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非國家行為者網絡對區域社會的整合

馬燕坤

摘要：區域社會整合一直是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話題，國家行為者則始終是推動區域社會整合的重要力量。隨著社會化進程的日益推進，非國家行為者也在區域社會整合中產生一定影響?？缇趁褡遄鳛橹匾姆菄倚袨檎?，在區域社會的整合中越來越具典范性。其內在結構和外在行動實踐因素的聯袂作用，則是促成這一切的關鍵?；趦仍诮Y構因素，跨境民族彰顯了自我主體化的現實，呈現出歸屬性的社會身份，具備了自我呈現和行動源泉的自主能力，成為既保持內在延續性，又超越外在空間及歷史邊界的存在，甚至成為能夠代表自身文化和身份政治的存在，進而將與自身有著文化同一性的民族整合在一起，達到整體間共時性平行關系的維護?；谛袆訉嵺`因素，跨境民族呈現出獲得性社會身份，達到轉型主體化，并使共享同一實踐的人員整合為更大規模的存在，體現出空間的局部化及社會實踐關系的時空化，以嵌入社會結構的實踐形式建構出真實的社會關系，最終使得社會轉變成為以行動實踐來重構的內容。

關鍵詞：跨境非國家行為者網絡;滇緬跨境民族;區域社會整合

[中圖分類號] D523?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 ? ? [文章編號] 1003-2479（2021）05-085-08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Society with Cross-border Networks of Non-state Actors：

In the Case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China and Myanmar

MA Yankun

Abstract： Regional social integr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modern history， and national actors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regional social integr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progress of socialization， non-state actors also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non-state actor，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emplary in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society. The combination of its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action practice is the key to all this. Based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al factors，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who present the reality of self-subjectivity， the social identity of belonging， and the independent ability of self-presentation and action source， become an existence that not only maintains the internal continuity， but also transcend the external space and historical boundary， and even form an existence that can represent their own culture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tegrating the nations with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y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maintaining the synchronic paralle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hole. Based on action practice factors，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present acquired social identity，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integrate people sharing the same practice into larger-scale existence， which make the society change into the content reconstructed by action practice.

Key Words： Cross-border Network of Non-state Actors; Yunnan-Myanmar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Regional

Social Integration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

區域社會整合一直是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話題，國家行為者則始終是推動區域社會整合的重要力量。然而，隨著社會化（全球化或國際化）進程的日益推進，非國家行為者也在區域社會整合中產生一定影響?？缇趁褡遄鳛橹匾姆菄倚袨檎?，在區域社會的整合中越來越具典范性。其內在結構和外在行動實踐因素的聯袂，則是促成這一切的關鍵?；趦仍诮Y構因素，跨境民族成為能夠代表其自身文化和身份政治的存在，并借此將與自身有著文化同一性的民族整合為一體?；谛袆訉嵺`因素，跨境民族展示了空間的局部化及社會實踐關系的時空化，并將共享同一實踐的人員整合為更大規模的存在。對此展開分析，既能發掘跨境民族生存發展的理路，又能洞察區域社會整合在當代具有的特定性，還能發掘作為非國家行為者的跨境民族與國家接觸的過程及被這一接觸過程改造的事實。

一、跨境非國家行為者網絡對區域社會整合的邏輯

民族國家的普遍建立及邊界的實體化，不僅確立起國家間的區分，而且還制造出國家間民眾跨境行為產生和發展的條件，使得跨境民族具備存在和發展的事實性及延續性，成為歷史的產生而非自然形成的存在。設若民族國家或實體化邊界不存在，那么，跨境民族就不具備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動因。正是在民族國家框架下，跨境民族因之被塑造成型，被確定為概念化和實體性的內容。

作為非國家行為者的跨境民族，其產生和發展顯然是具有一定客觀性的。在民族國家邊界尚未實體化的情況下，跨境民族并不具備符號性，也不具備事實性。隨著民族國家的建立及其邊界的實體化，跨境民族從而具備了產生和發展的符號性及事實性。很顯然，現代民族國家在歷史過程中締造了跨境民族生存的各種條件及因素，也因此鑄就了跨境民族被國家或國際社會話語結構改造的過程。畢竟，在當今時代，沒有脫離國家或國際社會的現代民族，也沒有不具備現代民族的國家或國際社會。

