。如我國南方丘陵地區農村不適宜推廣大型農業機械，而適宜發展勞動密集型果園茶園;新疆適宜推廣高效節水灌溉技術，發展棉花和干果等輕質農產品;康養社區和旅游小鎮適宜發展高爾夫球場、熱氣球、滑雪場、溫泉療養、私人游艇等高消費項目，適宜應用服務型機器人等高新技術產品從事維護、保養，修理、運輸、清洗，保安、救援、監護，醫療、養老、康復、助殘等工作。

在城鄉融合中充分發揮新舊業態的優勢。創造自由競爭環境，使新舊業態共生共存，共同促進農村經濟繁榮發展。就新業態而言，應將地熱取暖、太陽能路燈、新型建筑材料、鋼構別墅、電動汽車、智能服務等高新技術和新能源新材料大量應用于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大力發展休閑農業、創意農業、觀光農業、康養小鎮等新業態;利用現代農業技術促進農業發展，如推廣智能溫室大棚、水肥一體化滴灌、現代化苗圃、食用菌工廠、網箱養魚、工廠化養畜等。

就傳統業態而言，傳統手工業如土法釀酒、鹵水豆腐、土法榨油和工藝品等具有重要的文化傳承意義，應作為文化遺產加以保護;鄉村集市和廟會、城鎮大型農貿市場和購物中心是城鄉融合發展和經濟繁榮的標志，是網購這一新業態無法取代的，應得到傳承和發展。農村產業發展主要依靠資源與區位優勢，應充分發揮農村地區資源與區位優勢承接城市傳統制造業轉移，增加非農就業人口。如將農業機械裝備制造業布局在農村地區或在農村地區設分廠和裝配、修理車間，有利于更好地適應當地的自然條件和掌握農民對農機的需求，推動農業機械技術革新和農產品加工業發展。

取消各種政策限制促進大城市和城市群發展。我國仍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期，人口、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是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國內外城鎮化發展實踐表明，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高，吸納非農就業效果最佳。當前信息技術發達，城郊輕軌和城際高鐵不斷延伸，正是大城市向郊區擴容和城市群發展的黃金時期。

應運用大數據挖掘國內國際各級消費市場，推動國內消費升級，將人口眾多的人均資源劣勢轉化為巨大的消費優勢，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質量;開展智能停車管理和修建立體停車設備以解決大城市交通擁堵問題，為大城市擴容;利用大數據合理規劃大城市商業體系，形成線上線下優勢互補、競爭共存的態勢，促進商業繁榮，為大城市大量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條件。

（本文系中國農業科學院聯合攻關重大科研任務“新時期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研究”成果，項目編號：CAAS-ZDRW202012;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劉嵐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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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ry， B.， 1990， "Changes In Population And Society： 7 – Urbanization"， In B. L. Turner II， et al.， （eds.）， 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Biosphere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3-119.

責 編/肖晗題

梁書民，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城鎮化與城鎮體系、農業經濟、農業資源開發。主要著作有《中國城鎮化的資源瓶頸與破解方略》《中國城鎮化與資源利用戰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