進入新的時空，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共治發展需求的日益增強，國家間跨越各自邊界的區域社會整合模式得到進一步凸顯。尤其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這一整合性趨勢越來越具有不可逆性。一直以來，能夠對區域社會整合產生直接作用力的主要是國家行為者，其在區域社會整合中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作為與國家行為者相對立的非國家行為者，其對區域社會整合的作用似乎微不足道。然而，隨著社會化（全球化或國際化）進程的日益加快，范圍龐大的社會體系或邊界不明確、變動不居的非國家行為者對區域社會整合的影響也愈來愈具有直接性。一方面，是由于當今民族國家對多元化主體參與式發展的激發;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各種非國家行為者利益訴求得到尊重和維護的體現。

顯然，在當今時代背景下，非國家行為者對區域社會的整合越來越具有突出性，甚至達到或超過了民族國家組織發動的效果。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隨著民族國家包容性發展訴求的日益突出以及非國家行為者主體性的不斷增強，非國家行為者正在因為共同的生存發展訴求而演化成為推動跨境社會整合的重要源泉。并且，當下非國家行為者為滿足自身訴求而開展的跨境行動，也正在被概念化為社會發展建設的渠道和人類行動的框架之一。

處于國家間相鄰地帶的跨境民族，由于長期的交往互動，他們之間的共同性在文化和社會視角上得以系統化和制度化，并最終凝聚為超地理環境框架下的生存共同體。這與現代國家的戰略確立及變遷是緊密關聯的?，F代國家戰略催生并促成跨境民族的發展及走向?；诂F代國家戰略框架，跨境民族不僅維持了文化結構的延展，而且推動了生存發展的深入轉型，進而締造出超越“自然存在”的格局，演化成為制度化的存在。比如，進入21世紀，中緬命運共同體倡議的提出，就使得中緬跨境民族在經濟合作交流上重塑緊密互動，并再次凝聚成為生存共同體及塑造出嶄新的區域社會整合格局。

對跨境民族締造的區域社會整合格局，可被看作是一種關系的側面，而不是群體的一種必然屬性。畢竟，民族生來不是跨境的，跨境是在復雜的地緣因素作用下產生的。但作為整體的跨境民族又必須被理解為是一定區域的標記，而不是整個社會及人類的標記。因為只有在相鄰國家特殊的地緣環境下，跨境民族才具備產生的基礎及行動的框架?？缇趁褡宓拇嬖谟衅淝爸眯?，但同時也具有功能性。設若沒有功能，跨境民族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跨境民族也終將難以產生符合社會需求的價值。同樣，設若跨境民族不具備區域化社會改造及社會系統結構塑造的能力，其存在同樣是空洞的，其權益訴求也難以得到維護和體現。

二、跨境非國家行為者網絡對區域社會的整合

（一）結構性的整合：進入一個預先存在的

世界

“結構”是內在于民族而屬于民族本身的內容，是先驗性的，也是民族各種“內在要素的有機組合及其組合形式或方式”①的體現。也就是說，在一個民族個體產生和出現前，屬于它的結構就已存在，之后關于它的一切會因為結構的牽制而走向和發展。作為居住空間殊異卻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群體，跨境民族始終具有持續的相向性，就在于它們借助共同的內在要素彰顯了作為結構性整體的存在事實。

當民族作為一種現象時，無論跨境行動是否發生，屬于民族的“結構”都是具有事實性的。也就是說，在跨境尚未發生的情況下，民族本身就是結構性的存在。結構顯然是民族內在的、固有的要素，是民族之所以為民族的表征。當跨境行動發生后，“結構”會伴隨民族而流動，成為與跨境行為一脈相承的內容，并在同一民族之間產生導向性，使得具有共同文化、宗教信仰的人群更加深刻地凝聚在了一起。由此，任何同一民族包括為同一民族的跨境民族，很顯然，它們的“一切生命活動都建立在……結構基礎之上，沒有這個基礎，……其一切如詩如歌的生命活動都不可能，……只能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幽魂”②。

中國云南與緬甸山水相連，長期以來，有16個少數民族跨境而居。這些跨境民族③ 具有同源性，屬于同一個種族或族系。如，中國云南傣族與緬甸第二大民族撣族同屬泰撣語系;云南景頗族與緬甸的克欽族屬于同源民族;云南德昂族與緬甸北部的崩龍族屬同一民族。這些位于中國云南與緬甸兩地的跨境民族，有著既定的民族性及文化性，有著相似的傳統文化及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甚至宗教信仰近乎相同。從這個意義上，它們是本土的，因為它們總是以本土的方式被感知和理解;同時，它們又是外來的，因為它們是跨地理空間而存在的共同體。

進入新的時空，由于社會生產實踐發展的需要，中國云南與緬甸兩地跨境民族加強互動往來，彼此間的信任得到進一步增進。比如，在瑞麗就業的緬甸籍人員，他們更愿意選擇與自身有著民族同源性的人員打交道。在他們看來，借助共同的民族性、文化習俗等，能夠一定程度地消除彼此間的隔閡。筆者調研中了解到，來自緬甸境內的一些人員，他們之所以前往瑞麗務工就業，就在于他們認為自己跟瑞麗境內的少數民族在文化習俗、宗教信仰上具有一致之處，在務工就業上具有難以比擬的便利性，以至于大量的緬甸籍跨境民族持續不斷深入瑞麗境內務工就業。截至2021年7月，“緬甸人在云南瑞麗市有10多萬人”①，其中絕大部分人員與瑞麗的跨境民族具有同源性。很顯然，前往瑞麗就業務工的緬甸籍人員，他們對同一民族存在極大的信任，并深信彼此間的關系格局是靠根深蒂固共享的民族性來維系的。這樣，盡管穿梭在緬甸與中國瑞麗之間的跨境民族是在經濟活動外向度背景下互動往來的，但是，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卻是一個封閉的類別。畢竟，他們在本質上具有同質的民族屬性和文化價值觀，并借此以共同體的形式開展互動往來。在具體交往中，緬甸與中國瑞麗之間的跨境民族動用了認識、情感及價值觀要素，確立起相互間的基礎性意志，分享了共同的內在結構標準，并進而塑造出整體的形象及以這一整體形象來呈現的民族自我性。由此看來，血緣和文化作為內在結構要素，是橫向存在的，無疑筑牢了兩地跨境民族成員之間的道德紐帶，達到對整體間共時性平行關系維護的效果。

于此，作為靜態和動態意義的滇緬跨境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彰顯了自身的內在結構性。靜態意義上的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是同一民族因為中緬兩國邊界實體化而被區隔在相鄰地帶的邊境居民，他們在國度和居住空間上是殊異的，但在血緣、信仰、習俗等方面卻是相同的。正是這一系列相同的因素，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被定格在屬于某個民族而不屬于其他民族的范疇。動態意義上的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是指跨越中緬兩國地理疆界而流動往來的人員。此番與靜態意義相對立的特性，客觀上是由于經濟、生產和生活發展訴求牽制而塑造成的。盡管經濟、生產和生活等本身等確實是非靜止性的，但卻不能否定結構性要素于其間產生的價值。如果說，經濟、生產和生活等對滇緬跨境民族所具有的是直接的物質性價值，那么，與跨境民族一脈相承的結構，則是將經濟、生產和生活等凝聚在一起的核心關鍵。設若沒有屬于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的內在結構因素，其所進行的經濟、生產和生活等也將不過是暫時的或碎片化的存在?？梢哉J為，無論是靜態意義還是動態意義上的跨境民族，本質上其實都包含著結構性要素。正是基于此番結構性要素，跨境民族成為能夠代表其自身的存在，并對同一民族內部整合及區域社會整合產生積極的功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盡管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產生大范圍流動，但是，文化的標準化或同質化卻依然是首要特征。這也是一個抽象的實體被確認為一個民族的理由，也是跨境民族作為整體行動的關鍵。在內在結構框架下，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從出生開始就進入到一個預先存在的世界，并從中掌握了解決社會問題所必需的良好判斷和道德品行。并且，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還借此尋求文化的延續性，進而塑造出文化各范疇一代代傳承的跨境格局。加之，進入新的時空，由于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權益訴求的日益多樣化，又勢必使其拓展行為方式而與其他群體發生互動往來，鑄就出更大的聯盟體系，推動著更大層面的區域社會整合。

本質上，跨境民族是跨越國家邊界居住或流動的同源民族，他們有著共同的宗教信仰、禮節儀式、婚喪嫁娶等?；谶@一系列共享因素，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內部成員之間增強了認同性及情感紐帶，實現了歸類及社會內聚，進而成為既是功能性又是意義表達的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而言，顯然不存在“他者”，也不存在沒有文化交流的伙伴，而是存在空間上沒有距離的群體。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因此“不僅將自己按照特定群體成員劃分，還將他人按照是否是同一群體成員或是其他群體成員來分類”①，從而構建起自身的類群體和外群體②，使得同一跨境民族內部成員之間的邊界模糊，而不同跨境民族之間的邊界則清晰。在此，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顯然是通過去邊界化及邊界區分而創造出穩定性和連續性的，也創造出了迫使群體處于被動狀態的社會結構③，最終“把需要某些思維和決策活動的任務分派給某一群體，而其他群體只有通過放棄所有的洞見或獨創性才能適應地位”④ 的情形。在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身上，人、空間和結構這3個變量顯然是以特定形式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

之于內在結構，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內部無疑形成強烈的群體意識，表現出一定的群體內聚性，締造出群體傳承延續的秩序，并使得“群體成員中原有的某種傾向性得到加強，使一種觀點或態度從原來的群體平均水平，加強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現象”⑤。同時，之于內在結構，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成員之間還能夠在面對現實時使原先正確的判斷和決定更加確定， 原先錯誤的判斷和決定更趨極端， 呈現出比實際情況更一致或更不一致判斷和決定的極化性。畢竟，結構作為一種集內在要素而存在的內容，具有純化跨境民族意識及行動的功效，能夠較好地將共同背景、歷史和文化的人員及社區整合在一起。在這樣的背景下，跨境民族無疑成為完整意義上的行為者， 能夠對所面臨的現實賦予意義，具備自我呈現和行動源泉的自主能力，成為既保持內在延續性，又超越外在空間及歷史邊界的存在。

確實，跨境民族的個體成員之間能夠在一定的區域空間內發生聯系及創造自己的私人分類系統，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社會整合還是賴于跨境民族整體的共享知識和規范系統。畢竟，“解決社會困境的方法還可以是鼓勵人們采用富有意義的群體身份。如果人們將那些使用有限資源的人當成是自己所屬群體的一員，而不是僅僅將他們當成一個競爭者的話，那么人們就會表現出更多的合作行為。這些發現說明，如果群體能夠在成員之中形成一種‘群體意識’，那么在要求個體將集體需要置于個人眼前利益之上的時候，他們就能夠召喚出這種群體認同感了”⑥。

總之，從內在結構上來分析跨境民族，在當下確實具有根本意義，但僅滿足對內在結構的分析，就會否定作為行為主體而存在的跨境民族的生存現實。畢竟，當今時代，尤其在物質性突出的現代性框架下，其實并不存在脫離客觀現實而存活的任何主體。因而，基于外在行動實踐展開分析，既符合跨境民族現實的理論取向，又能夠彰顯跨境民族再造世界的價值選擇。

（二）實踐性的整合：通過行動再造世界

跨境民族作為內在結構穩定、跨國家地理疆界而流動的人員，為使自身在跨境流動中更好地維持生存及具備存在的合理性，他們往往會借助某種普遍大勢，使自身的意識行動更符合現實需求，以順應現實的方式降低被排斥的風險或危機。其中，借助政治經濟發展的國際化及國家間跨境合作發展的大勢，跨境民族能夠在自我選擇形成的超國家空間里，通過行動實踐再造社會整合的客觀現實性。但此番行動實踐，在本質上并非是作為緊急狀態下暫時的解決方法被確立起來的，其在某種程度上更是跨境民族角色和身份的動態化彰顯。

現實中，跨境民族除以結構因素來彰顯自我外，還以具體的行動實踐來彰顯社會存在。尤其受生存需要驅使時，跨境民族更是較少地以結構因素來行事，而更多是以行動實踐來爭取社會資本及生存機會。行動實踐無疑是跨境民族為解決現實生存問題而發起的，是一種區別于結構因素的內容，其能夠從本質上證明跨境民族不是真空虛幻，而且存在的事實。面對客觀的生存現實，跨境民族需采取一定的行動實踐，才能一定程度地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尤其是物質資源問題。設若沒有行動實踐的開展，那么物質資源的獲得就會變得艱巨，跨境民族其他一切活動的開展將無從談起。正是通過一系列行動實踐，不僅跨境民族的生存問題得以解決，而且跨境民族及其成員間凝聚成為行為共同體的現實也才具備可能，甚至跨境民族再造客觀世界的行為也才變得順理成章。在此，行動實踐確實為跨境民族的選擇設定了界限，但行動實踐同樣能使跨境民族成為選擇的產物。畢竟，一系列的社會實踐，“雖然不是由社會行動者一手塑成，但卻持續不斷地由他們一再創造出來”①，并反過來塑造他們。

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作為中緬邊境一帶的客觀現實主體，它們有著最基本的生活訴求。為滿足基本生活訴求，它們需要開展一定的行動實踐，加之，由于現代社會發展共享性和依賴性的增強，也在無形中加劇了跨境民族及其成員做出行動實踐選擇的可能。實踐在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中毫無疑問地成為一種不可逆的存在事實。位于中國云南境內的德宏瑞麗工業園區，與云南境內少數民族有著同源性的大量緬甸籍人員在此就業創業，就為跨境民族以實踐維系現實生存及以實踐推動區域社會整合的現實提供生動注腳。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緬甸籍務工人員之所以選擇在中國瑞麗境內務工就業，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不僅能與自身有著共同文化淵源的民族形成更強的認同，同時，還使他們找到適合的崗位，從事其能力范圍內的工作，獲得比在本國更高的經濟收入，最終與中國瑞麗境內的同源民族形成超越文化共同體的發展共同體。

緬甸籍人員在中國瑞麗境內的就業務工，既解決了自身的生計問題，又活躍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在中緬邊境社會整合的建設和維護上發揮一定作用。因此，他們在瑞麗境內置身于相關工作崗位，一定意義地使其被改造成為社會發展需要的角色。這樣，置身于瑞麗的緬甸籍務工人員，他們顯然是以行動實踐來參與區域社會整合發展及彰顯被區域社會改造現實的，并以嵌入社會結構的實踐形式從事實上建構起真實的社會關系。尤其當跨境民族的自我選擇過程比個體選擇過程快時，及當跨境民族的群體選擇進化力量強于個體選擇時，這一情形就會呈現出增強態勢。畢竟，當今時代，無論人們置身怎樣的地域，都會因為經濟的全球化或區域化被凝聚在一起，并最終演化成為不僅是共享行動實踐的行為者，而且更是共享發展、共享經濟的行為者。當下的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顯然不是離散性的碎片化存在，而更是被深刻熔鑄在一起的共同體。其中，圍繞創業就業、務工活動、產業項目等展開的系列實踐，就是將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及成員凝聚起來的核心關鍵。

中國云南與緬甸毗鄰的地緣環境，能使兩地的跨境民族易于以直接的方式進入對方領地。作為中國內地通向南亞、東南亞的重要通道及面向西南開放的“橋頭堡”，作為西北、西南、東南三面與緬甸克欽邦、撣邦接壤的中國瑞麗，其就與緬甸發展出“一寨兩國”的獨特風貌，具有同源性的跨境民族則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面對生存發展的客觀現實性，兩地的跨境民族以其自主能力彼此變成確鑿的理性主體，即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規模不一的社會經濟活動，都不自覺地成為全球經濟系統中的一部分。

在全球化背景下，為解決生存難題，跨境民族勢必開展行動實踐，也勢必使自身的實踐與其他人員具有共振性。否則，不僅其生存發展不具持續性，而且也會因為自身的另類而淪為邊緣化的存在。對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來說，生存和發展現實的代價無疑是高昂的。因此，面對生存發展的客觀現實，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做出符合時代潮流的實踐選擇，從而在同源民族內部達到整合的同時，也與其他民族或主體交融在一起?？梢哉f，一直以來，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作為溝通兩地的重要行為者，因為共享的行動實踐，它們被整合起來，進而促使它們所置身的新區域社會得以整合。

總體上，在當今時代，借助一系列的實踐行動，跨境民族分享了一定的共通性?；诠餐ɑ蚬蚕淼膶嵺`行動框架，跨境民族被整合在一起。畢竟，在現實中，基于共同的實踐行動卻沒有被整合的人員是不存在的?？缇趁褡寤谏娆F實開展的實踐，本質上既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經驗，也不是包括任何形式的集體行動，而更是一種跨時空向度的生存追求?；趯嵺`性框架，跨境民族既是所屬區域的表征，又是跨區域的符號，進而對整體的社會關系和社會中的價值訴求實現表達，最終使得歷史發展起來的社會轉變成為以行動實踐來重構的內容?？傮w上，跨境民族所締造的區域“社會可以通過互動的持久系統被描繪，也可以通過隨著時間變化而具有一定的持續性的共同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而被呈現，盡管其邊界和持續性從來都不是絕對的”①。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在結構性框架下，跨境民族從出生開始就進入一個預先存在的世界，彰顯自我主體化的現實，呈現出歸屬性的社會身份，成為能夠代表和體現其自身的存在。在實踐性框架下，跨境民族彰顯了轉型主體化的現實，呈現出獲得性的社會身份，成為現實選擇的必然存在。

三、跨境非國家行為者網絡對區域社會整合的挑戰

作為重要的非國家行為者，跨境民族確實能夠在當前的跨境區域社會整合上產生積極價值。但需要承認的是，跨境民族也因此會給相鄰國家之間的安全維護、價值確立等帶來挑戰。這是因為，跨境民族作為非國家行為者，在某種意義上會形成與國家權威相對沖的自由性，其中的任何成員都可能是這個關系網的中心，從而變相造成“去中心化”的散狀格局，挑戰了民族國家的整合性塑造。事實上，當“去中心化”發生時，跨境民族成員之間或跨境民族與民族國家之間，其實并“沒有哪個……比另一個更有優勢”②。

同時跨境民族所締造的區域社會整合并非一勞永逸。事實上，在現實中也存在著對區域社會整合構成挑戰的情形。一方面，這是因為跨境民族中的每個成員都有許多補充性的社會身份，任何時候都是語境決定他們中的哪個身份應當被激活。畢竟，跨境民族的身份很少會被精確地限定在每個情境中應該怎樣做，或者說跨境民族的角色從來都不會與身份完全一致，他們甚至總在被迫為自己的角色即興表演。這樣，跨境民族整體或分支身份的模型顯然不是固定不變的，也不是“天生的”，更賴于個體與社會情境的遭遇而形成。這樣一來，就會使得跨境民族在現代語境下呈現出與它們原先不同的符號或意義。另一方面，無論在傳統社會抑或現代社會中，跨境民族選擇與境外同一民族的交往，是必然的，但也是任意的，甚至有時候是依賴于某種偶然啟示的結果。比如，緬甸籍跨境民族因為對所屬國家主體的強制性具有某種不滿，就較易激發出凝聚在一起形成共同抗衡國家主體的非國家行為網絡力量，從而增大緬甸國家社會整合塑造的現實壓力。

跨境民族還存在一種策略性的自我展示，即它們存在著為實現隱秘目標而有意識、蓄意塑造及操控別人關于自己印象的策略的情形。作為跨境民族中的任何一員，盡管置身于泛文化背景，但實際上他們都具有某些潛在的權力或影響力。加之，出于利益訴求的多樣性，跨境民族也不會完全將社會整合作為被賦予的唯一重要職責。并且，在跨境民族具體行動實踐持續的過程中也始終融合著各式各樣的感覺。這些感覺的興起，會極大“激化”社會沖突的生發。雖然國家能夠對社會沖突采取適當的懲罰措施加以遏制，但是，跨境民族相較于宏大社會整體的共識缺乏及自控弱化也會加劇失范和分裂的發生。

鑒于這一切，甚至可以認為，民族國家成立后，盡管集中了權力和資源，阻止了民族國家范圍內可能的反抗，但是，民族國家這種把社會整合為空前龐大單位的過程，正在被一些非國家行為者網絡所抵消。作為非國家行為者的跨境民族，所帶來的沖突及社會影響，依然是挑戰社會整合的一個重要方面。對這一切，無疑面臨著被提到政治層面予以重視的日程。畢竟，一個國家內部既定狀態的突然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往往與導致社會部分或整體集體不安全的非國家行為者網絡具有緊密的關聯性。

結 語

總之，作為有著自身內在性的主體，跨境民族顯然能夠以結構性要素來推動區域社會整合（至少是同類民族之間的社會整合）。作為現實社會中的生存主體，跨境民族同樣能夠以實踐性要素來推動區域社會的整合（包括同類民族的社會，也包括更大范圍內有著共同利益訴求的民族的社會）。正是在此番結構性和實踐性要素的聯袂下，中國云南與緬甸跨境民族將同源民族及成員間共享的文化和社會資本激發出來，使得作為整體及個體成員的跨境民族踐行了一定的規范并成為各自領域的角色擔當，既呈現出自我生存、自我彰顯的能力，又體現了基于現實經驗的建設性能力，最終構筑起既是排他的又是易接近的整合性區域社會格局。這一整合性區域社會格局，誠然締造了時空的閉合，產生了某種封閉性，同時彰顯了區域內部的整合性及區域內外的離散性。

注：本文為云南大學“雙一流”建設創新團隊《中印關系與中國西南邊疆安全》的前期研究成果。

（責任編輯： 張? ?磊）

①陳秉公著：《主體人類學原理：“主體人類學”概念提出及知識體系建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頁。

②（英國）科林·布朗著，查常平譯：《歷史與信仰：個人的探詢》，《中譯本導言》，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頁。

③本研究所談及的“跨境民族”，所涉及的具體內容主要是就同一跨境民族而言的。后文中談及的結構和實踐，都是就同一民族而言的。

①《現在瑞麗有多少緬甸人口呢? ? 瑞麗和緬甸的邊境圖片》，

世界人口網， https：//m.renkou.org.cn/hot/pic/2021/0707/30

6343.html，2021年7月7日。

①⑥（美國）斯蒂芬·弗蘭佐著，葛鑒橋、陳俠、胡軍生等譯：《社會心理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頁， 第353頁。

②類群體是指我們所屬并形成我們社會身份一部分的群體。外群體是指任何我們不是成員的群體。參見（美國）斯蒂芬·弗蘭佐著，葛鑒橋、陳俠、胡軍生等譯：《社會心理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頁。

③結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制度中循環反復采用的規則與資源。

④（德國）卡爾·曼海姆著，張旅平譯：《重建時代的人和社會：現代社會結構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頁。

⑤“群體極化”，360百科，https：//baike.so.com/doc/58321

58-6044984.html.

①（英國）安東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綱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

①（挪威）托馬斯·許蘭德·埃里克森著，董薇譯：《小地方，大論題——社會文化人類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16頁。

②（德國）約翰尼斯·費變著，馬健雄、林珠云譯：《時間與他者：人類學如何制作其對象》，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頁。